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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的读后感大全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的读后感大全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是一本由彭刚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9.00,页数:33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读后感(一):读本书之前的一些tips

――给像我一样并不是很了解后现代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读者

⒈完全不熟悉的话,看本书以前可以去b站找一些讲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课程过上一遍――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概念、特征、主要流派、主要代表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异同;

⒉可以先看海登怀特,将他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一个标杆人物。

阅读顺序《历史学的重负》(他的主要主张)――《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对于“叙事文本”的进一步说明)――《答亚瑟·马维克》(对于关于他主张的质疑(很多可能也是我们会有的质疑)的回答);

然后先看金兹堡的《只有一个证人》,再看《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

⒊阅读安克斯密特,他是和怀特立场相近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家。

把他和扎格林一起看,从第151页到184页的三篇文章是一整场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辩论。

⒋可以和《邂逅》一起看。看完如怀特的文章之后,再去看看《邂逅》中他们的访谈,能更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想法。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读后感(二):历史学的重负是什么?

怀特的语言风格清晰、流畅又犀利。

“历史学的重负”之前又被译为“历史的负担”,“历史学”应该是更准确的,因为这篇文章谈的更多是“历史学”的责任,而非那个作为在时空中发生过、现今已经不在了的“历史”。

据怀特说,历史学曾有过一个黄金时代,19世纪早期,那是“艺术、科学、哲学和历史携手共同理解法国大革命经验的一个时期”,其时,“所有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自发地跨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并自觉地运用启发性隐喻去组织现实”,历史学本身的术语也被其他领域自觉借用(这可谓是地位的象征了,就像如今其他领域自发借用科学的语言一般)。

这个黄金时代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怀念,它既让他们固守着其中的一些“过时”的观念,实际上它也产生了超出那个时代的“解决方案”。

历史学家固守的是19世纪早期对艺术和科学的观念——把艺术仅视为浪漫主义艺术,把科学仅视为实证主义的科学——而如今艺术和科学都已抛弃这些陈旧观念(窠臼),抱守这些陈旧观念的历史学却仍将对它们的理解作为自身定位的基础,自视为艺术与科学的仲裁人。其结果便是文章开头所描述的历史性的窘境:科学家谴责它在方法或智力上的失败,而艺术家则指责它在感受力和意志上的缺失。

正是由此,怀特才提出了如今的历史学的重负。

艺术与科学都做出了相应的努力,来“理解科学陈述和艺术陈述之间的相似性”。怀特给的例子是卡尔·波普尔,不过他所陈述的观点似乎更接近科学历史主义(波普尔似乎并不能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被放入这一群体中),也许是因为波普尔的例子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方面更加突出。总之这与怀特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1966年)是一致的。

那么历史学的重负是什么呢?首先要抛弃对艺术和科学的陈旧观点,艺术不应再被理解为“讲故事”,科学也不应再被理解为认为科学命题具有绝对性的实证主义。更确切地说,把一种解释划分为“真实”或“虚构”的二分法本身应该被抛弃,对解释的判断应依据支配解释之表达顺序的隐喻的丰富性。

艺术、科学、历史都是“某个视角”,而这种视角也只是揭示某方面内容的诸多方式之一。不应期待这种视角能“符合”某些先在的“原始事实”。事实上,“构成事实本身的东西,就是历史学家已经试图,像艺术家那样,通过选择他借以组织世界、过去、先在和未来的隐喻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对于“隐喻”的合理要求应是,不要要求它负载过多数据,但也要力争最大限度地使用它们;而当“隐喻”过载时,便应抛弃这个隐喻,去寻找更丰富、更具包容性的隐喻(这里怀特再次表现出了与科学历史主义的一致)。

但这么做要达到什么目的?它仅是一种智力游戏吗?怀特的道德责任关怀在此显露出来。

如果要做一种智力游戏,那么显然有其他方法,又为何要把“过去”作为研究对象?换言之,研究历史的独特用处何在?

