《罪与罚的彼岸》读后感锦集

《罪与罚的彼岸》是一本由[奥]让·埃默里著作，三辉图书/鹭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2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罪与罚的彼岸》读后感(一)：罪与罚的彼岸

他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前面那句话的意思是，他活着走出了奥斯维辛。但是这仅仅是就肉体层面而言。在精神层面上，他真的活着走出奥斯维辛了吗？

他来自奥斯维辛。1943年他因散发反纳粹资料被捕，先后关押在布伦东克、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贝尔森，直至1945年被解救。战后十年，他抛弃了自己的德语姓名汉斯·梅耶，将其重新排列组合为法语姓名让·埃默里。又过了十年，他打破沉默，开始审视自己在集中营中的两年。

一些幸存者选择缄默，就像埃默里在战后的前二十年那样。但是，那段经历就像表面结痂内里却仍在流脓的伤口，唯有忍痛揭开，才有疗愈的希望。短短两年集中营时光，却耗费埃默里二十年的岁月，尝试着去勇敢直视。

1964年，埃默里动手了。他反思知识分子在集中营中的孤独与绝望，反思酷刑带给他的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反思身为（母语为德语的）犹太裔奥地利人面对德意志文化的艰难抉择……字字如刀，句句淌血，冷峻却残酷。不同于旁观者，对像埃默里这样的幸存者而言，对纳粹极权之恶的反思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1978年，埃默里死于自杀。此时距他的肉体离开集中营已经三十多年，一段足够让幼童步入中年的光阴，而埃默里的精神，却终于在集中营中步入死亡？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 [奥]让·埃默里/杨小刚/三辉图书|鹭江出版社/2018-5

2018年夏 子扉我 季风异次元空间二世

原载上海季风书园微信2018年8月28日

《罪与罚的彼岸》读后感(二)：一个人对时代声势浩大的反抗

除去《莎拉的钥匙》，《朗读者》这是我看的第三本关于集中营，二战话题的书。这本书和之前两本小说完全不同，它尖锐、坦荡，毫无畏惧的书写了那个年代的歇斯底里与惨绝人寰，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自然的谈笑风生，我无法相信，世界上曾经有过如此受伤的人，不是一个，不是一百个，是六百万，是一个族群。

让·埃默里幸运的拥有书写的技能，所以他可以将内心的愤恨与痛苦稍微写出一点，可还有上百万的人呢？他们注定一辈子拖着残缺的身体与空虚疲软的灵魂在这世上踽踽独行，无能为力。我在图书馆打下这段字的时候，胳膊上难以控制的起了鸡皮疙瘩，或许就在此刻，就在我因为图书馆没开空调而和朋友在微信抱怨的此刻，还有人因为战乱贫穷，失去至亲，泪水还未在脸上干涸，就要收拾行囊去往新的旅途。我突然莫名奇妙的就理解了让·埃默里的怨恨，这怨恨是对整个世界，整个时代的怨恨。

为什么犹太人惨遭屠戮，为什么无人伸出援手，为什么苛求我们原谅一切……即使让·埃默里语气中满是不忿，但他还是卑微的说出“请求那些被我们的记恨打扰了安宁的人多些耐心”。他一辈子忘不掉集中营里的酷刑，被放出后始终在极端孤独中忍受煎熬，却还要在社会压力之下同意宽恕和遗忘。

忘不掉的，被架子吊起来时后背疼到扭曲的感觉，被拳头击中时孤立无援的溃败，被一次次强调身份，轻贱打量时的痛苦，失去故乡之后，连带着对自己民族都怀疑的颤栗的灵魂。还有永远回荡在脑海的“没人应该挨饿，没人应该受冻，但犹太人应该死掉……”

这些从未过去

力量何在？软弱何在？连灵魂都得不到安稳，何谈力量与软弱。

让·埃默里的作品或许就是他力量的体现，用一本书来对抗世界曾施之于他身的虐待，这也是他软弱的体现，自身的肉体与精神已经难以抵抗这偌大的滴血的事实，只能发于笔端，让世人都不得安稳。

