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上帝之死》读后感锦集

《文化与上帝之死》是一本由[英]特里·伊格尔顿著作，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页数：25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化与上帝之死》读后感(一)：911之后的文化与信仰危机（伊格尔顿为本书作的自序）

文 | 特里·伊格尔顿

译 | 宋政超

认为宗教无聊透顶、不值一提或者令人不快的人们无须被这本书的书名打消读下去的念头。这本书与其说是在谈上帝，不如说更多的是探讨由于上帝的明显缺位而引发的危机。循着这个主题，本书的探讨始于启蒙运动而终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勃发和所谓的反恐战争。我自上帝如何在18 世纪的理性主义中存活下来而展开论述，以他戏剧般地重临于我们自己假定的信仰缺失的时代作结。在其余的部分中，我必须讲述一个关于无神论并不像其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的事实。

宗教已经成为政治主权合法化最有力的途径之一。诚然，使宗教沦落到这样的功能是荒谬的。如果说它为权力提供了怯懦的辩护，它还时不时地在旁边扮演着荆棘的角色。然而上帝在维护政治权威中扮演了如此至关重要的角色，以至于即便那些完全不信神的人也无法平和地接受上帝在这个世俗时代影响力的减弱。从启蒙理性到现代派艺术，一整个系列的现象因此承担了提供超验的替代形式的任务，填补上帝曾出现过而留下的缺口。我的部分观点就是文化是这些代理者之中最为资源丰富的，从这个术语的广义而非狭义角度来讲。

所有这些补缺者都还有其他任务在身。它们并非仅只是神的替代形式。宗教并非仅仅由于采取了若干巧妙的伪装而生存了下来，正如它也没有被世俗化所驱逐那样。然而尽管事实上艺术、理性、文化等都有自己繁荣的生命，它们仍然不时地被迫承担起意识形态责任，对此它们总是被证明无法胜任。在我的论述之中这些上帝的代表没有一个能够证明是可信的。全能的神已经明确地被证明是难以取代的。事实上，这或许是本书的论述之中最为不同凡响之处。一次又一次，至少持续到了那个看似真正的无神论实则并非如此的后现代主义的降临。

我论证的另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是宗教具有的将理论与实践、精英与大众、精神与感觉相结合的能力，一种文化永远无法企及的能力。这就是宗教可轻松被证明是最顽强和最普遍的流行文化形式的原因之一，虽然你并不会通过迅速翻阅一些大学文化研究报告去质疑此观点。“宗教”这个词总是会在提出“我们必须保护精英文化的价值不受大众文化玷污熏染”这个命题的著作中突然出现。当今时代的几乎每一位文化理论家都以沉默来回避数以亿计的普通男女的某些最重要的信仰以及活动，仅仅由于这些恰好不符合他们的个人口味。他们中的大多数同时还是最激烈的反歧视者。

本书脱胎自我在诺丁汉大学2012年的弗斯演讲，我想感谢项目的组织者托马斯·欧洛克林教授，他是这么亲切而高效的主办者。同样非常感谢约翰和埃里森·米尔班克在我逗留诺丁汉期间所给予的友谊与殷勤帮助。皮特·迪尤斯和保罗·汉密尔顿以他们娴熟的洞察力和敏锐的感知力阅读了打印稿并且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文化与上帝之死》读后感(二)：上帝之死

上帝之死

文/马达

在《学术与政治》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这一理性化的进程将导致众多价值的废黜，世俗领域不再笼罩在神秘主义的灵光之下；在经验事务层面上，上帝的视角已经在人类面前退隐。韦伯认为，如今信仰，对于现代人来说，必然意味着一种理智上的牺牲。

然而，在现代思想一致欢呼上帝之死时，伊格尔顿却在《文化与上帝之死》一书中说道，上帝之死只不过是一个编织出来的神话，上帝从未离开过我们。就像希腊人在被罗马人征服之后，就以其精神奴役后者，从而实现自己的第二次生命一样，上帝在现代性的起点处被谋杀后，同样以一种幽灵的形式附着于现代思想的发展历程之中，与其如影随形。

