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国革命》是一本由[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页数：33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革命》读后感(一)：精审明辨

篇幅精悍，其实都很适于放入牛津通识系列。主题是对1911-1949期间中国革命的论述。

正如作者自陈，于尔根延续了德法史学的传统，将历史社会发展归结为一些宏观力量间的引动，宗教、农业、官僚体制、社会思想间的博弈，阶级力量对比等。虽说是引证了很多西方基础汉学研究的成果，但是于尔根在其中做了明辨的选择。而且不同于传统中国体制的论述语言，同样的史实，换了汉学中冷静观察的味道容易使认知获取的过程更加信服。其中对华北华南农业的论述采用了黄宗智的成果，土改也分析了很多近代西方的史学著作，整体上要言不烦，并且对其中利害两面都能理性的作出判读。其中对民族主义的思潮与群众路线的剖析，精炼深刻。德国学术研究的细腻精净在此书中有很好的表达。限于篇幅，有些没有具体展开。作者学术路向的转笔也使得他没有像其它几位一样有一个中文名称，虽然他能读写中文。

阅读此书使得我对阅读他的19世纪全球史绝不会浪费时光的判断充满了信任。

《中国革命》读后感(二)：革命前夜的中国

昨天读完了这本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全书开篇介绍中也提了是选了一个世纪中的一天，这样的视角来讲述不同地域和时代的历史，这本书是其中之一。这样的方法读来很像《万历十五年》，作者节选了这天用来展开，对中国当时的各阶层状态，从民族主义发展，革命，到政府和各个阶层，都有一个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一个现状和趋势的描述，时间独特，材料吸收借鉴的也很到位，基本是客观公正的。 只是新东西有点少，大多都是梳理总结的，不过这样写来，反而容易显得严肃，比较郑重的对待那段历史，中国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对它进行描述总结归纳，并写入教科书对大众进行教育，读书的时候接触到其他的观点很少，因此感觉如果早些读到或者收获更大。 比如因为政治原因的经济改革还是因为经济原因的政治改革，这种概括说法，感觉比胡素珊《中国的内战》更独树一帜，但是相关内容上面，可能不如胡总结的到位，关于士绅阶层的变化，感觉又不如《中华帝国的衰落》那样分析简洁明了（这种分析写作方法没准也不是独创的），但是整体来说，两百多页的纸，还是会很有收获。另外其中一些关于党史等的记录，自己之前也没有看过，忽然想起胡素珊在作品里说的，查阅资料是很麻烦很难的。

至于近代的一天，目前正在看《宋案重审》，没准那天也很有代表性也很关键呢。不咋怎么说，读完才有发言权吧。

《中国革命》读后感(三)：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革命

本书是德国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写的中国革命史，以一个外国人比较客观的立场，分析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夺取中国政权的原因。

作者的写作手法很像万历十五年，以1925年5月30日爆发于上海的五卅运动为切入点来描绘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全貌。这次运动，笼统来说，是民族资本家与工人阶级联合组织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起初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限，但是随着运动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中国共产党逐渐接过领导权，使反帝爱国运动逐渐转向为共产主义运动。在后面的几章中，作者横向剖析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包括城市氛围、农村社会和官僚体系等，又纵向描写中国近代革命的发展历程，包括民族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最后的第六章专门论述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夺权。作者认为，政权发生更迭的原因，一是共产党在战前因日本侵略而脱离了政治上的孤立处境，并且利用国共联合抗日的时期拥有了自己的军队；二是退守后方期间，国民党在西南横征暴敛养活庞大的军队，共产党在西北开展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赢得民心；第三，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本地化，使中国共产党有完备的理论体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相比之下，国民党缺少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不过，第六章显然经过了不少删节，意思时有跳跃，甚至支离破碎，远不如前面部分流畅连贯。其他部分也许偶有删节，但不致影响逻辑和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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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读后感(四)：从五卅事件引发中国革命的政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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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德国人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urgen Osterhammel）《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 上海》(Shanghai,30.Mai 1925.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发现本书的切入点很细，从一个很具体的事件出发，就是在上海发生的“五卅”运动。作者称这一天“中国革命从无序的泄愤转入了有目标、有组织之行动的阶段”，何以见得？作者将视角放在事件的发生地，大都市上海。他分析了上海的经济状况、社会阶层、国际关系、政治发展等等因素，特别是将它与六年前的五四运动进行比较，提出它的“新”主要体现在政党的影响力（中共）、内部派系斗争（打破幼稚的幻想）、与外国强权直接对抗（大规模流血牺牲）以及“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终归带着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趋同的。

