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志》读后感精选

《巴蜀文化志》是一本由袁庭栋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2022-1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巴蜀文化志》读后感(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巴蜀文化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以夸张浪漫的手法描写了蜀道难于通行，他是这样开头的：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李白这首诗为世人所熟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让人们长期误解蜀道难于通行。 李白诗中的蜀道，我们通过诗中“剑阁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描写，可知是剑门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剑门道中遇微雨》的七绝，最后一句说：细雨骑驴入剑门。诗人是由南郑骑着毛驴前往成都的，可见蜀道并非难走。 关于蜀道，袁庭栋在《巴蜀文化志》一书第九章“交流”中进行了细致梳理，他把蜀道分为北向和南向。李白诗中提到的剑门道即是北向金牛道的一部分。北向蜀道从四川盆地向北，穿越米仓山、大巴山一线到达汉中盆地，到战国时已形成三条通道：米仓道、金牛道和左担道。南向蜀道由蜀入滇，分为西夷道和南夷道两条。这几条蜀道打通了巴蜀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 袁庭栋总结巴蜀文化的主要特点是由移民文化为载体而表现出的兼容。说到四川的移民，我们都听说过“湖广填四川”这样的说法，四川人大多认为自己的祖辈不是土著，而是由湖广移民过来的，就连当地一些老人都认为迁入的原因是八大王剿四川。袁庭栋指出这是对“湖广填四川”影响最大的误解。“湖广填四川”是从元末，经明初，直到清初连续进行的长期移民，不是一时一事造成的。

我们应该注意，民间传说往往对史实有一定程度的夸大，有偏差，甚至与史实完全不符。《水浒传》中人送外号“三寸丁”的武大郎这个角色取自于民间传说，却与历史不符，真实的武大郎身高一米八，也不是以卖炊饼为生，而是堂堂正正的七品县令。

移民是走进来，是容纳，是吸收。四川话的形成也是如此。四川话的形成，是以成都话为代表，以湖北话为基础，融入其他方言，在明清时期形成的。四川话有包容量极大、概括性极强等鲜明特点，独树一帜，极具魅力。行遍大江南北的川菜，以其调味多变，取材广泛，适应性极强，而广受欢迎。我们口中的川菜事实上直到清末才形成。川菜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四川经济复苏和大量外省移民。川菜是各地饮食习惯、制作原料与烹饪记忆的大融合、大交流的结果。川菜的形成是巴蜀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这一特点极为明显的反映。

四川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既有走进来，也有走出去。以李冰、诸葛亮、杜甫、陆游等著名人物的入蜀，给巴蜀文化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蜀中人物走出去，施展抱负，也为整个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司马相如在梁完成《上林赋》，陈寿在洛阳写成《三国志》，李白的诗歌大多作于外地。远在汉武帝时代，蜀布、邛杖就出现在了今日阿富汗地区。最后一代蜀王子通过南方丝绸之路逃避秦国入侵，在越南建立了政权。

巴蜀文化可谓博大精深，远非我们了解下的一鳞半爪肤浅的认知。巴蜀的钻井术不仅带来了井盐生产的繁荣，更重要的是钻出了世界最早的油井和气井，带来了全世界的能源革命，促进了现代文明的到来。可以说钻井术是我们祖先的第五大发明。在预防医学方面，巴蜀地区在宋代发明了全世界最早用种痘来预防天花的方法，鼻纳痘苗法更是启发了琴纳的牛痘接种法。

翻阅本书，你会发现《巴蜀文化志》是一部从多角度、多方位全面论述巴蜀文化的严谨著作。作者袁庭栋是四川人，长期研究巴蜀文化，《巴蜀文化志》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全书框架结构合理，论点可靠，经得起推敲。

袁庭栋也坦承，《巴蜀文化志》是一部没有完成的著作，这里的未完成指的是巴蜀文化领域很宽，尚待探索的问题还有不少，比如三星堆文化异军突起的原因，古巴蜀文字的识读。

虽如此，毫不夸张地说，《巴蜀文化志》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关于四川的地域文化著作。我们可以读到的地域文化著作很少，基本上没有做深入研究。在此意义上，《巴蜀文化志》可以说打破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空白，并推动地域文化研究走进良性循环，可谓功莫大焉。

《巴蜀文化志》读后感(二)：望帝春心托杜鹃

袁庭栋先生这本于26年后再版的《巴蜀文化志》，是一本框架的、全面又切实的关于巴蜀文化的论著，从导言（何谓“巴”、“蜀”及巴蜀文化特征、轨迹）、地理、民族与人口这三个基本面，及科技、学术、艺文、宗教、民俗、交流六个切入点，完整的回溯了一遍巴蜀文明。骨坚肉丰，最难得是亲人，没有因为是学术书便抬高门槛、使人望而生畏。

