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河经典读后感有感

《烟河》是一本由[印度]阿米塔夫·高希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7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烟河》读后感(一)：从轻音乐到交响曲

写这篇短文时，我刚刚读完《烟河》，为了日后自己重读书评时不会显得那么傻，我不得不按耐住急于找到第 3 部《烈火洪流》的迫切心情，让自己从某种“历史当事人”的 fantasy 中抽离出来，力图让这篇简短的书评（sort of）看起来四平八稳。

读完《罂粟海》之后的第 1 件事就是迅速下单《烟河》，《罂粟海》像一首婉转遥远的异域轻音乐，但《烟河》更像是步步紧逼的交响曲。我能明显的读出阿米塔夫·高希在这本书中的宏大图谋——他在炫耀文学技巧。从结构上看，整本书的情节都是从迪提带领族人祭拜神龛所引发的回忆，而结尾中尼尔读到罗宾的信也让这次漫长的回忆得以终结。情节的主线不像《罂粟海》那么多，故事只有两条：巴拉姆的生意，波莱特寻找金茶花。罗宾·钦纳里的信作为灵活的支线大部分都游走在金茶花的情节之中，直到最后才与巴拉姆的主线汇聚在一起。从文学角度讲，《烟河》有比《罂粟海》更大的图谋，这更像是一部电影/电视剧的剧本，但比较遗憾的是，这两本书在中国的关注度低的可怜。

当然，书中还是有一些情节的纰漏，以及中国出版社永远避免不了的错别字。但我不想像以往写书评论那样把这些问题都列出来，毕竟按目前的销量，这两本书再版的可能性几乎为 0。

有谁如果知道如何能获得第 3 部《烈火洪流》，请一定留言，十分感谢。

《烟河》读后感(二)：何谓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不只是中学历史书上的几个人名和几个数字，还有后面的若干个条约、数不清的条款，让学生时代的我一度因为无法背诵这些而对近代史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从初中跳过高中再到大学，终于变成一种无法理解的绝望，还有身为一个中国人对这场战争从懵懂无概念到深感丧失的刺痛：提起鸦片战争，仿佛是自己的秘密创伤被揭开，因此不想看不想听也不想想……想来这场战争给每一个受过标准教育的同胞都留下了深感屈辱的印记，永远也抹不掉的，而这正是学校教育成功的地方。

除非对历史非常感兴趣或者要以历史为终生职业，或者其他我所不能理解的，总是有理由，使得一些人能够深入去探究、谈论这段荒唐又悲壮的历史，我很难想象一个普通读者、轻度阅读爱好者会发自内心去读上一段。因为无论书写的多么精彩，其真实性总是在那里，引起的感情反馈始终让人难以忍受，如此不好的阅读体验，去阅读这件事是否意味着自我折磨？

奇怪的是，在很多事情上面，人们总是处于打脸自己的过程，比如我，虽然对鸦片战争主题的阅读抱有上述想法，依然因为对历史大家的敬仰而购买了《帝国的崩溃》，因为#阅读全世界#的自我承诺而购买了《罂粟海》，又因为《罂粟海》购买了《烟河》，只不过在阅读完前书后才了解到这是鸦片战争三部曲的其中两部，可能因为前一本，后一本也买的毫无疑虑，到了读的时候就无法再做此想法，至于《帝国的崩溃》，可能还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把下半本念完吧？

那么一个印度人会如何写鸦片战争？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的观念是：印度人和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是的，我们都知道鸦片战争起因在鸦片，帝国的侵略者利用人性的软弱、清王朝的腐败将该毒瘤引入；其结果是封建王朝的连连战败，大量白银输出、主权丧失，任凭洋大人在我们的土地作威作福……因此我们恨他们的强大，恨她们侵占了大好山河、侵吞了美丽国宝，被仇恨蒙蔽了的我们的双眼，还先知似的带着同情的眼光安慰曾经的软弱、闭关锁国导致的技术发展停滞让人痛彻心扉，帝国主义的肮脏嘴脸一览无余，仇恨夹杂着痛苦……正常的话，这些停留在表面由书本和正统教给我们的观念会持续到人生迟暮，这当然对很多人来说并没什么影响，对我亦如是。不过，因为这本那本书，多了一些牵连，便不得不在看书的过程中再看看历史，也许还有看人生的成分。