随后，作者从“革命”本质出发，提出中国革命的“革命-国家的瓦解-现代化”公式，根据公式将1840年到1949年革命完成这一历史阶段解构成十个阶段，同时，结合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和地理结构，分析农业帝国的终结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前提条件，这些分析，有些许新的论述，但重点在随后对城市的分析，这在我以往阅读的现代史分析中，并不多见，尤其是党的农村战略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我们在分析历史的时候往往将着重点落笔在农村包围城市，怎么包围，但城市发生了什么，似乎并不重要，至于古代，更只有农民起义。为此，作者从经济、教育、社会等层面深度剖析了上海这座“十里洋场”，分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帮派组织在当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对历史的推进作用，刻画了一副当时条件下各阶层或者说各阶级人物的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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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政治愿景与纲领入手，分析了中国政治思想的衍变，特别是将民族主义分成反帝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直观明晰，其所引出的中国人自我认同的核心，不无道理。他继而专题分析三民主义，作者认为不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其思想缺乏原创性，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集大成者，孙中山特点是整合归纳能力强，从而形成一种折中主义，而毛泽东在我看来更厉害，还提升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境界，我想这是他区别于孙中山终而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此外，作者还以自己的理解回答了“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者坚定这一信仰认同的原因”，之前在读党史的时候也很疑惑这个转变，他提出了一些外部因素，包括五四运动在政治层面的失败、文化革命启蒙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俄国革命在社会改造上的成就、列宁主义在非公知识分子中的被认同等，这些历史演进过程中出现的必然因素缺一不可，但恰恰在这个时期、这个国度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偶然中的必然，于是，共产主义扎根在了中国，继而有了众所周知的开天辟大事变。

在读史的时候，尤其是近现代史，总有一个问题，军阀割据是怎么来的？不管是现在的党指挥枪还是古代的文官治军，割据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啊？作者指出，“1911年，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军被推倒了与朝廷——其自身缔造者——为敌的一方。这些因素包括：革命力量对军队的有目的渗透，官兵们日益膨胀的索求与清廷财政窘境之间的矛盾”，这作为一种解释，简单明了。

分析民国时期政治乱局时，作者指出非共产党政权“缺乏治理的规范性”的共性，即他们既缺乏帝制时代的数百年传统运行机制，又尚未形成后来我们党缔造的中央政府权威，于是，权力真空带来中央权力的“中央-地方”转移及“民间-军队”转移，作者称之为“国家私有化”。因此，现在，我们提核心的作用，提党中央的权威，提党领导下的军队改革，提“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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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中国共产党何以从1937年的4万名逃亡队伍发展到抗战后拥有的足以与国民党抗衡的百万大军，作者的分析是几个方面，一是共产党在战前因日本侵略而脱离了政治上的孤立处境，二是国民党内部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的不满情绪，三是西安事变推动了联合抗日成为定局，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重要的是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这一点最重要，党指挥枪避免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惨剧。在谈到游击战术时，作者提到国民党也有用于抗日和剿共的游击队，但其“把自己的任务定义为纯军事性质，对百姓采取索求甚至是强盗的态度”，这些恶习最终使国民党军队失掉民心，至少在政治上早已注定了失败，这是道的层面，术再强又能如何？面对日军的全面占领，国共两方分别推举西南和西北，但是国民党却横征暴敛养活庞大的军队，共产党却减租减息还军民共同劳动，民心所向一目了然！同样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接管日战区这么有利的条件下，却因无条件接受伪军和自身腐败，连国统区的民心也丧失殆尽。还没有全面开打，国民党就已经“被消灭、被淘汰了”（蒋介石语)，因此，这本书的用意也就逐渐明朗起来，题为《中国革命》，但副标题：1925年5月30日，说明了作者想要从五卅事件中得出一些启示，这个事件是非军事的，因此全书也是通过对革命背景、氛围、社会，尤其是政治因素上去分析中国共产党何以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新意虽不多，论述却颇为中肯，一些西方学者看中国革命的非马克思主义视角，读来也令人耳目一新，虽不尽赞同，但也可以作为看待历史的一个角度。