或许这就是在书中他所谈到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自我延续。

《罪与罚的彼岸》读后感(三)：关于他人的痛苦

痛苦是可以讲述并被人所理解的吗？私人性的苦难是否具有超过普遍性的伦理意义？

加缪在他早期的作品《反与正》中借一个濒死老女人的故事明确告知我们：不能。不但不能，任何正常人在面对他人这种极端个人化的痛苦与苦难时，唯一能做的仅仅是保持一种尴尬而难堪的社交礼貌然后尽可能快的逃离那里。

为了能让这个世界继续运转下去，为了保证良好的社会秩序继续发挥效力，个人的痛苦必须被抹除。而如果抹除不了，那就起码应该视而不见。一个有道德的人，在遭受了突如其来的苦难时，他所应做的是藏起自己的苦难，并尽可能与世界握手言和。以此他换来了被世界和所谓社会的接纳。这一点作为已被我们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具有普遍性的伦理真理而无条件接受。

但在埃默里这里，埃默里说他决不接受这种荒谬的妥协。他在此返回约伯天问的源头。在此书中他如同约伯那般问道：这私人性的（或极少数人的）痛苦如何计量和评判？“称一称我的痛苦，它比世上所有的沙都要重。”他返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并与伊凡站在一处，对人类和解与宽恕的未来提出质疑。他同伊凡一样拒不接受这和谐的光明美好的前景，因为这种宽恕和所谓人类和谐的未来永远也不能遮盖并消除他以及那被摧残的极少数人历史性的无可替代的痛苦。因为这痛苦的不可穿透性，它只能被展示而不可被理解更不可能被宽恕。

埃默里带着他和那些极少数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的疼痛与自尊拒绝和解。埃默里拒绝为了任何一种历史的大同与和谐，任何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而放弃自己要求赔偿的权力。他要求什么样的赔偿？他要求时间倒转！让这一切从未发生。或者退一步，他要求那些施加这种侮辱与痛苦的打手、他们的上司、意识形态制造者和国家领袖以及一切对此保持沉默不语的所谓无辜者接受同样的侮辱与痛苦。

这无关民族和国家，更无关犹太人与否。埃默里在此提出一个伦理意义上的重大问题，历史上曾有极少数人提出过这个问题，约伯、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但几乎所有观众都对此沉默或有意视而不见。这个问题指向人生存的最深的秘密—一个人，一个个体，有无权利向人类的集体要求赔偿。我们知道，所有的审判都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审判，那么，这不得不接受审判的少数人，或一个人，这一个个体，有无权利拒绝这项审判并审判其他所有人？！

简而言之，埃默里返回历史上那极少数意识到这一点的伟大个体的源头，提出了他决不妥协的要求。他要求时间倒转，让一切从未发生，以此，也仅因此他才会宽恕和原谅。或者，让所有人都与他一同经受他已经经受的侮辱和痛苦。而这两者，如同我们早已被教导的那样，都是不可能的。如此就只剩下一种选择，也就是埃默里唯一能做的，带着这永不消退的痛苦与被侮辱的尊严，告知这个世界和所有那些认为自己无辜的旁观者，他绝不原谅。

我们知道，抱有这种决不妥协又绝无实现可能的人物历史上还有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在此意义上，埃默里就是现实版的地下室人。他以不具有现实意义的私人性个体化的痛苦要求中断历史的进程并改写历史。他为了实现被侮辱与被伤害的人的尊严的要求，命令全世界必须同意：人的痛苦和尊严超过世间一切大同与和谐的道德理念。他要求将人的痛苦与尊严放在天平上称量，并宣称，全世界的沙都没有这痛苦的一丝一毫重。如同我们所知，地下室人没有光明的结局。任何所谓正能量对于地下室人来说都是笑话，都是沙。地下室人被他的欺辱和痛苦所充满，他执拗的紧抓住这痛苦以此与整个人类的虚伪道德进行对抗，他以他不可约减的痛苦为证据要求对整个世界的审判。地下室人的命运早已注定，即使我们并不知道他最后的结局。

我们知道埃默里的结局。

《罪与罚的彼岸》读后感(四)：《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

作者带着诗人的耳跟小说的眼，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生动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在纳粹统治及其大屠杀下幸存者该如何真正生还的故事？

本书作者让·埃默里在奥地利维也纳出生，他是奥地利著名哲学家，奥斯维辛幸存者“大屠杀亚文化中的圣人”。1943年，埃默里因散发反纳粹读物而遭逮捕，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直到1945年才被释放出来，战后，埃默里在瑞士的多家德语报社做记者谋生。1966年，他出版了书写自己奥斯维辛经历的文集《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开始被广为人知。后来又出版数本著作，著有《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等。

