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释内亚史读后感1000字

《重释内亚史》是一本由钟焓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80，页数：38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释内亚史》读后感(一)：日语错误

钟焓因批判柯娇燕及揭露新清史研究背后的政治用意而为公众熟知，其对学术追求，大多数人可能用“考据”一词概括，这样的看法如果读读本书可以得到很大改观，概言之钟焓在民族史领域欣赏拥有语言学方法中的审音勘同等基本功，在此基础上展开史地考证，但对理论也并不排斥，在评王明珂一章中充分的展现出了作者对理论的熟稔，在评傅礼初一章中也表现出对傅礼初运用社会科学等理论的表扬。本书内容都已发表，在网上和读秀上都能找到。导言部分改写自《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的访谈《钟焓谈辽史与内亚史研究》。除本书外，作者还有《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上）？》、《探究历史奥妙的车道最好由考据的路口驶入：柯娇燕构建的相关历史命题评议》和《<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指暇》（《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0期）》）等书评。作者对史料与学术史均十分熟稔，对所评各位研究者的贡献与失误洞察明晰，每个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应该做到像作者这样。

作者通晓多种语言，评价的各位研究者的著作涵盖了法语、匈牙利语、英语、日语等多种语言，引用这几种语言也很频繁。但是本书引用的日语实在是错的太多。概括为两类：1、假名随意小写。第356页池田温“8世紀中葉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写成了“8世纪中叶にぇ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お写成了小写的ぇ；书中多处について的い小写了。アジア写成ァジァ。2、日语汉字简写。脚注里的日语都简写了，如森部丰的“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写成了“ソグド人の东方活动と东ユ-ラシア世界の历史的展开”，但森部豊的“豊”却没有简写，还有“に関する”中的“関”写成“关”。初次发表的时候这些问题并不存在，出书的时候出现这么多问题，出版社难辞其咎。

《重释内亚史》读后感(二)：伯希和的另一面相——《重释内亚史》读书札记

准备给写一篇书评的， 但是但是如下的 读书札记就整理了快一年，我太低估写作难度，争取今年完成。

按：钟焓先生著《重释内亚史》，是笔者2017年最关注的著作之一，出版之后笔者第一时间购进拜读，随后在与出版社官博的互动中，接到了约稿，但是笔者并不专长于内亚史，所以仅能就较熟悉的伯希和先生，就笔者对其的阅读史谈谈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正文：说到国际汉学以至法国汉学的名宿，笔者想起的第一个名字当然就是伯希和先生，起初在笔者的印象里，他的名字是与敦煌文书的发现联系起来的，他的第一个面相即是敦煌以及西域广大区域的探险者，与王道士、斯坦因、斯文赫定以及俄罗斯和日本的探险家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的探险笔记以及研究成果已有译本，但笔者阅读所限，主要还是通过韩森《丝路新史》了解的

到读本科以后，在诸位师长特别是王川教授的指导下，通过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研习，对伯希和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王先生时常提起伯希和先生的大名，伯希和则以“法国汉学皇帝”的尊号而留在我的脑海里，他与沙畹、葛兰言、高本汉、钢和泰等与中国学术界人士，如王国维、陈垣、傅斯年、陈寅恪等先生的交往与学术切磋，亦成为我们在课堂上津津乐道的讨论内容，由此我阅读了桑兵先生著作

但是众所周知，长期这样一位在学术界有着崇高地位的大师并没有很好的传记，直到前不久才有了第一本译本，笔者由此又知道了伯希和先生作为法国殖民主义急先锋的一面。

就笔者目力所见，近来尚有伯希和北京日记出版，

以上也就是笔者在摊开本书之前的阅读积累，而本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笔者对其既有印象，所获新知不少，试摘抄如下：

《重释内亚史》读后感(三)：【传】钟焓：“后伯希和时代”西方内亚史学严谨性的丧失——《重释内亚史》补笔

【作者简介】钟焓，男，汉族，籍贯重庆，1976年生。1994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今考古文博学院），相继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师从林梅村先生；200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专门史方向，200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考古学与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尤致力于北方民族史领域。

