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读后感精选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是一本由齐锡生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18.00，页数：53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精选点评：

●签名穷款

●2018年读书072。10月500P+打卡书。之前读《创造日本》，美国国务卿赫尔于1941年年底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迫使日本孤注一掷，“有时人就得闭着眼往下跳”(东条英机)。这份备忘录出现在本书第470页，而就在几页之前，这玩意还可能是一份以“牺牲”中国利益为前提的“和平协议”。几页之间，尽显1937-1941年间，“苦撑待变”的危势。因“弱国无外交”，逼得“弱国必外交”。因此，胡适作为驻美大使的“只待不撑”，便是极大的失职，宋子文的“出格逾越”，倒是功在抗日，而在他背后，更有一个面目、手段、性格丰满的蒋介石。本书行文不算生动，胜在细致，发论前后，资料详实、论证有道(比如对《租借法案》分析与检讨)，两种书写需皆识其味，方生智乐，更勾连出对陈纳德飞虎队、日俄战争、南洋格局的兴趣。

●历史系的教授对外交史失去兴趣，但外交史还是有人会研究，比如齐锡生就是政治系毕业的。

●详细得甚至有些过分了，但毫无疑问是佳作，叙述事无巨细，分析有理有据。将1937-1941中国与美，日，苏，英等国在不同时期的复杂多角关系明白地还原出来，还立好了蒋介石、胡适、宋子文三大个性与作风鲜明的“主角”。不过如此大规模地以日记史料为基础的事件重构和心态还原，不知可有偏信之弊？最后要说的是，作者这样的才算是合格“果粉”和“蒋吹”。

●重庆的急中风碰到了驻美的慢郎中。书生“论政”自有其慧眼独具之处，但是书生“从政”，胡适却提供了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例子。

●书生误国

●齐锡生先生的书是我很喜欢的一类，他有野心通过史料去透视历史中的人与事，刻画胡适与宋子文的性格读着甚觉精当。

●可以说基本上研究抗战时期中美外交关系绕不开这本书了。齐先生几本著作都是研究别人不愿涉及或是不屑涉及抑或是没做重点关注的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倒是没读出齐先生有多爱宋子文，记得在一篇采访文章中齐先生说过他是胡适的粉丝，不喜欢宋子文，但研究这本书的研究完全颠覆了自己的想象，秉笔直书，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史家；到下半部分的内容中有许多对美国敷衍甚至做坏中国抗战军购贷款的批评论述与外国同行的偏向性文章批评论述，想齐先生一生在海外读书研究，颇有意思；话说齐先生吐槽的功夫真是炉火纯青了，在书中的冷静反差式吐槽颇令人捧腹；本书缺点在于过于啰嗦，前后文甚至有遣词造句都相同者；立个flag，写个书评。

●从胡适的“苦撑待变”到宋子文的“苦撑求变”，中国对美外交前后两位主事者的性格差异（文人 v. 财阀），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美的战略认知与战术选择。而有趣的是，中国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位置同样也存在一个“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的过程，其背后则又是罗斯福与国务院官僚体系间的对垒。因此掩卷之余不免畅想，数十年后，会不会有一本类似的著作，从个体的角度描述当今这场贸易战里的双方领袖与主事官僚？鹤真人与杨国委的故事，说不定比胡适之与宋子文还要有趣。

●中美外交史研究必读书目。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读后感(一)：杰作，但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一本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杰作。作者在史料的引用、对历史人物尤其是胡适、宋子文两人功绩的评述上独树一帜，十分具有启发性。同时对中国在抗战前期从“苦撑待变”到“苦撑求变”的外交政策转化记述十分像是精彩。但全书相对而言有倾向于蒋介石的立场，大量引用日记作为论证史料，其合理性也仍然值得讨论。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读后感(二)：评《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

