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域鸿爪》读后感1000字

《禹域鸿爪》是一本由[日]内藤湖南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29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禹域鸿爪》读后感(一)：随写随记

他很有意思 文笔感怀都是大家风范 这套读的最后一本，才读开头却觉得应该是最好的一本，想买本实体书留存，翻译特别好 喜欢野口宁斋饯行的那几首诗 以前骑驴一天过去长城，现在去八达岭也只有要高铁二十分钟，不过一百年时间 玉泉山 颐和园 明十三陵详尽记叙，对比 这一带居住有不少旗人，多有头扎两把头发、长相不甚姣美之妇人，伫立门前，如观看西洋镜般，打量我等路过之二洋鬼子 管自己叫二洋鬼子，是幽默吧！ 那会儿内地就盗版日本人翻译的书了 对中国人优越感大，上等座坐一起都很担心自己。另外几个作家是看不惯绿牡丹和各种唱戏的下来吐痰 贡院考三天不出去真的太脏了 他一直认为南方文化才是正统 崇尚唐朝 鄙夷明清 尤其是清朝 大概还是和国力强弱有关 日记风格和鲁迅类似 每日简短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若有需要拓展 日记会写梦到重要的人 专门去房山云居寺 等春天了也想要去 “ 彼答曰：首先在于使官吏识得羞耻，其次当知精神乃必不可少之物，此二事，敝国之所最为匮乏，亦最所急需者。”说得很有道理 “所嫌厌者：感觉迟钝之蠢人；迎合大众之进步文化人；信仰圣人之愚直道学家；浅陋庸俗之日本画、岐阜产椭圆形灯笼、幽居安乐、闲寂风趣、茶道、民间工艺；美国式机械文明；赶时髦者；社交舞、登山、体育；恋爱至上主义者。 所嗜好者：凡属中国之物，皆在嗜好之列。” 不喜欢上海很自然。。

《禹域鸿爪》读后感(二)：史家眼中之旅行中国

这本书是和之前看过的谷崎润一郎的《秦淮之夜》一系列的。相比润一郎文人的寻色之旅，我更喜欢湖南先生的访古之行。

史学家的眼睛是可以穿透空间的禁锢，上溯千百年时光发现一个地方的历史与趣味。他所走过的地方，北京，南京，杭州，苏州等地，我几乎都去过，北京南京又分外熟悉，而在他的引导下再去看这些地方，觉得自己根本不算在这里去过生活过。我们普通人是活在短暂的现世里的，而先生这样的人是活在几个时空里的。

我觉得很多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文化都有着深深的乡愁似的东西，先生不例外，而且尤胜。在学生的评价里说，湖南先生厌恶许多东西，而所喜好的：凡属中国之物，皆在嗜好之列。虽如此，先生在旅行途中之所见闻亦多有批判。对于中国的衰落，他是痛心的，对于中国的未来，他也是关切的。旅行之余，他与一些智识高尚之人以及社会名士也多有交流，以此了解中国之现状以及知识阶层对于未来之打算计划，对于一些名人也自有评价，由此，我有了对原本历史名人的新认识，也认识了一些历史上名气没有那么大但是颇有学识见解的人物。

从戊戌政变之后到1918年先生三次来中国的见闻里也可看出中国在这十八年前的许多变化。南京明故宫毁了，砖瓦树木被政府卖了；曾文正公祠堂毁了，成了革命烈士祠堂，在此他表示了自己的痛心，也发出这样的感慨：无论尝获救助者为谁，中国人之于当时救济其地其民，即有大功德于世人者，均极易淡忘。对于政府不能出面保护古迹，先生也很无奈。中国没有保护古迹这一传统，历来前朝之物若无实用，不破坏算好的了。这与日本大不相同。日本人特别注重传统传承，故而他也提到书法之变化，日本依旧保留六朝唐之笔法，而中国人已忘记了，多年变化早无古意。

总之，这是又一本丰富我知识，愉悦我情感之书。

对了，译者也是相当厉害之人，译文很符合先生之汉学家史学家之文笔。

《禹域鸿爪》读后感(三)：阅读记余

这一套“东瀛文人·印象中国”的书装帧很漂亮，带有纤维质感的封面和洒金的装饰很有日本的感觉，而略显圆润的字体由使它不至过于严肃（在一本书上同时看到这种可爱的字体和内藤湖南先生的脸有种奇妙的感觉）。

