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富于民：中国历史上的八大聚敛之臣》经典读后感有感

《夺富于民：中国历史上的八大聚敛之臣》是一本由石俊志著作，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8.00，页数：2017-8-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夺富于民：中国历史上的八大聚敛之臣》读后感(一)：好好练习一下写作再出书吧

不过是把史书里的内容弄了出来，翻译的那么生硬。弄历史的，文笔不好，就不要瞎写了。

看了前言，大概就能明白遣词造句的水平了，看了第一篇张汤，特别是如果你作为读者读过史记的话，估计没有勇气再往下看了。

有一个词，叫味如嚼蜡，大约形容这样的感觉是很合适的。

实体书店的好处，在于买之前可以看看内容到底好不好。

《夺富于民：中国历史上的八大聚敛之臣》读后感(二)：历史的教训

我们今天看过去的历史，那些人物以及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应该如何评价、如何判断，关于这些，正是我们探索历史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任何历史人物都不能超越他所属的时代，我们既不能用今天的道德去要求昨天的人物，也不能用昨天的价值来判断今天的故事。

在皇权当道的年代，每个人的命运都仿佛是大海中的小船，既不知道风什么时候到来，也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去。

大概没有谁一开始就想要做个坏人，可是最后他还是成了坏人。

有些人或许算不上是坏人，但是他却做了坏人也做不成的坏事。

我们讨论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在那个属于帝王的时代主要有两个立场：一是帝王的立场，二是百姓的立场，而两者经常处于对立状态。要讨论一件事情的价值往往也有两个取向：一是当前利益，二是长远利益，而两者也经常处于对立状态。

关于历史中的人与事辨真伪易而明是非难，这主要是因为真伪属于客观的界定，而是非却是主观的认识。

主观，就是一个人看问题的立场。

在皇权的时代，皇帝就代表真理，所有的活动都围绕皇帝而展开。有些人一生的才华似乎都是为了讨皇帝开心而大放光彩。

《夺富于民》一书中张汤、第五琦、刘晏、杨炎、蔡京、贾似道、阿合马、脱脱，他们八个人都是敛财的高手，不管是为了战争还是花销，他们都能够满足皇帝的需求。有人试图单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他们的功过，但是任何问题都是复杂的，很难从一个单纯的角度去认识问题的本质。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足球队能在世界杯上赢中国队两次，单纯从这个角度考虑是不是觉得很厉害，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不能因为当时的某项政策在几百年后用了有效就说它是超前的有价值的，我们必须要回到历史去看历史。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的好坏，要看当时、要看因他而起的后续事件是好还是坏。

破坏是容易的，而建立却是太难。

好的制度可能需要几代人、甚至是十几代人上百年的努力才小有成就，而要破坏一种制度却有可能只需要几个人用几年的时间就破坏殆尽。

他们曾经都位极人臣，可是最后却难得善终。是有了昏君才有奸臣，还是有了奸臣才有昏君，这是一个应该思考的问题，却也是很多人回避的问题。

有些人的一生就仿佛是一把枪，用好了上阵杀敌就能勇往直前建功立业，如果不用大概也就是生锈。但是如果你拿他去砍柴，然后还说他不是一把好刀，这就很扯淡了。枪，无所谓好坏，主要取决于用他的人。

张汤清廉却是酷吏，蔡京是奸相也推行社会救济，人是复杂的，很少有纯粹的好，也很少有纯粹的坏。

在鄂州敢和蒙古人打，也能和蒙古人打的贾似道大概也没有想到他后来是把南宋折腾得一片乌烟瘴气的奸相。或许，就是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皇帝、大臣、朝廷、百姓给了他过高的荣誉与权力，在德不配其位的时候，在才不配其位的时候，在称赞与权力的中间他已经开始迷失自己，他亡了，大宋也亡了。

修撰史书的人是为了让大家懂得历史，并且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历史错误的覆辙。而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同样的故事，在历史中演了一遍，又一遍。

又一遍。

《夺富于民：中国历史上的八大聚敛之臣》读后感(三)：臣者，君之臣也；民者，君之民也。

刚拿到《夺富》的时候，见书封上写的“中国历史上的八大聚敛之臣”，心中暗以为书里必是写各朝各代的贪官污吏。读罢才发觉自己竟是见字取义，大错特错的。封建王朝不同朝代，八大财臣为君王聚敛民财，以资国用，此所谓“夺富于民”。

中国社会自古有一种经济理论：“藏富于民”。《周易》中讲到：“损上益下，民说无疆。”大概是古代朴素富民思想的起点。儒家倡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要求统治者节用薄敛，民富先于国富。以小生产者为领导的墨家，将幸福寄托在“官府实而财不散”，希望统治者能“节用去奢，爱利万民”。道家无为。常使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无知无欲。”封建帝王自幼熟读诸子百家，对于先贤的思想自然明朗，但是在面对战争等特殊外界条件时，亦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取民之所利而夺其富。”而在这个过程中，朝廷的财相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的八位主角就诞生于此。

