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读后感摘抄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是一本由[美] 约瑟夫·弗兰克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页数：48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读后感(一)：重生之路

因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陀带着《穷人》的成功光环被囚禁到彼得保罗要塞（要塞总司令是纳博科夫曾祖父），原因是他朗读了别林斯基的《致果戈里的信》，站错了队，到这里可以证实果戈里对农奴制前后判若两人的立场。尼古拉一世对陀玩了一次心跳加速，就在枪毙他前皇恩浩荡，改判发配西伯利亚。作者这样写道：“这样，陀就经受了非凡的感情历险，他认为自己离确切无疑的死亡只在瞬间之遥，接着又神奇般地从坟墓复活。”

第二部分：苦役地。十年磨难，劳役之苦、恋情之痛、列兵之卑，还有经常发作的癫痫之疾，地下人对人类憎恨的阴郁度随着时间慢慢堆积。作者提到陀氏的非理性主义，并且拿克尔凯郭尔对信仰的非理性解读做了一次精彩比较：“我是否有信仰，我永远无法用直截了当的确定性来确认——因为信仰恰恰是这种辩证的徘徊，它始终处于恐惧与颤栗之中，但从不绝望；信仰正是这种永不止息的自我担心，，它让人保持警觉，准备经历一切危险……信仰就是这种自我担心。”

第三部分讲了陀的初恋和第一次婚姻。

最后一部分，“归来”，陀氏重回彼得堡，将重装上阵，迎来第一个5年巅峰创作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非常推崇列夫托尔斯泰的，但对托的早期评价是：有才华，但不会写出更多东西。陀闹了个世纪笑话。

读完这一卷再去读《死屋手记》，会发现——“在西伯利亚，人们会享受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西伯利亚，如“漆黑的地狱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读后感(二)：“所谓卑劣，就是无力克服因自身的耻辱和遭遇而要报复性地主宰、羞辱他人的欲望。”

西伯利亚的经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中特别重要的部分，人们普遍认为在西伯利亚的生活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他以政治犯的身份进入劳役营，他坚持着解放农民的理想，但是劳役营中的农民与构想的农民形象截然不同。革命贵族妄想成为农民的恩人、父亲，领到农民改革。但现实中，农民完全是贵族的对立面，互相仇恨、憎恶，没有人认为贵族与农民是同样的人，他们不会被互相接受为伙伴。

同时农民中的丑恶愚蠢残暴道德败坏也让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厌恶心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想逃避这种心理，他唤醒了自己关于善良的“农夫马列伊”的故事，他相信在农民讨厌的外表下会存在隐藏着的人性之光。不过，这种突然被唤醒的古老回忆不知道离真实的情况相差有多少，记忆其实并不是那么可靠，这一点也可以联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封著名的书信，“若有人对我证明说，基督是外在于真理的，而真理又确实是外在于基督的，那我宁可跟基督在一起，也不跟真理在一起”。

对于作家的苦役营生活，《死屋手记》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但《死屋手记》中作家的思想是含糊其辞的，并没有清晰的表露出来。可以肯定，在劳役营的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与肉体都是不小的折磨，他只能在医院中暂时获得舒缓，劳役营的基调无疑是黑暗的，也打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抱有的幻想。不过在苦役营中的经历让他增添/改变了一些想法，他看到了农民用怠工对抗命令、用笨拙掩盖不屈从的古老策略，农民对强制性劳动的憎恨和对自由意志的强烈需要。也看到即使是傻瓜和小丑，虚荣心也并不会因耻辱消失，反而会因为羞辱而加重。不仅让人想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个把两百卢布踩在地上的父亲形象，以及《地下室手记》中的主角，不是想活得幸福，而是想活得任性，想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地一意孤行。