《重释内亚史》读后感(四)：《重释内亚史》读后

终于难得地在学术书里看到对张承志文字的征引，而且一处是作为学者的论文，一处是作为文学家的散文，这让我这个一直偏爱张承志的人来说非常惊喜。老张本来就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5年，本书作者作者出生前一年），又是翁独健先生的硕士生，如果不是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应该也是内亚研究的一员。

其实我私心是想把作者和文字学界的郭永秉对比的，因为两人年纪差不多，都处于学问以及学术地位的上升期；郭永秉素来以论文的旁征博引而出名，而就此书而言，作者这方面的能力也不弱，而且因为内亚研究的特殊性，需要构拟包括汉语之内的多种语言的古音或者评价对其的构拟，而从本书第一章对伯希和旁征博引、注释精审赞叹不已，并表彰其能吸取乾嘉学派考据学精神而达到极高水准来看，作者的文献功底也在这一辈学者中属于上乘——其实我个人觉得他给我深刻印象的是找到的薄弱之处的能力。

最重要的恐怕是，对内亚历史的构拟和对古文字的复原，都是既需要符合史料史实，又需要有一定的想象力并将之合理化的。

我承认，私心里也有点因为反感郭永秉的狂妄想找人克制的缘故。能高度赏识伯希和，为之叫好且清楚好在哪里，认为其考据功力堪比陈垣的，应该不是弱鸡（当然不是）。当然我对于作者在写内亚游牧民族习惯以“我儿”称呼附庸者时忽视佗钵突厥可汗的话，经人提醒才补记感到小小惊讶。

这本书相当不错，但因为和作者没有接触，不知道他的思想取向，加上前不久“新清史”闹出的风波，他又任教于相关领域的最高学府，还有看到的对爱德华·萨义德和张承志（教名正好是相近的赛义德）充满反“东方学”文字的征引，我的确读出了一种在内亚研究上建立自己话语权威（不是话语权），或者说为自己话语权发声的急切愿望。

我很理解这种愿望，这也是许多领域中国学者所面临的处境，但如作者这样认识到掌握话语权重要性的并不多，更多的还是热衷于采纳他者的话语体系。

我无意于将此与声张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类比，但我的确觉得是有必要的，更何况在内亚研究上，中国因为久远系统的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本该具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我以为作者真正担心的，乃是第一，欧美（包括日本）的“东方学”对中国文献和出土文物的解释权——这本来就是萨义德观点的核心：东方没有能力表达自己，只有欧美掌控的东方学才可以，而在这样视角下建构的有些观点对于中国的固有观点有挑战——关键是这种差异可能成为分裂中国认同的理论源头（本书第六章中日本学者森部豊的粟特系突厥、将后汉、北宋列入“征服者王朝”就是典型）；第二，近年来随着有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背景的学者进入内亚，会出现淡化或规约中国文献和出土文物的价值，却不影响其理论的构建，这理论有可能过于追求普适性而在史实上并不符合（本书第五章对于王明珂理论的批评就是，其实我以为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总结出的观点同样对于维持中华认同是有潜在威胁的）。

因此本书很有规律：凡是能尊重实证主义，并能积极吸收中国考据学的，都会得到作者的肯定，这就是第一章的伯希和第三章的傅礼初。第四章的乌瑞夫人，感觉作者还是引介其研究成果，即南西伯利亚人群对于蒙古人的影响，为主的。

真正有意思的是第二、五、六三章。第二章的塞诺，感觉作者就在挑其论文里的错，而这些错有一个共同来源，即轻视中国文献或者对中国文献释读能力弱；第五章的王明珂，感觉作者是明褒暗贬的，因为挑的不仅仅是刺了，既有塞诺那种归根到底是疏于文献搜集、分析的错——比如不知东汉后以乌丸称呼乌桓，又有引用失误——作者特别指出王明珂引用的日文参考文献注释的错误，这属于特别令人难堪的低级错误，更有在理论上的错：对游牧、放牧的混同，对气候诱因的盲从，却不知分别干冷与湿冷——是湿冷而非干冷导致了农牧混合人群最终转为纯牧人群。这里就出现了作者特别批评的一点：懂得借助人类学、气象学，却无视文献学，在解构宏大叙事的同时留下来自己破绽百出的新宏大叙事。第六章的森部豊也是类似，作者在肯定其对粟特的研究后，对其通过“粟特系突厥”的命名来坐实“征服王朝”，执着于血统而否认其文化与血统混合提出了批评。

