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功臣与唐初政治读后感摘抄

《太原功臣与唐初政治》是一本由张耐冬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0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太原功臣与唐初政治》精选点评：

●L

●皂鵰扑燕，狮子搏兔。

●总体不错，不过还是第一部分最有趣，果然还是知易行难

●关于隋末唐初的政治史写的比较好，指出唐高祖在太原是仓促起兵，很快又入关，与太原功臣集团并未建立太多联系，因此武德以来政治走向是以其为核心的亲贵政治，对唐朝之后中枢政制的演进有深刻影响，又驳斥了所谓“关陇集团”等说法。但是前面有关陈寅恪理论和关陇集团等的梳理未免累赘，刘文静被杀和突厥的关系近乎猜测。此外，唐初历史书写经历了唐高祖起兵的合法性（如何取代隋朝）、贞观对唐高祖及功臣的定位，文献流传等问题，所以一直有所争议，本书就太原起兵过程梳理详细，值得一读。

●上篇对陈寅恪的关陇集团，婚姻政治做方法论的分析，进而引发对太原功臣样本化的反思。读起来甚为流畅，对唐代开国史叙事重构颇有见解，是我个人最近看到的很不错的一本书啦。

●冷饭炒出新花样，大体就是中古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尝试值得肯定，用亲贵政治观察唐朝建国过程的特殊性确实更为细致，关于李渊“多谋寡断”的性格倒是可以修正前人用《起居注》塑造的过高形象，刘文静之死的考证颇见功力。但略失望，作者用了很大篇幅检讨陈寅恪关陇集团及婚姻集团学说，并关注到陈氏理论的变化，本以为后面的研究会有怎样的高论，但总体感觉还是眼高手低，落差不小。按作者的说法武德一朝，关陇集团在唐朝中枢政局中已不具优势，以皇帝为核心的亲贵政治才是其本质。不过我实在看不出作者这种说法能对陈寅恪的关陇集团学说能造成了多大的冲击，而且作者也承认了所谓的亲贵多是关陇贵族出身。李渊选择信任哪一部分人和关陇集团在唐初的地位有何关联？不触动陈氏理论的根基，那在我看来就和汪篯黄永年一样，只是在陈说基础上做了修正而已。

●全书从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理论及婚姻集团理论综合入手，在重视婚姻集团理论的背景下，自褒功臣诏切入，考镜源流，对太原起兵元谋勋效团体在开国过程的的政治地位变迁做了一番精彩梳理，并结合刘文静事件的细密分析，得出义宁武德亲贵政治之结论。最终作者还在亲贵政治的基础上，上溯开皇、下及贞观，对开皇、大业、武德、贞观四帝政治进行了颇有启发性的概括，并进一步升华出李渊在宇文泰与武则天之间的意义，酣畅淋漓，颇为痛快。

●13（19）李渊作为来外政治领袖晋阳起兵有其条件局限，不得不借助太原地方势力，但是因为其与太原地方势力的信任程度有限，在之后的政治发展中有意识的将其边缘化，并借助“别恩”的形式作出政治补偿，但是其在义宁之政和武德初年的政治构架是以早年背景熟识的“关陇集团”为核心的亲贵政治，这一保守构架有着稳定朝局的功用，但同时也引起了政权中功臣群体的不满，裴刘之争就是亲与功的争执显化，后来“山东旧族”“山东豪杰”“江南士族”等政治势力在武德一朝并没有有效的得以整合也暴露出“关陇集团”不足以驾驭政局的去集团化本质。太宗玄武门之变的上位给唐初政治的史料蒙上了不可知的阴影，高祖其人才量几何已无从可考，但其能在乱世中迅速开辟局面，定有其超乎常人之处，太宗对其，更似政治红利继承者享用果实的同时刷存在感增强政治正当性。

