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读后感摘抄

《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是一本由方震华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80元，页数：25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精选点评：

●现在看来，方法论上存在很大问题。

●工稳有余...

●拔flag：这本对中晚唐到北宋中期前的文武互动梳理得挺好的，一些讲士人心态的地方很精彩。但是，作为作者的博士论文，显得没有提纲挈领的洞见。对五代不熟，书里这段真的很有趣。

●看过之后，有些失望吧。这本书讲了唐代至北宋中期文武关系的变化，但是论述不是很深入。此书并非考证之作，其论述显得有些说服力不足。另外，书中有的地方有些啰嗦。不过，作者对唐宋之际文武关系的演变轨迹的勾勒还是较为清晰的。

●读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时，注意到前言部分的注释里有此书的英文本，当时欣喜若狂，准备买英文本，室友甚至希望我来翻译，但台湾学者的书被翻译成中文的多矣，这不国图一检索，就发现要出中文版了。但是何时能采购呢，焦心！

●差強人意

●从文武关系的视角梳理了一遍史料

●可能自己水平不够？感觉读下来没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现在更喜欢那种论文集形式的博论，不至于为了所谓著作的框架将些不擅长甚至无必要的论述强加进来，既无深度也无亮点。本书的问题就在这里，重点本是唐宋文武关系的演变，但读完的感觉是作者就是以武人权力的扩张、文治传统的复兴、文臣的最终胜利三个时间段的变化将唐末宋初的政治史梳理了一遍而已，而且沿用旧式的举例方法，这点似乎与台湾学界普遍采用数理统计的社会学方法不符（或许是宋史研究与中古研究的不同？），特别是有关唐末藩镇的文武官员比例变迁、五代各政权内部文人所占政府职位的比重、更重要的是宋代文武迁转的比例变化。如果只是流于讲故事，学术性要大打折扣。其实关于宋人对于唐末五代武人的书写变化也值得以个案具体讨论。

●叙述性为主，梳理了一遍唐至北宋文武关系的变化

《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读后感(一)：仍是停留在浅表的研究

去年末拜读王赓武先生《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甚惋惜王先生未及阐释后周至宋初的权力聚散过程。幸王先生在序言中叙及方先生《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一文，当时已拟美亚采买原版，随手检索国图，竟发现社科文献出版社已于18年12月出中译本。后一直关注此书发售情况，又闻知改版，近日终于到手。粗读几页，倍感其叙述平实，延续了剑桥史学一贯风格。方先生于序论（p. 3）提及制度研究要揭出其内在历史运动，颇与小南老师所谓“走向‘活’的制度史”同美。只是两章翻下来，开始期待读到小Edmund Worthy的博士论文：“The founding of Sung China 950-1000:Integrative Changes i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读后感(二)：读《唐宋之际文武关系演变》

出将入相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典型的比如西汉初年的军功集团，马上打完天下以后，立马担任三公九卿诸要职，马下治天下。这个传统到安史之乱是个分水岭，此后，朝廷开始有意识的抑制武人的权力，一方面，加强中央神策军的力量，另一方面，建立太监监军制度，防止安禄山的悲剧再次重演。但囿于实力，这一努力的成效相对有限，并且反而引起了武人情绪的强烈反弹。到唐末五代的时候，文人已经完全从属于武将的点缀，可以被肆意凌辱，直到后周与北宋太祖太宗皇帝，才最终将唐中叶以来的以文抑武的体制建立起来。这一体制的优势在于将地方叛乱的种子几乎完全消灭于萌芽，此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时期的藩镇割据现象，但缺陷则在于帝国从此完全转入防御机制，面对外来侵略，再也无法重现汉唐辉煌。有意思的是，与中国三国时代同步，同期的西方罗马帝国也出现了军团干政，绑架政治的现象，并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瓦解。但无论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还是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军人祸乱规模再大，最终也还是回到文官体制中来，这与中国在很早之前便确立了发达的官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葛剑雄教授说的中国文明的过度早熟，罗马帝国尽管成就伟大，却始终没有建立起这套统治制度。这可能是中西文明分化的一大关键点。

《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读后感(三)：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书评