不过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在第五章里，作者引用并肯定了江上波夫基于人种差别的戎狄与匈奴不同源的理论作为批评王明珂基于气候变化而认为游牧人群即之前农牧混合人群的武器，丝毫不考虑前农牧混合人群的确有可能采用游牧生活方式；但在第六章里，作者又批评了森部豊基于血统而否认不同血统人群的融合。这很有双标的味道啊！

文学界也是如此，哪部伟大文学理论著作能指导写出伟大文学作品？没有。但你不能否认伟大文学理论著作所引领的一代审美期待。

说到底，我同意作者认为历史学研究不能不考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成果的观点，但我觉得还应该考虑哲学的巨大影响。

其实，内亚研究和文字学研究因为受限于史料缺失，都有一点借助想象力来合理构建的需要。既然这样，就不能纯以实证主义来要求了。我觉得维特根斯坦对此说的不错：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不是物的总和；物之间还有不同于事实的可能组合，即逻辑空间。内亚研究和文字学研究，恐怕都是要给予此逻辑空间一点空间的吧！另外说到了解构，就势必提到尼采、德里达、拉康、齐泽克，这样才能更好理解如王明珂、森部豊们所追求的即使有些有悖史实的理论的价值，因为这也属于逻辑空间。就像王明珂可以完全以此回应：实证的历史无人能接近，我们都是接触“历史”罢了——大概是《羌在汉藏之间》这本书里吧！

如果还能吸收尼采关于“重估一切价值”的主张，承认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也只是一种解读——一如外国学者的一样；解读都可以——这就很后现代了，但未必是解构，也可以说重构，但谁更合理更能被接受要考自己的竞争力和运气，而不是简单排斥。因此本书对很多观点提出有分量的商榷是完全值得肯定的，我甚至可以理解作者对于中国史料和观点被忽视的担忧，但这更要靠以我们自己的观点写就的有说服力的作品来获得肯定，仅仅因为有这种担忧并认定欧美就是刻意打压以维持话语霸权就否定其观点是不合理的。

我真心实意觉得内亚的研究要更开阔才是。我举几个例子：在引用傅礼初对草原帝国全民军事化倾向的时候，我立刻想起了金雁《倒转红轮》中引用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里对彼得大帝改革的评价，如出一辙。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俄罗斯也可以用这个模式予以解释（本来莫斯科公国也可以视为金帐汗国消失后出现的征服国家）；还是因为傅礼初本科就是学俄语的，从克柳切夫斯基那里借来了这个观点？

又比如，草原部落联盟的不稳定，再加上草原事实上的孤立性，以及游牧民族大多很晚才会创立文字，也可以从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中对东南亚“赞米亚”高地的研究得到解释：这本来就是另一块收容逃避被国家整合的人群的乐土——没有文字而只有口语，正方便了根据部落联盟的变化而创作短期口头记忆来维护的需求，只是雪灾让他们的生存比起东南亚更为艰难，而马和弓箭让他们在冷兵器时代占有武力的优势，所以会在逃避之外保留集群对抗的倾向。

再比如，游牧部落因为从西向东迁移，所以对西方熟悉而陌生于东方，因此西方的神格友好，东方的神格可怕，这也可以从莱考夫著名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得到解释。

这样来看，如果要以一个章节为全书样本的话，我会选择第四章，因为既有对乌瑞夫人研究成果的肯定——其实我以为是用来和后面两章那种只顾构建，史实不细（更多由王明珂承担）做对比，突出作者主张的历史学的实证性；又指出其因为不通汉语文献而出现的纰漏，突出作者主张的必须对汉语文献予以充分重视。

最后，作者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也关注过他的一些文章，本书是因为读了同为“九色鹿”系列的付马的《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一书而临时起意购买的。不得不说虽然都有北大求学经历，但路数还是不同，从方法论高度来看，本书胜；从对化石语言的掌握看，那本胜。无论如何我还是很赞赏我的同辈里还是有能有运气并静下心做学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