窃以为全书贯注两条线索，一是君臣关系，二是君民关系。

臣者，君之臣也；民者，君之民也。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宰相位高权重，但是对于帝王来说依然只是一颗棋子。封建社会以宗法制为纽带，“君为臣纲”，四字道尽为臣之心，用则取之，用罢弃之。书中八位敛臣大多官至宰相，依然逃脱不了身为人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命运。

八位主角中，最熟知的便是宰相蔡京。大抵因他最为广泛的出现于文学作品或是影视改编之中。蔡京为一代奸相，这是世人对其的普遍认识。王夫之亦曾评论蔡京：“奸人得君久，持其权而以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贻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济君之妄图；下足以弹压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蔡京生性奸诈而好用权术，但他为相时仍续神宗新法，变革货币体制，为朝廷充盈国库，开土拓疆，兴办教育，救济贫困，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刘晏是唐朝财相，幼年就才华横溢，为官之后经历四代帝王。他聚敛财富的手段与其他财臣大量发行虚币有所不同，而是利用商品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建中六年遭杨炎陷害，被敕自尽。史书评价刘晏为官是“广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刘晏信奉道家，道家治国讲求：“虚其心，实其腹，壮其身，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刘晏之财法，顺应道家思想，多不伤于民，而是顺之自然，因势利导。

最后一位代表性人物应属张汤。读司马迁《史记》时有一章名为《酷吏列传》，张汤被收入其中。主张用法严峻，常以春秋之义作为掩饰来执行帝王之令，大概是受了法家思想影响的为官之道。张汤为武帝改革币制，充实国库抵御匈奴入侵，虽令物价飞涨，但在客观上保持住了国家的完整与和平。后亦遭谗言陷害而死，为国敛财无数却一生清廉简朴。

八位财臣大多清廉且精于改革，有利于国家，却都死于非命。常言伴君如伴虎，因一句谗言，遭同僚陷害就落得身死，惹人深思。另外政府夺富于民多是迫于战争要求，汉武帝任命张汤为相，改革币制回笼民间财富，北征匈奴开疆拓土需要大量军费开支。唐代安史之乱时，朝廷为平定叛乱不得不从民间大量聚敛财富，以保持岌岌可危的政权。宋代敛财则是由于国力衰微，金与蒙古虎视眈眈，大宋腹背受敌。总之，战争无论胜败，受苦受难的皆是百姓。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古代最为精彩的一个思想命题。诸子百家连同封建帝王大多都认同这个观念。但是我们回顾历史，常常发现史实常与理论相悖。政权倾覆，受到危难的首当其冲是百姓；贪官污吏巧取豪夺，被一次次榨干的仍旧是百姓；帝王无心政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还是百姓。民贵君轻并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思想，而是历经各朝各代的一次重大的思想实践和反思。

石老师此书剖去历史上对于人物的既定评价，换用经济的眼光去审视各个人物对于当时国家经济的影响，即使是奸佞之臣，依然有一些改革的举措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窃以为美中不足的是，全书聚焦于为朝廷敛财，却未能点出深藏于经济背后的物质哲学。而且也未提及同样具有代表性的如桑弘羊，王安石之类。八大财臣中有多人为同一朝代同一时期之相，其叙述多有重合，是为白璧之瑕。

此书对于人物并没有主观的褒贬，只是陈述历史事实，文学上称此为“零度叙事”，其中是非曲直千人千面，自留给后人评说。

《夺富于民：中国历史上的八大聚敛之臣》读后感(四)：以“安史之乱”为例，说说古代战时政府是怎样敛财的

想当年，大唐盛世，过得好好的，突然，安禄山造反，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开始了。唐玄宗大惊失色，眼看打不过了，吓得一口气跑到了蜀中。

当时天下大乱，人民流离失所，争相逃难。可这时候有人乐了：终于轮到我出马了。

此人复姓第五，单字一个“琦”字。第五琦觉得，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恰好，他的长官派他去蜀中向唐玄宗报告战况。

第五琦见了唐玄宗，就慢慢和他聊。

“皇上，你说这八年抗战已经开始了，当然了，咱们是主角，胜是肯定要胜的。可是咱们靠什么胜呢？”

“靠兵，必须得靠兵。安禄山他兵多，我兵少，所以我打不过他。要是我人比他多，一人一口唾沫也得淹死他。”

“要不怎么说是皇上呢，就是英明，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那么，这么多兵，怎么养活呢？”

“靠粮草。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人吃饱了，马喂好了，上战场打仗才能有劲。”

“粮草从哪来呢？”

“拿钱买啊。”

“钱从哪来呢？”