作者让·埃默生是犹太人和比利时抵抗运动员，他曾经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处在糟糕的集中营这样的环境下，不同职业的生存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属于集中营里的流氓无产阶级，极其没有地位。他们会被分到一个小组，挖坑、埋线缆、甚至是搬运水泥和钢梁，都是做一些体力活，而且在集中营里，他们是没有职业资质的工人，只能在野外干活，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已经是对他们下了判决的。不过，像医生这样的，有的可能会在医护所的地方栖身，会比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待遇好一点，但也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享受到如此待遇。但是，脑力劳动者在集中营的工作环境是最不好的，特别恶劣，所以，很多人总想试图隐瞒他们的职业，有的人能蒙混过关，因为他们可能会有其他的手艺，而有的人谎言则被识破，一旦被识破，那可能就有丧命的危险。

集中营的生活，不仅要求身体矫健，还要有残忍的血性。很多时候，只有拳头才能解决问题，而不是精神上的勇气，或者是靠言语苍白的阐述。集中营的纪律同样也是糟糕的，拿从事脑力工作的人来说，他们并不是很会铺床，每天满头大汗的跟被褥搏斗，依然也叠不好被子，这样长期以往，他们更加容易担惊受怕，怕回去后会挨揍挨饿，毕竟这种事情都做不好，挨打是难免的。作者说，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是对死去的恐惧，在集中营里的囚犯，不管是有学问的还是没有学问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死亡方式，他们都会感到恐惧，被囚禁在集中营里的囚犯，实际上也是对他们精神上的摧残，不过，只要知识分子的肉体没有彻底被摧毁，他们就不会丧失精神，也就不会丧失思考的能力。

如果说对囚犯的精神摧毁还不够的话，那么肉体上的摧毁，应该会让人更加容易丧失自我。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了比利时的布伦东克，布伦东克就变成了一个小型的集中营，那里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叫做“事务室”，“事物室”顾名思义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务，他们的事务是死亡。“事务室”放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铁质工具，都是摧残囚犯的，作者让·埃默生就是在“事务室”受到了残酷的刑讯。然而，他还是幸运的，至少没有人把烧红的铁钉钉入到他的指甲盖下，也没有人用点着的纸烟直戳他的胸膛，他的身上也没有留下明显的伤痕。尽管这样，这种刑讯已经算是一个人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

1943年，作者被逮捕，逮捕的罪名是散发传单，被逮捕之后，首先会先挨一顿打，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囚犯认罪，所谓的屈打成招也不过如此了。作者在书中对自己遭受过酷刑加以描述，描述很彻底，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意志力，那些经受了折磨、疼痛的恐惧，最终都刻入到了身体以及记忆里，成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此外，当作者成了流亡的难民时，他也深刻的认识到，故乡恐怕再也回不去了，因为没有归来，即使重新进入某个空间也不可能重获逝去的时光了，我们与自己的故乡告别，去往异乡是历史的必然。就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日后流亡的日常生活会教会给他：“苦难”最早的意思是流亡。人需要多少故乡？同时，作者还告诉我们，他能背负在身上的故乡越少，需要的就越多。

遭遇这一切，最终还能成为幸存者，重新回归到正常人生活的让·埃默生，他怨恨过吗？作为幸存的抵抗战士，还是犹太人，被许多民族所痛恨的政体的受迫害者，那些曾经折磨他的酷刑，他很认真地说，这些过往的可怕经历，是会让人产生怨恨的。怨恨的形成是没有任何原因的，摆脱不了怨恨，就只能跟怨恨一起生活。然而，记住怨恨，目的是要让施暴者悔恨自己的恶行，所以它才会一直存在。在集中营里，对犹太人的屠杀是一种残忍的手段，尽管灾难过去好久了，这些曾经被囚禁的人，也因此收获到不少的荣誉，但犹太人的身份仍然给作者带来恐惧，他开始反思做犹太人的必然以及不可能。

好了，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这本书详尽地讲述了被囚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受难者的艰难生存，作者以亲生经历，描述了令人吃惊的历史细节以及难以言表的苦难情感。尽管时过境迁，但历史的真相值得我们铭记，经历之后，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和平年代的美好生活。

