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100字

《中国文化要义》是一本由梁漱溟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页数：38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一)：《中国文化要义》与中国文化特争

梁漱溟先生在书中所阐述的中国文化的特征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首先中国因为伦理本位因而无法呈现出西方所谓的国家特争，而以文化为民族和社会的全部，使中国不同于其他的民族。这种独特的文化使得中国可以保持超稳定性使中国能够长期沿续，从而形成中国的一大特争。其次中国又因为职业分途，从而以职业取代阶级，生成中国文化的另一大特争。这两大特争使中国文化不合于任何一个西方理论，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深义与独特。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反思近现代我们所走的文件道路是否真的正确。

《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二)：结果还是老一套

我非常敬佩作者以儒家文化为根基，以伦理道德为理性，于百年之前便尝试另辟蹊径，调用本土文化资源开辟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启蒙道路的勇气。

但就我浅薄的学术底蕴看来，这恐怕是一次比较失败的尝试。

全书有三大问题较为致命：

一是立论不稳。

其实作者的核心观点只有一个：中国是个极端早熟的文明，所以这个大文化圈走上了一条温情脉脉的伦理社会道路，生产力的发展就此停滞，从而发展成了一个没有阶级、职业分途的散漫社会。

关于我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阶级这个问题，我不想去争辩，因为它的提出与其说是出于学术目的，不如说全然是由于政治诉求。

然而，对于“中国古时完全是个家族本位的伦理社会”，或者说“中国的生产力停滞了两千余年”这两个关节部分，我是可以明确地表达异议的，因为今天，它们已经得到了学界广泛的驳斥，并有大量的史料和数据支撑。

因此，与其说梁漱溟讨论的是现实中的古代中国，不如说他只是提出了一个完全基于儒家精神拟合出的“理想古代中国模型”。

二是论据不足。

那么，为什么作者讨论的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偏差呢？

核心问题在于他并没有使用什么像样的考据方法或史学方法，反而大量地援引了儒家经典和自己的旧著，进行了不少主观性极强，车轱辘话循环的输出。

三是问题空悬。

考据的不严谨，论据的匮乏，导向的必然是一个有所偏差的中心论点。这个中心论点把中国无法顺利走入上现代化道路的所有问题都推到了“文化”的头上。

作者试图告诉我们，中国在两千年前其实就已经实现了“民有”和“民享”，欠缺的只有“民治”的自觉，而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觉醒儒家的“理性”精神，民治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趋势。

听上去很美好，对不对？

我却觉得，这还是儒家的老一套东西。

身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会认同并渴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吾之幼”这一价值观。

可是同样的故事讲了两千年了，咱们真的实现过这样的理想社会嘛？

说到底，将天下良田，万千财宝尽数纳入一届凡人手下，赋予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神格化了的身份，从此天下百姓欲予欲求，天下学子尽入毂中——我就算是瞎了眼睛，也不可能认为这样一个世道治乱全凭一人良心的社会已经实现了所谓的“民有”和“民治”。