很稳的一部作品，作者成书年岁较早，原作是用英文写的，历经周折后方有了中文版，是故书中保留着一些英文论文的特点，比如每个名字后的生卒年月和脚注的样式。

另外，有幸见到了方教授本尊，儒雅随和，讲座也有颇多启发；对谈吴铮强教授所提出的宋朝地缘政治的观点非常新颖。

以下是此书评分：

【角度】8/10: 从题目看切入点很小，其实所解释和涉及的范围极广，基本涵盖了唐宋期间权力斗争的重要史实。唐宋之间朝代更迭频繁，历史本就十分混乱，对于大量错综复杂的文献的爬梳工程浩繁，从其中截取一个角度加以发挥着实来之不易。

【文笔】8/10: 有些许地方存在翻译腔，不过不影响整体阅读。许多文言文原文后有一些简单解读，比一般论文可读性强很多。

【结构】8/10: 通过不断的重复，加深了论点，然而文本梳理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树状构架，导致分论点有些散乱模糊。整体来说，按时间排序算是较循序渐进的，应该是考量后的折中，对于不熟悉五代史的读者而言可减少阅读难度。

【严谨】8/10: 就目前国内学术严谨性来说，其实是很严谨的，也没有过度阐述结论而忽视论证逻辑。然而方老师依旧摆手笑着说自己仍然有些不足，非常可爱。

【立意】8/10: 豆瓣上有些评论说“新瓶装旧酒”，其实历史一直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其实不论是出将入相还是重文轻武，都有其反面方向可供参考。不过的确二元对立的观点无论在历史阐述中、政治影响中、生活思维中，都有其负面的影响。

《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读后感(四)：还行

前天读完《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方震华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1版1印，定价68.8元，精装大16开259页。本书是《九色鹿.唐宋》系列丛书之一。作者方震华是台湾学者。

文武关系历来是政治史上备受关注的一个方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武立国，以文治国，通常是任何一个新建国家共同的选择，陆贾对汉高祖言“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成为治国者千古不易之至理名言。从秦汉实现大一统以来，汉武北征匈奴，西伐西域，帝国的外向型扩张到了极限，党锢之祸、黄巾之乱以后中央失控，世家大族纷纷崛起，士族以文、寒族以武，登上了历史舞台。前贤以曹魏立国，魏武代表寒门，依靠汝颖名士和谯沛武力，统一北方；晋宣继以大族，其孙取得西晋之短暂一统，甚是。但即使在三国鼎立期间，武人仍然有受人轻视之例，如关羽受封“五虎大将”时，听闻黄忠一同受封，勃然大怒“吾岂与老兵同列”，俨然因自己熟读《春秋》以文自居，不齿与职业武人并列。然晋室东渡，文武之道开始截然分明。高门大户以受清贵之职为荣，以受武职为耻。东晋丞相王导长子擅文事，导最喜爱之，次子尚武，导每事诘难之，可见其风气。

本书从唐中期起叙事，唐太宗以武立国，唐前期讲求“文武合一”，“出将入相”被视为最杰出的能力体现。随着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唐王朝中央权威日衰，藩镇割据导致武人权威日盛，文人则只能附其骥尾，如五代之名臣“不倒翁”冯道，历仕数朝而不倒，在于其无军事权威，对政权无倾覆之胁，君王皆借其行政权威和能力而已。但是自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来，这位兵头深知武人的威胁，以“杯酒释兵权”解除同列武人之兵权，又设中央禁军以达“强干弱枝”之效，太宗更是以阵图等直接规限一线武将的自由裁决权，已达到降低武将权威的效果，使北宋“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并且大力宣扬“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治国理念，充分实现了“崇文抑武”的初心。然而，其对内防范效果的好，并不能消弭外部军事的威胁，最终导致中国进入了一个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反复争夺的局面，直至民国实现共和，可谓影响深远了。宋人对文化的推崇，对武人的鄙视到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高峰，其实与东晋南朝期间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的名篇《卖油翁》，其实就是借一贱民卖油翁来讥讽陈尧咨“擅射”的武技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书中提及王禹偁(cheng，上声)作的一首诗中就有“如何壮夫事，今作儒者欢”，现在看来，颇有点“烽火戏诸侯”之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然而此篇的始作俑者滕子京却是和另外一名武将张亢因为侵占公物被弹劾，经范文正公辩解后，仁宗本欲薄惩二人，但是王拱辰却认为滕是文人，张是武人，武人贪鄙可以理解为不懂朝廷规则，可以轻判，但是滕是文人，滥用职权就是大罪，故而应该承受更重的罪责，所以滕被贬斥到岳州，反而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篇名作，居然也是“崇文抑武”政策产生的意料之外的结果了。