《中国革命》读后感(五)：摘

我们不妨用“反现实”思维来思考一下,当时的清朝政府是否有可能采取另一种方式来应对西方的入侵？假如早一步妥协,第二次鸦片战争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话,中国或许就可以避免主权上的更大损失,就像后来实际发生的一样。但是,中国能否像1868年后的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利用来自外部的有限压力,推进国家内部的现代化改革呢？从各种因素看,答案是否定的。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日本成功实现民族振兴和自强所依赖的特定条件。中国不是一个地域集中的岛国,而是一个结构复杂甚至是无法治理的庞大帝国。中国的治国方式是将整个帝国横向联系在一起,而没有一种类似日本藩国制、能够深入社会底层的纵向行政体系。日本早在着手现代化改革之前,便拥有一个富有行动力的国家机器。此外,日本还有类有着雄厚地方基础的反对派精英,这就是南方各藩的武士,他们随时准备接手国家的领导权。然而在中国这样个实行官僚式政治垄断的国家中,这种反对派精英是不存在的。整天牢骚满腹的官僚们,绝不可能成为准革命式改革的发动者。而且中国还缺少ー个民众普遍认同、能够予新政权以合法性光环的象征物。1600年前后,精明能干的德川幕府以架空天皇的方式,算夺了国家权力。改革者只要说动天皇,就可以假借其名义推行新的政策。简言之,从制度上讲,日本模式在中国是无法复制的。很多人总是感叹,为什么中国没能像日本一样,搞一场中国式的明治维新。究其原因,并不(仅仅)是中国精英分子的陋习或“儒家”狭隘性所致。日本明治维新的所有相关条件,中国几乎一样也不具备。 在不平等条约和外国强大经济势力的压迫下,中国一直处于从属和依赖的地位。因此,中国企业家和银行家几乎每天都要与外国商业伙伴(在上海还包括外国当局)打交道。但是,这并没有把他们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就像中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对“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习惯划分一样。这种划分更多是从政治实用目的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史分析的角度考虑。中国资产阶级注定要与外国资本合作,但与此同时,他们延续了清末地方精英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将其转化为更具政治自觉性的温和民族主义。这一点在“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商会的态度和诉求上便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由此来看,这些通商口岸的经济公民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倡导者,同时也怀有一定的民族革命的意识。他们参与了这一时期所有大规模抵制活动,包括1931/32年的抵制日货运动。其民族意识的另一个表现是,他们的眼光超越了自己出身与活动的狭窄地域(大多是上海及周边省份),谋求在全中国推行改革。 1903年清廷下令成立职业联合会(法团),资产阶级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这类组织还包括商会、工业协会、律师团,以及1917年成立的上海钱业公会。这个由25家会员(1925年)组成的高级俱乐部在代表自身直接利益之外,还就复杂的现代化方案进行商议。虽然在形式上有效仿西方之嫌,但是这些新型组织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例如,同乡之谊的传统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被融入现代制度:上海钱业公会的成员大部分都来自浙江,特别是宁波,因此,公会便通过传统方式与全国各地的浙江同乡联络,以便建立更大范图的金融网络。中国经济现代化成就最大的,正是那些成功将传统地方组织的优势与引进的合理化原则相结合的地方。现代与传统领域之间的宏观上的二元对立性,在微观上通过形形色色的方式被消弭。工厂向手工作坊订货,现代银行与钱庄合作。欧美管理方法使中国的家庭式企业或“伙伴”关系变得更有效率。许多第一代企业家所掌握的西方管理知识并不是在上海,而是在香港或美国、东南亚的华侨商人那里学到的。直到今天,华人生活圈和文化圈的经济现代化也不是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而是东西方制度与特性的相互结合。 中国资产阶级从未能接近乃至进入国家的政治权力。经济上的弱势便是一大阻碍,因为与西欧和北美不同的是,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资产阶级并不是唯一也非最重要的推动者:在轻工业领域,外国资本更多地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重工业建设——从1890年张之洞总督创建汉冶萍铁矿,到东北地区的殖民工业建设;从1935年至1937年国民党创办军工业,到后来的国家计划经济——几乎都是在没有私人经济参与的情况下,由国家推动完成的。因此,中国从没出现过类似克虏伯或卡内基式的人物。在南京十年时,经历了经济“黄金时代”的资产阶级——不仅是银行家,同时也包括企业家——与国民政府陷入了激烈的冲突,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与各路军阀的矛盾。在1937年之前,至少在上海,大资本家们还能勉强维持自己在地方的权势地位。