●創業夥伴太不給力… 家族企業不好管理…

●武德朝亲贵政治 国史书写中太原功臣之事迹沉浮有启发。唐初历史还大有讨论的空间。

《太原功臣与唐初政治》读后感(一)：重写唐初政局

一本以太原功臣为切入点讨论唐初政治的著作，如作者所说，太原功臣并不是这本书的中心，而是分析唐初政治情况的参考系。 第一部分从陈寅恪先生“关陇集团”和“婚姻集团”两种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入手，指出陈先生思想的前后变化，“婚姻集团”对前者的修正和“陈寅恪范式”重视宏观历史叙事而对很多具体时间的分析存在空缺之处。 第二部分则从褒功臣诏入手，首先对这一诏书开展史源学分析，确定《册府》所载内容较为原始，之后分析这些功臣的政治境遇，揭示他们在义宁武德政局中的边缘化地位，并且分析了李渊采用“恕死”这一褒赏方式的原因。再后结合李渊起兵的历史过程，认为，李渊起兵实际上有很大的偶然成分，其在太原根基不足，所以对同他一同起兵的太原地方势力并不足够信任，太原地方势力割据自保的“太原本位政策”与李渊的目标也相悖。所以，李渊选择强化其亲旧地位，同时逐渐稀释“元从勋效”的作用。武德时期则建立了亲贵政治，通过给予特殊优礼强化裴寂萧瑀等人在行政权上的领导，军权则牢牢掌握在建成、世民、元吉等嫡子手中。在这一政治体制中关陇集团作为共同身份仅是李渊获得亲旧的身份背景。 最后从历史书写的角度，以刘文静为例分析了对唐代功臣事迹描述的生成过程，指出他们在武德-贞观年间的表现会遮蔽了他们在起兵时的真实情况，需要加以辨析。 总的来说，该书理论深度较高，所以不太好懂，此外限于主题，对隋唐嬗代之际更为广泛的局势虽提到了很多要点，但还是泛泛而谈。

《太原功臣与唐初政治》读后感(二)：武德贞观朝的亲贵政治

这本书以太原功臣这一群体作为切入点，探究了唐初的政治模式。

在第一章，作者用大量篇幅回顾了学术史上对陈寅恪的“关陇集团与关中本位政策”和“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反思与修正。这是研究初唐史绕不开的模式。

之后，作者从武德元年颁布的《褒功臣诏》入手，从李渊太原起兵开始，结合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探究了李渊何以抛弃元从功臣，任用裴寂等亲信建立亲贵政治的模式。一方面是因为从一开始李渊就对这些元吉功臣不信任，从“我有尔辈，而无萧曹”的隐忧直到贾胡堡之议中太原功臣表现出了与李渊的不同立场。另一方面是李渊在起兵时还有入住长安都打着尊隋的旗号，打击太原功臣也是他为了淡化反隋武装行动，构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李渊最终抛弃太原功臣。

刘文静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功臣，想要挑战亲贵政治，最终反被诛杀。结合当时的背景，作者还认为李渊将其处死，有怕刘文静最终偷靠突厥的因素。这个推断也不无道理。

太原功臣的命运并没有因为李渊的亲贵政治而结束。随着李世民的上台，李世民依据和他的亲疏关系和功劳大小，又对太原功臣进行了重新定位，从刘文静未被列入凌烟阁24功臣名录，也可看出刘文静并非李世民一党。作者还认为李世民是李渊亲贵政治中最大的受益者，玄武门之变也可说是亲贵政治的产物。而李世民继位以后，无意识间也还是延续了亲贵政治，处于权利核心的房杜长孙都是李世民最为倚重的亲信。

这本书从细节入手，关注了不同史料里的差别，并以此分析了李渊李世民的政治心态。既有宏观的政治模式，也有微观的政治叙事，分析合理客观，可读性也比较强。

《太原功臣与唐初政治》读后感(三)：“致命之士”辨

本书中篇第二章的题目是“‘我有尔辈，而无萧曹’：李唐创业史事索隐”。“我有尔辈，而无萧曹”之语出自《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该章第2节引录相关文字如下：

