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读后感精选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是一本由雷海宗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25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读后感(一)：一本血气方刚的著作

本书属于作者学术论文的合刊，是雷海宗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并附有5篇论文作为附录。上编的几篇文字，都是抗战前发表的，是著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批判。前三篇由三个不同的方向探讨秦汉以上的中国——动的中国。第四篇专讲秦汉以下的中国——比较静的中国。第五篇合论整个的中国历史 。下编的主题是探讨抗战建国中的中国。下编第一篇文章解释此次抗战的意义与士兵之所以英勇，说明中华民族虽老而仍有朝气的原因。第二篇文章则表示海雷宗对于前途的希望和信仰。

雷先生是一代大家，极有见地。他贯通中外的渊博知识以及对历史文化的独特看法，不仅对当时学术界有显著影响，对今天我们研究中外历史也也具有教益与启发。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读后感(二)：谢泳：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前几年，北京一位朋友赵先生送我一册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那些年我正做一个关于西南联大的题目，赵先生看到这本书与我的研究有关，就把它送给了我，他的热情至今令我感动。雷海宗的境况最后很不好，他在南开时成了右派。

这本书是1940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三十二开本，列为“文史丛书第二十本”。书前有雷海宗一则短序。这本书可以看作是雷海宗的代表作，但它却不是一本专著，只能说是有连续性的论文集。虽然书的篇幅不大，但雷海宗一生的主要学术观点却都在其中，比如关于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史前的断代问题等，在他这本书中都可以看到。

雷海宗出身清华，后来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他讲中国历史，最大长处是他有世界眼光，因为他的专业是世界史，所以他看中国历史，处处有西方的文化作为参照。他在西南联大时，曾是著名的《战国策》派的主将，他留下的文章也不少，但出于政治的原因，过去人们把他们的学术论争看得过重了。

他这本书里，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关于中国士大夫和流氓的评价。雷海宗认为，中国社会自汉代以下只有两种比较强大的组织，就是士大夫与流氓。他说战国时代，中国的士还不成为一个有意识的团体。这种团体的实现是在汉武帝废百家，崇儒术，五经成为作官捷径以后的事，隋唐以下科举制度的建立，才增加了士大夫的团结力量。儒人读同样的书，有同样的目标，对事有同样的态度，并且因为政治由他们包办，在社会上他们又多是大地主，所以也可以说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虽然无正式的组织，他们实际等于一个政党。

雷海宗的哲学思想中有“尚力”的一面，所以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是批评为多，他认为他们都是些文弱的书生，兵戎之事全不了解，绝对不肯当兵。太平盛世他们可靠皇帝与团体间无形的组织维持自己的势力，天下一乱，他们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权就转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只能守成，并无应付局面的能力。每次天下大乱时士大夫无能的情形就暴露无遗。

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国祸国的行为，古今绝少例外。他认为从东汉末的党祸、宋朝的新旧党争直到明末的东林党，“都是在严重的内忧或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行为。起初的动机无论是否纯粹，到后来都成为意气与权力的竞争；大家都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颜面，当然更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各党各派所谈的都是些主观上并不诚恳客观上不切实际的高调。”（139页）他说乱世士大夫的第二种行为就是清谈，第三种行为就是作汉奸。

雷海宗认为，士大夫与流氓是同时产生的。太平时代，流氓无论有组织与否，都没有多大的势力，但唯一能与士大夫相抗的却只有这种流氓团体。流氓的经济势力在平时并不甚强，但患难相助的精神在他们中间反较士大夫间发达，无形中增加不少势力。流氓团体也有他们的弱点，内中的分子几乎都是毫无知识的人，难成大事。形式上的组织虽较士大夫为强，然而实际上很松散。所以在太平时代流氓不能与士大夫严重对抗，并且往往为士大夫所利用，大则为国家的武官或捕快，小则为士大夫个人的保镖。遇到乱世，士大夫所依靠的皇帝与组织失去效用，流氓集团就可临时得势。流氓虽然愚昧，但有时也有意外的成就。流氓多无知，流氓集团不能成大事；但一二流氓的头目因老于世故，知人善任，于大乱时期间或能成伟人，甚至创造帝业。刘邦和朱元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这类成功人物，他们成事至少一部分需靠士大夫的帮助，成事之后更必须靠士大夫的力量保守成业，天下的权力于是无形中又由流氓移到了士大夫手里。