“这个……”唐玄宗卡壳了，“这个钱嘛，原来是有的，现在突然说用，倒是没有那么多。当兵的钱也不能欠着啊，他们手里有家伙，一言不合就抄家伙，不定干谁呢。”

第五琦一听，戳到皇上的痛点了，继续趁热打铁：

“皇上，臣可以帮你弄到钱。”

“哦？爱卿，你能帮朕筹集多少银子啊？”

“皇上想要多少银子啊？”

“你有多少朕就要多少。”

“皇上你要多少臣就给你筹多少。当然了，凡事都讲究个师出有名。您得先给臣一个名号，臣好去给您筹钱。”

“现在这叛乱一起，北方都让叛贼安禄山给占领了，我们大唐朝收税，主要是在江淮地区。这样吧，给你一个江淮租庸使。专门负责筹集镇压叛军的军费。”

皇上往跟前凑凑：“爱卿，我可把官给你了，你跟我说说，你去哪给我筹集军费去啊？”

“皇上，您想啊，如今这兵荒马乱的，谁不愿意手里留俩钱儿啊，想筹钱，您得让百姓们花钱。您得把百姓必须花钱的东西的价钱提上去，您想想，什么东西是百姓必须得买的啊？”

“房！我要炒房，房价一天一个样，变着法地给他们涨价，今天一万五，明天就五万一了。爱卿，可真有你的，这损招都能想的出来。”

“可拉倒吧，还炒房呢，房子是死的，又没长腿，叛军一来一把火这么一烧，一片平地，跟没盖一样。要我说，就得控制盐，只有朝廷官府可以卖盐，其他人不能卖，其他人要是卖私盐，就是犯法，抓住了要蹲大牢。”

“不错，具体怎么操作？”

“朝廷实行食盐专卖以后，原来每斗卖十个铜钱，现在没别人卖了就咱们卖啊，咱们要卖每斗一百个铜钱，钱不够了再加钱。”

“那，除了卖盐，还有别的配套的办法没有？”

“有啊，造钱，造大钱。开始造‘乾元重宝’，比现在用的‘开元通宝’要大，也重，每一千个重十斤。开元通宝每一千个重六斤四两。一枚乾元重宝法定兑换十枚开元通宝，这样我们用十斤铜就可以就可以从百姓手里兑换六十四斤铜。再把这六十四斤铜铸成乾元通宝，那钱还不来得哗哗的啊。”

就这样，老百姓的钱都流入了朝廷，朝廷靠着第五琦敛来的这些钱，终于打败了史思明，平定了安史之乱。

有人评论说，第五琦的做法没有给百姓增加赋税的负担还解决了朝廷的军费问题，对这一做法给予肯定。但实际上，百姓手里的钱购买力大大下降，贬值到几乎是原来的1/5了，财富从百姓手里大量流入朝廷。这也造成了民间大量私铸乾元重宝的行为，朝廷屡禁不止。

平定了安史之乱后，皇上又陷入难题了。本来唐朝的节度使制度就不好，节度使们在自己的地盘上任用官员、收取赋税，什么事都不用跟皇上商量，活脱脱就是一个土皇帝，所以安禄山才有机会造反。现在安史之乱是平定了，可平定叛乱得有其他节度使的帮助啊，结果其他人又起来了，皇上一看，这不行，要削藩。削藩还得需要钱，钱从哪来呢？

别的朝代花钱都是量入为出，有多少钱花多少钱；唐朝到这时候就不行，它是量出为入，花多少钱就得从老百姓那里搜刮多少钱，要不不够用。

这时候，有个叫杨炎的官站出来了，给当时的皇上唐德宗出了个主意，把“以粮绢计税”改为“以钱计税”。原来的时候，国家收税，你可以交钱，也可以交粮食，或者把自己家织的布拿出来用来缴税，这都可以。但是现在不行了，国家就要钱，粮食、布匹都不行。

国家收上来的钱，都发给了军队，老百姓手里的铜钱越来越少，越少就越不敢花，都留着来年缴税呢，谁敢乱花？铜钱成了稀有品了，得拿更多的东西来换，就这样，东西是越来越便宜，钱是越来越稀少，老百姓没办法啊，没钱怎么做生意呢？于是就回到了原始的物物交换。

以物易物比起货币交易来，麻烦得不是一点半点。比如，王二条要用两只羊换张六饼的一头牛，张六饼算了算，觉得不划算，要求王二条再加一头猪。王二条家里没猪就得找李八万去换猪，李八万不想要羊，想养鸡，王二条就得先把家里的羊从赵幺鸡那里换成鸡，再用鸡去换李八万的猪，再捆着猪牵着羊去找张六饼换牛。

要是货币交换呢？“张六饼，牛多钱卖？”“十吊钱。”“贵了，九吊五。”“成交。”

以物易物比起用钱来交易，就不方便多了。于是经济开始衰退，从此大唐王朝再也无法回到当初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