帝乃将世子及敦煌公等，率家僮十数巡行营幕。次比器仗精粗，坐卧饮食，粮禀升斗，马驴饥饱，逮乎仆隶，皆亲阅之，如有不周，即令从人借助，亦不责所属典司。顾谓二见（“见”应作“儿”）曰：“天下神器，圣人大宝，非符命所属，大功济世，不可妄居。所以纳揆试艰，虞登帝位，栉风沐雨，夏会诸侯。自时厥後，膺图甚众。启基创业，未有无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宫，长于贵戚，牧州典郡，少年所为，晏乐从容，欢娱事极。饥寒贱役，见而朱（“朱”应作“未”）经，险阻艰难，闻而不冒。在兹行也，并欲备尝。如弗躬亲，恐违天旨。尔等从吾，勿欲懈怠。今欲不言而治，故无所尤，庶愚者悦我宽容，智者惭而改过。”世子及敦煌公请曰：“经纶机务，一日万端，取决英谟。四方辐凑，麾下驱驰，儿等承之。自余常事，请付司存。巨细以闻，恐疲神思。又虑将佐等不被委任，顿以自疑。”帝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华夷不附，爵赏不行，吾之责也。摧锋蹈刃，斩将搴旗，尔之务也。深沟高垒，谈笑从容，将吏之逸也。吾忧责尔，急於务逸乐，推下功名与之，贤自当内省，不贤吾无所愧。然晋阳从我，可谓同心之人，俱非致命之士。汉初有萧、曹，而无尔辈；今我有尔辈，而无萧曹。天道平分，乃复如是。行矣自爱，吾知尔怀”自是以后，记室奉命宣旨称“教”，部伍间事，给付一物，军书羽檄，赏罚科条，接抚初附，慰院远近。帝或口陈事绪，手疏意谓，发言折中，下笔当理，非奉进旨，所司莫能裁答。

作者认为，“‘晋阳从我，可谓同心之人，俱非致命之士’，即指元从诸人在反隋自立之事上与他目标相同，但未必忠诚可靠”。这是将“致命”作“（愿意）牺牲生命”解。但是，既曰“同心之人”，紧随其后又言“非致命（牺牲生命）之士”，转折过于违和，似乎难以理解。其实，“致命”固然可做“牺牲生命”解，但除此之外，尚可作“传达命令”解。兹举三例。

《仪礼・聘礼》：“劳者奉币入，东面致命。”

《史记・项羽本纪》：“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

颜真卿《晋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魏夫人仙坛碑铭》：“太微天帝、中央王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大帝君、金阙后圣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

纵观引文，所述之事当是：草创之时，李渊事必躬亲，建成、世民劝谏：“经纶机务，一日万端，取决英谟。四方辐凑，麾下驱驰，儿等承之。自余常事，请付司存。”若据二子所言，则政务宜分为三，李渊规划方略，处理机要；二子招贤纳士，统军征战；其余常态事务，则付诸有司。李渊不听，述其由曰：“然晋阳从我，可谓同心之人，俱非致命之士。汉初有萧、曹，而无尔辈；今我有尔辈，而无萧曹。”建成、世民劝谏在先，李渊答辩在后。李渊之言，其实针对建成、世民之建议。“我有尔辈”，“四方辐辏、麾下驱驰”，自然毋庸多虑。问题在于，“而无萧曹”。萧、曹于汉初扮演何种角色，则汉王之下肩负传命、执行之官员也。晋阳元从之士，虽“可谓同心之人”，但无能力扮演萧、曹之角色，即充当“致命之士”（传达命令之人）。在建成、世民劝谏之后，李渊不再深入基层，而以“旨”“教”代之，但“旨”皆出自李渊本人。换言之，局面虽有所改变，但因缺乏合适人才，并未深入实质。