整本书中最喜欢“鸿爪余记”部分，语约意丰。我想，内藤湖南先生作为外域者，在短时间内游历了从北到南的中国，因而会对中国的南北风俗人情差异有直观的体会，再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南北差异的产生，写下了很具有启发性的小札记（是否正确暂且不论），譬如《家屋之结构》一篇结尾：“概言之，江南之家屋多用木材，不若北方之多用泥土。其竹椽茅屋之贫穷人家，与吾邦相仿佛。在此不妨披露一独断之史论：南方人种，本与吾邦相同，属来自热带之茅屋人种；北方汉族则由穴居进化而来，住土石造家屋。文明开化之播布，由北极南，故南人亦次第住进土石造家屋，以至其木造家屋之制式，亦当日益模拟土石屋建制矣。”

而《南北之字体》一文亦由南北人之性格不同而论字体差异：“北人质朴，近于迟钝，每事忌变移。南人轻锐，多儇薄，每事喜新异”，因此北方店铺招牌多馆阁体，而上海张贴启示多六朝风字体，“此虽琐事，实南北风气夐异之不可遮掩者。”

大佬就是大佬，即使出来游玩，走的还是歪果仁经典旅游线路，亦时常有感，行文中杂有考据。

书前有施小炜先生所作总序，对如何正确看待外国人所作中国游记有精到阐述，谨摘录如下：

“在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游记中，我们会读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作者们在众口一词地对中国的传统文明、文化遗产表现出莫大的倾倒与敬佩的同时，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投以批判的眼光，甚至露骨地表露出厌恶，言辞有的还会相当尖刻。……莫非我们反倒真的要求外国人‘且细赏赏这车窗外迷人的秋景罢，人家瓦上的浓霜去管它作甚？’（《感伤的旅行》）甚至还要人家来为这黑暗的现实跌足较好方才心满意足么？”

《禹域鸿爪》读后感(四)：读内藤湖南《禹域鸿爪》记略

新购浙江文艺出版社“东瀛文人·印象中国”系列游记四种，读了两种，内藤湖南氏这本是第二种，按照译者李长声的说法，也是“唯一一部学者写的游记”。

正是这个缘故，这本书读得稍稍艰难些，文字密度太大，很难一目十行，只能一字一句地啃，还要不时反顾，前后对照，加上随手查找资料，方不至于遗失太多信息。饶是如此，自忖所得仍是十不足一。

内藤氏看世界是能见其大的人。友人野口宁斋称其“书卷在胸，山河在眼，语不犹人，理固当然”，并不仅仅是朋友之间的吹捧之词。内藤氏与中国诸名流的笔谈记录最可见出这一点，即以与张元济笔谈为例，谈时政云“若以东南之殷富，为自卫之计，财足兵精，数年可成”，不论可行与否，至少着眼点是大的；谈世风云“人才养成当以学校为先，士风陶铸，尤当以生员在校舍之日力行之”，又云“洋务人才多轻佻儇薄……专敏于语言，读书而不能会绎其意”等，都是切中肯綮。因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品评人物更是肆意敢言，说张之洞“其人亡则其政息”，康有为“才力有余而识量不足”，梁启超“恃才自炫，……为人低鄙”，皆足发人深思。

内藤氏也是有野心的人。他游钟山而有感慨曰“且如钟山，山不甚大，而富于雄特之姿，远近野色，百里高城，策马于孝陵庙前至朝阳门一带之高原，令人追怀驱驰千军万马、旌旗蔽野之古时英雄。我尝语于本愿寺一柳氏曰：为金陵总督者，若不起谋叛之心，其人想必庸愚。”这番心思伸展开来，怕不就是“可怜燕蓟非吾有，如此江山奈如何”？

内藤氏身处日本兴盛的时代，面对积弊丛生的邻邦，不免有种种优越感，加上读书人的清介，鄙薄嫌憎之情表露无遗。最惹眼的是这句：“平常与中国人交肩而过，连衣袖相触都觉得不快”。与中国名流交接，他的态度却又算是谦恭有礼。见肃亲王善耆时，基本都是恭维之词了：“亲王及王世子，风采皆极拙朴，犹以亲王为甚。……其谈话亦极快豁。作微笑时，则洋溢一种爱娇。”这样揪出两个极端例子来比较，似乎有误导之嫌，但对寻常人作恶劣嘴脸，确实让人很不舒服，虽然他宣称“凡属中国之物，皆在嗜好之列”。