先说面。

“巴蜀由来古，殷周已见传。”

据书所言，无论是“巴”还是“蜀”起初都可能是古代民族之名。“蜀”一名出现时间相对较早，在殷墟甲骨文中已是国名或者地域名。“巴”相对稍晚，记录见于《华阳国志.巴志》“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

这句话里有两个点，一则是，巴人参与武王伐纣（约公元前1046年）且立了功，被封于巴地。有可能自此起“巴”从民族名演变为地名或国名；二则此处提及的宗姬，姬姓是巴族中的王族，巴王族与楚王族历来有通婚之谊，《左传》有载：楚平王之母称为巴姬。早先巴楚为联盟，巴国领域在汉水流域，及至巴楚关系破裂，“数相攻伐”之后，才导致巴国的统治中心逐渐转移至今天的四川境内，即川东地区。在秦横扫六合之前，川东为巴、川西为蜀的局面可能延续700年之久，“巴蜀”之称自此而来。

至于“巴蜀文化”这一概念，始自上世纪40年代初。20世纪30年代蜀地出土的一批战国时代青铜器引起学界注意，对“巴蜀文化”的探源自此开始。

先生此书提及的“巴蜀文化”是广义的巴蜀文化，即“四川省地域内，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包括省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

从古至今，巴蜀文化出现过三次高峰。

第一次是距今约4000——3000年之间的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三星堆文物甚至因精美与技术先进被网络热议过是否有外星文明参与过地球文明进程，这从侧面证明了这一时期的文明发展程度之高。又因此时期文化的高度发展，“进而成为中华民族起源多元论的一个有力佐证。”

第二次高峰期是秦并巴蜀之后到西汉。首先是秦一统之后，大量移民入蜀，带来更多生产力，中原地区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亦随之传入巴蜀，秦施行“书同文、车同轨”等措施增强了地区间的沟通与合作；其次蜀郡守李冰执导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盐井和天然气开采，这种近乎技术迭代的跳跃式发展对于蜀地算得利在彼时、功在千秋；最后，秦末至汉末——中原大乱、战火绵延不绝之时，巴蜀少受波及，因为在发展速度上快于中原，一跃成为天府富庶之地。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展高峰是唐宋。还是那句话，发展托赖于无战乱。文天祥曾作如是言“蜀自秦以来，更千余年无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巨丽，遂甲于天下。”

自宋以后，再无巴蜀之治平富庶。

巴蜀的三次文化发展高峰契合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高峰，这条曲线更是取决于地区大势的安定起落。

宋元战争之后，“蜀人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随之而来的是“草木俱尽”、“文物泯尽”、“蜀学微绝”。元末明初，改朝换代自是大战乱，明初巴蜀人口更少于元初。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明军、清军，三方混战于巴蜀，浮尸遍野，此地千里无人烟。

战争给巴蜀文明带来近乎断根似后果的同时，带来另一个层面的变化，即移民入蜀。

一方面是时踞政权在战乱之后的徙民入蜀。早至秦，将世仇的山东六国之民迁入蜀地，“移秦民万家以实之”。再有后来清代的湖广填四川；另一方面是中原战乱导致北人南移，入蜀避祸，以及大量军民入蜀盘踞定居。这些缘由促使巴蜀之地成为一个几千年来的族源和血统大融合、文化和风俗大融合之地。

袁庭栋先生说：“巴蜀文化的主要特点也可以说是一种以移民文化为载体的兼容。”

在这载体之上，先生又选取六个截面来展示巴蜀文化。我个人对宗教更感兴趣，择这一点聊下。

说宗教越不过去巴蜀。此地既是道教发源地，又是南方佛教中心地区。

先说道教。祖庭鹤鸣山，大本营青城山。道教产生，有三个原因：一是巴蜀之地本就在先秦时期信奉巫祝，“俗好鬼巫”；兼之战国起流行的“神仙学说”，主要体现在荆楚文化。而巴楚曾在地理位置紧密相接，风俗文化上通婚通俗；三是盛于汉代的黄老思想逐步丰富元素、发展之后与巴蜀地区的神仙学说相融合，就为宗教出现预备了指导思想。

在此三个原因的基础上，叠加东汉末年战乱民苦，予人以精神庇护的宗教很容易为民所接受、、参与、信仰。天时地利都有了，人和的张陵长期漫游名山、求道炼丹，最后选定了鹤鸣山，著道书二十四篇，道教自此而立。

张陵之后，道教中心随着道爷们搞政教合一而逐渐转移，青城山渐成道教圣地。更于开元年间道佛相争时，唐玄宗下令“勿使相侵，观还道家，寺依山外旧所，使道佛两所各有所分”。这道敕令一举奠定道教在青城山之尊，从此无改。

