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读后感精选

《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是一本由[荷]H.弗洛里斯·科恩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0，页数：96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读后感(一)：论本书一波三折的出版历程（商馆2022年版）

1、出版背景

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张卜天教授所译的《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曾于2012年10月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首印，并收入该社的“科学源流译丛”系列，定价为89元，正文合计646页。后该书一直处于绝版状态。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出版

鉴于此，各大网购平台曾一度将该书的价格，炒至数百元不等。即使是盗版印刷(即所谓的影印版、私印本等)，价格也逼至百元大关。

截取自京东&当当(2022.05.26)

年初，咨询张教授得知，商馆“科学史译丛第四辑”将收录本书。3月中旬，商馆的公众号推送亦证实该点。4月初更是得知该书已提印。遂计划于世界读书日4.23入购。

截取自商馆公众号推送文章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四月下旬得知，由于疫情影响，印刷被耽搁延误了。

直至5月26日，才在京东官方旗舰店找到购买链接，定价飙至168元。

后记：私认为此次商馆定价偏高，按618大促三三折入购也得55.4元，但这也符合商馆历来的作风。尤其能极大的打击书贩子的炒作行为，缓解市场供需矛盾，给真正想此书的读者一个机会。

京东商馆旗舰店购买链接

《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读后感(二)：在重新创造的世界里创造新世界

看完《世界的重新创造》与《科学革命的编年史学研究》才发现，科恩灵活穿梭在柯瓦雷、戴克斯特霍伊斯等诸多科学史学者的思想丛林中，追寻人们对科学革命的认知及其形成的思想史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两本书才像是科恩用十年时间所做的文献综述，单纯是为了探寻什么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现代科学何以出现在欧洲并延续下去的问题。我是先看的《世界的重新创造》，再回归《科学革命的编年史学研究》的叙事中，都看完也无法分而论之了，索性偷懒一起记录些什么。

科恩将科学革命作为一个历史学概念，如果借鉴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那么科恩可以说是采用历史学想象力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审视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和人们对科学的“遐想”之间的镜子，从而洞察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现代早期科学的产生及其对文明的影响。科恩提醒我们，不要用现代人对科学的认知去看待当时的科学和科学革命，而需要将其置于不同时代、地区等更大的背景之下，保持对方法和权威的清醒而无需追求对不同文明和时代背景下科学的“还原”。这是因为，

可以说，科恩的“文献综述”，既非宏大叙事，亦非简单史话，但于我却有着警醒而不致画地为牢的作用：在技术一日千里的新世界，我们置身何处，我们缘何至此。

科恩以“自然认识方式”（modes of nature knowledge）来建构对科学革命本质和现代科学起源的认识，不同文明背景下自然认识方式的差异是回答17世纪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的关键，而正是自然哲学、数学等自然认识方式的融合突破了古希腊的思想束缚，最终形成了革命性转变。

从源头看，古希腊思想是二分的：以雅典为中心偏向思辨的亚里士多德式自然哲学和以亚历山大为中心“抽象-数学的”自然认识。这两种探索自然的方式或智识的火花伴随军事征服和典籍流传而时有式微和起落，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流转和移植回到欧洲，转向“发现-实验的”探究方式并形成了以观察为核心的自然认识方式。随着欧洲的扩张，三种思想也历经发展：以雅典为中心的自然认识方式升级为以笛卡尔、贝克曼为代表的“运动的-微粒的”自然认识方式，而以亚历山大为中心的自然认识则升级为以开普勒、伽利略为代表的“数学的-实验的”自然认识方式，“探索的-实验的”研究活动也迅速传播并孕育生机。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一是这些思想因为动摇了古希腊哲学的认识论根基而笼罩在教会权威的阴影之下，二是三种自然认识方式仍然处于分离状态且与实际应用存在很长的距离。世界重新创造的契机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和欧洲战火的平息，久违的和解无疑对自然认识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在思想层面，培根式“知识就是力量”的意识形态为科学的应用性和实用性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以往独立的自然认识方式也开始走向融合；在组织机构层面，英国皇家学会、巴黎皇家科学院等专门致力于促进创新性自然研究的机构在科学专门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思想还是机构，实际上都映射了混乱之后和解氛围下人们对新思想的渴望。数学化和探索型实验为笛卡儿的运动微粒哲学提供了出路：与“实在论的-数学的”和“探索的-实验的”自然认识方式结合起来、用微粒扩充数学的自然认识。研究碰撞问题的惠更斯和从事实验研究的波义耳、胡克和年轻的牛顿（“奇迹年”）打破了不同自然认识方式之间的壁垒而实现了培根式的混合，成熟的牛顿则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数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采用数学和实验验证想法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标准，近一个世纪自然认识成果实现了综合。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亚历山大”到“亚历山大加”、从“雅典”到“雅典加”/“运微粒的哲学”、从自然条件下的观察到“发现的-实验的”系统研究、用微粒扩充数学自然认识、培根氏混合、牛顿将力学引入浩渺星空的综合，六种革命性转变在欧洲打开了现代科学的新世界大门。由此可以看出，科恩不仅关切现代科学的源流，更关切17世纪科学革命及与之相伴而生的现代性问题，透过比较的视野结合内史与外史来审视的重新创造：