回到这本书自身，作者选取了三个生活在“番鬼”城的人，从三个人各自生活的视角切入，由他们的遇见和经历讲述了发生在这块城市飞地上的一切，其中只有一个视角与前一本《罂粟海》的“朱鹭”号保持一致，另外两个视角则一个投向此地的上层社会，一个着眼于民间交流。从这三个角度，我们借以看到历史洪流席卷的是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的人生，即历史在书写的，为历史服务的以及旁观的。至于这三种人的宏大与渺小，如何发挥历史的作用……（待续）

《烟河》读后感(三)：用文学想象一种历史的负重

（刊于《文汇报》2016年12月27日，发表时内容标题均有改动）

文/俞耕耘

一艘名叫“朱鹭号”的巨大航船驶向了“欲望之海”，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这种看似“蝴蝶效应”的发展线索，在作家阿米塔夫·高希的笔下却如蛛网连缀，江河入海，显得自然不迫。这位以英语写作的印度作家，先后荣膺各项文学大奖，在国际文坛享有盛名。2008年，高希的小说《罂粟海》，入选当年布克奖决选名单。其后两部作品（《烟河》、《烈火洪流》）与其合璧，构成了鸦片战争三部曲，呈现出一幅19世纪东方殖民世界的全景绘卷。

正如作家自言，他的作品大多与旅行有关。也许正因如此，在他笔下，鸦片战争完全成为了远涉重洋的危险旅程。他将战争这一“事件”延展为漫长徐缓的跨文明、地域和种族的迁徙叙事。从印度的西孟加拉邦不同背景的生活场景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扩张，从盛产棉花到种植罂粟，贩卖鸦片。这是无以复加的宏大书写，我们甚至会担忧，作家难免面临素材支撑少、故事密度松的窘迫。然而，我们要叹服，小说背后却是极富耐心的描摹，煞费苦心的考据和无与伦比的想象。

高希显然深谙“质实”和“务虚”的历史技艺，细节铺陈只为造就一只“历史真实之杯”，帮助读者一并饮下“故事虚构之酒”。那么“真实之杯”从何而来？在我看来，它得益于语言的信任感，空间的在场感，这些都有赖于作家的“超写实”功力。《罂粟海》由不同族裔、阶层人物的多条线索同时开启，是诸多个体生命细流的汇聚。书中，鸦片战争从无数小人物的人生发源，深入到了历史的毛细血管，成为宏大叙事的“反写”。印度贵族王公尼尔，被鸦片商人伯纳姆陷害沦为阶下囚；比哈尔农妇迪提在新婚之夜失贞，在丈夫死后陪葬时被救；黑白混血的大副扎卡里，保守着自己是私生子的隐秘；法国植物学家的孤女波莱特，逃脱了伯纳姆的收养，成为了偷渡客。不同动机的逃亡和冒险，结局只有一个选择：登上“朱鹭号”这条满载劳工的船。

也许你会认为这样的地毯式铺陈，太过焦灼，就像哈姆莱特一样，无限犹豫迟缓。然而，作家从不心急。在迪提的故事里，他不忘对比哈尔方言和种姓细致分析，在扎卡里的生活里，他精心再现着梅尔维尔和康拉德式的“海洋日常”。我并不认为这是高希枯燥的炫才显露，相反，分析语言本身正是一种历史想象。看似繁琐的描摹，体现的却是人物虚构的信任可靠、生存场景的历史纵深。这自然延续了他早期《在古老的土地上》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风格。他会对诸如“开罗”和“埃及”进行词源学分析，重述城市历史的空间变迁。

换言之，作家用语言的耐心换来了“虚构的土壤”，一个能够承载想象的空间。如在拉斯卡里船上的晚宴，豪华镜宫、精雕屏风和银制餐具的描摹再现了一个交际的风俗场景。尼尔、扎卡里、伯纳姆、唐提等人在席间对中国人的“顽固”展开辩论交锋。空间的在场感让我们恍若坐在其中，看清了伯纳姆这种英国殖民者发自肺腑的伪善罪恶：时刻把自由贸易和基督教挂在嘴边，当作贩卖鸦片与人口的遮羞布。

更重要的是，高希的描写时刻通向小说的隐喻价值——历史的道德负重。罂粟田既象征着丰饶的艳丽，又是毁灭的匮乏；既是物质的回馈又是精神的荒芜。大船驶向的“黑水”（海洋）让人恐惧，“恐于死亡或是出生，是一种从未感受过的不确定”。罂粟和海的背后是未知的空洞、惶惑与恐惧，它的另一个名字叫罪恶。

