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阴影》读后感100字

《暴力的阴影》是一本由[美]道格拉斯·诺思 等编著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38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暴力的阴影》读后感(一)：“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制度的改善”

众所周知，即便一个国家具备丰富的资本、自然资源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如果制度对这些条件不能较好使用，也可能导致人口外流或经济走向停滞。那么，什么样的制度是好的？西欧诸国和美国创造过经济繁荣，通常会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经济体，然而，也有证据显示一些中低收入国家无法采纳这些制度，或者说，直接移植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不仅难以成功，甚至反遭失败。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是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旗帜性人物，他和自己的同仁都相信，“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制度的改善”。他们说的“制度的改善”其基础问题是承认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必须处理暴力问题。通过使用“有限准入秩序”等概念回顾孟加拉国、刚果和菲律宾等九个发展中国家，他们提出不是市场自由了就一定能带来繁荣，不管是何种制度都必须抑制（精英群体）暴力、平衡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由此才可能创造出更好的市场化秩序继而带来经济增长。

《暴力的阴影》读后感(二)：历史进步背后的暴力动因

诺思与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约瑟夫•瓦利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巴里•R. 温格斯特合作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他们将暴力问题置身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框架中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背后，其实是暴力如何被约束或者说垄断的进程。这一过程中，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被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

诺思在《暴力的阴影》一书中从历史以及政治视角来切入，揭示人类一万年以来的历史，首先是解决暴力问题，其次才是发展问题。暴力部分是人类天性，但暴力的使用往往又需要情景，也是也往往被各类组织和机构鼓噪。

这一理论是诺思晚年学术兴趣所在，我认为也是他最被忽略又极为重要的一面。他将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秩序、限制进入社会秩序、开放进入社会秩序三种形态，社会按照三种秩序之一被组织起来，而社会成员分别拥有不等的权利来“进入”到这种秩序中。

不同的秩序，不同的国家

根据秩序的不同，国家大致被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国家，一类是现代国家。自然国家中，社会秩序常常为有限准入秩序，对暴力的限制是通过对经济的政治操控而产生的特权利益来达成。如学者史蒂芬•平克等研究指出，从暴力死亡率来看，人类死于同类比例大于其他死因比例，而且在农耕时代最大特点就是降低了原始时代的暴力死亡率。

可见自然国家的出现，不仅一度改变了人类历史，而且当今世界的大部分人还是生活在自然国家中。其秩序安排而言，一方面使得暴力不至于被强势个人所滥用，但是同时特权往往意味着精英或者特定阶层才享受更多权益，这其实又会阻碍社会发展，这种模式是一种前现代社会。在现代国家中，社会秩序体现为开放准入秩序，对暴力的约束是通过开放经济与政治组织的权利，这使得个人权利得到保证，又可以培育政治与经济的竞争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目前多数国家已经跨越了原始社会秩序，但是多数国家还是处于有限准入秩序状态。诺思指出，大约有25个国家和15%的人口生活在权利开放社会中；另外175个国家和85%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自然国家中。秩序更多是社会运行的结果，开放社会和自然国家不同不仅是秩序的不同，也体现对于暴力、组织、租金等运行模式的不同，“自然国家利用政治系统来规制经济竞争和设立经济租金，而租金支配着社会关系、暴力的控制和社会合作的建立”，对比之下，权利开放社会是通过开放“进入”和竞争来给社会关系以秩序。

如何进入开放秩序

如何从自然国家过度到现代国家，实质在于从有限准入秩序向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这存在不菲的门槛条件。在诺斯等人历史研究中，他们发现有25个国家目前是权利开放社会秩序，不出意外的是，这些国家多数是发达西方国家。

如果我们回溯历史，很容易发现过去英国甚至今天的美国，其实扮演者秩序输出方的角色。虽然开放秩序社会的国家数量不多，但是影响力居多，处于支配地位，这也使得很多有限准入秩序国家看到进入开放秩序社会的希望。

如果说诺思以往《暴力与社会秩序》等更多关注理论框架构建，聚焦于与开放秩序国家的如何形成，那么《暴力的阴影》则将理论透射于全球图景的应用，提供了有限准入秩序如何迈入开放秩序的案例，书中提供了九个发展中国家向开放秩序的探索，其中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