我其实一直不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俄罗斯主义，他的祖辈实际是波兰人，但他却并不同情波兰政治犯，他甚至为自己与波兰政治犯同样憎恨农民残暴行为而感到不快，因为他认为波兰人才是俄罗斯人的对立面，而不是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他甚至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出于俄罗斯的统治之下——一种俄罗斯的信仰，有关基督的爱。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因为书报检查机构而隐晦了自己的思想，或者他只是在矛盾的思想中极力想说服自己。但是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断的宣扬基督教与人性的光辉，他后期作品中，尤其是《地下室手记》中的流露出来的讽刺与憎恨都让人印象深刻。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声称，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伯利亚的经历的确是作家转变中的重要部分，但并不能认为苦役营的生活给作家带来了新生。

值得注意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的婚姻生活，书中描写不多，相关的资料也很少，但我们能够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任妻子的形象同他笔下的女性角色存在重合之处。

这部传记跨越了十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苦役营被释放之后进行的文学活动还处于一种低迷的状态，有人预言他永远都不能再回到文学界之中了，不禁感叹，即使是数一数二的伟大作家，写作也需要很多时间，一些思绪/想法需要沉淀数年才能变成真正的杰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读后感(三)：生命不管在哪里都是生命

安·兰德曾说过“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好像跟着一位可靠的向导走进恐怖的鬼屋。”从《穷人》开始，陀氏就带着这种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无情拆解走向俄国文坛，走向世界文坛。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都在描述穷苦、病人、边缘人、底层人物，也有评论家说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病态”的，甚至在他那个时期的俄国文学界都不是那么的受待见。然而爱因斯坦、尼采、弗洛伊德、卡夫卡、纪德等许多思想界文学界的名人都大力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陀氏作品中体现出的哲学思想所带来的冲击力。

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传记类）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作者约瑟夫•弗兰克在第二卷·受难的年代中，正是聚焦在陀氏这一思想形成的过程，试图通过这十年的艰辛生活，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我信仰的重生”之重生历程。从1849年4月被捕，11月经历“假死刑”，先后经过被监禁、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劳役营，服兵役，到1860年终于返回圣彼得堡。这十年艰辛的生活，加上远离俄国文学活动中心，甚至有几年与外界隔绝，在缺少书籍又不能创作的年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完成了内心思想的脱变。

“与死亡的遭遇深深地影响了他对存在的崭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主要是用世俗的观点看特人生，而从这一刻起，这样的视解退到背景之中；取而代之的或他所专注的是始终困扰人类的那些终极的、恼人的’该死的问题’——那些惟有依凭宗教信仰才能回答的问题。”

与传统传记作品给我们的印象不同，本书中并没有太多的八卦或是作者琐事供人觊觎或是用作饭后谈资来笑谈名人生活。作者更多的是以学术的态度，立足点于分析他思想转变的促因。《死屋手记》中的记录成了各种观点的重要参考资料，显然作者也没有错过任何与陀氏有过接触的其他成员的回忆录，在他们所记载的与陀氏有关的资料中寻找着珠丝马迹，试图构建一个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世界。比如在无法找到陀氏关于监禁生活的详细资料时，以其他人的回忆素材（里面并没有关于陀氏的描写）作为参考，供我们了解那时期陀氏的生活状态，而不是仅留一片空白。

除了思想的蜕变，这十年里也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发生。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癫痫病的发作，第一次的恋爱婚姻。关于癫痫病的分析介绍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将病情与其小说情节相呼应进行分析。恋爱时期的热情奔走，几经煎熬，而婚姻生活却只写到受癫痫病发作的影响，一切并不尽如人意。对作品的大量解读，是这本传记中另一个大的特色。从作品中解读作者，又透过作者的生活去理解作品，或许正是传记作品带给我们的最大价值。

读完这第二卷的“受难的年代”，我想如果非要写一个注脚，最合适的莫过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哥哥米哈伊尔所保证的那样：“我既不会消沉，也不会沮丧。生命不管在哪里都是生命，生命在我们自己身上，不在外部。我的身边[西伯利亚]会有人，要在人群中做一个人，始终如一，不灰心，不放弃，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不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这就是生命的任务，我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个想法进入了我的血肉。”

“生命不管在哪里都是生命，不灰心，不放弃，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不幸”。或许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走过这十年，并在这十年里得到“信仰的重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读后感(四)：从精英立场到人民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受难与重生