历史书写总是在虚构历史的情境，在情境里还原真实的情感价值，我想这也是历史小说的最高自由。在《烟河》中，高希的这种情境虚构显得极富张力。为何巴拉姆这个孟买鸦片商偏偏是一位对家人朋友重情讲义，在阿差洋行里受人敬重之人？也许，历史中彻底的丑恶和坚定的正直并不太多，更多的是善恶的摇摆与交战。

巴拉姆信奉的拜火教就暗示了善恶两神之争，隐喻了鸦片贸易背后的二元价值与两套标准。为此，高希竟然嫁接了文献，虚构了巴拉姆和拿破仑探讨鸦片善恶的桥段。他将鸦片比作风和潮汐的自然之力，认为对乘风开船之人并不能简单判断善恶，而要看他如何对待身边之人。作家只用一个虚构的情境，就折射了整个鸦片贸易的死穴：这就是只存在利己之善。

无论是《罂粟海》中的“朱鹭号”，还是《烟河》里的广州“飞地”，都是重构多种族、多文化交汇的殖民空间。小说要探寻的正是多元空间里印度人、中国人和西方人互为“他者”的偏见，交往与冲突。高希利用了这种空间想象，小说自然就形成了多重视角的交织。《烟河》中作者叙述与画家罗宾的书信叙事的交替穿插，就耐人寻味。罗宾是一个在印度长大的英国画家，他既是鸦片贸易之外的边缘人，却又与他们有生活交集，这无疑是具有“历史同情”的观察者。

更有趣的是，他写出了“大历史”后的“小故事”，让宏大叙事不断被底层的民间叙事所打断。正如《罂粟海》里波莱特与扎卡里的爱情，牛车夫卡鲁阿对迪提的拯救与亡命天涯一样，《烟河》里同样有感人的爱情叙事。罗宾在临摹画作时，竟探寻起画中女人阿德丽娜的身世之谜。她的父亲阿兰查如何因画像爱恋上森河拉，阿德丽娜在成为孤儿、交际花和烟鬼后，又做了诸多男人的情妇，发现无人爱她，投江而死。正是这种凄恻的插话镶嵌其中，历史书写才有了温度、慰藉。

最后，我们不免想问，作家为何要选择这段历史？也许，这源于高希的一种焦虑：大多印度人对中英间的战争选择沉默，中国人很少追问大批鸦片从何而来。十三行早已成为留在绘画里的“风景”，印度对曾在英国强制下大面积种植罂粟，也渐渐忘却。面对“历史的失忆”，作家自觉承载起道德负重，用文学想象再现殖民地不同族裔的生存境况，以流动迁徙的叙事挖掘中印民族间的隐在关联。从某种意义看，高希何尝不是以小说家的技艺干着历史研究的事业？阅读他的作品，你会发现一种微妙的乐趣：在繁复的文献考据上虚构情节，从丰盈的想象中重建现场。那种自带的纵深质感，空间想象与情感温度，就是你沉迷其中的“致幻剂”。

《烟河》读后感(四)：谈谈莫迪老爷的悲剧

亚里士多德：悲剧的主人公应当是“一个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他必须是一个名声卓著，富贵显达的人。”

8月16日，我应朋友的邀请听了阿米塔夫•高希的讲座，也因此读了他新近被译成中文的小说《烟河》。那天高希先生因为堵车迟到了，在讲座上只仓促地讲了讲18-19世纪从印度到中国的海上鸦片之路。与会嘉宾中有一位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日本教授，因此有一段时间大家从贸易全球化的角度讨论这本书。当然读完全书后我认为，经济活动实在只是小说当中的一个层面（虽然是极重要的一层，可以说是全书的基础）。研究经济活动、阐释经济规律更有效的方式是数据的搜集、整合与分析，以及必要的事实描述和逻辑推理，显然这并不是小说家应有的职责。

一些新批评主义者认为，文本的意义由其所包含的诸多张力与冲突产生，在这些张力与冲突中存在一个核心悖论或张力，文本的其他要素围绕这一核心形成有机的整体。而在《烟河》中，随着主线故事——巴拉姆•莫迪的最后一单鸦片生意——的推进，读者很容易看出一组贯穿全书的二元对立：“善”与“恶”的对立。

早些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谍影重重5》，当海瑟•李在杜威局座的眼皮底下给伯恩通风报信时，后排一个并不稚嫩的声音问道：“所以这个女的是好人？”