要谈民主，先讲占有。

要想民治，先搞生产。

不要绕过经济问题，不许忽视物质实际。

如若不然，一切现实问题都会先化作纸上的文章，再蜕为献媚的形式，最后搁置一旁，发霉腐烂。

就像这两千年里我们一直在做的那样。

《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三)：对《中国文化要义》的概括和几点思考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思考，既不过度赞扬也不过度贬低，从中国人“理性早熟”一事出发，推演出中国文化的全部特征，优越性与历史局限性，是较为客观公允、卓有见地的文化反思。 全书共分四部分：绪论部分总叙中国文化之特征： 1. 广土众民 2. 偌大民族之文化融合 3. 历史悠久 4. 难以指出的伟大力量 5. 社会历久不变，文化停滞不前 6. 无宗教的人生 7. 家族制度 8. 学术不向科学前进 9. 民主、自由、平等不见提出，法制不见形成 10. 道德气氛特重 11. 不似国家，天下性 12. 无兵的文化 13. 孝文化 14. 隐士文化 全书由社会组织形式——家庭（第七特征）展开论述，将以上十四特征彼此勾连，条分缕析。 2-7章从中国的社会构造出发说明其本质：中国以家庭为本位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造就了伦理本位社会，与西洋集团式构造、个人本位的社会有所不同。西洋近代社会之萌芽，在于中古社会的集团化生产生活，不仅力促产业革命和工商业之发展，亦且有助于个人财产私有制及权利意识的形成。新兴的第三阶级反抗基督教之高压，推动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个人意识觉醒。而中国的家族本位造就了伦理本位，伦理本位社会又以维系家庭关系为其主要表现。伦理本位社会在经济上一定程度共产，政治上以礼俗教化取代法律作约束之用（法律仅仅作为礼俗的补充，重在“刑罚”而非保护权利），思想上道德取代宗教，社会生活上的和谐大同。以上种种，可以作为中国人“理性早熟”之确证。 8-13章论述中国社会历久不变、文化停滞不前之原因（第五特征）恰在于理性早见，文化早熟。西洋之现代国家源起于阶级统治，中国既无土地垄断之势，经济上无剥削阶级，政治上即无统治阶级，亦且无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个伦理社会、多民族融合的文化统一体。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兼并结束了封建制，但士、农、工、商彼此相混，阶级没有形成对立，而是被职业的分途与流动所化解，因而阶级矛盾被掩蔽，导致中国只能在治乱之间循环，而无彻底的革命。 近人批评中国“无兵文化”，不重国防，政治上之消极无为，经济上之无产业革命，文化之“超国家主义”，言必称“天下”而缺乏国家观念和种族观念种种弊病，皆由于此。 按梁氏之结论，则中国昔日之成、今日之失，俱在于其理性早见、文化早熟。因其理性早见，摆脱了身体需求而转向精神需求，遂不汲汲于武力相争，转而向内用力，对己则修身自律，以“向上之心”实践“理”，对人则宽厚敬让，以“相与之情”实现“人伦之至”。因此，中华文化能够化异为同，广播全国，历久弥新。前述之第四特征，实文化之力量所致，为前三特征之原因。 同样因其理性早见，文化早熟，导致中国人重义务而轻权利，重伦理而轻自我，是以民主不兴；重人事而轻物理，重文化而轻知识，是以科学不兴；无压迫而无反抗，重向内用力而轻向外用力，是以自由平等之不兴。中国之不及西洋，恰恰是因其过而不及。因其文化足够强大且具有内在合理性，得以盘旋不进，社会政治经济是以理由不变，停滞不前。 对于中国国民性问题，本书亦稍有涉及。开篇所总结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到等特性，除“自私自利”一事以经驳倒之外，其余皆可由中国文化之要义及社会之情状推演而出。 本书每叙一特征，必先阐明一概念之实质及其所涉诸方面，如宗教、理性、阶级、民主，既而逐一作中西对比，条理清晰，例如以中国之伦理本位对西洋之个人本位，以中国之理性对西洋之理智，以中国之家庭对西洋之集团，则中西问题之因果源流，昭然若揭。近世中西对比之作，容易流于偏激。书中批判了部分学者迷信进化论，否认社会形态演进存在倒退、回复等事实；强行套用唯物史观，忽略显见的社会真实；片面强调人类的普遍性而忽视中国特殊性等错误。本书既承认中西社会发展中的共性，继而着重于个性，由此才能做到鞭辟入里。然则中西差异之复杂多态，是否能以如此二元对立的方式概括，值得质疑。 本书所论述中国之诸多现象，看似杂乱无章，一经作者分析，则浑然一体。政治、经济、阶级、宗教、伦理诸般，皆由一种文化或曰人生态度所决定。唯其转变人生态度，才是中国政治经济民族心态发生近代化转变之关键。故而作者得出结论：辛亥只是社会革命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周孔礼教，才是真正变革之机。但五四对中国文化伦常之破坏，则未见反思。书中或多或少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自傲态度，然而作者之目的在分析优劣，对于中国文化未来之期许、预料则未做说明，稍嫌遗憾。 梁氏所谓“理性早熟”，实为一种“情理”。中国长于人情世故，短于穷究物理。即今之所谓人文科学于自然、社会科学之分也。从事人文科学者，容易轻视自然与社会科学，甚或斥之为下等之学，此古今文人之通病也。或亦可作为文化早熟之一证？