释家虽输了青城山，却赢了峨眉山。宋之后，佛胜道衰。峨眉山从早先的佛道两名山变成明朝道家渐次转移，直至清初道士彻底退出，从此峨眉山成为释家天下。

关于佛教，书中还提及一点。以巴蜀地区近年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东汉晚期佛像与以洛阳为首的中原地区迄今为止未发现任何东汉佛像——两种境况相比较，或许意味着佛教传入中国时是三条路线传入，即两条路上丝绸之路加海上丝绸之路。

佛教入蜀，是由南方丝绸之路，即印度、缅甸、云南、巴蜀此传播路线输入。这条南道甚至可能早于西域道至中原地区的传入。此外，中原地区早期的佛教活动仅流转于上层统治集团，而巴蜀出土的文物表明此地区多是民间自发活动。

再多提一嘴基督教。

“基督教最早传入我国是在唐代，当时称为大秦景教，所建寺名为大秦寺。”巴蜀也建过大秦寺。赵抃《蜀郡故事》：“昔有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赵抃是仁宗朝，约莫皇祐六年（1054年）之后入蜀为官的，他著述用“昔有”二字，可见早于他任职时间，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巴蜀地区在距今两千多年前就以相当开放的态度接纳过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落地传播。

读这本书时，有些内容很意外，但书中会给出因果相循的脉络，但也有疑问没有得到解答。

以前看宋史，太祖赵匡胤打下蜀地后把宫中藏宝拉往汴京，水路陆路两头并进的拉，拉了十年，足见蜀地藏富之深。但此时的富，我知道原因，五代迭乱时，蜀地得以安享治平无战乱，悄悄攒了几代人的，所以没有把钱霍霍掉。但本书中有句话——古蜀文化时期的“金器的数量、玉器的数量、石质雕塑的数量、象牙的数量都是我国所有的先秦文化遗址之中最多的。”这句表明蜀地自古就富，但那会为什么这么富，为什么是独树一帜的富，在书中没有得到一个框架式的答案。不过在“新版后记”中，先生也说了“二十几年来，在巴蜀文化的研究领域，没有见到有新的文献资料出现。”

期待后续有更多的新东西现世，期待先生继续治学著书。

书中“民俗”章节花了很多篇幅写巴蜀之地的酒，“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 ”“叹息风流今未泯，两川名酝避鹅黄。”光看句子已经极美，喝酒，看书。

《巴蜀文化志》读后感(三)：尔来四万八千岁，却在巴山蜀水间！

《巴蜀文化志》是目前唯一的一部综合论述巴蜀文化的学术著作。最早于1998年出版，当时为《中国文化通志》的分册之一，而该通志共有一百个分册，各分册不零售。今年作者袁庭栋已达82岁高龄，本书能够单独出版，实属不易，也是读者之幸事。

巴蜀地区最早的主要民族，是川东的巴族和川西的蜀族。郭沫若说：“巴蜀由来古，殷周已见传”。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城西三星堆镇的鸭子河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9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初年之前。可以肯定，当时已进入奴隶社会，很多研究者认为这里是蜀国的都城，很可能属于鱼凫至杜宇王朝。

李白在《蜀道难》中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是第一代蜀王，鱼凫是第三代蜀王。在本书中，作者对蚕丛氏和鱼凫氏的居住地和迁移路线都进行了合理的推测。诗仙李白自二十四岁离开蜀地，就再也没有回归故土，但他的文学启蒙是在这里完成的。杜甫有一半的诗是在这里写出来的。

我国汉民族的形成是在秦汉时期。公元前316年，秦军南下，由司马错和张仪指挥，先灭成都之蜀国，再取江州之巴国（今重庆）。从此，巴蜀地区成为中原统一王朝的一部分。秦朝在其旧地建立了巴郡和蜀郡。秦统一巴蜀之后，向其地大量移民。“书同文、车同轨”最早也是在巴蜀地区实施的。宋代将巴蜀地区简称为“川”。

自秦之后，蜀地建立过一些地方政权，如西汉末公孙述所建的成汉，东汉末刘备所建的蜀汉，西晋末李雄所建的大成，五代时王建所建的前蜀，孟知祥所建的后蜀，北宋初李顺所建的大蜀，元末明玉珍所建的夏等等。

元代开始设立行省，将巴郡和蜀郡合而为一，并将原属蜀地的汉中地区划归陕西。

我国最早的人口普查是西周宣王三十年（公元前789年），而巴蜀地区最早的人口普查是在西汉末年的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三国时期，后主刘禅投降时，有户二十八万，人口九十四万，兵士十万二千户，官吏四万户。兵士和官吏的人口数达平民数量的一半。从这个数字中以看出，当时的蜀汉政权已经穷兵黩武到了什么地步。据文献记载，清代以前，四川盆地的人口最多时为宋代，超过一千万。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出现了持续八十年的战乱。在康熙四年（1665年）之前，四川巡抚甚至不能在成都居住，因为成都无人无房，野兽横行，因此只能住在保宁（今阆中）。