科恩对现代科学何以出现在欧洲并延续这一问题的探索实际上也是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但科恩是从更广阔的文明与时代框架下获得启发来解释科学革命为何出现在近代西方。是的，科恩是从西欧历史事件中寻找科学革命发生的原因，关注的是为什么科学革命产生于西欧，而不是遵循李约瑟问题的逻辑去探寻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于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科学革命的编年史学研究》中，科恩实际上采用“内部”路线和“外部”路线，结合西方文明和作为“试验场”的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来探求和解释科学革命产生的原因，这两种路线也是回答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产生于中国或伊斯兰文明的关键。

“内部”路线映射的是科学革命的思想背景，即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思想中获得理解科学革命的因素并寻求这些因素与17世纪科学先驱思想的关联。“外部”路线则是宗教、技术技艺工艺、印刷机、航海大发现等不触及科学观念的社会环境因素。科恩承认，“外部”路线能够启发我们去理解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科学思想，但并不能解释科学诞生的根源问题。这很好理解，社会环境发挥的是影响作用，同样的科学思想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可能命运迥异。所以，科学革命产生于西方实则是内部思想背景和外部现实因素偶然集成的结果：思想背景可以见诸于自然认识方式的转变，但并非是对特定文明框架下的思想还原；外部因素则将我们对科学革命的认识引入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二者的关联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加以清明的头脑认识科学革命和现代科学的起源与延续。在这个意义上，科恩实际上也回应了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于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两者分别缺少“内部”和“外部”因素。虽然中国有巨大的创造力且采用“经验的-实践的”自然认识方式，有着对自然现象的精准观察和精巧的科学仪器，但却未出现科学革命的迹象，因为缺乏思想背景——无论是道教还是儒家和法家，均对自然毫无兴趣；虽然墨家尝试将理性思考与对自然的兴趣结合连起来，但却早早退出了中国历史。虽然伊斯兰科学和西方科学有着相同的根源，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伊斯兰科学的衰落和消亡而未能出现科学革命，因为科学在伊斯兰文明中实际上并不具有合法的现实基础——科学得不到支持和重视，就科学在社会中的价值而言其宗教价值是最重要的，

相较而言，欧洲中世纪大学已经设有哲学教席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专业的机构和职位成为科学发展的稳固基础。值得一提的是，科恩在肯定李约瑟关于中国科学史重要研究价值和真知灼见的同时，也指出了李约瑟所背负的“证明的重负”：试图扭转西方对中国科学传统与文明的认知和信仰，对社会经济结构因素的过度强调和激进化归因，混淆科学和技术（李约瑟使用“应用科学”）的概念。

回到现代科学的产生及其延续问题，科恩“简单”而系统地理顺了“内部”思想背景，并对“外部”路线的影响保持谨慎而不至于陷入决定论。但这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因素是技术，对技术作用的认识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革命认知，更重要的是会影响今天我们对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科学、工程、技术关系的认识，而我原本也是带有目的，想要在科恩的“综述”里寻找一些关于科学、工程、技术关系的蛛丝马迹。对于技术的作用，我们所熟知的可能是18世纪工业革命对培根式梦想的实现，但我们并不清楚科学、技术到底如何开启和加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基于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技术产品，实际上已经体现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之间的关联，而这些技术产品是由纽可门、哈里森、瓦特等“新型工程师”（掌握科学基础的工匠）制造的——