伊格尔顿敏锐地看到，“现代历史就是为上帝寻找一位总督（viceroy）。”易言之，现代人在杀死上帝之后，便力图通过寻找种种的替代形式来填补上帝缺位所留下的空白。在这一重新造神的过程中，“理性、自然、精神（Geist）、文化、艺术、崇高、民族、国家、科学、人道、存在、社会、他者、欲望、生命力和人际关系：所有这些都时不时地充当了被取代的神的形式。”尽管它们各自的面貌不一，但是，通过这一借尸还魂的行为，上帝反而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某种程度上也更为巩固的方式存活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并没有真正杀死上帝。正如让耶稣死去，恰恰是为了见证他复活的奇迹一样，弑神的目的同样不是为了让它从此退出人类事务的舞台，而恰恰在于使其某一时刻重临人间，再次把握人类的命运。现代思想的内核遵循的正是这一生与死的辩证法。

这里，透过法国哲学家萨特，或许可以管窥一豹。萨特反对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的先验主体概念，在他那里，本质、概念被悬置起来，未形式化的存在物成了第一性的东西；不是本质先于存在，而是存在先于本质。类似于工匠依据理念来制作工具一样，上帝同样根据自身的模样来创造人类。但是，萨特反对这一经典的图式，他认为，现在必须驱逐掉“上帝”这一前置概念，从而将主体置于一个绝对虚无的处境，他除了自由之外，没有任何的束缚、羁绊和牵挂。只有这样，这个绝对的自由者，这个无根的浮萍才可以自由地去创造，去选择，去自我实现。显然，可以看出，尽管萨特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但是，萨特式主体恰恰是对上帝形象的生动模仿，换言之，人现在成为上帝的世俗化身。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个僭越上帝形象的人在面对萨特加之于它的种种责任、重担的时候，却又因为不堪其任而陷入“焦虑”“绝望”。

萨特的根本困难在于：在把人置于上帝的权威之后，人却发现自己并不拥有履行这一职责的能力。因此，萨特自诩的无神论立场是不彻底的，甚至可以说，他扔掉旧神，恰恰是为了迎接新神。这就必然导致他的弑神计划也是失败的。要想真正克服神的影子，绝不能按照萨特的顺序来进行，即把神还原为人，使人成为神，从而在人的身上恢复神性，因为萨特向我们暴露出来，人道主义与神学走的正是同一条路径；相反，彻底的无神论立场必须将萨特颠倒过来使用，即必须首先破除人的偶像崇拜，摧毁人的形象，才能从根本上消灭神性，宣判上帝的死亡。而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任务。

在《文化与上帝之死》一书末尾，伊格尔顿正确地引述安德鲁•沃尼克的话说道，后现代主义包含着上帝的第二次死亡，即轮到组合于现代时期的各种神的代理者被拆卸了。如果说，上帝的第一次死亡并非由于我们的弑杀，而在于我们的伪善，那么后现代主义则以一种巨大的知性真诚揭露了我们的伪善，并戳破各种各样的上帝的世俗面纱。在对宏大叙事的瓦解中，以及在它的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激进主张中，后现代主义成功地摧毁了上帝这一庞然大物，使其化为碎片，任何宏大的图景不再可能建筑起来。“如果说后现代的文化是无深度的、反悲剧的、非线性的、反神圣的、非基础的以及反普遍主义的，质疑绝对以及反对内在性，那么或许可以宣扬其是真正后宗教的（post-religious）。”尼采曾在自己所处时代的末尾宣称，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不可避免正在到来。当时的人们斥之为“疯子”，而现在，我们终于不得不认真聆听和反复咀嚼这一先知般的教诲。从此，我们开始真正生活在一个无信仰的空白时代。这个世界一边是末人们无意义的享乐和游戏，一边是机械永不停歇的轰鸣。这样一个时刻，再次宣布“上帝之死”，或许不再是欢呼，而是一次丧钟。