他前文所说的“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解决方案”再次被提及,这方案便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的认识:“历史的作用就是向人类自身的意识提供一种特别的时间维度。”历史的义务不是要让人们记起对过去的义务,而是要让人们运用过去,来实现一种伦理上负责任的、从现在向未来的转变。

历史教育的用途是,它能让人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当下世界也曾作为(一种未知的和令人恐惧的)未来存在于前人的心灵中,而由于人类做出的特殊的选择,这种未来成了我们的当下,我们的现在。

人类的选择使我们的当下成为当下,意识到这点让人们认识到,当下也同样可以被进一步的人类行为所改变。即,历史学应教导人们去领悟变化的必然性(现在的世界和前此的世界之间的不连续性),从而无怨无悔地帮助现在释放到过去。“历史学家的重任就是一种使人们摆脱历史负担的道德责任。”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读后感(三):【平猫爪记】彭刚:《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摘记

大三时的读书笔记

一、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 安克斯密特

有关霍布斯的讨论意在呈现有关霍布斯的解释的实质,而非其著作本身的实质,我们再没有任何文本,再没有任何过去,而只有对它们的解释。

对后现代主义来说,科学和信息是遵循自身规则的独立研究对象,后现代主义信息理论的首要规则是信息增殖规则,信息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真正重要的信息,永远不会是信息谱系的末端,但是它的重要性实际上是由源自于它的学术后裔来评定的。

尼采对因果关系的“解构”:只有在对结果进行观察的基础上,我们才被引导着去寻找原因,因此,结果实际上是原初假设,而原因是次级假设。

只有以它们不是什么为基础,才知道它们是什么。任何仅仅知道一种解释的人,比如说只知道有关冷战的一种解释的人,实际上根本就不知道那种现象的任何解释,因此,每一种历史见解本质上都有一种矛盾特征。

如果我们要得证历史争论的进展有意义,我们只有专注于每一种历史观点或者看待过去的方式中体现出来的风格。在争论中,关键的是风格而不是内容。内容是风格的派生物。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证据不是指向过去,而是指向对过去的不同解释,一个时期的精神状态只有在它与之后时期精神状态的不同中才能揭示出来,证据所指的方向因此也经历九十度的转变。

过去的本质不是或者不在于过去的本质。正是在废弃的残余中,在口误中,在过去的失误中,在过去“情不自禁”的片刻,我们发生了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

当我们像勒华拉杜里或者金兹堡那样把过去的树叶收集起来,重要的不再是它们曾经在树上的位置,而是我们现在能用它们构成怎样的模式,以及此模式能适应现存文明的其他形式的方式。

意义比重构和起源更重要,在这个阶段,历史学家们为自己所订立的目标是,揭示我们过去中许多根本冲突的意义,做法是展示它们的同时代性。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焦点不再是过去本身,而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我们当前用来谈论过去的语言与过去本身之间存在着不和谐。不再有贯穿整个历史的线索来中和这种不和谐。

二、再论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

文本根本没有被取代或消失,而是始终作为史家所提出的任何解释性结论的基础被人们所审查和讨论。

认为历史编纂学可以抛弃因果律这一概念是一种幻觉,只要历史学还将解释作为自己的一项目标,因果属性就依然会是史学思维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在历史学中,语言很大程度上要服从历史学家的需要,从而以最为全面,无比清楚和极度敏锐的方式,表达对过往某些事物的理解或知识。

内容来自于对史料和证据的批判性研究,对研究主题相关的其他著作所做的批判性考察,以及史学对其研究对象相关无穷多的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感知。

三、只有一个证人:对犹太人的灭绝与真实性原则

我们已逐渐意识到历史学家是在写作,意识到他是在制造空间与时间,其自身本质上却被置于一个特殊的空间与时间之中。但我们不应舍弃像一个世纪之前兰克所吁求的那种意味着“如其所是”的旧有的真实。

转义是这样一个过程,所有话语由此建构了它假装只是在如实描述并客观分析的对象。

怀特认为,犹太复国者对大屠杀的解释,不是非真,而是真,它作为历史解释之为真,恰恰在于它在正当化以色列当前各种政治政策时的有效性。

克罗齐:在每一时刻,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全部历史。因此我们所不知道的历史便等同于物自体的永恒幽灵。