从纽可门发明的火机到瓦特蒸汽机、纺织品的大规模生产和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格拉斯哥大学布莱克教授关于蒸汽性能的研究为技术实现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企业家博尔顿则通过提供资金将技术发明转变成为大规模的经济创新。这是不是有些今天我们所说的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融合的意味？科恩也强调，现代科学在欧洲的合法化得益于普遍的赞助体系、权威性危机、怀疑危机、功利主义等多元主义要素。对于技艺工艺这一库恩十分关心的要素，科恩与技术史学者霍尔立场相同，既承认技术在科学革命中的作用又对其作用加以限定——避免陷入“外部”路线的决定论泥沼。具体而言，技术的作用仅限于四种可能性：

对此，科恩与韦斯特福尔一样清醒——17世纪的科学和技术能够富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但是，

科恩对现代科学起源的理路和对科学革命的阐释能够让我这一粗浅的读者在科学史的纵深处触及“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之一二。但其实，重要的或许不是科学革命到底是什么，而是在百家争鸣中去理解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而非中国、古希腊抑或是伊斯兰文明，是在不断的论争之中去理解现代科学，去展望新世界，以热情的心灵和清醒的头脑在历史的纵深处寻求滋养。就像科恩对实验的看法一样：

《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读后感(三)：科学革命概念及相关研究的编史学反思

经历了库恩的研究之后，“科学革命”的概念实际上在今天的研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称之为大写的“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其强调的是16-17世纪由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惠更斯、波义尔、笛卡尔、培根、牛顿等诸多科学家造就的“天文学革命”、“力学革命”等，这种研究强调了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的数学化，空间的几何化，甚至有关人类整体世界图景的转变以及世界观的转变，以及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并且衍生出“机械论哲学”；另一种称之为“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s），这是一种较为宽泛的概念，并不仅仅强调16-17世纪世界图景的变化和新科学的诞生，而是强调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科学流派拥有不同“范式”这一核心概念，包括理论、仪器、纲领、成员、使用的文字含义、世界观和价值观等等；科学研究过程一般都是同一范式下科学家们进行“解难题”的工作，而当在常规科学下发现有很多问题无法用当前的范式解决便会出现危机，同时在这样一种研究过程会出现关于能够解决新难题的范式，从而在科学研究人员越来越认同新的范式过程中造成“科学革命”，新的范式取代旧范式，科学工作又进入一个常规科学研究。这样的“科学革命”被放置在“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常规科学”的科学过程中，强调了每一步科学发展都伴随着某种“科学革命”的可能。[1]

在对于第一种大写的“科学革命”研究中，首先提到并进行争论的并非是处于20世纪中叶的科瓦雷等人，而是有关巴特菲尔德、皮埃尔·迪昂对实证史学中所附带一些关于“辉格史观”的批判。巴特菲尔德在其《现代科学的起源》中曾经强调中世纪文学艺术、征象论等作为科学史的一部分，而其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科学革命”应当追溯到更早的时期，由菲勒波诺斯于8世纪左右提出的“冲力”（impetus）理论。[2]这一理论至中世纪由布里丹等人完善并且深刻影响了早期伽利略。皮埃尔迪昂认为“科学革命”不应当以哥白尼为开端，而是要回归到中世纪，以“1277大谴责”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诸多禁令为开端，标志着某种程度上的思想大解放，尤其是摆脱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桎梏从而为新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

而柯瓦雷属于第一次将“科学革命”作为一个思想史的现象来分析，他牢握世界图景与空间的转变来阐述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具体历程。柯瓦雷关于科学史的构想恰恰是希望通过对科学观念、理论的研究来重现人类世界观的统一性，当然，有鉴于其特殊的求学经历，他也试图通过这种类现象学的方式来达成对人类观念统一性的探索[4]。在其《伽利略研究》、《牛顿研究》与《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的世界观念三部曲中，他强调了这种世界观的转变包含两种层面：（1）古代宇宙中那种秩序永恒统一的“和谐秩序的宇宙”（cosmos）的瓦解，在科学革命后转变为各向同质的、均一的、空的“宇宙”（universe），这种宇宙是（2）空间几何化下的宇宙，各向同性的抽象欧几里得空间取代了仍存在于伽利略时代的性质各异、具体的世界-空间概念。而在《牛顿研究》中他进一步引申到了科学革命实际上是柏拉图主义何以微粒论哲学的融合。[5]这种转变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世界观的坍塌与重组，更为深层次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人类生活场所的巨大崩塌——人生活的地球运行在空无一物的空间中，这样的空间里时间任其流淌，人的生活逐渐开始被现代性所侵蚀，变成了理性的、科层的、打卡式的生活，却难掩这背后无尽的空虚与冷漠。人类在这样一种转变中同样也进行了某种“视角”（perspective）的转换，这种转换让人们深入更广阔的无限领域，也同样成为了一种漂泊者（planet）。[6]