《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四)：读中国文化要义有感

梁老乃中国最后一名大儒，所写之事、所论之理实在非同一般，本书以半文言的方式议论了中国文化的内核所在以及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特殊的文化、此种文化带给国人怎样的影响。这不仅是一本关于“为什么”的书，更是一本关于“怎么办”的书，爱国之深切方能有此观察，虽国人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沉沦，反而取得了抗战胜利并在随后的七十余年中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他在书中所言的诸多观点在今天仍有极大功用，特别是西洋物质文明使国人在社会人生一面失去自信之时，在儒家文化被众人唾弃之时。

全书以“理性早启、职业分途、无集团、无国家、无自由意识、伦理关系、家族意识”等关键词展开论述。梁老将中国在近代屡战屡败、盘桓不前的根本归结于儒学礼教。横观西方发展历史，是一个由身到心的过程，儒学属于早熟的理性文明，虽然为个人的修养的人际和谐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是违背了“有身到心”的渐进式发展方式。西方在探索科学知识之时，国人早已在儒家文化的教导下直接跳到“心”的阶段。精神上的探索应建立在对物质的充分探索之上，在每一次碰撞、每一次探索之时，都是人类个性发展之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之时。反观在儒学教化下的国人，已经被告诉结果而怠于发现过程，这不仅因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使得国人在身体方面羸弱，而且也使得国人的性格千篇一律而消融在种种社会关系之中。理性早熟所导致的个性消亡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一乱治一乱”而非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理性早熟是儒家文化所带来的后果之一，除此之外无集团意识、职业分途等也是儒家文化所结之果。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本位不同，中国文化着重于家庭本位。每个人在伦理关系中反省自己、消融自己，虽家庭关系带给国人种种束缚，但家庭是国人强有力的依赖。与之相反的西方，“重个人而轻家庭”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人们难以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形成集团。在一个个集团的内部，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斗争，在集团与集团之间，也彼此对抗以谋求集团利益最大化。长此以往即形成阶级，而阶级的斗争正是国家存在并得以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观中国，国人依赖于家庭关系甚至是社会上的种种关系而能够生存并得以发展，因而中国社会就不存在由无数不相干的个体所组成的集团，因而难以形成阶级。阶级不存在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职业分途，职业分途使得劳力者与劳心者相分离，但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劳心与劳力相结合，所以这也正是中国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个人意识消融于伦理观念会导致国家消融于社会。旧中国看似一国家实则是依靠文化维系的松散社会，上至中央无强而有力的国家机器，下至百姓仅专注于家族兴衰。几千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相安无事，在一直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仍能长久存在是由于中国少有外国侵入，且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多足以使入侵者难以前进。仅靠地域优势来维系是难以 持久的，此可以由屡战屡败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加以印证。

在读此书时，惊异地发现自己的种种思想及行为竟与梁老所言不谋而合。当外国文化冲击之时，我们之所以为我们，之所以仍为中国人而未被西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指引中国人前进的文化内核。而此书不仅是在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内核究竟是怎样的，更是在告诉我们方法论意义上的道理，在那样一个异国入侵的时代，在现在这样一个世界文化交融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做才能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特性，中国又该怎样才能屹立不倒？