如此解读，似觉通畅。

作者前文亦已提及，太原功臣多为武人。此辈后多充任中级武官，置诸疆场尚可，“致命”则勉为其难。因此，在从晋阳前往长安的路上，李渊政权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于，严重缺乏能够承担除军事以外各项事务的高层次行政官僚。吸收此类人才，而非吸收忠贞之士，是李渊政权的当务之急。否则，便很难理解李渊政权一路招降纳叛的用意何在。试想，隋朝降官尚且不忠于隋，又如何能忠诚于李渊政权呢？

（转载、引用请出注。谢谢。）

《太原功臣与唐初政治》读后感(四)：《太原功臣与唐初政治》读后

作者在检讨了陈寅恪“关陇集团”和“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理论的基础上，对唐初贞观武德政局提出了皇权主导下的亲贵政治解释框架，这一框架，并非是对陈氏理论的抛弃，而是以陈氏假说为基础，结合汪篯等前人对于“关陇集团”的解释，加以自己的分析，提出了统摄武德贞观两朝的“亲贵政治”模式。关陇集团的解体时间被学界研究往前推至杨隋，陈氏的“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中间出现了断层，这一断层作者用“亲贵政治”来概括。亲贵政治，作者概括为采取了南北朝时期多数的霸府政治模式，以心腹旧交为执政辅臣，并以此为核心，收聚各方力量，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并且亲旧并非出自某一强有力的政治派系及集团，亲贵权力始终从属于皇权，皇权凌驾于执政的亲旧人士之上。 上编作者主要是围绕陈寅恪“关陇集团”的提出，陈氏自身以“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修正以及学界后续反思与研究，指出了“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早陈氏假说中的重要性，以及学界仅仅将“太原功臣”的研究局限于对陈氏假说的验证上面的缺陷，提出应该将“太原功臣”回归皇权政治下的权力结构中看待。 第一章中作者首先指出了陈氏“关陇集团”理论的两重困境（“关陇集团”界定的模糊性与事实层面的论证不足为第一重；武后至玄宗时期，关陇集团到底是如何瓦解的，是为第二重困境）和根本困境——陈寅恪“关陇集团”理论的权力掌控和具体史实中的权力结构是否一致？（页10）作者敏锐的注意到了陈寅恪二稿完成后通过《山东豪杰》与《李武韦杨》等一系列论文，自身对关陇集团的修正——尤其是“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解释力与关陇集团正好在时间上平分秋色。至此，陈氏魏周隋唐政治史形成了“关陇集团——婚姻集团——安史乱后权力三分”的完整解释框架。因此作者提出“发现《婚姻集团》，以重新解释陈寅恪”。（页24） 第二章还是围绕“关陇集团”及后续的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汪篯、黄永年、雷家骥和毛汉光四家。汪篯三篇系列论文指出了关陇集团背后的皇权及其在若干政治集团组成的权力结构中的干预作用（页44），后三家均以统计样本的方式对“关陇集团”进行验证，且都注意到了太原元从功臣名单，但是这种样本化的统计在短时间段内的解释效力很难令人信服。作者指出仅仅将“太原元从功臣”作为验证陈氏假说的研究，成为样本分析在太原功臣研究中的最大弊端（页49），因此作者提出应该将“太原功臣”回归皇权政治下的权力结构中看待。 中篇作者以《褒勋臣诏》未出发点，通过分析“太原元谋勋效”的名单和，揭示出李渊通过免死“别恩”笼络太原元谋功臣，以换取他们放弃在唐初政治中的政治权力和地位，而这与李渊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及对太原功臣的不信任有关。 第三章首先对比了各种史料中的功臣免死名单，揭示出《册府元龟》对于免死名单的记载更加接近历史原貌。