但是从某种角度看，柯瓦雷在对“科学革命”中的科学思想史的论断可能稍有偏颇，比如如何看待伽利略，其究竟是不是一位柏拉图主义者？自然的数学化与空间的几何化究其详细定义又该作何解？如果牛顿是一种综合，那么笛卡尔算不算呢？两者又在哪些方面出现了差异造成了学说的巨大差异呢？韦斯特福尔、H.科恩实际上也针对“科学革命”提出了一种更为有结构的运动过程而非静态结构，比如韦斯特福尔指出科学革命是一种柏拉图主义与机械论哲学的融合，这里的机械论哲学不仅仅指微粒论中关于世界都是微粒的运动，还包含了世界是部大机器；并且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来概括自然的数学化，而非仅仅向科瓦雷一样的自然的数学化。但这样的考量可能也不太适合牛顿。[7]而在H.科恩（H. Floris Cohen）的研究中，他首先指出西方的科学革命并不仅仅是传统上所关注的，而是有三种认识自然的模式在汇聚融合后能够产生的：“雅典”模式、“亚历山大”模式和经验观察模式。雅典模式强调了一种逻辑传统，即根据某个第一原理来推导出整个世界的运行法则；亚历山大模式在默认某种世界运行法则存在的前提下不进行进一步解释，而是使用几何图示与数来进行证明；而经验观察模式则强调的是对现象的观察并且进行实际应用。他最后用六次革命性的转变来指称“科学革命”这样的一种大的名号，从伽利略开始至牛顿，最终由牛顿完成三种认识方式的融合并由其独自完成“科学革命”。[8]这种结构式的转变实际上是将大的“科学革命”化身成为六次“scientific revolutions”，其中各种细节，包括所用的概念与含义的在不同的革命中的变迁，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库恩的解难题的改宗，但是科恩更多会认为，大的“科学革命”恰恰是一份伟大的宝藏来去串联起今天的我们与过去种种的关联[9]，这些“自然认识模式”是否会受到一种实际上“范式不可通约”的攻击仍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但再者，尽管库恩的“范式革命”实际影响到了科学哲学的社会学转向，并且某些“SSK”方向的人会以其为宗，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所表现的可能不仅仅是“改宗”这样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恰恰和思想史学派之间达成了一定的争端），而且更深层次的是关于劳斯（Joseph Rouse）所说的“激进的库恩”，即对于“实践”的强调。社会史学派例如默顿、奥尔什基、齐塞尔、本戴维等关于新教伦理与经验观察造就的科学家职业化、技术工匠的创新与科学发展、科学体制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研究，尽管是一种外部进路的阐释，但是强调了科学发展的实践所发挥的巨大的作用。[10]

薛凤（Dagmar Schäfer）等人所编的《科学史新论》在一定程度上展现的是21世纪的科学史家对于编史问题的多重视角（multiple perspective）的运用。这本书所收录的众多文章从笔记、集体作者作为一个统一的作者、知识通过不同物质手段（文本笔记、书信、实物、仪器等）进行流转的过程，以及关于科学产品在不同国家进行推广等诸多方面向我们再现了20世纪科学与医学界不同的研究方式、古代中国的建筑伦理、亚历山大至中世纪的数学、15-17世纪人们做笔记的方式所织连起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科学史研究方向的新进展等。[11]而类似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所体现的恰恰是关于“科学革命”所延展开的诸多形式。例如，哈尼克斯（Deborah Harkness）的研究修正了夏平等人关于“科学”的概念，其对伊丽莎白时期文献详尽的考察表明，无论科学知识是否是今天所说的“地方性知识”，“科学”这一概念并不仅仅出现在19世纪，早在伊丽莎白时代，在伦敦的那些致力于研究博物学、医学、实用数学知识与技能、学科体制的“业余爱好者”也好，职业研究者也好，已经在互相流通的信件中使用“science”这样的词汇和类19世纪的具体内涵。[12]