虽然在梁老看来，由身及心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过程，若是逆过来却是几乎不可能之事。但就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视科学教育、完善法治、建立健全国家机器等等诸如此类的，正是发展“身”的一个过程。那么究竟是什么推动着这种从看似不可能之事发展成为事实上已经达成之事？中国人自古就有积极向上之心，在此书中梁老也有所提起。于我看来，这种向上之心的力量远比梁老想象的要多得多。旧时中国人的向上之心多放在事物的表面而不愿触及内里，而当中国人被裹挟在世界潮流中前行之时，此种向上之心的重点也因此被改变。当外部力量足够强大之时，国人也会选择因时而变，这正是中国能够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但我们看到“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的脚步却异常艰辛，于我看来，这正是儒家文化所带来的最大弊端。相较于西方社会中较少羁绊的个人本位，中国社会中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家族本位却对阻碍着中国发展。社会上的种种关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发展，也为整个社会减少了许多活力。带着镣铐跳舞的人怎么会变得轻盈无比？这种镣铐正是国人自觉加给自己的。儒家文化强调自省，这是一种内力。而西方文化更强调个性，种种枷锁是为维护自身安全而从外部不得不强加上去的。如此对比，中国人缺乏个性、缺少创新能力的由来便可知晓。这种束缚是需要被打破的，不仅需要国家提供更为轻松、自由的环境，并且需要深陷其中的人们意识到这种束缚不是必要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

《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五)：《中国文化要义》文本分析

选读《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纯属“盲目跟风”。之所以说是盲目跟风，一来是因为梁先生名头极响，笔者也曾听闻梁先生当毛主席面说出“我今天倒是要看看毛主席有没有雅量让我把话说完”之语，令人颇为诧异；二来是因为这么多书里面，豆瓣评分还是梁先生的书高，遂选之。畅快淋漓读毕此书，只觉“读到就是赚到”，颇有几分醍醐灌顶之感，故作此文，一来呈现文本分析，以白笔者确实精读此书之实，二来也是提醒自己，中华文化确乎不同于西方，中国社会实在不能套在泛进化论和唯物史观之内，中国的一切，还要有中国的视角来理解；生搬硬套，无非“得形忘义”罢了；三来也是抒发一些感悟，对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感悟或疑惑予以抒发。

为了总结全书，求其脉络，以为自我温故之效；读毕本书，笔者试图以梁先生所提的中国文化14特征为脉络，一一求其根源（当然是基于梁先生的观点与原文本），也是总结本书大意。以下便是我根据各点进行的分析，对于顺序有所调整。而且基于其内在的联系性我进行了一些划分，以突出各个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喟叹于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笔者不敢妄言自己对某一方面的“深入了解”，深感自己难以真正有所创新，因此下文以文本分析为主，只有少量的笔者对其余资料的考察引用和自己的感悟，还望老师海涵与斧正。

(一) 广土重民，民族同化融合，历史悠久；不见长于西方，却给人以力量感

梁先生对于这四个特征没有展开论述，更多是基于总结归纳。前三三点其实更倾向于事实的陈述而非对于文化内部的剖析，故不予赘述。当然这三点作为论证的大前提，在其余几个特征中仍然有所呈现。这一点笔者将于下文展开。而中华文化并不见长于西方却绵延不绝自有其力量这一点，更倾向于作为感性认识，这种力量感其实在笔者看来更多是源于特殊性，也就是下述的几个特征，在此按下不表。

（二）社会以家庭为中心，无国家而有社会

在这两大特征上，梁先生的论述之起步是从驳斥一些成见开始的。先破后立，梁先生先后指出了生搬硬套马主义的错误之处。中国社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从“生产家庭化”到“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中国社会的伦理因素在其他各国都是不存在或者不是决定性的，因此对于中国的社会分析，不能简单的套用某一家某一派的学说，尤其不能单纯以马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生硬归类。个中原因，梁先生将其归纳为集团生活的缺失这一情形上来。

梁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的描述不是通过直接剖析而来的。相反，其先解释了何谓西方的集团生活，再解释了中国集团生活的缺失，一箭双雕，既破除了生搬硬套的研究现状，又在对比中树立了中国特色的现状。简单来说，西方社会的集团性，主要在三个维度上得以体现。其一是教会的组织，在教会中，皆为兄弟姐妹，教众平等是一集团；其二是庄园的组织，在庄园中，一切自给自足，但又不同于中国的小农经济，庄园更倾向于一个围观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行各业皆有，其产品亦不似小农经济那般单一；其三是工商业中的行会，行会中的会众是有共同利益共同手艺的人，对于会中事务都有发言权。这三层集团，构成了西方社会的集团性。