清朝直到咸丰年间，四川人口一直在持续增长，这种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大量移民入川，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玉米、红薯和马铃薯的引入。

历史上共有两次"湖广填四川"。第一次发生在明初年间，朱元璋发布移民四川鼓励政策，第二次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廷发布《招民填川诏》，规定新移民可免几年赋税。“湖广”为明清行省，辖区为今湖北和湖南。清末《成都通览》载：“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

《新神榜：杨戬 (2022)》中的二郎神

四川最古老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当属战国时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李冰具体的生卒年已不可考。戏剧在古称梨园行，他们所供奉的神有三十多位，其中居于首位的是清源神，又称清源妙道真君，据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说，这位清源神为“西川灌口神”，就是在灌口治水的李冰。后来演化为李冰之子李二郎，成了我们所熟悉的《西游记》和《封神榜》中的“二郎神”。比李冰还要古老的就是治水的大禹。很多文献都记载“禹生石纽”，即今四川省北川县。如《蜀王本记》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钮”。

甲骨文有“蜀”字，但不见“巴”字。据作者考证，“巴”的本意为以鱼为生的人，指捕鱼或吃鱼的人，而“蜀”的本意为高原之人。巴蜀文化在三星堆时期、汉代和唐宋分别出现了三次大的繁荣。

最早产生于巴蜀地区的著作可能是《山海经》中“海内经”四篇和“大荒经”五篇。巴蜀地区一直盛行阴阳五行之说和方术图谶之学，其文化带有极深的道家思想的烙印，儒学反倒不占主导地位。

张道陵

汉顺帝时，张陵在位于成都大邑县的鹤鸣山，作道书二十四篇，创立了道教，是为“正一道”，鹤鸣山也成为道教的发源地。而儒家文化是在汉末三国时期才完整地传入蜀地的。南北朝之后，巴蜀地区的道教中心移到了距鹤鸣山三十多公里的青城山。

871年，陈抟生于普州崇龛（重庆市潼南区崇龛镇），被尊称为陈抟老祖。雍熙元年（984年），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希”指听而不闻，“夷”指视而不见。陈抟融儒释道为一体，并以道家为核心，开启了新的思想潮流。陈抟是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宋代著名学者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等都是他的学术传人。到了南宋，理学成了朝廷的官方哲学，成为后世儒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派使者蔡愔赴天竺学佛并迎请僧人，第一位来华的僧人是迦叶摩腾，汉明帝为他在洛阳修建了第一座寺院，迦叶摩腾在那里翻译了第一部汉语佛经《四十二章经》。四川最早的佛寺建于永平十六年（73年），位置就在距道教圣地鹤鸣山六公里的雾中山。研究发现，佛教传入后，在中原地区多于官府中活动，而在巴蜀地区佛教多于民间活动。

乐山大佛

自唐代后，四川地区建造了遍布巴蜀的石刻大佛，仅超过十米的就有二十座，其中最大的就是名满天下的乐山大佛。乐山大佛高度为七十一米，开凿于唐代开元元年（713年），完成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历时九十年。民国后，1929年，在潼南龙马乡，还开凿了一尊卧佛，体长三十六米，花了两年时间完工，而这尊佛像直到1983年才被世人所知。在世界石刻大佛前十名中，巴蜀大佛就占了五名。

川人无辣不欢，川菜以辣为主。但是胡椒在唐朝才在中国出现，辣椒要到明代才传入中国，而普遍食用则在清朝道光之后。古人的辣并没有现代人所感到的那样强烈和刺激，在没有辣椒的古代，他们对于“辛”的感觉主要来自姜和花椒。

中国人喝茶，也是从四川开始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七《茶》中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魏晋之后，全国逐渐普及吃茶，巴蜀则成为最大的茶叶供应地。

四川自古有一条通往海外的最近的通路，即由四川入云南，转缅甸，达印度，至欧洲，学者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这条路一直没有官方交往，又禁止民间公来往，长期以来，只能是民间“地下”式的商业交往。张骞通西域时，在大夏见到蜀地的物产，才知道有这样一条通道存在。司马迁和司马相如都对这条路进行探访。司马相如只走到邛都（今西昌）就回转了，而司马迁则一直接近了昆明。

本来以为巴金的笔名中有“巴”字，是因为他是四川人，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在法国认识的朋友“巴恩波”。

在书末的结束语中，作者提出：巴蜀文化的主要特点是由移民文化为载体而表现出的兼容，这个观点是让人信服的。也是在这里，作者提出了十个巴蜀文化需要解决的比较重要的问题，足以引起读者的思索，也期待看到专家学者的新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