在以上编史学进路的发展过后的今天，我认为，无论是我们所说的大写的“科学革命”还是不断变革的“科学革命”的使用，实际上都可能同样有一种核心：它们所强调并不仅是上世纪争论中关于科学发展的断裂与连续、思想史与社会互动、科学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张力（实际上经过21世纪的诸多研究我们都能发现，科学发展史虽不是“辉格式”的，但其发展一定是连续的——这种连续性不仅仅发生在单个地区内，而是世界各地区文明的汇聚与交流下的连续性），同样，所有“科学革命”的术语所要表明的，恰恰是关于科学发展的模式，是一种类似于“织布机”的工作——在科学实践（无论是搜集、科考，还是实验室内的实验）中产生不同的科学知识，而这样一种关于自然的知识，无论是内于心智中，还是外显于物质载体中，它们都通过某种形式或者方法将“科学”的各个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交织起来，从而形成不同“花色”但内里仍然相同的科学。

参考文献

【1】【法】科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M]. 张卜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年.

【2】【荷】H·弗洛里斯·科恩.《世界的重新创造 : 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M].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

【3】【荷】H·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M].张卜天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

【4】【美】卡斯滕·哈里斯.《无限与视角》[M]. 张卜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0年.

【5】【美】德博拉·哈克尼斯. 《珍宝宫 : 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与科学革命》[M]. 张志敏 / 姚利芬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

【6】【德】薛凤/柯安哲. 《科学史新论 : 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M】. 吴秀杰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

【7】 【法】亚历山大·柯瓦雷:《牛顿研究》[M]. 张卜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年

【8】张卜天.科学革命和李约瑟问题——科恩教授访谈录[J].科学文化评论. 2012,9(04):103-113.

【9】 刘胜利.科学思想史的魅力——评亚历山大·柯瓦雷研究科学革命的三本著作[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03):273-281.

【10】【美】托马斯·库恩 / 【美】伊恩·哈金 (导读) .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 / 胡新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 [美]托马斯·库恩 / [美]伊恩·哈金 (导读) .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 / 胡新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菲洛波诺斯认为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关于抛体运动中的“第一推动者”给予了抛体一种推动力,而这种推动力被“印入”石头之内,使得石头在离开推动者之后继续向前飞行。所以“冲力”最开始可以理解为一种被“印入”的力。布里丹认为,当我们抛出一个物体时,就把一种冲力赋予了这个物体。这种冲力使得物体在被抛出后可以继续运动。引起运动的冲力的强度可以通过物体的初始速度和物理的量来量度。而且布里丹还认为,冲力初始的量将始终保持不变,并不会被耗散。换言之,除非受到外在阻力,否则包含特定冲力的物体将始终维持其运动状态。布里丹的冲力理论一直到16世纪仍然是抛体运动的主流解释,伽利略早年在比萨大学也支持过这种理论；而且冲力通过物体的初始速度和物理的量来量度,看起来和现代物理中的“动量”非常相似。从这个角度看,近代的物理学革命并非凭空产生,在各个具体问题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古希腊物理学、伊斯兰物理学、中世纪物理学研究的传承。但是另一方面,“冲力”被用来解释抛体持续运动的原因，与“动量”等17世纪后的现代科学含义完全不同。但无论如何，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近代“科学革命”与伊斯兰、中世纪、希腊之间的某种连续性。关于“冲力”理论，详见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现代科学的起源[M]. 张卜天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序言”、“第一章”以及“十二章”；戴克斯特霍伊斯. 世界图景的机械化[M]. 张卜天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张卜天. 质的量化与运动的量化 : 14世纪经院自然哲学的运动学初探[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3] 【荷】H·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M].张卜天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2.2.4. 迪昂论题”。

[4] 刘胜利.科学思想史的魅力——评亚历山大·柯瓦雷研究科学革命的三本著作[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03):273-281.