战争、日本侵略以及1947/48年国民政府放任自流的灾难性通货膨胀,使原本虚弱的资产阶级彻底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撑。一些家庭早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年,就已迁居到香港或海外。内战后期以及新政权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上海和广州出现了大规模出逃的现象。1950年后香港的经济腾飞与内地移民带去的资金、经验和人オ不无关系,这一切都归结于共产党军队的胜利进军引发的逃亡潮。中国资产阶级作为种社会构成,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得到了延续:这些地区早在20世纪之初就曾对中国发展发挥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1978年后的改革过程中,这一作用再次得以充分展现海外华人企业家的投资为大陆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 人力车夫是次无产阶级的标志性代表。这种用于市内人员运输的两轮车是19世纪60年代由日本人发明的,于1873/74年被引入上海,1886年又被引进北京。人力车是一种介于轿子和出租车之间的运输工具,车费比两者都便宜。它很适合中国城市的狭窄巷弄,但要求有坚固的路面作为条件。从这一点来看,人力车可以说是科技现代化带来的一种现象。在上海,电车的引进使私人交通工具的需求大大降低,而北京则一直是人力车的天堂。20年代时,北京共有6万名人カ车夫,再加上这些人的家属,在城市的一百万人口中占有相当可观的比例。人力车夫都是未经训练的劳工,只是凭借体力和身体的敏捷来挣钱。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最多不超过3%)能够实现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子的梦想,因此只能依附于车主(或作为中介的不劳而获的包放人)。这些车主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车队,在上海还有政府发放的经营执照。上海公共租界五分之一的执照,都是为上海最大的人力车行一家所有。在这个纯供方市场上,人力车夫只能向车主租用车辆、并向其體纳租金。在上海,8万名车夫为了能拉上2万辆有执照的人力车而彼此展开竞争。那些获胜的人接下来又为了争夺顾客而你拼我抢,到头来才发现,吃亏的还是自己。车夫的收入往往只够勉强糊口,如果生意稳定的话,他们可以过上和工厂里待遇最差的工人水平相当的生活。但两者的生活水准,通常都要高于城市周边的普通农民。拉车是一个人的营生,这是由人力车的性质决定的。在车夫之间,友情和残酷的竟争总是紧密相伴。人力车夫是一个活跃的群体,对他们来说,闹事和示威都是家常便饭。但另方面,这些人又很难被组织起来。在日本、朝鲜或新加坡,人力车夫罢工曾是工人运动的开端。然而在中国,人力车夫却只是20年代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活动中一个不稳定的辅助性分支。 人力车作为交通工具尽管实用,并且在许多方面是难以替代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人却将它视为绊脚石,这些人当中有认为人力车有损城市形象的城市管理者,有为苦力的悲惨生活感到不公的基督教社会改良派,还有满腔愤怒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无法忍受这样的画面:一个个脑满肠肥、嘴里叼着雪茄的洋人悠闲地坐在车上，让骨瘦如柴的中国苦力拉着走。著名哲学家胡适将人力车视为中国落后的象征,认为“东西洋文明的界限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限”。在固有的就业结构和社会等级秩序中,人力车夫的地位是不确定的。从社会史角度看,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同时它也是中国城市社会流动性的一个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对来自农村的贫困移民来说,拉人力车为他们提供了“翻身”的机会,接下来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说不定会在工厂找到份更好的工作。相反,那些从社会上层沦落到底层的人,也可以在这个行业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这些人当中的个重要群体是满人,在京城所有人力车夫中,满人的比例几乎达到了四成。1911年清朝灭亡后,满人也随之失去了原有的权力和地位,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介于传统行业与现代工业(北京在这方面本来也很落后)之间的灰色地带,几乎成为其就业的唯一可能性。但是,社会地位的沦落并不仅仅发生在满人或其他某个族群。就像今天开出租车的教授被视为事业失意的典型一样,当年,那些沦为人力车夫的工匠、教师或职员也被看作一种警示,它提醒着人们,在尚未形成固定等级秩序的中国城市社会里,每个人的生存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危机。 在这样的城市社会里,犯罪活动并不是在与外界隔绝的小圈子里进行的。在1949年后经历清教徒式大清洗之前,上海一直有着堕落和腐化的恶名,这名声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其最臭名昭著的污点是卖淫。在十年代,上海从事卖淫活动的女性人数在5万到10万之间。作为对比,当时在纱厂干活的女工仅有8.4万。