四、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

历史哲学困境的两个分岔,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与认识论的历史哲学之间的对立。

认识论的历史哲学一直关注的是历史描述和历史说明的真理性和有效性的标准问题,它致力于解答这样的认识论问题,在何种条件下我们可以合理地相信历史学家有关过去的陈述是真的。另一方面,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则集中考察历史学家用来拓展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的语言工具的性质。

兰克:历史学家的使命“不是对过去不判断或者为将来的运用而予人教益,而仅仅是表明过去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他劝诫历史学家们能从过去自身的视角来考虑过去”

分析解释学中,柯林伍德重演论认为历史知识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通过重演历史当事人的思想。德雷的行动合理性说明要澄清行动合理性的证明要满足何种认识论的标准。

历史学以其对于“中间物和相对物”的关切,一直就是绝对真理以及号称证实了这些真理的正规图式的大敌。

历史编纂学彰明较著地就是这样一门学科,在其中“语言的强制”往往与“经验的强制”相互混杂,而貌似关于实在的争论乃是关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争论。

作为一个符号结构,历史叙事并不重新创造出它所描述的事件,以及令我们关于这些事件的思想带上不同的情感强度。历史叙事并不想象它所意指的东西。它在心中唤起对它所意指的东西的形象,正如同隐喻所做的那样。隐喻并不描绘它所想要刻画出来的东西,它指出方向来找寻与彼物相关联一系列形象。

五、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

所有对历史现象的表现中都存在着无法消除的相对性,语言被用于描述作为解释和理解的可能对象的过往的事件,并因而建构了这些事件。

用文化给予的,用以理解过去发生事件的模式、符号、情节类型和文体,是否适于对极端事件进行情节化呢?

相互矛盾的叙事之间的冲突所涉及的是可以由情节化赋予的那些事实的各种不同的故事意义。这就引起了可以用来赋予事件以不同意义的各种情节类型与事件本身的关系的问题。

要区别一组特定的事实性内容与一种特定形式的叙事,以及应用一种规则,它规定了严肃的主题要配之以诸如史诗或悲剧的高贵的文体才能有恰当的表现。

选择某一种情节化的模式,如何正当化了对置身于某一特定历史场景中的某种种类的事件、人物、行动、动力和受害者的无视。

贝瑞尔·朗认为纳粹种族灭绝的事件只能以陈列事实的和如实的方式来表现。

不及物写作:作者写作不是为了提供接近某种独立于作者和读者之物的途径,而是为了“书写他自身”。对于书写自己的作者来说,写作本身成为了一种洞察和理解的手段,不是映照出某些独立之物的镜子,而是行动与担当,去实行或创造,而非反映或描绘。

文学现代主义的描述:叙述者消失;外在小说的视角消失;普遍怀疑;抹杀全知视角;解构连续性,强调随机发生之事。

六、答亚瑟·马维克

在谈到“历史”(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指的只可能是“过去”发生过的全部事件(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总和。事件必须被视为是给定的。它们当然不是被历史学家们建构出来的。“事实”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们是被建构的,在证实了事件发生的文献之中,由对事件或文献发表评论的相关各方,以及由旨在给出对过去真实发生之事的真描绘,并将其与仅仅看似可能发生的事情区别开来的历史学家们所建构。

历史学家实际上通过历史写作建构了他们话语的主题,他们实际上所写的,与其说是关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所发现的东西的报道,不如说是他们对于他们最初产生兴趣的对象如何构成的想象。

不及物写作:作者存在于他或她所实践的写作之中,为这种写作而存在,且借由它而存在。

任何想要将历史研究这一专业学科或实践的历史概念化的人,都必须以历史学家们关于他们的研究对象实际所写的东西为起点,而不是以他们对自己在工作“研究阶段”都做了什么的说法为起点,这意味着任何对它的形式内容的探讨都必须始自从语言学的话语局面进行描述。

七、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

言辞的虚构,其内容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并且其形式与其在文学中的对应物比之在科学中的对应物有更多共同之处。