对于中国这样处于有限准入社会秩序的社会，诺思的框架，不仅提供了如何转型的方向，也为当下转型中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如何从前现代的有限准入秩序跨进开放准入秩序？诺思等人提出有三个临界条件，第一是建立精英层面的法治、其次是支持永续的公共或者私人精英组织，这包含政府，最后这是将暴力能力的组织，如警察与军队集中在政治控制下。

这三点目标其实都是精英间非人格化关系的前提，而所谓从有限准入秩序到开放社会秩序，其实就是权利从精英逐渐向下衍生到一般人的过程。以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转型为例，其租金分配规则日益非人格化，典型就是在60年代之后韩国，当时政府对进口许可证和补贴信贷的分配就做到了主要依据企业的出口表现。

进入开放秩序，跨越难度超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等流行语，但是历史来看，一旦进入开放秩序，基本没有退回去的案例。这意味着什么？一旦跨越这个门槛，其实社会组织整合到了更为完善的地步，社会进入从非稳定状态进入稳定状态。这反过来也说明，其实进入这一状态非常不容易，如智利等国家，经历了两次历程，而韩国的成功，则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由此来看，中国等国家的探索道路，有希望，也还在转型之中，我们仍旧在曲折的历史三峡之中。

《暴力的阴影》读后感(三)：诺斯求解：如何抑制国家转型中的暴力？

秦勇/文

《暴力的阴影》是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总结。该书编者道格拉斯·诺思、约翰·沃利斯和巴里·温加斯特在他们的专著《暴力和社会秩序》以及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制度演化的理论。这些著作展现了作者的勃勃雄心，想要在人类历史的演化中找到制度演化的规律，以期把握促使社会向开放准入秩序演进的“七寸”。《暴力的阴影》囊括了18世纪末以来的墨西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智利，50年代以来的孟加拉国、菲律宾、印度和韩国，60年代以来的刚果和赞比亚的社会阶段特征，清晰地描述了在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初级型有限准入秩序、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和开放准入秩序的图谱上，为什么有的国家实现顺利演进，而有的国家则出现倒退。甚至在信息如此通达的当下，也没有能够促使非正式制度——习俗、传统、道德、禁忌等的改变，而正是这些非正式制度决定了正式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因此，作者认为，向开放准入秩序转变需要维持长期的制度稳定，以换来相当时间的经济发展，相反，一些形式上的正式制度变化并没有那么急迫。

这些理论和经验总结，可以看作是对“华盛顿共识”的深刻反思。“华盛顿共识”一度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代名词，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似乎都因过于强调市场化而忽视国内制度现状、甚至陷国家于失能，而广受诟病。本书批判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忽略经济整体增长对个体境遇改善的积极作用，实际上隐含地认为：正式制度下的形式平等较之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下的经济缓慢增长并不那么重要的价值判断，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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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框架的来源

书中呈现的理论框架很清晰：20世纪以来很多国家都力图向民主转型，但都以失败告终，有些甚至倒退，滑入了暴力的深渊——暴力可能是造成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因此控制暴力是制度的一个重要内涵。虽然制度的最终归宿是开放准入秩序，但是同样的制度在有限准入秩序和开放准入秩序中的运行情况是不同的，一下跳升到开放准入秩序并不能保证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人所愿。因而，抑制暴力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社会逐渐培养出与开放准入秩序相匹配的教育、文化、组织、社会关系等环境。

即使不以民主制度为目标，专制体制也会实施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以巩固其统治：专制体制中暴力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因为在有限准入制度的低级阶段——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中，“所有永续组织都有暴力潜能，平民组织和军事组织之间没有清晰区分”。于是，当政者必须创造租金协调支配性联盟中的成员关系。这种创造租金的动力最终会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有利于培育开放准入制度的要素，随着这些要素越来越多，就自然实现向开放准入制度的转变。

有限准入秩序向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变可能是漫长的，形态也多种多样。按照对有暴力潜能的组织实施控制的程度，可以清晰地呈现有限准入秩序的图谱，在这个图谱上任一位置的国家都有倒退的风险。