文/吴情

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文学批评界，谈及俄罗斯文学，首屈一指的人物非陀思妥耶夫斯基莫属。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见证了俄国近代史上的一系列大事记，比如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亚历山大二世改革；而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充满了艺术张力，文学与疾病、精神分析、基督教精神、俄罗斯传统及现代性等诸多命题得到了丰富诠释。不过，虽然身后名声响亮，但在生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事业并非一帆风顺。

一八四五年，时年二十四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处女作书信体小说《穷人》，获得包括别林斯基在内多位文学评论家的褒奖，别林斯基甚至断言，“又一个果戈理出现了”，并称陀氏为“俄罗斯文学的天才”。《穷人》有着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直接点出了俄国国内尖锐的社会问题。然而，《穷人》之后的十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能拿出具有相当分量的作品巩固其在俄国文学界的地位。我们不禁要问，这十几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这十几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却又近乎奇迹般地井喷泉涌，数量和质量都不逊色于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俄国文坛巨擘。对他来说，《穷人》之后的十几年蛰伏，到底意味着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荣誉教授、著名传记作家约瑟夫·弗兰克著。弗兰克以代表作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传记类），也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通常的传记不同，弗兰克将传记、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史熔于一炉，并通过对大量史料、文学作品的细读、辨析和重新组合，为读者细致描绘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中那些或惊心动魄或痛苦不堪的瞬间：被捕、受审、判刑、流放、恋爱、结婚、癫痫发病、小说创作……尤其以对《死屋手记》的钻研为亮点。

一八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晚间，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几十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被正式逮捕，因该小组带有“（政治）俱乐部的性质”，潜藏着宣扬暴力革命、危害沙皇统治的危险。经过漫长的审判，有人被释放，有人则被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亦难幸免，与一干人等被迫前往西西伯利亚苦役地服役四年。受难期间，他遇见了一个让她心动的女人，进而诞生了初恋，也直接导向他第一场婚姻。苦役结束后，陀氏在友人的帮助下参加现役军，同时殚精竭虑地为回到俄国文学文化圈做着知识和素材上的准备，准备文学家的涅槃重生，毕竟，在三十多岁时，屠格涅夫和列夫·托尔斯泰早已蜚声文坛。不服输的他又怎甘落后？

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是俄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对它的研究几乎从未断绝。弗兰克的研究表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并非一个有着一致性的团体，用陀氏的说法，这一小组从来没有“任何统一性、倾向性一致的目标”。不过，陀氏加入了一个该组织内更为激进的一个团体，从精英的立场要求开展启蒙和革命动员。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发作。不过，多数读者通常认为苦役地的恶劣环境导致陀氏染上该病，但弗兰克反对这一观点，他强调，陀氏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内活动时已因担忧革命时时表现出巨大焦虑，被捕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或多或少轻松下来，至少，癫痫病不是苦役的结果。至于他的初恋，虽情节百转，但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文学缪斯的出现，许是上天冥冥之中庇佑着这颗苦难而高贵的心灵。

最令人困惑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转变。被捕前，他有着当时年轻人中常见的激情色彩，憧憬于俄国社会的重大转变：农奴制的消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转向革命党和无神论。他心心念念的还是俄国的传统：发挥俄国领袖沙皇的英明神武。弗兰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倾向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受审和苦役的经历，虽使陀氏从精英立场转为人民立场，但他逐渐倾向于用基督教的爱和宽容来理解和化解人世之恶，及人性的丑陋一面。但同时，即便是人民立场，陀氏也从来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西欧派”，主张引进西欧的民主和共和；有趣的是，苦役经历使得生活在下层民众的陀氏逐渐肯定人民内在的道德善质；当然，他的意义更在于对恶的书写：可怕之处不在恶的具体形式，而在于产生（纵容）恶的环境和社会。这一部分，即将在他回归文坛的作品《被侮辱与被欺凌的人》和随后的《罪与罚》中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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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读后感(五)：被禁锢的灵魂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