历史属于“话语写作”的范畴,因此,当虚构性的因素(或神话性的情节结构)明显地出现在那里面时,它全然不再是历史了。

柯林伍德:历史学家在成功地发现了隐匿在历史证据之中的故事或者故事群之时,通过“建构的想象”给历史证据提供合理的解说。

在将历史事件看作一个故事的潜在要素时,它是价值中立的,它的价值取决于历史学家以怎样的情节结构来勾画之。

历史学家与他的读者共有着重要的人类处境所一定要采纳的一般形式概念,通过他参与到创造意义的具体进程中,那一进程将他确认为某一个而非另一个文化传承的一员。

历史学家们企图使人熟悉那些或者是因为偶然、忽略,或者是因为压抑而被忘却了的那些事件。这不仅是因为提供有关它们的更多信息,还因为表明了其发展如何与我们寻常用来给自己的生活、历史赋予意义的某一种故事类型相吻合。

历史叙事不仅是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模型,而且也是一种隐喻性陈述,它指示了这些事件和过程与我们寻常用来赋予我们生活事件以文化所裁定的意义的故事类型之间的相似性关系。纯然从形式上来看,历史叙事不光是对于它所报道的事件的再造,而且也是一个符号复合体,它给我们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找到这些事件结构的图式指出方向。

历史叙事一边是其中所报道的事件,另一边是寻常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用来赋予了陌生的事件和情景以意义的先于体裁的情节结构。

历史学不仅关系到事件,而且关系到那些事件可以被表面呈现出来的可能的关系系列。这些关系系列并非内在于事件本身之中,它们只存在于对其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的内心中。一切历史叙事预先就都假设了对于它们所想要表现的和解释的事件的隐喻性描述。而这些意味着被纯粹看作言辞制品的历史叙事,可以用它们所置身其间的隐喻性话语的模式加以勾勒。

历史学家是通过他们用来对其进行描述的语言本身来将他们的主题建构成为叙事表现的可能对象的,我们对于同一事件系列所拥有的不同历史解释,不过就是这些历史学家在写作他们关于它的叙事之先,用来预构那一事件系列的语言程式的投射。

一个叙事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将原先按某种转义模式进行编码的(真实的或想象的)事件系列解体,并以另一种转义模式将此系列逐步重构。

我们唯有通过将实在之物与想象之物进行对照或比附,才能认识前者。历史是以诗人或小说家试图赋予其意义的方式来产生意义的,那就是,让原本看起来神秘的东西带上因其熟悉而为人们所认识到的形式。

一切历史叙事皆有其虚构的成分。

八、故事的所在:自然、历史与叙事

像所有历史学家一样,我们将过去的事件编排成因果序列,即故事。从而将它们整理、简化,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叙事是试图在一堆极其庞杂无序的编年史料中发掘出意义的主要文学形式。

叙事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遮蔽了那些会削弱故事主旨意义的不连续性、省略以及互相冲突的经验,无论它公开的目的是什么,它都不可避免地在暗地里是权力的演练:它不可避免地要支持一些观点,同时扼杀另外一些声音。

在一部编年史中,我们很容易丢失掉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发生的事件的线索。没有某种特定的情节来组织事件之流的话,一切都会变得更加困难,甚至无从理解。

对大平原环境史的两个书写,来自于我们语言的文化建构。历史学家没有创造它们,而且我们对它们的熟稔促使我们把讲故事的模式塑造成符合它们的样子。

正因为我们关注的行为的结果,因此叙事会有开头、中间和结尾,故事归根结底会采取目的论的形式,其中的某个时间从发生在它之前的事件或者导向它的各种原因而得到解释。

九、历史研究中的叙事性与客观性

前现代话语强调了历史学家与其受众之间的关系。它关注于使得过去具有对于当下的重要性的道德原则,并将对于过去的表现塑造成为一种道德启示,让受众能够领会并且掌握实际人类生活的种种准则。

叙事性原则清晰得表明,历史思想遵循着一种不同的解释策略,有别于将逻辑重心放在合规律性上的思想模式。

客观性意味着历史表现与过去经验之间的某种关系。这一关系并非主要是由审慎的道德原则,而是由作为一种认识程式的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来设定。客观性是人类世界本身所预先给定的现实。

具备客观性诉求的历史知识可以起到为实际生活进行文化定向的功能。它顺着过去所发生的时间性变化的方向,带来了一种将来的视角,并为它所眷顾的民族带来了一种基于人类历史的构成性动力的集体认同。