《罪与罚的彼岸》读后感(五)：摘一些

比如,奥斯维辛里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死亡？一个广阔的、不容忽视的领域,在这里只能略加考量。我可以假定这一点众所周知:集中营的因犯不是在死亡的门口,而是与死亡共处一室。死亡无处不在。毒气室牺牲品的挑选经常举行。在操场上吊死一个囚犯不值一提,同伴们必须向右看齐,伴着快速的进行曲列队走过在绞刑架上晃动的尸体。人一批批地死去,在工地,在医院,在禁闭室,在牢房里。我记得那时候,我毫无敬畏地踩在堆成山的尸体上。我们所有人都太虚弱了,为了把死人从木屋子里拖到空地上已经毫无顾忌。不过,这些都是众所周知到让人耳朵起直的事实,属于一开始提到的那些暴行,好心人劝阻我不要详细地讲述这些事情。 有人也许会反驳,前线士兵也始终受死亡威胁,所以在集中营里死亡并无特别之处,也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问题。还需要我说这样的比较不合适吗？就像前线士兵的生命,无论他们遭受了什么,都无法与集中营囚犯的生命进行比较,士兵之死与因犯之死也是不可化约的度量。死去的士兵或是英雄或是牺牲者,囚犯却是供居宰的牲畜。士兵被驱赶到战火中,他的生命也无足轻重,这是事实,但国家并没有安排他们,而是希望他们幸存。但圆犯最后的义务就是死亡。关键的差别在于,与囚犯不同,土兵不仅是死亡的目标,也是死亡的承受者。可以这样形容:死亡不仅是落在他身上的侧刀,也是他手里的剑。当他承受死亡时,他也能施予死亡。死亡从外部作为命运降临到他身上,却也从内部作为他的意志冲杀出来。死亡于他同时是威胁与机会,而囚犯死亡则是早已算好了的结局——最终解决!在这样的处境下,知识分子和死亡撞到一起。死亡摆在他面前,而精神还在他心中不时翻腾。精神与死亡对立,试图——可以说,这是徒劳的——维护自己的尊严。