阅读体验：还行。

《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读后感(五)：基本没有“结构” 过分重视“认同”

这本书的标题是《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方震华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唐宋之际约二百年的文武关系，依托结构视角和情感概念。但是文中似乎对应有的权力“结构”重视不够，但却过分重视文化“认同”。

其实作者也清楚是因为“政治的失序导致了统治阶层重武的倾向”（绪论2），但作者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则过分拔高了文士阶层在这一过程中的理想（尽管作者也承认这一理想更多地表现在言论方面），认为他们仍然具有“才兼文武”的追求，如同初唐一般。当然，我们不能说文士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言论中表现出的理想毫无用处，至少能够看出文士阶层自身的思考。但无论是作者还是后来的文士阶层，都似乎忽视或者说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才兼文武”基本上只会出现在王朝初期。帝国统一后，其初代官僚不可避免地会由之前的军事型将领转变成行政性官僚（大多数），何况在这个特定的时段得明白关陇集团本身就拥有极强的武力。这就意味着，这些将领，无论其愿不愿意，大多数都必须掌握处理行政事务所应有的基本文化素质。史家刻意渲染之后又给了这个群体“文武皆通”的感观，但实则随着帝国重归稳定，行政性官僚的任免在帝国内部逐渐步入正轨，也即逐渐依托科举任士。至迟从第三代官僚开始，“才兼文武”只能成为前尘往事。（主要是就本书附录展开论述）

照以上所说，作者所给出文武关系变迁的三个阶段的特征相当浅显。在进入帝制时代后，我们随便划定一个从一王朝末期到另一王朝初期的时段，如秦末汉初（前207～前88），只不过因为秦末的乱世较短，并不像唐末一样；再比如汉末魏晋（181～239～300）；当然，以上所举的时代本身不是科举时代，汉代是察举制，魏晋是九品中正制，不过一旦王朝稳定以后，对文士（儒吏）的重视程度就逐渐会高于武人。后来的比如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基本如此。只不过提法和不同时代表现的特征略有不同，但并无本质区别。尽管宋以后武人的实力从制度上来说已经被削弱了，但大体的趋势还在。

作者要论述的就是这样一种变化。如果能够把握到位，仍然可以得出某些值得重视的意见。比如在唐末宋初之际，帝国统治者在文武关系层面上有没有制度性安排？从官职层面来说表现如何？这种安排是否对宋初以后文士地位高于武士产生影响？但遗憾的是，方先生没有这样实践，也未必需要照章办事。但假如不体现一种“结构”（这种结构最好通过制度史研究表现出来），那么标题所说的“权力结构”又何以体现呢？论者或以为其实书中所说的政权内部文武势力的此消彼长恰恰体现了结构。如此，这部书所说的“结构”也未免太过于简单。虽然在书中也不无提及结构安排之处，比如书中提到宋仁宗以后从官制上对文武官进行了一些区别。但通观本书，稍嫌浅显。

我们再来对文中内容进行一些梳理。

方氏对唐前期的的文武关系作了如下总结，其认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四项特征：首先文武官员之间的交流相当普遍，因此文武之间并没有形成截然分离的两个团体。其次，文武两方面的成就对于一位官员的晋升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朝廷也以相同的标准优待研读文学或兵学知识的人根据《唐令》，“诸习学文、武者为士”。也就是说，不论是倾向学文抑或习武的士人，都拥有优于普通百姓的法律地位再次，由于处在朝廷最高位的官僚拥有多元的背景，文武精英的声音都有可能在决策过程中被采纳。最后，同时精熟经典知识与军事技能，是那些热切地想成为政治精英者追求的目标。（页12）如笔者前面所说，这种特征更多地可以考虑为由乱世最初步入治世的“后遗症”，是一种过渡状态。