在各种享乐中吸食鸦片和賭博算是危害最小的。而索取保护费、绑架、杀人之类的事情,在这个城市也腰见不鲜。这些犯罪活动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大部分是由固定的黑帮组织所操纵的。上海黑帮的活动并不局限于地下,很多时候,他们是公然在光天化日下行凶。其中最猖獗的是青帮。二三十年代时,上海的10万名黑帮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青帮成员。他们是上海政治中重要的一派权势力量。 青帮是以经营大运河漕运的秘密帮会为前身,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在20世纪前20年间形成的。虽然有着传统的背景,但是从性质上讲,青帮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组织,作为上海黑社会的核心,它是利用上海城市人口迅速膨胀之机发展壮大起来的。首先,随着轮船运输业的扩张,上海成为重要的粮食集散地。以漕运为业的帮会成员纷纷进城,先是在港口码头落脚,之后又以此为中心,做起了各式各样的买卖。其次,在1910年到1930年的短短20年里,由于方圆数百公里的居民大量涌入城市,上海的人口数量增长了三倍,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这样的乱世中,人们只有依靠同乡会一类的组织,或与同乡会密切相关的地下非法组织的撑腰,才能在社会上找到立足之地。第三,随着1895年之后工业的蓬勃发展、对外贸易的持续扩张以及内地富人的迁入,上海发展成为一座富裕的大都市,劫富的欲望在一些人的内心几乎是自然而然地萌生出来。第四,上海的政治状况为古老的盗匪传统在城市的繁衍创造了条件:各辖区之间的“三不管地带”,成为黑势力的活动区。当时,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在政治上被划分为三个区域: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三个辖区的警察各行其是,互不合作,因此从一个司法管辖区逃到另一个辖区,简单得如同儿戏。此外,黑帮头目们还可以借助法律为自己找到庇护。只要花点儿钱,就可以轻松地买到某个较小的“条约国”( Treaty Power)的国籍。其护照持有者就可以享受治外法权的保护,只有所属国的领事才拥有法律上的裁判权。著名的青帮头目杜月笙(1888~1951)就是因为拥有葡萄牙国籍,才能够生逍遥法外。 黑帮组织不仅利用国家权力的衰弱和分裂,以及上海半殖民地式的法律地位所带来的便利,同时也想方设法对上海三个辖区的警察机构进行渗透。例如,上海公共租界任职多年的刑警队长同时也是垄断毒品交易的青帮某分会的头目。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虽然无从证实,却并非不合情理:上海的外国当局对黑社会向警方渗透的行为采取默许的态度,因为只有与“暴力买办”相勾结,オ能使社会秩序得到最基本的维护。黑帮组织的影响力还远不止于此。这些不法分子也有其道貌岸然的一面。许多上海大资本家都与黑帮头目过往甚密,反过来也是一样:最爱在公开场合露面的青帮头子杜月笙除了从事违法活动之外,还在贸易、工业和银行业经营着各种合法生意。1932年,他成功进入了上海市参议会,与许多德高望重的元老平起平坐。在法租界,他一直是除总领事之外最有权势的人物,直到3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下达指示,严厉打击黑社会违法活动,杜月笙在租界的势力才被逐渐瓦解。这同时也证明了一点:铲除恶势力并不是1949年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刚刚开始的。 20年代和30年代时,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状况如果用“结构性危机”来形容,难免会过于空泛和抽象。其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地方性暴力,它以极端粗暴和直接的方式对农村的经济与生存环境产生影响,使人们的生活变成了赤裸裸的生存之战。第二是生产力的低下,人均收入始终没有明显提高,农业衰退和停滞成为普遍现象。第三是土地分配制度,尽管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土地分配并没有明显不均或不公平,但是在这一制度下,仍然存在着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农民的彻底无产化与贫困化,另一种是地主寄生虫式的生活。因此只有通过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革,才有可能使危机从根源上得到解决。 尽管中国革命受到了外来的影响,却不能被误认为种非本土的舶来品。中国共产党的起和成功,很大程度上只能用清帝国瓦解后中国的特殊形势来解释。将中国革命作为“范式”移植到其他国家的尝试(从阿尔巴尼亚到秘鲁),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从这些失败的例子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主义为化身的中国革命与其成长的环境是紧密相连的。与此同时,人们也要小心避免过度“本土主义”的解读,以为共产党领导不过是帝王“专制”的再现,是所谓中国传统极权主义更有效率的新版本。简言之,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包括两个方面:它既是自产的,也是输入的。在尝试对中国革命问题做出解释时,必须避免将自己的视野框定在单一维度,而是要努力在各种对立性之间保持张力:内和外,与以往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关系,客观结构性分析以及对偶然性和主观性的考虑。 