但还是得承认，内藤氏真是能领略中国各种好处的人。如谈长江沿岸景致：“大凡大江沿岸，若洲渚平衍处，芦荻丛生，往往数百里绵延不绝。时方孟冬，叶枯花开，似霜如雪，极目无涯。”又谈北京鸽哨：“若远若近，浏亮悠扬，声自天半坠下，闻之真有若空中鸣銮。”其余如谈当日最常用的门联为“周铜盘铭富贵吉祥，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商家则多用“越国大夫增贸易，孔门弟子亦生涯”，虽不无褒贬，却是我在别处没看到过的旧日街衢景象。谈南北店铺招牌，京津尽为馆阁体，沪上则多半为秦篆、汉八分、魏晋楷行，可见其人处处留心，在我也是颇增新知。

对翻译满意，因为很难期望更妥帖的文字了。

《禹域鸿爪》读后感(五)：译后记（李振声）

《禹域鸿爪》著者内藤湖南的一些背景性传记材料，这套译丛的策划人施小炜先生，在其所撰的《总序》中已有很好的论列，读者自可从容参读。我只是想补上一句，《禹》是收入本译丛的这几种书里边，惟一一部学者写的游记。

学者有学问垫底，游山观水之时，始终不会忘情于史地的考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有一般文学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骞翮远翥的学术视野。于深情回眸间贯穿学问兴味，在流连忘返中蕴含明慧关照，本是内滕湖南这种不世出的学者所独擅的胜场。但随时随地，总要倚重书袋，比起单凭直感的长驱直入，走访者之于山水之间，终究多了层间隔，而讲究旁征博引的结果，又不免会让行文显得滞重。凡事有得有失，原是世间常理，更何况，乐山乐水，无有定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相信喜欢这种类型的游记的，也一定大有人在。

还有一点，也与著者的学问颇有关系。内藤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开山人，这本书又写于差不多百年之前，原著用的是一种颇带古奥气息、文笔专骛渊雅的文言体日文，因而转译时也让译者颇费踌躇。作为一份不可多得的见证百年前中国世事世情的文化史料，将其译为平白直爽的现代汉语，反而觉得跟文本原有的性质不相对称，倘若某种直接就能提示其历史感的东西，却因为转译文体的不相称合而致使那份本可直接感知的历史感就此流失，这无论如何也是件遗憾的事。正因为顾虑到这一点，这本译书最终还是采用了现在这样的文体，虽然半文不白，两不讨好，但还是希望读者诸君在面对它们的时候，尽可能地对译者的此番用心，多少有些体察与谅解。

1907年（明治四十年），京都大学创设东洋史讲座，内藤应邀讲授中国近世史，由报人（先后任《日本人》、《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等报刊记者）转型为东洋史学家，并与狩野直喜、桑原骘藏等共创二十世纪日本东洋史研究的“京都学派”（另一派则是以东京大学白鸟库吉等为代表的“东京学派”）。内藤曾数次游历中国、朝鲜和欧洲；与文廷式、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文人交往亲密，与胡适也有通信往来；史学上提倡清代实证史学；“唐宋变革论”则是其在中国史研究中所提示的富有魅力的话题之一，至今仍为中外学界所关注和讨论；其在敦煌学与中国古代书法、绘画方面，也均有独步一时的专门研究。学风阔达，造诣精深，尤其是思路、方法的独到，确立了内藤在日本东洋史学发展史上开山与奠基者的地位。其主要著述《读史丛录》、《中国近世史》、《中国论》、《中国史学史》、《中国绘画史》、《近世文学史论》及《日本文化史研究》等，近年已多由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陆续翻译出版，读者诸君自不妨留意参看。与那个时代日本一众东洋学研究家一样，内藤湖南对作为历史与文化的中国怀有很深的敬意，而对其时现实中全方面羸弱的中国则既同情又不免轻蔑。这在收入本书的内藤的几种游记里，几乎在在可见，读者诸君自不难察识。

译者谨记

1998年清秋草，2016年暮春稍改

补记未译入本书的内藤湖南与中国游历有关的纪行文字，尚有《韩、满视察旅行记》、《北韩、吉林旅行记》及《间岛、吉林旅行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