考察《褒勋臣诏》发布的时机，指出在太原功臣被排除在武德核心集团之外的现实下，有感于刘文静、殷开山的战败奔逃后被除名之事，李渊特地讲心中早已确定的名单人选以免死之“别恩”奖励元谋勋效，确立了对待太原功臣的政策：赐予免死资格的“别恩”，不赐“官爵之荣”——与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何其相似！ 第四章考察了李渊太原起兵到入主长安之间的过程，指出刘武周起兵之后的一系列偶然因素促使李渊仓促起兵，结果是必然要选择一些本不在考虑范围内的行动方式与合作者——即太原本地人士。但李渊绝对以关中为根据地进取全国，所以在进军过程中不断招募地方豪杰和草莽人士以抗衡太原本地人士。最终形成了“李渊及其家族、亲信垄断军政大权，以外来人士为主的权力核心和以太原人士为主的基层力量之间的主从关系”（页103）。作者敏锐的抓住霍邑之战中贾胡堡会议中太原人士主张回军的“太原本位”（页111）与李渊之间的矛盾，让李渊对太原功臣产生了“俱非致命之士”的印象（页114）。李渊在进军中的优抚政策除了减小抵抗阻力外，还具有调整政权中权力结构、稀释太原功臣权力的效果。（页123）李渊最终选择了亲贵政治路线来确定唐初武德政权的架构。 下编中作者进入武德贞观政局，将皇权主导的“亲贵政治”上升为理论并且用以概括武德贞观朝局（甚至包括隋文帝的政治）。首先作者分析了刘文静之死，不同于以往的“全盘否定、另起炉灶、各说各话”式的研究，作者真正借鉴了前人研究，又加以自己的新说，指出刘文静因反对李渊的“亲贵政治”而下狱，但是刘文静被杀实是武德二年内外局势——尤其是突厥支持下的刘武周步步紧逼的形势，刘文静作为李唐与突厥之间的重要联系人（陈寅恪研究），李渊为了杜绝刘文静在有怨望之心的情况下投靠突厥的后患而痛下杀手。作者还对传统中李世民和刘文静关系亲密的说法进行了考辨，指出这一印象，主要来自李世民即位的塑造以及许敬宗编修国史时的书写。 随后作者在“亲贵政治”的模式下重新审视了武德贞观政局，考察李渊在禅让前塑造的终于隋室的形象，主张破坏李渊此形象的劝进主要是元从功臣，将元从人士作为隋室的对立面，在集成隋正统的政治语境下，就使他们很难成为政坛的主导力量。（页178）不过，作者这一主张都是猜测，并未证明劝进者的元从人士身份，现存的史料中除了裴寂、李世民外都将劝进群体概括为“群臣”——事实上，在李渊代隋自立已成定局并且人人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劝进者恐怕不仅仅是元从功臣，而是包含了李渊下属的各种势力，以对未来新君表示忠心，否则以后如何立于李渊朝堂之上？ 最后作者主张在隋唐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关陇集团自身以及整个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复杂变化，为了应对这种变化，保证皇权，杨坚、李渊都选择了以私人关系建立中枢政局的政治合作，即建立皇权主导的“亲贵政治”模式，玄武门之变后的李世民延续了这一模式，但是被唐太宗巧妙的遮掩了（主要是很少显示出对非亲旧人士的排他性以及亲旧人士掌权后广泛的拔擢人才，但贞观朝的政治核心还是李世民的亲旧故臣。） 此外，作者非常注意史源学和文献学上考辨，在确定《褒勋臣诏》的名单时，仔细对比各个史料记载的异同，指出《册府元龟》对于免死名单的记载更加接近历史原貌。又关注到《大唐创业起居注》这一史学界较少怀疑的史料中对温大雅对李渊的回护问题，例如在贾胡堡会议的记载上，作者指出《通鉴》依据《太宗实录》的记载要比《创业起居注》的记载相对真实。（页108）在大兴城之战中，《创业起居注》也多对李渊的曲笔书写。在最后一章，作者分析了温大雅笔下的元从功臣角色，指出《创业起居注》对元从人士的处理，正符合李渊建国后为元从功臣进行政治定位时所面对的复杂问题（页177）。在墓志的材料的书写上，亦注意到墓志制作的时间和依据的史源问题（如《唐俭墓志》（页112）。 此书真真正正的的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且在写作中合理运用，加入自己的解读，形成新说，对史料的分析和对前人研究的把握都比较准确。