刊于《北京青年报》，2016年12月23日

《文化与上帝之死》读后感(三)：伊格尔顿：替换上帝的“可行性”分析

（刊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16年4月23日，发表时标题内容均有改动）

文/俞耕耘

特里·伊格尔顿，这位与哈贝马斯、詹姆逊齐名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作广涉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美学理论、政治宗教等领域，呈现出体大周深的学术视野与兼容互通的治学志趣。当我们阅读伊格尔顿时，仿佛走入星罗密布的思想之场：知识丛生、观点林立、流派交汇、人物纷纭。从《文学理论引论》到《审美意识形态》，从《理论之后》到《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伊格尔顿关切人类共同命运、理论转向和现实政治的旨归没有变。这种鲜明的介入性、批判性特征，成为其广受推崇，具有持久影响的源泉所在。

他的新作《文化与上帝之死》则重新检视了自启蒙运动至911恐怖袭击后的社会现实与知识场域，探寻了宗教日渐式微，走向边缘的历史语境，反思了上帝是否真正死去，无神论是否面临困境等重大问题。他的明智在于将既有观念统统视为“假说”，用持续不断的质疑追问，驱除传统见解的遮蔽，呈现历史场域的真实“引力”。伊格尔顿再拟了《理论之后》的叙述策略，只不过这次转向“上帝死后，我们何为”这一问题。然而，他却揭示了回答问题即意味最大的反讽。全书下足力气分析现代社会填补上帝缺位的无尽尝试，向我们说明寻找上帝完美替代品的努力充满悖论，困境重重，纷纷沦陷。

从而，伊格尔顿不动声色地质疑了“上帝之死”：我们是否根本没有能力弑神，却宣告了上帝死亡？上帝或许从没死去，只是被乔装，换了别名：如理性、自然、艺术、文化、精神、民族、国家、科学、人道、存在、社会、欲望、生命力等。然而，这些替换都不见得比上帝更有力。因为，它们都仅“分有”了上帝的神性，试图完全抛弃神性价值独立存在显得不可思议。事实上，《文化与上帝之死》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安慰，相反它充满焦虑困顿。作者对上帝缺位后，一种真正无神论的产生抱有极大怀疑。甚至，他对寻找上帝替代物的失败尝试也难免露出一丝幸灾乐祸。伊格尔顿无疑是谨慎的，他的主题并非取代上帝，而是探讨如何“乔装”改造上帝。“宗教在人类历史中承担了关键的意识形态责任，以至于一旦它开始陷入声名狼藉，这种功能还是不能简单地被放弃。然而，它必须被各种各样的世俗思想模式所接管，而这不经意地帮助神性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存活了下去。”

《文化与上帝之死》横贯启蒙运动、唯心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历史语境，巡礼了思想战场的伟大历程。世俗力量不断压榨宗教势力，承担上帝职责义务。宗教日渐退出公共领域，缩小在私人生活的隐匿之处。在无神论与世俗化势不可挡的同时，世俗力量却面临自身悖论和价值危机：他们无力接管上帝缺位后的残局，不能想象没有神性价值的虚无。甚至，他们攻击宗教的武器也从神学那里借来。因而，任何取代上帝的形式，都不过是对上帝的“乔装”隐匿，却又以弑神的宣言进行了欺瞒。

启蒙运动的“胜利”就无疑充满了历史吊诡。那些声明显赫的启蒙思想家并非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他们从未远离神学光环的映射，无法想象没有上帝的世界如何处置。事实上，他们对“谋杀”上帝并无兴趣，对教会抨击也不过基于一种目的论：维护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他们并不希望自身的社会存在与宗教意识形态间形成强烈敌对。甚至，启蒙理性中的自由平等，自我决定，也与犹太-基督教传统有着高度照应。“上帝是自然和理性的主宰，但是他塑造了它们以达成自我决定。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宗教的和世俗的就不是对立的”。正由于这种悖论，它显得力不从心。启蒙运动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反抗宗教与上帝的幻象，实质却只是冲击了宗教的绝对权威，并试图从中分享权威，获得实利。