反观中国社会，虽不能说没有集团性，但是集团性质极其淡薄。西人所有的三层集团，中国人是皆没有的，故此，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形式全然不同于西方，而是自成一体，成为了伦理本位的社会。由于个人并不隶属于某一集团，因此家庭在个人的生活中就格外的凸显。但是梁先生在此处作了一个重要区分，即中国社会不能说是家庭本位。因为家庭本位的指向其实是所谓的宗族社会，个人对家族也仅对于家庭负有义务。而中国社会有所不同，中国是把社会泛家庭化了，以家庭中的伦理关系或者说义务关系，要求社会上的所有关系：师父与弟子，天子与朝臣，朋友兄弟相称——各种各样的义务关系都是家庭义务的变体，究其根本，还是伦理。因此，在经济上，中国社会重人情轻经济；在政治上，中国社会希望天下太平，人人各安其分；在缺失的宗教上，个人在这种伦理本位中为家庭地位的升降而奋斗，获得了原本只有宗教才能给予人的“奋斗的意义”，从此有了目标，不断向前。

这种伦理关系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人没有权利意识，而重在个人义务的实现。这与下文直接关联。也由此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特色：伦理本位

（三）几乎没有宗教，却依旧不向科学前进；社会不前，文化停滞不变

在这四大特征上，梁先生认为是层层递进的。首先梁先生点出了中国社会缺乏宗教这一事实。宗教要求人的是服从、信仰乃至盲从，“惟其荒谬，我其相信”；与此相反，被外国人称为“儒教”的儒家，反倒强调反思与个人理性，孔子本人也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绝不诉诸未知，而是侧重求知；绝不诉诸外在规范，而是强调个人自省；这与西方中世纪具有极大不同，当然谈不上宗教。之所以没有宗教，一方面是因为伦理本位的社会给予了个人奋斗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周礼教化替代了宗教，成为社会秩序的规范。因此中国没有宗教。

但是没有宗教，按理说应当是破除迷信，走向科学的时候了，为什么会没有近代科学的生发，反而在现代人看来趋于蒙昧落后呢？个中原因是多样的。但是梁先生的落脚点，乃是中国文化的早熟。在解释早熟之前，梁先生先对“理智”与“理性”两个概念作了区分。在梁先生看来，理智所代表的是所谓的科学思维，是为了达成目标所必需的要素，例如算术等，而理性则是人们生发动机的要素，人们因为理性，有了做某事的动机，又因为有了理智，人们得以做成某事。这两者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是有先后区分的。从西方社会来看，先有理智的发展，再形成了理性的人格。但在中国社会，儒家大大地超前于这一状况，跳过了理智阶段，直接步入理性层面，这一跳跃的成因梁先生没有详细阐述，但是跳跃作为一种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自此中国的学术研究转向了相对虚无缥缈的生命层面的研究，这种纯思的研究又不再需要科学的支撑，甚至农、工、商领域的一切知识都算不得“学问”，因此科学止步不前甚至从未有意识地发展过。

这时候梁先生以马主义的唯物史观，推理出社会由于其生产上没有大的变革，伦理社会的组织形式以及强调个人自觉的儒家者三方面共同作用，使得社会在文化上停滞不前，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从未跳出伦理社会的框架。这与社会结构的长期稳定是离不开的，长期稳定的社会一方面为文化的延续提供了条件，一方面也强化了伦理道德的文化。由此，文化不能也不必再有大的变动，从此停滞不前。

综上所述，伦理本位的社会与儒家共同在中国的社会中剔除了宗教（但不是排斥，只是同化），培育了理性，但理性的超前性又导致理智的弱小与地位低下，自此社会内部失去了冲击与变革，文化停滞不变，中国社会从此步入历史周期，一治一乱，循环往复。