不一定是酷刑,逮捕和挨的第一顿打就足够了。长着一张大众脸的男人对我说:“如果你说了,就进战地警察的牢房。如果你不招,就去布伦东克,这意味着什么,你明白。”我明白,却又不明白。不管怎样,我渐渐地像那个买报纸的人一样行事,像已经确定好的那样说话。我非常愿意抛开我非常熟悉的布伦东克,说一些大家乐意从我这儿听到的东西。只是可借,我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别的熟悉的东西。同犯？我只能说出他们的假名字藏身处？只有晚上人们才会被带到那去,准确的地址无人知晓。对那些男人来说这些是常用的废话,不值深究。他们轻蔑地笑着。突然,我挨了一拳——第一拳。 审讯时殴打犯人在犯罪学上来说只有微乎其微的意义。它被默认实行和接受,用来对付那些顽固、不愿招供的因犯。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上面提到的律师阿菜・梅洛和他的著作《酷刑》( La Torture),那么殴打或多或少在几乎所有警局——包括西方民主国家的警局——普遍使用,英格兰和比利时是例外。在美国,人们会说“第三档”,一场警局审讯进行到第三场,据说有比拳打脚踢更恶劣的事情发生。法国甚至为在警局殴打找到一句显得亲切、无害的黑话:对囚犯的" passage a tabac"(过道冒烟了)。“二战”之后,一个法国高级刑事官员在本写给他的下级看的书里带着极大的乐趣巨细靡遗地解释,在“法律界限”内审讯时的暴力逼迫为何不能放弃。 当警局里类似的事情被揭露、公布时,大多数时候公众一点都不尷尬。极端情况下,国会里某个左派议员会向政府提出质询。然后历史就在沙滩上消逝了。我从来没听说过,上级不会极力掩盖打人的警察。所以,不能与真正的酷刑相比的殴打在公众中从来没有引起持续的关注,但这对那些遭到殴打的人来说是难以抹去的记忆,这种记忆——为了不把那些大词耗尽又说得清楚的话——如同梦魇。第一拳就让被捕的人意识到,他孤立无接。第一拳已包含了后来所有的东西。你可能听说过监狱里的酷刑和惨死,但以前的认识不包含任何亲身体验,在第一次挨打时这一切就作为真实的可能性,作为确定无疑的东西让人体验到。人们可以用拳头打我的脸我在惊愕的呆滯中感受受害者的痛苦,最后也结東在沉闷的确定性中:我现在任人宰割。外面没有任何人知道,没有任何人支援我。急切地想向妻子、母亲、兄弟或者朋友求助的人,在这里呼告无门。 以前的记载中鲜有提及,任何一个没有挨过打的人会做出这一伦理和情感上的结论:圆犯挨的第一记殴打让他丧失了人的尊严。我必须承认,我并不确定,人的尊严是什么。有人处于没法天天洗澡的处境中,就会认为自己丧失了尊严;另一个人会认为,当他在一个官员面前必须将另一种语言当作自己的母语时,他就丧失了尊严。人的尊严有时和某种确定的生理舒适联系在一起,有时和自由的言论表达相关,其他情况下也许和能与同性性伙伴相处有关。所以我不知道,被警察殴打的人是否丧失了人的尊严。但我确定,在第一拳将他击倒在地时,他丧失了某种东西,我们也许能暂时将其称作对世界的信任。这包含很多东西:对连续因果性的非理性的、逻辑上无法验证的信念,或者是对归纳法有效性同样盲目的确信。而更重要的——在我们的联系中也是唯一相关的——是这种确定性:他人出于成文或未成文的社会契约关怀着我,准确地说,他人尊重我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存在,这是对世界之信任的重要元素。我的身体的界限是我的自我的界限。皮肤将我和陌生的世界分割开来,当我对这个世界保持信任时,我可以接受来自外界的触碰,如果我愿意去触碰的话。 因为第一记殴打,这种对世界的信任崩溃了。我与他人在这个世界上陷入生理上相互对立的状态,只有当他们不触碰作为我的界限的皮肤时,我们才能相安无事。他们在殴打我时,用他们的身体性压迫着我。他们凌驾于我之上,要毁灭我。这就像强奸,像没有征得另一方同意的性行为。自然,只要有一点成功自卫的指望,有种机制就会发生作用,通过它我可以平息他人对我的界限造成的损坏。我一方面通过紧急防卫扩展自我,使我的身体性发生客观作用,另一方面重新确立我对自身持存的信任。社会契约于是有了另一种文本、另一些条款: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人的生命也可以这样被确立。当他人打落你的牙齿,打肿你的眼睛,当邻人( Mitmensch)变成敌人,而你毫无防备面对他们时,生命的维护便毫无可能。如果孤立无援,他人在身体上的压制最终就变成彻底毁灭你的生存。

对帮助的期望和确信事实上属于人和动物的一种基本经验,曾谈过“自然界中的相互帮助”的老克鲁泡特金( Pytor Kropotkin)和现代动物行为研究者爱德华・洛伦茨( Edward Lorenz)曾很有说服力地指出了这一点。对帮助的期望是一种与为存在而斗争一样的心理构成要素。就一会儿,妈妈对疼哭的孩子说,很快就有一杯热水、一碗茶,没有人会将你弃之不顾。我给您开一服药,医生保证说,这会对您有帮助。即使在战场上,红十字会的野战医院也能够援救伤者。在几乎所有的集中营里人们可以同时感受到对身体的残害和对帮助的期待:前者通过后者才有所补偿。但在警察的挙头第一次打在我身上时,没有任何防备,没有援手能把它挡开,就这样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终结了,再也无法复苏。