分析府兵制瓦解原因之一，是“当军功的报酬逐步削减之际，军士的负担却变得更加沉重，这主要是武周时期对游牧族群持续作战所致。当兵既得不到合理的回报，又身处于偏好习文的环境中，多数汉人乃拒绝从军。”（页14）对于唐代中央政府最终无法依靠武力重新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作者持这一意见，即，唐代后半期，具有才干的武将从来没能摆脱忌妒的猜疑，越是成功的武将，来自君主与朝廷的猜忌就越深。（页19）

而对于875年以后一直到后周建立之前，或许我们对其观点可以这样总结：从唐初到五代后期，其将文武关系的变化分为两段，875年以前，唐代文武官员的权力大致平衡。而后武官权力不断上升，一直持续到950年。这一时期新的军事精英大体上由三类人组成：一、盗匪首领；二、沙陀人；三、地方武官。（页81）

不过作者也认为，在10世纪中，许多军人家庭经历了一场急遽的文儒化过程。（页92）作者总结道：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武人势力扩张所带来的冲击具有多重面向。一方面，政府部门中与文治相关的事务在规模与结构上都明显遭受缩减，以致普遍地损害了传统文教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即便面临这样显著的倒退，文官仍旧试图延续文治传统，努力地展现他们的专业价值，说服君主与武官了解采行文治的必要性。尽管拥有知识素养的武官是相对少数，而且他们新取得的“儒者形象”也未能弥补时人对武将的负面观感，然而，正是这些文儒化的武将，缓解了文武精英之间的相互仇视，且最终在10世纪后半期与文人联手，共同在中原地区重新建立文治政府。（页93）更进一步，则得出了这一结论：军事力量在875年至950年的扩张，并没有毁灭中原的文治传统。官僚与文士尽管在政治上权力式微，却依旧享有声望与地位。坚守着对文治传统的信念，他们不屈不挠地试图复兴唐代的政治制度，并发展儒家教育。他们也热衷于与武人权贵合作，以求恢复文人的政治影响力，如同他们在10世纪30年代早期支持后唐明宗的儿子李从荣那样。正因如此，当950年以后，统治者致力于重建官僚政府及儒家帝国时，这些饱学之士已经做好了拥戴新领导者，借以终结武人统治的准备。（页110）

作者将后周的建立视作文治政府复兴的开始，并认为后周在限缩藩镇军力上获得了重大进展，而权力天平也逐渐向中央倾斜。（页112）实际上便是中央集权化。作者也注意到自从北周时代开始，文臣力量在中枢决策的过程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而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基于对五代的既定印象——贪婪暴虐的武人节度使造成的后遗症（页125），在政权中重视“稳定”，即更多任用文臣。

在情感概念中的认同层面，方氏论述了宋代科举维系的文士群体间的认同和科举具体实践中“殿试”在开宝以后由皇帝亲自主持所出现的“天子门生”之说体现了皇帝重视维持政府内部同士人的私人情谊。（页130至131）作者对后周到宋朝太祖太宗二朝的一个基本概括就是文治政府走向复兴，文士实力增强，武士势力在政权内部逐渐式微。而997年以后特别是因为澶渊之盟的签订，造成一种形势：“军政重要性的降低，武官失去了一个得以发挥其长才的舞台”（页167）。作者进而说道：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政治演变，一个全由文人支配的政权，终于在仁宗朝晚期得到确立。当文官将武人屏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后，官员的文武身份就成为影响其职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页184）

既然文士权力不断上升，随之而来的是文武身份的逐渐对立，其原因在作者看来是两个因素的强化：文人精英试图通过与武人的区别来突显自身的尊严，以及北宋皇帝对于文武臣僚的不同态度。（页186）以至在仁宗朝文官逐渐占据支配性地位，从而加剧了文武官员的差别，其结果是文武官员的分途因此更加制度化。（页201）此中也包括文士对皇帝三番五次地提醒武士的危险性，实则对武士有污名化的倾向。如作者所说，这成为宋朝历史上无解的难题。（页219）

通观本书，失之于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