这个理论框架“把精英交易视为发展中社会的持久核心”，认为在有限准入社会中，支配性联盟的成员包括经济、政治、宗教和教育精英，精英的特权地位能够产生租金，租金确保他们与支配性联盟合作。如果把租金看作是整个人类历史和制度结构的关键因素，那么租金确实可以作为促进稳定的手段，社会的发展自然就会向着改善租金、分配租金的最佳方式转变。那么，如何解释有限准入秩序图谱中的倒退现象呢？由于对精英来说，可分配的租金是不确定的，精英对那些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常常持摇摆态度，所以有限准入秩序通常在一些时期快速增长，在另一些时期则停滞或崩溃。

这一理论框架是在诺思此前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必要回顾诺思理论的发展过程。他在1991年发表的《制度》一文，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网络关系总结为三种形态：一部族社会，依赖深厚的社会关系网；二是集市社会，识别成本高昂，每单一议，买卖关系较为随机；三是远距离社会，诞生了一些非官方的约束，为交易提供了保障，这时候并不需要有组织的政府协调。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繁荣和政治组织的崛起，有些非官方的约束被固定下来，成为正式制度。概言之，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演化史，它决定了是否能够建立一套经济制度，形成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经济大环境。

在1992年的《交易成本、制度和经济表现》中，诺思开始关注制度变化，并引入了政府这个主体，将论述扩展到政治、社会和经济间的互动。诺思认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核心作用就是惩罚欺诈、偷盗和其他有害社会的行为，然而控制着政治体系的人在设计制度时会最大化他们的个人回报，而不是最大化社会收益，因此现存的制度并不总是最小化交易成本。”诺思还指出，“设计制度的政治家尽管做了最大努力，但偶尔仍会误判何种政策能最大化个人收益，此时那些认为制度变化会极大地改善其境遇的企业家才会介入政治领域促成这种改变，结果制度在边际上得以向前发展”。

虽然制度变化是个体主观选择的结果——因为制度变化最主要的诱因是收益的前后变化，但认识能力的变化也起到重要作用，它影响了人们用新的认知框架解读身处环境的变化。个体行为是由错综复杂的制度中内生的激励结构决定的，如果社会惩善扬恶，那么组织和个人就会在相应的知识和技巧上投入，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惩善扬恶，这种社会不一定是通过制度设计直接改变人们的行为，而是通过政治程序间接引导大家，以至于人们深信这么做会改善自己的生存前景。因此，如果有冒险精神的人站出来推动制度变革，必定是他看到了制度变革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推动这种改革要付出的边际成本。

制度变革又分为正式制度的变革和非正式制度的变革：正式制度的变革通过立法程序或法院判决影响制度；相较之下，非正式制度的变革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观念转变并观察到了制度变化可能带来的福利改进，这种变革相对缓慢。制度变革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既有的利益相关方会推动制度向着巩固其利益的方向发展，但是，当他们的政策出现失误或者有外部冲击激励新利益群体的兴起时，制度变革就成为可能。往往，有冒险精神的政治家是推动这种变革的重要主体，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家或中间利益群体，就只能以革命的方式推动制度变革。正式制度可以一夜发生变化，但是非正式制度变化往往跟不上步伐。

当制度变革的结果和预想不一致时，人们会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认知模式，这种改变并不能保证新的意识形态有利于提高生产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萧条和市场经济普遍失败，让人们一度认为未来属于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如果存在内生缺陷，有冒险精神的政治家就有可能利用它推动制度变革，否则他们将受制于现存的利益集团和选民的意识形态观念，在这种时候理想就至关重要，因为只有理想能让冒险的政治家勇于开拓新的道路。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可能陷入制度困境，现存官僚体系利用“贿买”安抚那些有变革要求的人。在这些国家，可能只有采取激进的变革，并伴随对官僚体系的彻底革新。不过，激进变革也要有一定的制度准备，即社会总体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根基。