然而，这场运动却启发了后继者替换上帝方案的总体思路：坚持一种折中主义的调和论，将抽象与具象，理性与感性，深奥冰冷的观念与私人日常的生活相融合，形成一种“双重真理”的系统。它能最大限度维系社会共同体，将精英阶层和大众整合在一个有机社会。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抱着这种建构总体化、普遍性“知识综合体”的希望，用精神取代了理性。然而，他们给人的印象仍是过于理智，精神丝毫不能转化为大众的日常语汇。唯心主义最终意识到正是自身情感象征、诗意想象的亏空，使得哲学远离大众经验。

赫尔德、谢林的“新神话”思维，席勒的美学构想就表现出唯心主义将理性与想象力结合，融入民众的迫切需求。席勒的审美赋予了巨大的政治隐喻：“审美——或者还有人将其称作文化——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政治共和政体形式”。这也成为了文化政治的先导，影响了阿诺德等人的文化建构。一面是美学意义的文化，一面是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社会学意义的文化，它们能否统一在有机社会中，能否形成类似宗教一样的共享价值？伊格尔顿在对阿诺德的文化观冷嘲热讽时，更一语双敲，不点名批驳了威廉斯的共同文化。“文化更倾向于反映社会分裂而不是调和它们”。这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知识精英通过“双重真理”调和阶层矛盾，维护秩序与凝聚力的最大反驳。

那么，到底存在成功的弑神者吗？作者将尼采列为候选人，却最终排除了他。因为，上帝之死必须包含人之死的预设，尼采的超人不过是造物主的再世。超人不依赖任何他物，如果不借助神学，自我决定和自治都难以实现。尼采只不过另造了宗教话语系统，毁灭反而成为了致敬。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无疑成为尼采的“补笔”和余续，艺术救赎成为替代宗教的最后尾声。现代主义不仅分裂两种意义上的文化（审美的与人类学的），也为文化政治和文化工业“送终”。后现代主义更是抹去安置自身的空间，当一切深度性、内在性荡然无存时，它难以为据。这些正暴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难以为继的危机，市场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都缺乏内在情感价值。9·11事件或许已成为转折：无神论的困境与人们对宗教兴趣的复归形成了反弹效应。晚期资本主义的内在虚无生产出了“两极”：它不仅加速了世俗化，同时也催生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狂热。

《文化与上帝之死》延续了一种伊格尔顿风格：高冷睥睨的姿态，渊深磅礴的智识，妙语机变的调侃，直切要害的评点。他从不急于提出自己见解，而是退隐文本幕后。只在作品里搭台，让各代无神论者、世俗唯物主义大师们登台呈现，又纷纷反驳他们理论的虚弱与方法的贫困。这种“搭台拆台”，“举证质证”的过程正是全书精彩要命处。当历代大师威信尽被数落，当无神论的世俗重被质疑，你会发现伊格尔顿的自身反讽：他或许只质询了上帝是否死去这一问题，评判了各种上帝“替代物”的失败之处，却也难有自己的救赎见解。

那么，新的信仰、文化、政治结构究竟如何诞生？作者的回答轻描淡写，充满暧昧。“如果宗教信仰从那个为了社会秩序的存在而必须向其供应一系列基本原理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它或许能够重新发现自己的真实目标是作为所有这些政治学说的批判者”。这完全只是一种方向性猜测，他试图说明原有基于上层精英中心，立足维护秩序、凝聚社会、服务统治的宗教信仰必须翻转过来。“我们生活方式如果要重生为公正且慈悲的社群那么必然经历彻底的分解”，“这个分解的标志就是与穷人和无权者的团结。”立足底层的批判性、反抗性将成为新型信仰的特质。这种见解难免失于空想无力。

然而，《文化与上帝之死》终究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观念史，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关系史，它对无神论的再检视为理解当代社会面临的困境提供了重要启发。伊格尔顿正如站在大师肩上的“瞭望员”，一个让人永远倾慕，发人深省，又不致厌倦的“炫才者”。上帝从未死去，甚至未曾远离。因为我们一直不断创造上帝的各种“复本”。我们需要上帝在“乔装”后的依然在场，它摆脱僵硬冰冷、抽象理性，以情感、想象融入日常话语来影响社会及私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