这几乎是大多数人最早掌握的评价历史或故事人物的方法了，年幼时的我们总要把故事中的各色人等分成好/坏两大阵营，如果分不清那故事简直看不下去。随着年龄渐长，我们才了解到做了坏事的人并不总是邪恶，而好人也有犯下大错的时候。

在《烟河》中，主人公巴拉姆是个本性善良的商人，作者从方方面面体现了这一点。其一，他对发妻希琳拜多年的冷漠和轻视包容有加，甚至一再迁就她的迷信，而且在最后一次启航前对妻子满怀柔情；其二，他与广州的情妇池梅真心相爱，在她生前慷慨赡养她一家老小，得知池梅的死讯后，又一心挂念她的后事；其三，巴拉姆对自己的私生子阿发疼爱有加，与那些怕惹事以至于掐死孩子的老爷不同，他在阿发失踪后始终挂念着他的下落，在两人相遇后更是喜不自禁，总是不顾旁人眼光对这个所谓的“教子”表示亲昵，“好像此生第一次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他自愿做一位家长，把自己的智慧和经验都传授给儿子”；其四，由于巴拉姆平易近人、办事得法，他赢得了阿差洋行众多员工的忠心与爱戴；最后，巴拉姆信仰拜火教，其核心教义就包含至高主神阿胡拉•马兹达与恶神阿里曼的善恶之争。直到故事接近结尾，作者还要借翻译尼尔之口对巴拉姆赞誉一番：“他一定会是一个先驱，一个天才”，“有一颗慈悲慷慨的心”。

而鸦片贸易，正如我们所知，在小说中也被描述为一桩邪恶的买卖。首先，鸦片买卖虽然为清朝法律所禁止，但是其走私作为当时中外贸易往来的一种，排挤、破坏其他的贸易类型。例如，商会委员会中唯一不从事鸦片贸易的查尔斯•金，每每出场都饱受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孤立、嘲讽和威胁。而支线故事中为了寻找奇花远渡重洋的园丁费切尔，因为染上毒瘾的前同事的伪造落得千辛万苦一场空。更重要的是，鸦片走私既伤害烟民，也伤害鸦片贩子：富甲一方的公行商人因为包庇走私被判死罪，倒卖鸦片的地方蛇头被公开绞死，勤劳本分的船夫因为兄弟染毒家破人亡，连巴拉姆的情妇之死和儿子失踪，也是由于鸦片贩子的争端。此外，作者还不断地在书中穿插颇具历史气息的新闻报道、大臣奏折和往来信件，这些文件往往直陈鸦片对晚清的国计民生的巨大危害。

显然，作为一个在落魄境遇中靠智巧与勤奋发家的商人，巴拉姆对许多人和事都有着悲悯的情怀。小说中有一处写到他对下人发火，话刚说完又感到愧疚，于是赏了那人一美元（这一处描写让我回想起给农民分田地的聂赫留朵夫公爵）。同时，作为一个闯荡江湖多年的资深毒枭，他对围绕着鸦片的利害冲突和国际局势一清二楚。早在巴拉姆涉足走私之前，就是因为“鸦片这东西，一般吸上就再也停不下来”而看到了商机。故事第一部结尾时，作者花费大量笔墨描写巴拉姆与扎迪二人在1816年与拿破仑的会面。从此处三人的对话可以看出，巴拉姆和扎迪早就了解，大英帝国为了扭转与清朝的贸易逆差而鼓励和资助鸦片贸易。具体到他最后一次前往广州，巴拉姆也是预先知晓了清廷锐意禁烟的传闻，在孟买鸦片价格大幅下跌之后才出手收购。

作者进行这番精心铺陈之后，巴拉姆在行事与做决定时的矛盾已经显而易见：似乎他的道德判断和宗教信仰在遇上鸦片时就突然失效了。而正是这一道德与信仰的缺席，将巴拉姆一步步推向最终的悲剧。不过矛盾虽然明显，读者却能感到巴拉姆的所作所为都有其合理的一面，这是因为作者对巴拉姆行事的动机也做了一番详细的铺垫。

巴拉姆开始从事鸦片贸易，应该是他对作为商人的自我实现的追求，与19世纪初孟买和中国的贸易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小说开头就提到，年轻的巴拉姆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在米斯特雷家的船厂四处碰壁，但是他善于交际，“对风险和机会自有敏锐的判断”；他“相信终有一天自己会有机会经营一家企业，而那种工作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根据他的观察，鸦片在大清国需求巨大，倒卖的利润率奇高，而孟买的鸦片市场尚未被英国人垄断，可谓天时地利；此外，有的船厂已经靠往中国出口棉花和鸦片赚了大钱。因此巴拉姆认定，如果自己想在商海中出人头地，想改变自己在妻家卑微的地位，就应该去从事鸦片出口。