历史认知有两个目的的精神程式:一个是客观的,与史料中预先给定的过去的经验相关,另一个是主观的,与实际生活中的定向问题相关。要通过解释,过去的经验证据的可靠信息才能获得其具体的历史特性,并被整合到历史叙事的精神结构之中,在其中它可以作为文化定向的一个要素而发挥作用。

历史知识以其回溯性、视角性、选择性和特殊性,成为文化话语的一部分,差异和分别就因其而出现,是人类世界文化定向的根本产物。

历史解释意义生成的过程,是在于文学和艺术的意义生成同类“本质上乃是诗性行为”这一范畴的支配下出现的。追索其原理的元史学超越了集中精力于客观性的传统的方法论,而成为关注主观性的历史编纂和历史表现的诗学和修辞学。

客观性:历史思想与经验的一种构成性关系(不能超出经验的底线),历史叙事在社会生活中被构成,为社会生活而作,发挥为实际生活定向作用。

理论的融惯性关系到概念及其与出自史料的信息之间的关系。后现代元史学话语主要处理的是隐喻,并将其视为过去经验转化为当下有意义的历史意义的生成的基本要素。

实践的融惯性是历史叙事的一种特质,由此它就获得了它在实际生活中进行文化定向的实践功能的可靠性,与经验相调适,以论证而非强力彼此说服,提出并接受在活动的文化框架中给实际生活定向的种种理由。

人们必须接受自己与他人的差异,以及存在于自我之中与他者的差异。在这里,主体间性的调节性观念就是相互的承认和认可。

十、历史学的重负

一战之间欧洲人中普遍存在对历史学家的敌意与怀疑,欧洲在寻找其过去,与其说表达了一种对现在的牢固控制感,还不如说表达了对未来的无意识恐惧。

历史的过去往好处说是一种神话,它说明我们对某种特殊将来所下的赌注是正当的,往坏处说是一种谎言,回过头来把我们通过选择而已经事实上成为的东西合理化。

历史不仅是过去以过时的制度、观念和价值的形式强加给现在的一种沉重负担,而且也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赋予这些过时的形式以华而不实的权威。

当代历史学家必须确立对过去研究的价值,不是为过去自身的目的,而是为了提供观察现在的视角,以便帮助解决我们自己时代所特有的问题。

历史学家只有根据自己时代的艺术和科学的要求而就其所选择的研究材料提出问题并且认真对待这些问题,他才能在当前文化对话中获得发言权。

艺术家和科学家批评历史学家,不是因为他们研究过去,而是因为他们用低劣的科学和低劣的艺术研究过去(19世纪的社会科学方法)

我们并不追问在同一个普遍的现象界中他是否看到了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而是要追问他是否在其对现象的再现中引入了任何一种在能够理解所使用的符号系统中看来是虚假的信息。

历史因此会让人们去感受每一个既得现时的动态因素,教导人们去领悟变化的必然性,从而无怨无悔地帮助现在释放过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跟需要一种能够使我们了解非连续性的历史学。

十一、导论

后现代史学并不否定过去的真实不妄的存在,而只是强调,由于文本性的限制,我们无法直接触知过去,解读过去的努力注定包含主观解释的因素。

后现代历史写作关注史学家采用何种策略来选择陈述,以摹写他们心中“关于过往的图景”

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关注文本整体,历史学家构思历史对象的语言和思维的转义模式的不同,才是决定了历史文本不同层次内涵的深层结构。

历史客体本身就是一个“虚构性”的创造物,是历史学家和她的读者们心灵建构的客体。

历史叙事从根本上乃是一个语言制品,它不像陈述一样与过去相对应,其功用在于给人们提供了各种“提议”,使得人们能够从特定的视角看待过去。

历史学家的工作,从始到终都要受到通过历史证据而呈现出来的历史实在的束缚,历史学家针对特定的论题,在史实选择上虽有着自由空间,却也有着不能逾越的限制。

怀特认为我们不仅拥有面对现在和未来时的自由,在面对过去时,我们也有着同样的自由,可以选择了解和把握过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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