《太原功臣与唐初政治》读后感(五)：《太原功臣与唐初政治》读后

作者在检讨了陈寅恪“关陇集团”和“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理论的基础上，对唐初贞观武德政局提出了皇权主导下的亲贵政治解释框架，这一框架，并非是对陈氏理论的抛弃，而是以陈氏假说为基础，结合汪篯等前人对于“关陇集团”的解释，加以自己的分析，提出了统摄武德贞观两朝的“亲贵政治”模式。关陇集团的解体时间被学界研究往前推至杨隋，陈氏的“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中间出现了断层，这一断层作者用“亲贵政治”来概括。亲贵政治，作者概括为采取了南北朝时期多数的霸府政治模式，以心腹旧交为执政辅臣，并以此为核心，收聚各方力量，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并且亲旧并非出自某一强有力的政治派系及集团，亲贵权力始终从属于皇权，皇权凌驾于执政的亲旧人士之上。

上编作者主要是围绕陈寅恪“关陇集团”的提出，陈氏自身以“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修正以及学界后续反思与研究，指出了“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早陈氏假说中的重要性，以及学界仅仅将“太原功臣”的研究局限于对陈氏假说的验证上面的缺陷，提出应该将“太原功臣”回归皇权政治下的权力结构中看待。

第一章中作者首先指出了陈氏“关陇集团”理论的两重困境（“关陇集团”界定的模糊性与事实层面的论证不足为第一重；武后至玄宗时期，关陇集团到底是如何瓦解的，是为第二重困境）和根本困境——陈寅恪“关陇集团”理论的权力掌控和具体史实中的权力结构是否一致？（页10）作者敏锐的注意到了陈寅恪二稿完成后通过《山东豪杰》与《李武韦杨》等一系列论文，自身对关陇集团的修正——尤其是“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解释力与关陇集团正好在时间上平分秋色。至此，陈氏魏周隋唐政治史形成了“关陇集团——婚姻集团——安史乱后权力三分”的完整解释框架。因此作者提出“发现《婚姻集团》，以重新解释陈寅恪”。（页24）

第二章还是围绕“关陇集团”及后续的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汪篯、黄永年、雷家骥和毛汉光四家。汪篯三篇系列论文指出了关陇集团背后的皇权及其在若干政治集团组成的权力结构中的干预作用（页44），后三家均以统计样本的方式对“关陇集团”进行验证，且都注意到了太原元从功臣名单，但是这种样本化的统计在短时间段内的解释效力很难令人信服。作者指出仅仅将“太原元从功臣”作为验证陈氏假说的研究，成为样本分析在太原功臣研究中的最大弊端（页49），因此作者提出应该将“太原功臣”回归皇权政治下的权力结构中看待。

中篇作者以《褒勋臣诏》未出发点，通过分析“太原元谋勋效”的名单和，揭示出李渊通过免死“别恩”笼络太原元谋功臣，以换取他们放弃在唐初政治中的政治权力和地位，而这与李渊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及对太原功臣的不信任有关。

第三章首先对比了各种史料中的功臣免死名单，揭示出《册府元龟》对于免死名单的记载更加接近历史原貌。考察《褒勋臣诏》发布的时机，指出在太原功臣被排除在武德核心集团之外的现实下，有感于刘文静、殷开山的战败奔逃后被除名之事，李渊特地讲心中早已确定的名单人选以免死之“别恩”奖励元谋勋效，确立了对待太原功臣的政策：赐予免死资格的“别恩”，不赐“官爵之荣”——与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何其相似！