在漫长的商业生涯中，巴拉姆对跨国贸易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念。在诺鲁兹节上，他告诉扎迪，米斯特雷的船厂虽然兼有技术和价格优势，却不敌大英设置的贸易壁垒，以至于最终“被世界甩在了后面”；而唯一的出路是紧跟时势，通过买卖鸦片积累资本，待实力雄厚时再把生意转移到一个局势更加稳定的环境中，开创他自己的商业帝国。

再看巴拉姆最后一次回广州前发生的变故。米斯特雷老爷的离世和遗嘱的莫名失踪，带来了瓜分家产的争端。由于持股少，巴拉姆面临着被迫退休、亲手创立的出口分公司被变卖的危险。这不仅否定了他多年的奋斗，更能轻易毁灭他宏大的愿景，还剥夺了他回广州为情妇善后、寻找私生子的理由。为了摆脱妻家颐指气使的大舅哥们，为了维护自己苦心经营的生意，也为了继续一种他游刃有余的生活，巴拉姆实际上已是孤注一掷，没有回头路可言。就像书里那句话：“牌在手上，局已定下”，这样的境遇，多少能唤起读者对巴拉姆的几分同情。

至此就不难解释巴拉姆接下来一系列的道德缺席与判断失误了。首先巴拉姆的个人追求的核心是逐利，这一点和绝大多数商人一样，但是环境决定了他的最佳选择是走私鸦片。为了不让自己的愿景和善恶是非观发生冲突，他在心中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了，书中有两处点明。一处是拜访拿破仑时，他把鸦片比作风和潮汐这样的自然力量，因此“乘着这阵风开船的人，不能简单地说他是善是恶。要看他如何处理周围的事情——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他的下人——才能正确地评判他”，此处也是作者首次提及拜火教中至高主神阿胡拉•马兹达与恶神阿里曼的善恶之争。而如果说这一处可能是作者在有意引导读者对巴拉姆的评价，那么查尔斯•金在劝他为上交鸦片投票时，巴拉姆本人的心理冲突就更明显了：“大陆与国家和他有什么关系？他肯定还是会考虑那些与他最亲密的人，……如果他毁了自己，对他的亲人能有什么好？为了他的孩子，女儿和弗雷迪，他会情愿即刻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再想不出比这更重大的责任，哪怕是要他永世不能再进天堂。”

然而巴拉姆的悲剧部分就在于，他越是要去维护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就越是把这一切推向毁灭。因为他的善待亲人的信条，也因为他的孤注一掷，巴拉姆既不愿意听到关于鸦片危害百姓的消息，也不愿认真考虑那些于他不利的关于禁烟的消息。尼尔给他读报纸上关于鸦片害人的文章，他不及听完就粗暴地打断；挚友扎迪请求他反思鸦片走私是否应该继续下去，他的反应却是感到与朋友的疏远；看到报纸上关于禁烟的奏折，他认为清廷皇帝肯定“看完就扔到脑后”；听说钦差大臣林则徐南下，他只觉得林肯定也会屈服于鸦片商人的贿赂……他终究是个机敏的人，日益增加的负面消息让他噩梦连连、幻觉不断，只能靠鸦片酊入睡，但铤而走险的投机者的盲目乐观，又让他一次次地靠着一些捕风捉影的利好消息来麻醉自己。现实情况急转直下：向他购货的蛇头被绞死、帮他运货的英商被驱逐、与他交好的公行商人沦为阶下囚、飞地被清兵戒严……当巴拉姆梦见自己跌落地狱时，当他终于也沉沦在鸦片带来的虚幻快感时，他已经明白自己的宿命无法避免。而他说出“那就是阿里曼的王国”，也并非出于道德的突然觉醒，而是因为无能为力，因为梦想的幻灭，因为对未来深深的绝望。

我们终于发现，巴拉姆身上的善恶对立，与其说是简单的个人层面的道德判断，不如说是本性善良的个体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被迫行恶，是小我之善与时代之恶的力量悬殊的冲突。巴拉姆不是查尔斯•金那样的斗士，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无法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家人的幸福去承担更大的历史和道义责任。处于绝对弱势的个人，注定只能被时代碾压。他无法成为自愿的牺牲者，就只能做被迫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