上述诺思的分析，有两点和《暴力的阴影》中的观点相左：第一，制度变迁往往是新利益群体在成本收益的比较下推动的，现有利益群体除非由于政策失误，否则会推动制度向着巩固其利益的方向发展，在这时候如果推动制度变革的收益大到一定程度，就可能通过暴力方式实现制度变革。《暴力的阴影》则更看重稳定的社会制度与相对可能的经济增长，同时更警惕暴力革命可能带来的社会秩序倒退。第二，统治者设计制度时，会选择最大化他们的自身利益，结果并不一定最小化交易成本，，统治者通过激励异化人们的行为是制度变革存在路径依赖的根源，其因误判形势却又可能是改革的契机，或者政治体系的内生缺陷给那些受理想驱动且有冒险精神的人提供了机会，基本肯定了暴力是一些特定环境下实现改革的唯一途径，因为路径依赖就是统治者扭曲了社会的激励机制，阻碍改革的结果。而《暴力的阴影》更强调统治阶层提供推动制度变革的内在激励，关注点放在有限准入秩序的阶段演进，和避免暴力革命上，却找不到向开放准入秩序转变的终极出路。

直到2009年，诺思的理论框架实际上仍然十分看重政治体制的重要性，至少如果经济涨落是自然规律，那么开放的政治体系更有利于应对波动。如果经济体系面对外部冲击，开放准入体系可能更是社会平稳过渡的必要条件，因为在有限准入秩序下，精英集团很容易对各自利益的受损不满，而试图攫取政权建立另一个有限准入的国家，暴力和混乱有可能还会使国家倒退。

诺思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中指出，在开放准入社会中，新的利益群体出现是不受国家控制的，不断有新的利益群体和租金来源出现，并使经济利益分配持续变化，让政治官员很难通过创造租金巩固他们的地位。但即便看到开放准入秩序的各种优势，诺斯仍然认为“即使是具备了跨越条件，也没有什么一定能促成这种转变。”

实际上，直到《暴力的阴影》，诺思的理论框架主要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划分和解释近现代政治和社会的形态，但是它既没有回答有限准入向开放准入转变的动因是什么，也没有回答停留在有限准入阶段避免暴力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是否有益。当然，《暴力的阴影》确实为有限准入秩序在自身图谱上的演进提供了注解。经济上的利益考虑，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交互作用，使得有限准入秩序呈现出开放程度各异的发展阶段。

八个国家的例子，都指向“民主不一定成功”的结论。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民主可能被用作再分配的手段，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更多低中收入选民，而不是富裕的选民，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诺思等人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中也认为，开放准入社会秩序并不一定意味民主行得通，但是开放准入是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之间的动态关系，最终有能力包容开放性组织的出现，而且如果再分配是非人格化的方式，就能保证这是一个正和游戏。

在《暴力的阴影》中，诺斯认为，当一个社会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保持有限准入秩序是避免它重新滑入暴力和衰退的次优选择——找不到有限准入向开放准入转变的动因，就认为应该长期保持有限准入，可能是太急于开政策药方的表现。

强调还是淡化非正式制度的悖论

诺思的理论框架强调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非正式制度导致相同的正式制度在不同社会秩序中运行状态不同，不具备开放准入秩序的非正式制度准备的国家，应该停留在有限准入秩序中培育这种非正式制度。诺思本质上认为，正式制度对人的认知和行为有巨大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才能够重塑由人的行为偏好总和构成的文化、习惯这些非正式制度。

只要制度对人的行为能够产生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怎么保证有限准入制度实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就一定与开放准入秩序要求的非正式制度准备相吻合？如果有限准入秩序进行的是一种“精英层面的法治”、民主、公平的非正式制度准备，那么按诺思的框架就可以解决有限准入向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变；而如果有限准入秩序并不提倡开放准入秩序中的这些基本价值元素，也能够实现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维护相对稳定的局面，那么怎么靠近从有限准入向开放准入转变的临界条件？

我们可以通过《暴力的阴影》一书中墨西哥的例子来认识这一点。以墨西哥金融市场为例，股票市场在1886年就在墨西哥建立，但直到2009年，股市上市公司平均成立时间是1961年！因为这一直是个封闭的制度，企业准入受到限制，股市实际上是大工业家、银行家和政府金融机构的俱乐部。根据阿尔伯托·迪亚兹·凯洛斯的描述，墨西哥在1874年就进入了成熟有限准入秩序，此后一直不断地在脆弱型、初级型和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间摇摆。到目前，墨西哥仍然是一个初级有限准入秩序的社会。这强有力的说明，有限准入秩序下推动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萌生那些开放准入秩序要求的非正式制度基础。