[5] 具体以牛顿为例。在牛顿的世界存在三种要素:首先是无限可分成孤立的、坚硬不变的微粒的物质;其次是一种自行的而非生成的运动,这种运动“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状态”,第三是可以让微粒无阻碍运动的同质虚空,即空间。牛顿的空间是一种绝对空间,“处处相似,永不移动”。而最后还存在第四种组分,能够结合和维持微粒的引力,这并不是牛顿世界的第四种要素,但却在牛顿世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柯瓦雷评价引力为“它要么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上帝的行动),要么是制定上帝自然之书的句法规则的数学结构”。引力让物体之间彼此关联,每一个物体都会成为宇宙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牛顿的这种世界观实际上是机械决定论的。在牛顿的世界里,自然被几何化、科学被数学化,这个世界被还原为微粒,严格遵循着牛顿所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这种世界就像制造精美的机器, "一经启动就会永远运行下去”。这样的解释可以方便我们理解上述的转变与融合中的个中概念。关于牛顿，详见【法】亚历山大·柯瓦雷:《牛顿研究》[M]. 张卜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年.pp5-176.关于本部分详见【法】科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M]. 张卜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年.

[6] “planet”在希腊语的原意为“漂泊，流浪”，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同心球模型”中指的是那些“漂泊”的，无所安放的“行星”，后人普遍用为“行星”，但一定意义上取消了原意中的“漂泊”。卡斯滕·哈里斯（Karsten Harries）在《无限与视角》中运用此词原意阐发了德国哲学家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曾经做过的“宇宙心智学”（astronoetics）研究中所蕴含的走出地球的人类的视角——他们不是航行者，而是宇宙中的漂泊者。详见【美】卡斯滕·哈里斯.《无限与视角》[M]. 张卜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0年.

[7] [美] 理查德•韦斯特福尔. 近代科学的建构. 张卜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0.

[8] 【荷】H·弗洛里斯·科恩.《世界的重新创造 : 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M].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

[9] 张卜天.科学革命和李约瑟问题——科恩教授访谈录[J].科学文化评论. 2012,9(04). P105.-

[10] 前述思想史学派关注的是科学观念的转变，所以最终能在科恩这里形成三种认识自然的模式的融合。当然，除此之外，有关大的“科学革命”的议题在这里有所遗漏，那就是关于起于埃及、大量文本出现于12世纪、又在15-16世纪盛行、在今天可能被隐藏在科学史中的神秘学，包括赫尔墨斯主义（炼金术、占星术、灵智学）、自然魔法、诺斯替主义等。这些在《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中属于科学革命的“内部路线”研究。而在关于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影响，例如技术、清教主义伦理、资本主义、航海、印刷等被称为外部主义研究路线。社会史学派早期强调的就是这种外部影响，包括默顿、齐塞尔的研究、“SSK”的一些早期研究，但是21世纪以来的科学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融合了关于科学观念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研究，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不同学派早期的构想，但是其所涉广度与深度可能更具有启发意义。详见【荷】H·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M].张卜天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

[11] 直到今天的研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的是“后库恩”与“后SSK”的方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些科学史家并不会仅仅拘泥于这些学派的方法方式，而是在不同学科之间寻找能够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新方法，而这些类似的新方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20世纪争论颇多的编史学方案关于“科学革命”的概念，也同样在寻求将科学与社会、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情况下重新回到历史与境的不同理解。这些理解可能会帮助我们打破所谓库恩的“范式”，从一种直面历史的过程获取与境的历史直观。关于这部分的研究详见【德】薛凤/柯安哲. 《科学史新论 : 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M】. 吴秀杰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导论”与“第十章”所载的Secord的论文。

[12] 其实哈尼克斯同样强调，其研究并不是旨在对传统上17世纪发生的近代“科学革命”这样的概念与诸多争论进行文献和其观点的补充，而旨在表明，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科学人”（暂且用这样一个概念）凭借“都市感知力”的启发，已经形成了近代“科学革命”这样一种关于人类认知巨大的转变的事件所能够发生的土壤——伊丽莎白时代已然形成了一种关于交流、经验观察、组成科学社团的科学文化，这成为了科学革命在17世纪能够发生的科学文化背景。详见哈尼克斯（2017）的“关于科学的注释”与“尾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