（四）不见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道德气氛持重

这几点所谓“普世价值”之所以不在中国生发，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这四者其实互为因果，缺一不可。首先，先知其然，然后知其所以然。所谓民主，在本书中，梁先生将其概括为一种“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取决多数、尊重个人自由”的精神。明白了民主的定义及其内涵，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对于中国人而言并不缺乏此种精神。国人其实相对于西方社会的阶级尖锐对立，仍然有其平等的成分。梁先生认为，中国人的“讲理”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笔者仍然觉得是存疑的。怎么样判断一个民族是不是讲理呢？梁先生没有说，为什么国人比西方人更讲理呢？梁先生也没有说。而且以讲理判断民主，其实有些避重就轻之嫌，这里暂且留下疑问。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形式上我们缺乏了“尊重多数”的表决民主和“讲求自由”的个人权利本位。这里笔者窃认为，梁先生对民主政治的概括失之偏颇了。民主政治固然有服从多数的传统，但是如果从美国的宪政来看，其实重点在于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甚至美国宪法之中，强调的恰恰是如何以宪法确认基本权利的形式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但无论如何，梁先生的结论笔者是信服的，也就是中国其实并非完全没有民主，而是缺乏了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而之所以缺乏西式民主，其实是缺乏所谓的“集团生活”的缘故。在这里，梁先生分别展开论述了中国人缺乏“人权、自由”以及“民治”的原因。

第一，中国人其实很难谈得上是“不自由”或者“自由”的人民。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而是在承认旁人自由的前提下有限的自由，国人在“承认旁人”上没有问题，强调义务的中国往往能意识到自己对他人所负有的义务，而不仅仅是承认。但是由于没有经历来自于教会和集团的双重压迫，也没有常规意义上的国家（已在上文展开），而伦理社会的秩序又使得人与人之间关系相互交互而不是汤清水利，伦理情谊又使得我们很难以“自由”（或者不管古人如何概括这种情况）为由与他人划清界限，反倒是纠缠不清，故此总是缺乏人权与自由的提出。个人总是被埋没在无限的人际关系之中，“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所以说中国人虽然“未尝不自由”（因为自由这一概念从来没有被提出过，没有个人也就谈不上自由），但是却也不会有明确的自由（如前所述）。

第二，民治的缺失其实也是从社会特征推出。这一结果实际上是理念与社会形式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梁先生认为，由于没有西方的集团生活，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自然也就不会有商议的传统，从而这种“公民政治”、人人对国家有义务的概念也就不会有了。同时，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曾经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小范围合议机关（如罗马元老院）也未曾在中国产生，连民治的萌芽都没有，如何谈得起发生与发展。但是笔者私以为梁先生这里似有不妥。依笔者浅薄的历史知识，中国传统社会中，真正大搞“一言堂”的现象或者机构实在是少之又少。上至天子，在朝堂之上也无法为所欲为，一切事情，仍然需要与大臣谋定而后动（谢老师曾多次指出这一点）；这是上下级之间的讨论，那么平级的讨论有没有呢？笔者认为，明代的内阁制度可以算是平级讨论的一例，当然笔者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不敢妄议，此处推测，还望老师指正不当之处；之所以说这些，只是表示疑惑之意，并非是否定梁先生的说法。

至于道德气氛浓重的原因，其实也就是梁先生反复在说的，也是上文提到的“以道德代宗教”之故。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为什么难以生发，道德就为什么易于盛行，在此不予赘述。

综上所述，不见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但见道德气氛浓重，归根到底还是由于社会的没有宗教，重视伦理所致。这两大特征称不上是最原初的特征，只是有这样的社会基础，也就有了这样的社会风气与历史走向。

