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维的自然史的读后感大全

《人类思维的自然史》是一本由[美]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24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类思维的自然史》读后感(一)：叫我如何不嘿嘿？

原著相信很好，不过翻译实在可以。短短一个序言，就有好几处不明所以和语法错误：

“而与之密切相连的人类活动虽然从表面上看充满了个体主义色彩，但背后社会关系、文化习俗、规范和制度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决定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

有国文好的朋友麻烦告诉我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仅仅是一种可能”？

“类人猿问题解决情景中也会进行思维推理。”

这甚至都不是一个句子。

“例如不要自我矛盾”

很明显应该是“自相矛盾”。

……

如此神翻译，已让人嘿之无力。罢了，还是省几十块钞票，回头把Mead的《心灵、自我和社会》翻出来再读它一读吧！

《人类思维的自然史》读后感(二)：从人猿到社会人的心智进化之路 | 人类思维的自然史

从人猿到社会人的心智进化之路 | 人类思维的自然史

《人类思维的自然史》读后感(三)：从联合意图到集体意图

在《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里面，托马塞洛认为“动物和人的差别只有一个，就是人对自己的同类有更深刻的认同。只有人类才能把同类理解为跟自己一样的有意向的行动者，从而进行文化学习”。随着十多年来对类人猿的研究，托马塞洛认为类人猿似乎也能把其它类人猿个体当做具有意图的个体，但是他们仍然无法发展出文化。要回答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共享意图假说，因为人类更能在共享意图参与的行动中与他人保持协调，例如集体狩猎，甚至可以说集体狩猎就是共享意图的演化动力。

人类思维的独特性就在于个体要与其他个体进而与群体共享其意图，从而实现合作、沟通和协调。第一步是个体与个体的合作，作者称为联合意图性，发展出指示和手势语作为合作交流形式；第二步是群体成员通过习俗化语言沟通，作者称为集体意图性。

作者修正了在前一本书里面关于类人猿的看法，认为类人猿和人一样具有个体意图性和工具理性，所以他推论人类思维的幼芽萌生很早。但是类人猿的认知是为了竞争，而人类的认知是为了合作。

社会性昆虫可以有很复杂的合作，但是认知很简单，所以合作并不能创造认知技能。托马塞洛丝毫没有提到威尔逊，也没有提到道金斯。作者认为大概在200万年前，智人开始发展合作。原因在于当时其他猴类例如狒狒在采集植物方面胜过了人类，人类需要发展新的食物来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吃肉，也就是需要狩猎。40万年前的海德堡人，是第一个能系统进行大型合作打猎的智人种。

我觉得书中关于自然史的部分，大概就这些内容了。

《人类思维的自然史》读后感(四)：人类思考的社会化过程

全书较为学术严谨的介绍了human thinking（我倾向于翻译成“人类思考”，以区别与中文版翻译“人类思维”。一来强调thinking的动态过程；二来中文思维会有诸如观点、模型、方法论等的介入，但thinking不强调这一点。）的发展。这个发展可以是human thinking的历史发展，也可以是一个个体从出生到成长的thinking发展过程。

认知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或者准确的说，这个过程还不上认知。加上反馈过程，也仅仅是weakly cognitive或者也谈不上认知。真正的认知需要发现因果以及目标，也就是认知是需要目标感的。

这个发展过程强调thinking的社会性，即不是个体认知独立发展；以及不仅是因果性，还更强调意图性intentionality对thinking发展的影响。比如放到孩子教育来举例而言，孩子的培养不仅仅是做题学琴这些个体性强的认知发展，而更多要注重社会性、群体性的认知发展，一个优秀的人更多的是一个优秀的社会人，要关注、指导和协助孩子社会化的过程；以及，不仅仅通过掌握世界的因果性来理解世界，还需要帮助孩子建立愿景、价值观和信念（当然这些个“意图”受到群体／集体的影响，并在合作和沟通中产生。），即认知会受到“你愿意相信什么”、“你拥有怎样的目标”的影响。一个企业的战略和认知也是如此，也可以做为人工智能发展路径的参考。