精英集团要促进租金增长以抑制暴力，也不符合现实中的政治逻辑。如果没有民主、公平、正义深入人心，暴力和混乱就是新的利益集团崛起、也是旧利益集团肃清内部利益扩张过大势力的有利时机。

把租金看作是有限准入秩序抑制暴力的手段也存在问题——对于统治者而言，他可能看中的是租金的贴现，因而允许经济适度增长，但长期增长并不是统治者追求的目标——如果统治不能持续，租金并没有意义。统治者虽然愿意推动一些变革以期带来租金，从而改善经济和实现社会稳定，但这些变革就可能是诺思自己所说的“鼓励依附于统治者”，这种变革也无法为转向开放准入秩序做准备。

避免暴力是否会永陷困境

对于诺思等人的理论框架，可能需要提出的一个质疑是：如果有限准入秩序可以推动经济长久稳定发展——因为经济增长是有限准入秩序下抑制暴力的必要条件，那为什么还要向开放准入秩序转变？

按照诺思的理论，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到开放准入秩序没有办法自然演进，但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在经济发展中无法回避经济波动，尤其在全球化的当下，经济剧烈波动的频率更高，经济衰退导致精英集团内部利益分配频繁受到挑战，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频繁受到滑向初级型、甚至倒退至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的挑战。长期来看，为了避免暴力，停留在有限准入秩序的经济体，可能永远陷在有限准入的困境中。

另一方面，如果有限准入秩序注定失败，那么应该在经济增长的阶段平稳过渡，还是应该在经济衰退的阶段强制转变？前者的情况下，又回到理论框架本身无法回答的问题：即便一个追求经济增长的有限准入秩序具备了所有开放准入的条件，但仍然找不到促成这个转变的动机。而如果在经济衰退的阶段通过强制转变，又与本书所倡导的避免暴力相违背。

除了上面我们看到的悖论以外，《暴力的阴影》的理论框架事实上隐含了一个重大的价值判断，那就是暴力可能会造成社会秩序倒退，对社会整体福利造成的损失大于精英集团以外的大多数人追求民主、平等和正义带来的效用增加。但这不是《暴力的阴影》的问题，纵观经济学200多年的历史，并没有把追求价值观作为人类效用函数的选项。《暴力的阴影》中呈现的案例分析，可能过于关注认识框架中设定的经济和社会特征，而忽略了具体国家所处的具体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关键变量。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讲，不用涉及具体国家面临的具体环境，但如果仅仅对历史长河的粗略一瞥就能用于指导一个国家几十年的发展，那可能面临着选择用何种理论的困境。比如，我们同样基于诺思等人在相关著作中提到的历史事实，还可以得出另一种理论解释：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来看，经济增长可能只不过是小概率事件而已，但是这个小概率事件在西方文明持之以恒地追求民主、平等和正义价值观中得到了实现。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但出发点都不是为了追求增长。正是在他们追求这种理想信念的推动下，慢慢塑造出了当下的西方政治体制，从而实现了空前的经济增长。

经济全球化以后，小国经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经济周期波动，经济在政治制度的动荡中虽然受到影响，但局部和部分的开放使它随时有机会获得一定的经济恢复，这样精英集团面临的来自内部的压力大大减少。按照《暴力的阴影》的理论框架，大量这样的国家能相对容易地保持本国经济既不太好、也不太坏的状态，因而也将长期停留在有限准入秩序的社会形态。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社会，基本实现了保持几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和地区的稳定。当下国际社会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几个政治大国为基础的地区和平，而非被理想激荡下众多国家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的冲撞。正如诺思等人认为的，当一个社会中的暴力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社会秩序甚至可能出现倒退，在国际经济平稳增长没有出现大危机的情况下，暴力在国家或者多个主体的掌握下达到均衡可控，社会秩序也没有向更高阶段演化的动力。

套用托尔斯泰的佳句，成功的国家个个相似，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原因。在有限准入向开放准入转变的过程中，任何政策实施或者经济意外波动都可能导致失败，这种转变可能没有最佳时机，只有多强烈的动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