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学史读后感精选

《台湾史学史》是一本由王晴佳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15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台湾史学史》读后感(一)：定价高的离谱

内容还未读，定价高的离谱。。。。。。正常的32开本，平装，不到300页，用纸也是普通的双胶纸，里面没有图片，纯文字黑白印刷，印数2100本，可能少点儿，但要78元，还是觉得太高了，正常定价觉得应该在30多元。要是不急着用，还是等网店做活动打折再买吧，觉得四折以下到手还可以。。。。。。

《台湾史学史》读后感(二)：读后感

基本描述了台湾史学界的重大事件。传统史学史：史家的学术道路和成就；历史著作的介绍和评价。要努力从时代背景考量历史学在各个时代的特点，探究历史学进步、演化的原因。“眼光朝下”。历史研究有其自主性，其变化有反映时代精神的一面，也有表现学科发展内在需求的一面。边缘、女性、弱势、下层。应从结合生活、礼俗、信仰、心态等层面的研究入手，以观察风气的转移、文化的变迁和人生期盼的差异。黄宽重从政治军事史转向社会经济和生活文化的趋向，开始注意研究家族史，以宋代的知名家族为重点，考察当时区域文化的特点及其变迁。陈寅恪运用小说、诗歌作为史料写作历史。杜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十二项题目：生态资源；产业经营；日用生活；亲族人伦；身分角色；社群聚落；生活方式；艺文娱乐；生活礼仪；信仰禁忌；生命体认；人生追求。 “私领域”：生育、情欲、娱乐、身体、医疗、节庆、服饰、阅读、消费、饮食等。

《台湾史学史》读后感(三)：《台湾史学史》的大致内容

《台湾史学史》的大致内容

史学史是一个有趣的课题，但很多史学史的研究却颇为无趣，因为它们把史学史做成了史学家的“点名册”，乃至“录鬼簿”。这其实是一个常见现象。而且，以“名家”为经，“名作”为纬，讲述史学的发展，评论著作的优劣，也仍是高校内史学史通史课程的方法。

这显然导致了一些问题。比如对魏收《魏书》的印象，仿佛永远停留在由于魏收本人品行不佳，为修史而收受贿赂，所以《魏书》要永远被钉在“秽史”的耻辱柱上。至于优点，则是创设了《释老志》，重视佛教和道教。其实稍微经过史学训练的人就应该知道，这样的评价和印象，过于肤浅和片面。

王晴佳教授的这本《台湾史学史》则不同，它强调的是“史学史的研究不能使纯粹思想史的研究，而应该突破以‘名家名作’为对象的做法，更多考虑历史学实践与时代风云变迁之间的种种联系”（自序3）。这是延续了以巴恩斯、伊格尔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论史学史的理路。所以就核心问题而言，本书是要将台湾史学界的发展与台湾、世界的变化结合起来。

具体而言，本书大体将台湾史学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对应上编“科学传统的建立”、中编“科学史学的转折：1960年代中期至1987年”和下编“‘解严’之后的台湾史学：1987年至2000年”。这三个部分是本书2003年初版本的结构，2017年新版则添加了补编“2000年以来台湾史学的趋向”。

上编“科学传统的建立”，从清末论起，讨论史料学派的兴起。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傅斯年。尽管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没多久，傅斯年就于1950年去世，但史料学派在台湾的影响并未因此消退。一方面，史料学派在大陆时就已经积累了深厚的实力和广阔的学者。更重要的是，追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学者，基本上或信奉或同情史料学派，他们主动区别于大陆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左翼史学。总体而言，“1950年到1960年代中期的台湾史学界，因此是史料学派的天下”（25）。

但是，史料学派一统天下的格局，在196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中编“科学史学的转折”的主要内容。对抗史料学派的利器，就是社会科学——如杜正胜说，“强调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无疑是第二代的特点”。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是从美国留学返台的学者把西方理论带回了台湾。同时，《思与言》期刊的创办和《食货月刊》的复刊则扮演了重要角色。

王晴佳还提及了另一个因素，就是在台湾从事史学研究的队伍大幅扩大，很多大学相继成立历史系。原台大和史语所的派系无法完全控制所有大学，“于是少数精英支撑台湾史学界的情形字词慢慢开始烟消云散了”（51）。当然这个情况是不是这样另说，但这个观察倒是非常有意思。毕竟台湾现在还有不少人叫嚣受到了某些派阀的打击。

当然，就社会科学进入史学的具体实态，就是社会史的兴起与量化研究。本书举出三位重要人物及其代表作，分别是许倬云《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和杜正胜《编户齐民》。经过多位学者的推动，社会史一下子蓬勃发展起来。

不过，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从《食货月刊》所刊载的文章来看，真正运用新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并不多，更多的是翻译和介绍。在这一过程中，史学好像丧失了主体性，本末倒置了。很多学者在当时就进行了反思，而印象最深远的当属余英时（68-72）。他强调“史无定法”，“史学有其自主性，社会科学的方法只能在‘技术层面’给予帮助，但却不能取代史学方法本身”（69）。按照王晴佳的说法，余英时的观点给台湾学界以“当头棒喝”。

在社会科学之后，流行于台湾的乃是生活文化史，见下编“‘解严’之后的台湾史学”第三节“《新史学》与社会文化史”，以及补编“2000年以来台湾史学的趋向”。1990年创办的《新史学》扮演了重要角色。按照创办者之一杜正胜的说法，《新史学》就是要在方法是突破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的以社会科学模式、以《食货月刊》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为此学者们在边缘、女性、弱势等各个侧面进行研究，原来的政治、军事、思想史，则吸引力大减。不过，转向生活文化史，也无疑受到了西方史学的强烈影响。

总的来看，本书将台湾史学发展与时代格局相联系还是比较成功的，尤其是台湾史这一方面。虽然台湾史研究在本书中占有重要篇幅，而且在台湾史学内部发展中，也非常重要。其发展逻辑大致是由方法论的革新，引导出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从而转向了地区史的研究。不过，正如郑钦仁所言，“由于台湾在国际上‘正统中国’地位的丧失，历史研究之台湾史研究变得十分重要，像‘国际政治’一样能有助于台湾寻求其新的国际定位”（161），台湾史的兴起与研究，受到了政治局势的极大影响，有一种从“地方史”转变为“民族史”的趋向，在此不想更多的提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奉行走出“精英化”的史学史研究，故而对教科书进行了讨论，这一点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台湾大概是中国唯一能出版地区性史学史的吧。本书有助于了解台湾史学界（主要是中国史，包括台湾史）的发展历程，其实也就是西方理论和政治局势如何影响台湾史学发展。其实，大陆历史学的发展其实与台湾轨迹相当一致，就是晚一拍。早期很多理论和关注面，可能也是从台湾引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