本书中文翻译质量欠佳是一个遗憾，建议以英文版为准，参考中文版进行阅读。

《人类思维的自然史》读后感(五)：人类智能

历来人们都注意到，人类与其他生物有很大的差别。以前的人喜欢说，人类有灵魂，动物没有灵魂。信上帝的人以为，这是上帝的安排。当然，你或许听过那个笑话，说养过狗的哲学家认为狗有灵魂。原因或许是驯化后狗拥有一种读心的能力。另一种说法是认为人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理性。但是这里的理性是说什么呢？如托马塞洛在《人类思维的自然史》中所说，如黑猩猩等灵长类也有复杂的认知能力，比如当实验人员手不方便于是用头去关闭灯时，黑猩猩会选择用手而不是头去关灯；但是，如果是实验人员在方便用手的情况下依然用头来关，黑猩猩就会用头而不用手来关灯。托马塞洛说，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欧洲最初没有见过生活在非洲的黑猩猩，否则亚里士多德或许会改变自己的想法。直到1838年，“达尔文在伦敦动物园见到名叫詹妮的猩猩时目瞪口呆”。

很难说人类的哪种智力是独一无二的。以语言为例，非洲的青腹绿猴能够对鹰、豹、蛇等不同的危险发出不同的警报声音，可以说是一种语言的萌芽。如邓巴所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代表的是智力的最高点。用托马塞洛的话说，“这意味着，人类思维的很多重要方面可能并非起源于人类特有的社会性、文化、语言等组织形式，而是源于近似类人猿问题解决能力的相关机制”。这个观点本身或许是有问题的，托马塞洛似乎把人类思维的能力看作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但是更可能的是，社会文化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从逻辑上说，一切文化都是智能的产物。他其实是想弄明白人类的发达智力从何而来。

最初没有人类，只有猿，类人猿，然后分支出现各种人类，其中一支智人进化成今天的人类。托马塞洛以为，或许从Homo heidelbergensis开始，人类智力开始超越黑猩猩进一步发展。至于为何人类智力会进化，托马塞洛以为是群体竞争对应的选择压力所造成的结果。我以为没有必要引入群体选择。他引用梅纳德·史密斯和赛兹莫利的说法，后二者总结说，生命进化有几个重大的转变，如染色体的出现、多细胞有机体的出现，每一次转变都是出现了新的合作模式。D. W. Wilson也用这个理论来支持群体选择理论，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史密斯和赛兹莫利二人还特意提到，转变之后，合作体自身整体作为一个复制物。显然，人类群体可不是这样。

简单来说，资源丰富就会降低竞争强度，反之则会提高竞争强度。竞争强度低进化就会缓慢，反之就会加快。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何种情况下能够消除？或许在一个资源丰富到无法形成差别的世界里才行。柏林在谈及自由时说，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伊甸园里，人与人之间就不会产生冲突，也就不会有政治问题。你或许会想到，物质资源之外，实际上还有文化资源、性资源的竞争，比如如果有一个党组织，除非人人都既是党员又是主席、副主席之类，否则就会产生差别，这些差别就会引发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万能的上帝除了抹除所有的差别，没有别的办法消除冲突与竞争。当然，没有别的办法的上帝就不是万能的。如果有人教导说，God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我们就要问：请问阁下怎么知道的？这样做的坏处是会导致世界末日时我们的灵魂将不再被拯救，如果有上帝和她的世界末日的话。

或许并不需要引入群体选择，只要出现较大的生存压力，就会推动人类的合作程度以及能力的进化。单个的人类或许打不过一头狼，联合起来却能猎捕猛犸象，这就是合作的威力。不过，或许也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事件，由于一直都存在生存竞争，进化自身就从未停息；突变本身并无方向，因此若是在某个类人猿群体中偶然出现了某种变异，使得某个个体的智力幸运地得以提升，然后对应的基因逐渐扩散，一旦有了这个开端，智力进化拐入一个快车道，这也不是不可能。究竟是何种形式带来了人类的复杂智力，这或许是一个有待发掘的有趣的历史事实，交给以后的考古学家或生物学家就好了，或许并不影响我们对人类智力的理解，因此或许无需纠结或猜测。