（五）中华文化乃无兵文化，孝文化与隐士文化

对于这三点，梁先生没有进行详细的展开，而是作为上述四大点所呈现的中国文化自发产生的三个元素。

关于第一点“无兵之文化”，我查阅了雷海宗先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姑且在这里为梁先生狗尾续貂一番。根据雷先生的观点，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时期的兵源于当时的“士”这一阶层，甚至可以说是兵士合一。士作为一个阶层可以说是全体为兵，为封建贵族所倡导的的侠义精神所支配，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这个时期的“兵”，即是士与贵族的合体，有侠义也有原则，因之称其为文化之兵。战国时期，文武兼备开始不再作为一个人所应当具有的特质，春秋时代全体士族文武兼备的制度出现裂痕。历史发展到这个分裂的阶段，兵制也很自然地随之扩张，于是有兵之文化开始出现危机。秦国于战国时代即行征兵制，兵的存在仅仅是作为军事上的杀戮机器，民则成为兵的补给来源。汉以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多不愿当兵，故政府更多地采用强行征兵的方式，那以后的兵，已全然与文化、与侠士精神相割裂。兵民既已分离，兵遂丧失活力之源，以至于百姓绝不崇尚“兵”所代表的一系列文化色彩。东汉以下的兵的问题总未解决，自后中国就成为了“无兵之文化”。以上观点，姑且算作为梁先生所列的无兵文化作一脚注，也是逼着阅读中的一些感悟。

第二点孝文化的产生，首先源自于家族生活。孝的内涵实质就是家人之间的义务关系，尤其突出晚辈对长辈的义务关系。这恰好与上文所述的非国家缺宗教相印证。因为国家与宗教要求的往往是对这两者（指国家与宗教）从一而终矢志不渝的忠诚，而对家庭的忠诚实在是从中作梗，难以接受。笔者私以为（梁先生并未作此说），这一相互印证其实也是因果关系的表现，正因为无国家而有社会，无宗教而有道德，这种孝文化才得以成为社会主流并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孝文化也是伦理社会的一部分。其实忠孝二者本为一体，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就是在说忠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同构背景下在大的国家之中，“孝”转化为了“忠”，而“忠”反过来又要求了“孝”。综上所述，缺乏国家与宗教为孝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而伦理社会对于“忠”的要求反过来成为了“孝”的根源，由是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地位凸显出来。这番论述，也是梁先生在本书所没有明说的，笔者战战兢兢，替梁先生阐述一下孝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关联。

针对第三点隐士文化，梁先生仅对其三大特色作了描述，分别是政治上出世，经济上淡泊，生活上崇尚自然。至于隐士文化的源头，梁先生没有明说，笔者也不敢在这么大的问题上妄言。但是笔者认为，隐士文化存在的可能性仍然有说道之处。隐士作为个体之所以可能，其实是前文所讲的没有真正的国家，没有为国家负责的伦理要求，自然也就没有自我对于外部社会的群体归属感。因此，当家庭不再成为需求或者单纯没有家庭时，国家又无力去强迫人入世为官时（梁先生据此推断中国社会算不得封建社会，因为封建社会岂有帝王再三礼请亦不出来之人），隐士文化这才成为可能。而当作为个体的隐士逐渐增多乃至成为风尚，隐士文化也就就此诞生了。虽然在历朝历代（魏晋南北朝除外），隐士文化多以亚文化的面目呈现，但这种亚文化能在中国社会得到包容乃至成为一种流行，也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以上五点，笔者试图概括了梁先生在此书中的理论体系。不难看出，梁先生的逻辑是明确的，思路是清晰的：在广土重民的大背景下，产生了家庭本位、家国同构的社会；机缘巧合之下，早熟的社会文化使得中国文化以道德代宗教，跳过了发展理智的自然科学阶段，直接进入了理性勃发的时期，从此没有科学进步，只见伦理人际。也由此产生了一个民主法治缺失，道德气氛浓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还具有三大子文化，分别是无兵，孝以及隐士。由此，建构出了延续数千年而不断的中国文化，直到外来文化的入侵打破了平静有序的状态。“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化可能一直延续下去而不会有变动”，此诚不我欺。

行笔至此，笔者已接近尾声。感慨于梁先生学术积淀之余，也更明了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笔者深知，中国文化的特色已是民族性的一部分，本无对错之分，日后笔者在法学学习过程中，也将努力牢记在心，将这一民族性作为变量，考虑在法学的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