托马斯·曼很久前在《魔山》中曾这样描述:人的身体越无望地忍受苦难,人就会变得越身体化。如果这话没错的话,那么折磨就是所有身体的狂欢中最可怕的。感染肺病的身体会在亢奋状态下狂欢,而被酷刑拷打就是死亡的仪式。 人们试图继续做出各种思辨。我们说,疼痛是我们的身体性可以想象的最高的攀升。也许它还是更多的东西,亦即死亡。没有任何逻辑上可通行的道路把我们引向死亡,但可以设想,通过疼痛,一条通向死亡、预感死亡的道路打通了。最终我们面对的这个等式:身体=疼痛=死亡,这个等式在我们的情况里可以再还原为这个假设:他人借以将我们彻底变成身体的酷刑消除了死亡的对立面,让我们可以体验真正的死亡。不过这个等式逃避了事实。对此我们只能对个人的体验表示救意而且必须补充:酷刑具有永不消弭的特点。谁遭受过酷刑,就一直在经受酷刑。酷刑无法磨灭地在他体内灼烧着,即便没有任何医学上可确证的客观痕迹时也是如此。酷刑经验的永续赋予被折磨的人进行思辦的飞跃的合法性,这种飞越并非必然是某种超越,而是可以提出某种有效性要求。 我一直在说被严刑拷打的人。不过也该说说那些暴的人了。从前者到后者没有任何联系。现代警局里的刑罚不晓得任何复杂的神学命题,这在宗教法庭上是联结双方的东西:信仰在折磨的快乐和被折磨的痛苦中让双方合为一体。行刑手相信他们是在行使上帝的法律,因为他们在净化犯罪者的灵魂,被折磨的异端或者女포完全不否认他有这一权利。一种恐怖的、颠倒的二合状态产生了。而这在我们时代的酷刑中并不存在。行用手对于被上刑的人只是一个他者,而作为一个他者,在这里我们要对他审视一番。 将我脱臼的双臂吊起,用皮鞭抽打我摇晃的身体的他者是谁？首先可以采取这样一个视角,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不过是变得粗野了的小市民和下级的行刑官。如果想要获得一个比关于“恶的平庸”观点更深入的看法那么就有必要尽快抛开这一视角。他们是施虐狂吗？我有理由相信,在性心理病理学意义上他们不是,我相信在被盖世太保关押和在集中营里囚禁的两年间,我没有碰到一个这种意义上的施虐狂。但他们确实很像,如果我们不考虑性心理病理学,并尝试按照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哲学范畴来评判这些行刑手。在其真正的词义上,施虐狂是一种疯狂的世界观,这不同于通行心理学教科书上的施虐狂,不同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所解释的施虐狂。所以这里要引用下法国人类学家乔治·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他曾深入思考过疯疯癫的萨德侯爵。我们也许会看到,折磨我的人处于施虑狂哲学的边缘,更甚者是,与其说国家社会主义在其整个范国内被刻上一种难以定义的“极权主义”的印记,不如说刻上了施虐狂的印记。 对于巴塔耶来说,施虐狂不是从性心理病理学上来理解,而是从存在主义心理学上来理解的。按照他的解释,施虐狂呈现为对他人的极端否定,对于社会原则和现实原则的双重拒绝。一个折磨、毁灭和死亡获胜的世界不可能存在,这点显而易见。但是与施虐狂相关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持存,相反,他想要抛弃这个世界,他想要在对邻人的否定中实现自己彻底的主权,而部人对他来说在一个完全确定的含义上就是“地狱”。部人被当威单纯的肉体,通过肉身化,邻人被带到死亡的边绿必要时他最终会被推过死亡的边界,遁入虚无。就这样,施虐者和凶手实现了自己的毁灭式的肉身性,但不用和被虐者一样完全丧失自身:合适的时候,他可以停止酷刑。他人在承受疼痛和面对死亡时的惨叫向他证明,他是肉体和精神、生命和死亡的主宰。就这样,酷刑彻底颠覆了世界的社会联系: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当我们也保证邻人的生命,约束自我放纵的快乐,减缓邻人的苦难时,我们才能够生活。而在酷刑的世界里,人只能通过伤害他人来延续自己的存在。握着凶器的双手稍一用这颗脑袋里也许装着力就足够将他人连同他的脑袋康德、黑格尔、所有新的交响乐和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一弄成尖声喊叫、斗殴的流氓。当这一切发生时,当他将自己伸展进邻人的身体,并消灭掉他的精神,施虐者就可以点上一根香烟,去吃早餐,或者,如果他有兴致,也会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稍做逗留。

凡受过酷刑的人,对这个世界都不再会有故乡的感觉。毁灭的屈辱无法根除。在挨了第一拳后就部分丧失,最终在酷刑中彻底崩溃的人,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再无法重新获得。邻人变为敌人,淤积在胸口的恐慌在被折磨的人那里挥之不去,他们不再朝外望向一个世界,一个由“希望的原理”主宰的世界。被折磨过的人手无寸铁地被恐惧主宰。恐惧一直悬在他的头顶,挥舞着它的权柄。然后,恐惧又变成怨恨。它留在那里,一有机会就在泛起的欲图净化一切的复仇欲中变得更加浓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