难得一本聚焦1937-1941中国苦撑求变的外交努力，补齐了之前这一块的空白。印象深刻的是常公，胡适和宋子文三人在统一共识下实际对美工作的手段区别，再次感受到“文人误国，实干兴邦”。另外结合之前读过的格鲁日记，可以深切体会到弱国无外交的悲哀，在整个世界格局形成过程中弱国的无能为力，即使是本书最后重点描述的日美协议流产的前后，即使作者对常公和宋子文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个人感觉其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其实还是有限的。如今国际风云变幻，我们通过自身努力从舞台边缘进入到了聚光灯中央，从别人的棋子变成能够自己掌握命运的主人，在对外关系处理上更应该如履薄冰，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团结一切所以团结的力量，主动求变，践行实际外交，方能摆脱西方的围堵，走出自信的外交空间。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读后感(三)：自救与他助所取得的胜利

本书无疑是2018年历史类作品中的重磅。抗战之艰难，战事初起时中国之无助，不身处其中，断然难以感受（反衬各类抗日神剧之轻浮）。英法袖手旁观，自顾不暇，见死不救；苏联虽然率先伸出援手，而其军援之粗鄙，其过程延宕，让人气结；美国道义上固然支持，但只在口惠之间：凭什么帮你？怎么帮你？帮到什么程度？错综复杂的局势中，胡适走马上任驻美大使，胡博士马不停蹄在北美演讲，极大地激起北美人士对于中国的同情、对于日本的反感，极大地改善了北美对于中国人的观感。但是，他到底是学者和书生，在联络各方，争取美援方面固步自封，成绩乏善可陈。宋子文好大喜功，目中无人，但他勇于任事，足智多谋，庖丁解牛，一到美国就展开全面外交，彻底扭转了颓势。二人都勤勉爱国，都是“美国通”，但胡博士终究停在表面，宋国舅才是真正懂美国的人。万里之外的蒋先生，在日本的凌辱、诱降，国内国外各方的蜩螗沸羹之下，对国际局势洞若观火，坚定联美，百折不挠，不由人感叹：舍之其谁？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读后感(四)：文人不摄政

本书重点研究的是七七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对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驻外大使在国家危亡时期的重要性。 老蒋想把胡适当矛使，但奈何后者是个盾，在面对国家危难的关头还秉持着自己那一套“苦撑待变”的儒腐做法。不主动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反而将对方的说辞用来向老蒋辩解。胡适的性格以及文人素养注定他不能担当一位好的外交官，他没有宋子文的“野性”及其玩弄政治的手段，他与后者在美国事务上的表现也预示了会被其取代。 以现在的政治角度来看宋子文是个“反派”人物，但他有颗爱国心，面对美方的刁难与敷衍能够为了国家利益一意争取，哪怕用些不示人的小手段，给世人以狡诈多端的形象。他是个锋利的矛，为了对美援华道路上的荆棘。 从前四年的外交功绩上看，宋子文远大于胡适，前者争取一切有利于中国的物质资源及国际环境；而后者更多的在于对美国人民留下东方人的好印象，至多无非给蒋介石带来一些生理上的愤懑。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张坚持抗战。不过文人还是弄弄笔墨将政治问题交给政客吧。 其次从作者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其对英美帝国主义的抨击，在国际关系上不讲道义，在个人荣辱上敛夺功名，固守着种族主义对中方的要求不予理睬，而至珠港事变之后才如梦方醒。苦得我中华儿女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苦撑求变，尔等却作壁上观、虚与委蛇，实属狗心狼行之辈。其租借法案，中国获取援助不及英十分之一，而法之乳国也远远多于，真是老奶奶进被窝，给爷整笑了，不如改之租英法案或租欧法案。 再者蒋介石本人所秉持的信念尤为关键，正是因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力排众议坚持对日作战，才免于被倭奴役。如果投降了民族尊严将受到极大打击，那会是几辈人都挽回不了的。 最后有两点疑问: 1、蒋介石（或中方）为何与英交恶？ 2、德国在南京政府（27-37年）时期为何将与重要的关系视为国家大事？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读后感(五)：书摘丨从冷漠到结盟，中美关系在53个月中经历了什么？

中国在1930和1940年代对日本的作战，是中国近代史上民族命运的转折点。当然，日本早在19世纪末期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参加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且后来居上，成为掠夺中国土地和资源最凶狠的国家。从割占台湾开始，继之占领东三省，再继之在华北扶植地方政权，在这数十年中，无论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纵或有抵抗的意愿，却没有抵抗的效果，以致日本食髓知味，最终导致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中日两国爆发全面战争。