第四章考察了李渊太原起兵到入主长安之间的过程，指出刘武周起兵之后的一系列偶然因素促使李渊仓促起兵，结果是必然要选择一些本不在考虑范围内的行动方式与合作者——即太原本地人士。但李渊绝对以关中为根据地进取全国，所以在进军过程中不断招募地方豪杰和草莽人士以抗衡太原本地人士。最终形成了“李渊及其家族、亲信垄断军政大权，以外来人士为主的权力核心和以太原人士为主的基层力量之间的主从关系”（页103）。作者敏锐的抓住霍邑之战中贾胡堡会议中太原人士主张回军的“太原本位”（页111）与李渊之间的矛盾，让李渊对太原功臣产生了“俱非致命之士”的印象（页114）。李渊在进军中的优抚政策除了减小抵抗阻力外，还具有调整政权中权力结构、稀释太原功臣权力的效果。（页123）李渊最终选择了亲贵政治路线来确定唐初武德政权的架构。

下编中作者进入武德贞观政局，将皇权主导的“亲贵政治”上升为理论并且用以概括武德贞观朝局（甚至包括隋文帝的政治）。首先作者分析了刘文静之死，不同于以往的“全盘否定、另起炉灶、各说各话”式的研究，作者真正借鉴了前人研究，又加以自己的新说，指出刘文静因反对李渊的“亲贵政治”而下狱，但是刘文静被杀实是武德二年内外局势——尤其是突厥支持下的刘武周步步紧逼的形势，刘文静作为李唐与突厥之间的重要联系人（陈寅恪研究），李渊为了杜绝刘文静在有怨望之心的情况下投靠突厥的后患而痛下杀手。作者还对传统中李世民和刘文静关系亲密的说法进行了考辨，指出这一印象，主要来自李世民即位的塑造以及许敬宗编修国史时的书写。

随后作者在“亲贵政治”的模式下重新审视了武德贞观政局，考察李渊在禅让前塑造的终于隋室的形象，主张破坏李渊此形象的劝进主要是元从功臣，将元从人士作为隋室的对立面，在集成隋正统的政治语境下，就使他们很难成为政坛的主导力量。（页178）不过，作作者这一主张都是猜测，并未证明劝进者的元从人士身份，现存的史料中除了裴寂、李世民外都将劝进群体概括为“群臣”——事实上，在李渊代隋自立已成定局并且人人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劝进者恐怕不仅仅是元从功臣，而是包含了李渊下属的各种势力，以对未来新君表示忠心，否则以后如何立于李渊朝堂之上？

最后作者主张在隋唐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关陇集团自身以及整个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复杂变化，为了应对这种变化，保证皇权，杨坚、李渊都选择了以私人关系建立中枢政局的政治合作，即建立皇权主导的“亲贵政治”模式，玄武门之变后的李世民延续了这一模式，但是被唐太宗巧妙的遮掩了（主要是很少显示出对非亲旧人士的排他性以及亲旧人士掌权后广泛的拔擢人才，但贞观朝的政治核心还是李世民的亲旧故臣。）

此外，作者非常注意史源学和文献学上考辨，在确定《褒勋臣诏》的名单时，仔细对比各个史料记载的异同，指出《册府元龟》对于免死名单的记载更加接近历史原貌。又关注到《大唐创业起居注》这一史学界较少怀疑的史料中对温大雅对李渊的回护问题，例如在贾胡堡会议的记载上，作者指出《通鉴》依据《太宗实录》的记载要比《创业起居注》的记载相对真实。（页108）在大兴城之战中，《创业起居注》也多对李渊的曲笔书写。在最后一章，作者分析了温大雅笔下的元从功臣角色，指出《创业起居注》对元从人士的处理，正符合李渊建国后为元从功臣进行政治定位时所面对的复杂问题（页177）在墓志的材料的书写上，亦注意到墓志制作的时间和依据的史源问题（如《唐俭墓志》（页112））。

此书真真正正的的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且在写作中合理运用，加入自己的解读，形成新说，对史料的分析和对前人研究的把握都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