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两个大城市陷落后,日军认为其战略目标已初步达到,因而暂时停止了攻势。这时,整个华北平原,直到长江南岸一线以及山西省,都已落入日本的控制。所有战前的中国经济重镇,都被日本占领。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不久,香港和上海公共租界这两个曾经幸免的“孤岛”也相继陷落。自1938年秋天后,日本占领区的西端距离中共首府延安仅100公里之遥,离国民党政权所在地、无法从陆路进攻的重庆也只有不到500公里。在为时五年半的阵地战过程中,局势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直到日本被迫从太平洋撤退,并于1944年4月在中国发动大规模攻势(“一号作战”),局面才终于被打破。“一号作战”的目标,是避开美军的海上优势,开辟一条从朝鲜直达越南的陆上通道,并摧毁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机场。从这里起飞的美国轰炸机,对台湾、伪满洲国的钢铁厂、苏门答腊的炼油厂以及日本南部的九州岛构成了严重威胁。随着行动的胜利,日本在华占领区的规模达到了顶峰。在抵抗日军进攻的战斗中,超过50万名中国士兵阵亡,其中包括蒋介石最后储备中的几支精锐部队。“一号作战”严重削弱了蒋介石的力量,这并不符合日本人的心意,因为与国民党统治相比,日本对未来由共产党执掌中国政权更加恐惧。1939年之前,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来自苏联;在太平洋战争时,援助则来自美国。从同盟国的视角看,中国是一个具有减缓压力作用的受欢迎的副战场,仅此而已。日本并不是在中国被打败的。 1945年9月2日,中日战争随着日本天皇军队的投降而正式结東。但有悖常理的是,在中国战场上并没有明显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中方几乎输掉了全部战役,中国式的“斯大林格勒”并不曾出现。然而中国并没有投降,而是从多个中心点——特别是重庆和延安——行使着常规的政府职能。日本在中国战场上保持不败,是太平洋战争的失利和1945年8月的原子弹,才最终迫使它屈服。但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不得不将五分之二的兵力投入中国战场。中国的抵抗迫使日军不得不分散兵力,这一点让日本人感觉越来越棘手。日本在中国的处境,就像是一只被困犹斗的巨兽。 毛对革命战略的最大贡献在于三项原则的结合:游击战、土地革命和群众路线。 其中第三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阶段最重要的观念性创新。1943年,毛泽东明确指出“群众路线是一种政治领导方法。“领导必须时刻关注和重视“群众”的愿望、情绪和观点,不是通过民主程序,而是依靠对干部意识的培养。上级党组织的任务是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并加以整理,通过与党的方针路线的结合,转化为口号和指示,然后再传达给群众。按照毛的想法,“群众路线”的目的是在政治领导层与农民个体之间建立联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创新,是孙中山和前共产主义革命家从未想到的。群众路线是官僚精英政治的对立面,后者是在不顾多数人意见的情况下,自行决策并执行。在执行群众路线时,干部替代了官员的角色,他们一方面受中央纪律监察机构的约束;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模范和地方领导,同时也享有按具体情况履行职责的极大自由空间。群众路线不仅在党内实行,也被推广到受党领导的各级群众组织。它以中央发起的运动的形式,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按照西方人的理解,“群众路线”充其量只是一种表面民主。它承认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但不承认人民的主权,其背后隐含着一种儒家式的传统观念:理想化的官员虽然没有获得民众的授权,却是在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党的领导地位也很少受到质疑。政治讨论的框架是由党来决定,民众只能在设定的框架内表达自己的观点。 “群众路线”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军事干部所特有的新型领导风格。这些干部并不是从后方向前线下达命令,而是要带头冲锋陷阵,并亲自参与劳动。因此,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下,借助“群众路线”,发号施令的精英与唯命是从的百姓之间的传统鸿沟被大大缩小。游击队指挥官是这类干部中的典范,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正是这些人大显身手的英雄年代。与国民党僵化自闭的官僚体系不同,中共党组织允许游击队采取因地制宜、灵活机动的战术,根据形势变化随时对自身力量进行调整。这是共产党动员群众的法宝。至于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各级干部的领导魅力“平凡化”(马克斯・韦伯语)以及权力统治的官僚化,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就会对此有所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