自中华民族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现代化外交关系以来，抗战最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国家。列强在中国瓜分土地（租界、势力范围），控制中国的各种资源（工、农、矿业），僭越和分割中国的行政权（包括海关、邮政、铁路、内河航行、驻军屯兵、经济实业发展，乃至司法管辖，等等）。其方法就是以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迫使中国屈服。

但是到了1945年大战结束时，中国的国家地位彻底改观。列强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在主权和治权上成为一个充分独立自主的国家。更甚于此者，中国成为亚洲的领袖，而日本则完全成为战败国。在战后新建立的国际秩序里，中国还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一切发展不但将19世纪以来中国在和西方国家交往过程中所遭受的屈辱一扫而空，而且使中国跃升为新世界的领袖和维持世界和平发展的磐石。这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蜕变。

众所周知，导致此项蜕变的最关键因素是，中国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立即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结为全球性战略盟友，对抗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轴心国同盟。而其中特别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中国和美国的结盟。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太平洋战区、中美同盟关系等重要课题，几乎从大战刚结束就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每隔数年就会有中外文佳作问世。笔者在几年前也做过一些梳理的努力。 “二战”受到学界重视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西方列强一致参与的全球性大战。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到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长达53个月的中美关系，却很少引起学术界关注。特别是在英文学术论著中，多则一笔带过，少则只字不提，造成学术上一大片空白。

其实，就中美关系发展而论，抗战前半段四年的外交来往，正是为后半段四年的同盟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一天，美国政府不但极力邀约中国成为盟友，而且推崇中国是世界抵抗法西斯阵营的四个领袖国之一。

然而在这53个月中，中美关系到底经历了何种变化？特别是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的大课题：决策过程是什么？由何人执行？中国的外交目的是什么？谈判的技巧如何？美方的反应是什么？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内，总体的得失又当如何评价？何以在1937年7月卢沟桥战事爆发时，美国政府认为事不关己，而到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政府却十万火急地促请中国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

以上这些问题，都值得学术界去进一步探讨，因为它们对于了解中国外交策略的构思和中美外交关系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努力。这也是本书希望达到的目的。

在本书研究过程中，作者非常注意使用原始文件，除了参考堆积成山的官方档案之外，还尽量把中美两国关系人性化，而不是引用冷冰冰的官方文献、文告或宣言。在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领域里，学者经常运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这个概念来解释外交行为，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行之四海而皆准的钥匙，可以科学客观地解释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殊不知“国家利益”的界定因人而异。这在抗战的前半段中美外交关系上极为明显。因此本书尝试把这些领袖人物的形象、个性、心理状态、内心的盘算策划尽量予以呈现。在这个过程中，举凡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光甫、胡适等人的私人档案、日记等，都给了作者极大的启示，也不免影响到本书的写作风格和分析方式。这些都敬候读者指教。

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并非一气呵成，而是经过相当岁月，其间或是由于教学责任，或是由于其他研究课题占了优先，所以虽然研究目标从未转移，但是进度却时快时慢。在这漫长时段里，首先要感谢一些学术单位予我慷慨的经费或假期支持。它们包括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的研究金，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金和学术假期。它们出了钱之后即使多年都没有看到成果，也没有向我施加任何压力，真是大度。而我的责任感告诉我，无论花多长时间，都应该尽力完成此书。

在这段漫长的研究岁月里，让我获益最大的是几个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无论是高层行政人员还是基层执行人员，都展现出高度的专业素养和乐于助人的态度，使得我获得完全满意的服务和善意的指点，大大提高了我使用资料的速度和效率。这些单位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善本书和手稿收藏馆（Rare Book & Manuｓｃｒｉｐｔ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没有那些敬业和热心的工作人员的指引和协助，本书大概难以问世。

最后，在写作和出版的过程中，作者也得到了许多亲朋好友的鼓励。特别是陈永发教授看过稍早的全稿，林载爵先生协助审核全书各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对本书文字的润色和严谨的校对，大大地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在此向他们诚挚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