史学家讲历史，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对错可以讨论，但他们研究历史的态度却让我们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总能把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认识，用最简单的话说出来，这是真正对历史有了解的人才能做到的。雷海宗的这本书一共只有二百多页，但看完之后，你就能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中主要的东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的历史书才是好书。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读后感(三)：征兵与募兵

也许是因为书名和出版商不甚恰当的推广，让拜读前的我误以为这是一本用于为民族主义“打鸡血”的纯军事类书籍。但在读完这本学术论文合集后，我意识到该书更多是在探讨中国社会和军队的关系，因此较纯军事专著来说无疑有趣许多。

中国社会自古就有重视军事的传统。《孙子兵法》开篇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无疑凸显了军队之于国家和国民的重要性。而如今庙堂之上提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则代表了中国社会对于军队的另一种认识，既仅从工具的角度去理解军队的意义和重要性。在这种认识下，军队被理解为器物而非社会的一部分，因此是否能在关键时刻能发挥作用成为了评判其价值的唯一考量。但实际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军人不是生来就是军人，他也是别人的孩子，孩子的父亲，并参与到社会构建中来。军队文化也并非只是军队内部的文化，它会受更大的社会文化影响。例如在部落的渔猎状态下，满洲八旗军可以在兼顾生产的同时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但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定居后，便无法保障之前的战斗力，以至于八旗子弟最终成为软弱无能的代名词。同时军队内部的文化也会反作用于更大的社会环境。例如目前中国人在饭局上引用烈性白酒的习惯，其历史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远没有大家想象中那样悠久。据传这种文化起源于由贫下中农组成的军队当中，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逐渐普及到社会各阶层。

在理解军队和社会的复杂联系后，我们才能跟随作者看军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第一章《中国的兵》主要讨论了中国的兵制，也就是兵的来源问题。其中主要比较了征兵制和募兵制。征兵制下国家依靠行政手段强行征集国民补充军队，在此情况下每位国民都有参军的义务和权利。而募兵制指国家通过金钱等好处募集军队，在此情况下当兵成为了一种职业。作者高度评价了中国征兵制的巅峰时代——春秋战国时期。那种人人能战，人人愿战，且人人善战的状态让社会保持健康和活力。而作者对东汉之后采用募兵制后，广泛募集流民和囚犯，甚至雇佣外族人的情况则感到失望。反对的理由有很多。首先是募兵制下兵源素质差。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背景下，大多数劳动力都需要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募兵的对象往往是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社会边缘群体（多是失地农民和地痞流氓）。长此以往便形成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订”的鄙兵传统。再者是不易指挥。既然军队是用金钱招募的，那本质上军人就是拿钱卖命，战斗的动机是完全利己的。再加上低下的兵源素质，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更容易溃散和哗变。因此在霍去病这样优秀将领的指挥下，即使带领外族军队也能封狼居胥。可一旦将领无能，这样一支军队就难以驾驭，在打击外敌时容易投鼠忌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军民分离。在征兵制下军即是民，民即是军；国民既有参与生产的能力，也有保卫成果的动力。但在募兵制下，军人被从社会生产中剥离开，他们既缺乏对民众生活的了解，自然也缺乏保卫后者的动力，其行动往往只对供饷者负责。同时，军事也被从国民的生活中剥离，变成“少部分人的事”，从而导致国民性格趋向软弱。这种情况的延续导致了“无兵的文化”，既国民在被剥夺军事权利的同时，也连带着失去了政治生活。

从作者的角度看来似乎募兵制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我认为其存在能解决征兵制之下无法解决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兵源调度问题。随着帝国版图扩大，需要守卫的边境离兵源地越来越远。此时如果采用征兵制，军人服役的时间大半要消耗在前往边境路上，运输成本也高得惊人。其次是长期作战问题。如果战争持续时间过长，征兵制下就必须不断征兵以顶替退伍兵留下的空缺，或是延长服役期。无论选择以上哪一种，都将极大地影响后方的生产活动。最后是经济发展问题。当绝大多数国民都需要在军队长时间服役，能投入到经济建设中的劳动力就会相应的下降，长期来看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当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帝国不断扩大自己的版图，同时又面对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地骚扰时，单一的征兵制显然无法满足帝国的安全需求。

诚然作者为了强调国民的军事参与对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积极作用，可能忽略了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但人们总是期盼史学家们能从过去的事中找到当下问题的答案。而历史又是如此的纷繁复杂。因此史学家为了让历史的脉络显得更加清晰，有时不得不砍掉很多“细枝末节”，进而做到突出主体和言之有物。此时忠实地记录历史，反倒像是在记“流水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