——被禁锢的灵魂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为人“树碑立传”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既然是文学传记，那么不免带有研究者的主观情绪，有时，这种情绪很可能会被无限放大，当事人在读者眼中的形象便会“失焦”，何况当事人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探究纷繁世相背后的人心，是优秀作家的天职。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荣誉教授、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和斯拉夫语语言文学荣誉教授（已故）的约瑟夫.弗兰克先生，选择研究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注定了这场书写的严肃性与客观性。弗兰克先生截取了1850-1859年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年的漫长时光，用他的话来说，他试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生活置于他与时代文学及社会-文化史的相互关系之中”，事实上，在叙述中，弗兰克有意避开自己的主观介入，力图还原一个在被禁锢的环境中的伟大心灵的矛盾冲突，这样的写作不仅具有学术的气质，而且更具人性的温情。

1850-1859年可谓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的低潮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几个年轻人聚集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中，讨论时下敏感的社会问题，沙皇统治下的秘密警察很快逮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一众年轻人，将他们关押在声名狼藉的彼得保罗要塞，在经历过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令人倍感恐怖的假死刑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遣送至西伯利亚的劳役营，后来则成为俄军西伯利亚兵团的一个士兵。他与俄国文学的中心相隔千里，有四年甚至与外面的世界失去一切联系。然而，正是这一段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灰暗的生命过渡时期，却成为了他关键的“信仰的重生”阶段，弗兰克先生的描述始终留意于那些独特的生命经验对他所具有的意义，它们导致他放弃过去某些东西，为未来思想观念及艺术演进准备道路方面的决定作用。弗兰克先生在这本文学传记中，以令人敬仰的毅力和耐心将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呈现在读者面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杂，或者说灵魂的深度，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无出其右，这部分的是源于他多舛的生活遭际，令人扼腕叹息的情感历程，或许，还源于纠缠他一生的病痛（癫痫），这种病痛自他少年时发病，此后频繁的发作，让处于强烈的文学创作欲望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比焦虑却毫无办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写作的进程。陀思妥耶夫斯基背负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农奴深表同情，但在日常的交往中，他也深深的觉察出自己与下层人民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为了生计，他曾写过一些取悦当朝统治者的赞美诗，尽管这些诗作在后世看来并没有多少文学价值，却为他逃出禁锢，获得升迁提供了途径。他与自己哥哥的亲密关系让他不至于饥寒交迫，而他与当时的文学至交和官僚友人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他支持。然而，他的病痛，虽然他是如此的深爱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亚，却还是让妻子目睹了自己发病的过程，这无疑为新婚生活蒙上了阴影。事实上，这一段婚姻生活并未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象的那般完美，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坦陈了自己感觉到的乏味。在被捕和流放西伯利亚劳改营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处于一种被禁锢的状态中，他没有任何书报可以阅读，这对于想要迫切了解当时俄国文坛的新气象、并决定要在文坛上重获荣光的作家来说，无疑是令人沮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不断的要求他寄来一些书籍或者杂志，为此还特意拉了书单，但得到的书籍却并不能如他所愿，他在孤独的生活状态下，阅读《圣经》，这似乎带给他一种崭新的宗教启示。

“一个人，只要他选择——最终顽强地选择——不放弃，就永远不会放弃个性的自主权。”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受着病痛的不时侵扰，但他仍尽力维持自己生命的活力与写作的平衡。十年痛苦的历程，虽然他没有创作任何一部享誉世界的作品，但孤独的淬炼无疑为他后期的丰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灵魂的审问者”，那么弗兰克为他所写的这部文学传记则可称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灵魂的解剖师”。扎实的史料、绵密而谦逊的语言、悲悯而温润的感情，都让弗兰克的这部文学传记熠熠生辉。

沉潜的十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思索自己的命运和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前途，他为后世留下的不朽杰作（《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群魔》）从一个曾被禁锢的灵魂深处冲决而出，囚禁之后释放的能量无疑是巨大的。他孜孜以求所探索的困扰人类灵魂的主题，被后世反复咀嚼、研究，而这本传记，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伟大作家真实的人生断面。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