托马塞洛提到人的智力的三个特征，其一是离线表征能力，其二是因果与她人意图理解能力，其三是自我监控与决策能力。简单来说，人的智力是一个表征模型，对世界进行了表征。较为简单的智力表征的内容较少，而人类的智力不仅表征了部分表象的世界，还表征了背后的因果关系，使得人类能够干涉自然过程；不仅表征了她人，还表征了她人内在对世界的表征，因此我们能够推测她人的意图和心思；不仅表征了外在世界，还表征了自己，即托马塞洛所说的“第二人”，这样就能根据需求调节自身的行为。正是这种丰富的表征，使得人类智力拥有更加复杂与高级的能力。

霍兰德在《涌现》中提到，对青蛙来说，如果看到巨大的物体靠近，会触发大腿的神经引发跳跃逃开。这就是一种简单甚至简陋的表征，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巨大物体都会给青蛙造成危险，一只兔子或一个动物爱好者或许只是想跟青蛙打个招呼。进化的结果只是对应了解决方案，无需分辨对方是善意还是恶意，青蛙已经能够通过这种自动避开行为生存。看起来，青蛙就是一种机械的刺激-反应生物机器。但这并不表示，人类的智能与青蛙的智能有本质的区别，正如丹尼特所提及的，你会在Kahneman和Wason等人的许多实验中看到，人类的智能也存在僵化、固定的sphexishness。正如Tooby 与Cosmides等人所言，智力存在许多的模块。模块越多，模块联合工作的能力越强，展现出越大的灵活性，但是也仅此而已。

或许人类智力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有两个，其一是虚拟能力。把对世界拆分成单元进行表征，然后在人类的头脑中，就能用这些单元，虚构出各种各样的“想象的可能”，可以违反现实，比如你不是你自己，可以违反物理可能，比如你漂浮在空中而不是走在地面，也可以违反逻辑可能，比如你同时生活在此处，也生活在别处。这是艺术的来源，也是美的诞生地。其二是人类的学习能力。一个人的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由其所在的文化提供了基本的框架。不谈那些甚至不能发育出正常头脑的远离人群的个体，比如“狼孩”。在贫乏的文化下，比如原始群落或穷乡僻壤，人们对这个世界、人生的理解将会非常有限。

托马塞洛等人认为，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人们不同的头脑。这实际上就是为什么泰勒、布留尔等人误以为土著部落里的人相比现代文明下的人智力低下，而普里查德、博阿斯、马林诺夫斯基等人却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原因。正如普里查德所说，不过是因为她们对宇宙的理解来自一套谬论罢了。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在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信徒多，在基督教国家，信上帝的人多，而在大力宣传无神论的国家，人们只是相信灵异现象、塔罗牌、星座运势以及其他迷信了。头脑不好使都是相似的，只是不同的环境不好使的方式与结果各有各的不同。

每个人都有一个原生智能的头脑，带着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实验中婴儿几个月大就能对于撞击、数量上的异常感到惊奇。但是，仅仅根据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只能发展出一种简单的应付个人日常生活的智力，对生活之外的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各种现象缺少对应的理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同一个文化中人与人的巨大差异，生活环境与教育程度的不同，造成了布尔迪厄所谓的cultural capital的差异，当然不仅是资本意义上的差异，或许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三观的差异。不仅是说，人类通过书写语言、符号的发明，以及长久累积的丰富的知识，使得经历这种文化洗礼的通常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拥有进行抽象、逻辑符号思考能力，以及超出自身的日常生活，得以表征因而理解古往今来人类及宇宙大历史，更重要的是因此能够超越自身的、进化设定的生物性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马斯洛所谓的自我实现的人，赋予自身的存在以价值与意义。这才是灵魂得救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