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拿破仑读后感1000字

《回忆拿破仑》是一本由[法]布里昂著作，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6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回忆拿破仑》读后感(一)：三星

不论是原著还是译本，言语冗杂、啰嗦； 六分的书，五分的作者，四分的翻译； 却仍然感谢这本书，给我一个拿破仑的最初映象； 不是一个贤明的君王，是一个成功的军人； 行为目的不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是要流芳千古的荣誉名声； 法国不是他所保卫的，是他为实现自己所利用的； 但他仍是英雄； 布衣称帝、鲜尝败绩、独战群欧； 他给法国的……除了荣誉； 再无其他。

《回忆拿破仑》读后感(二)：一息尚存要读书——追忆父亲二三事

从“读经典”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郁达夫的孙子郁沙写的，内容是回忆自己的父亲郁飞在世时的一些事情，我来和大家分享下：

父亲郁飞，1928年出生于上海，是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他性格狷介，命途多舛，坎坷的一生就像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1950年浙江大学外文系毕业，又赴北京新闻学校学习，结业后分到《新疆日报》社任外文编辑，其间结婚生子。1957年被错划右派，离开编辑岗位下放劳动。厄运接踵而至，1960年在北京印度驻华使馆寻找朋友时，以“投敌叛国罪”被捕入狱，判刑15年。已回到西安从教的母亲在父亲出事后，被迫离异。1979年，父亲的冤案先后得到平反。时年五十的父亲进入浙江文艺出版社（前身为浙江人民出版社）任外文编审。1990年退休后专心译著。1992年，随妻子王永庆移居美国。2014年6月21日病逝于纽约，走完了86年的人生之旅。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与我天各一方， 终其一生，父子相处的时间，不足半年。1979年夏天，父亲从杭州来到我的工作单位陕西金堆城住了一个月。此行主要是为《新文学史料》约稿《杂忆父亲在星洲的三年》做最后的修改定稿。这篇长文后来载于《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一期（纪念郁达夫特辑）中。在这一个月里，白天父亲在宿舍改稿，当我下班回来，饭后散步时，我们便谈文学，谈人生，自然也会谈到高考。那时，高校恢复招生已逾三年，我因担心数理化没把握而没有报考。对这个问题，父亲鼓励我说：能上大学当然最好，实在上不了也没关系。安心本职工作，通过自学也可以完善和充实自己。只要坚持不懈，终会成为有用之才。多年来，父亲的教诲一直激励我踏踏实实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尽管也平凡，也普通，但我自认为一路走来，还算过得充实和丰富多彩。

那个夏天，母亲带着小妹也从西安来到金堆城。曾经的恩爱夫妻，因政治的压力劳燕分飞，劫难过后，又在儿子的单位相见，历尽沧桑，几多感慨。唯有平静地接受无奈的现实，继续各自的人生。当时曾有陪父母一起上华山的打算，后因我突患急性肠炎未能成行，留下遗憾至今的一块心病。七月底，母亲返回西安之后，父亲也将改定的稿件从金堆邮局寄往《新文学史料》编辑部。随后回返杭州，迎接即将开始的崭新人生。

“一息尚存要读书”，应该说是父亲的座右铭，终其一生，身体力行。他的习惯是晚上八点左右上床睡觉，凌晨四五点起来看书学习，他说这个时候头脑最清醒，记忆最牢。他精通英俄两种文字，早在《新疆日报》社工作时，就翻译了苏联小说《女婿》和《蝴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蒙冤入狱期间，他在狱中通读了《鲁迅全集》，并坚持自学世界语和意大利语。那时候，我就经常从西安外文书店给他买这两种文字的毛著小册子，毕竟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还是可以传播和阅读的。平反后的岁月里，父亲在工作之余，翻译了英文版的《海誓山盟》和《变性人手记》。还翻译了布里昂的《回忆拿破仑》。退休前的1990年，父亲还做了一件晚年很引以为豪的事情，着手将半个世纪前爷爷受老友之托而未及完成的林语堂英文版小说《瞬息京华》翻译成中文出版，成就了一段父债子还的佳话。

父亲的性格与爷爷一脉相承，率真，随性，做起事来不计后果。这样潇洒飘逸的性格终究是不合时宜的。下面随意举上几例：建国初期，从浙大毕业的父亲在北京新闻学校学习期间，适逢抗美援朝战火燃起，许多同学报名上阵杀敌，但父亲偏不凑这个热闹。他认为，为抗美援朝做贡献是可以的，但打仗的事做不来。尽管那些报名的同学并非都能参军，而父亲则给人留下了政治态度不积极的印象。父亲可不管这些，依旧我行我素，身着棉军装在西单咖啡馆里照坐不误，被人议论小资情调他也不在乎。这些旧事父亲从没对我讲过，还是姜德明先生在他的散文《湖滨夜雨》中描述的。姜先生与父亲是北京新闻学校同学，分到《人民日报》社工作。1992年春天，北京新闻学校同学在西安聚会时，我还见过姜伯伯一面。

时光流逝，岁月如梭。母亲偶尔也会说起父亲当年在《新疆日报》时的逸事：五十年代初，新闻界的同仁喜欢跳舞，父亲也热衷此道。在单位周末舞会上，经常可以看见父亲的身影，有时大伙正跳在兴头上，而播放的曲子不合他意，父亲就会走过去，气冲冲地把唱机关掉，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惹得众人侧目而视。今天回头看来，这种做法是极端自私，个人修养欠缺的表现。而父亲的天真由此可见一斑。

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有一定的道理。父亲是一个身有傲骨、自由飘逸的知识分子。他并不想挑战法律，只不过在那个突出政治的时代，往往把个人的正常行为视为异端。任性，率真的性格也让父亲在服刑期间，吃了不少苦头。在狱中，他坚持学习不辍，狱方认为改造态度不端正，把拉大粪、出砖窑等各种脏活累活都派给他。可怜一个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也常常吃不饱肚子，只好写信让外边的亲友寄粮票和食品，有时寄去的食品还会无端地给退回来。因为“表现不好”，父亲在15年刑期服满后，又加了三年留场察看。一来二去，近二十年的大好年华蹉跎殆尽。

其实，我知道父亲原本是想落叶归根终老西子湖畔的。只因继母全家移居美国而他不得不跟随前往。我想，在这二十多年的漂泊生涯中，父亲是否常常在梦中思念故土和亲人？在那物质丰富、科技发达的大洋彼岸，强烈的思乡之情，又会给心灵带来几多空虚和惆怅？父亲那颗飘荡的灵魂最终未能回归故土，海天相隔，我只能遥祭心香一瓣，祝愿老人家在异国的天堂里安息。

郁飞（1928—2014），郁达夫与王映霞之子，翻译过《海誓山盟》、《变性人》、《瞬息京华》等多部作品，译作《回忆拿破仑》于2015年12月出版。

《回忆拿破仑》读后感(三)：关于译者

译者是郁达夫的儿子，两年前已经去世了。在网上看见译者生前同事沈念驹先生写的怀念文章，从文章中感觉老先生确实是个骨鲠之人，分享如下：

从浙江文艺出版社办公室来电得知，郁达夫哲嗣郁飞于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二十一日十二时四十分在纽约溘然长逝，享年八十有六，闻之不免一怔：这一天还是来了！搁下电话，脑海里渐渐开始翻腾，一些陈年往事徐徐浮现在眼前，难抑悲从中来。

郁飞的大名我早有耳闻，但是直至1980年的仲夏，才得以拜识真颜。一天，我应约去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译室商谈苏联作家比安基小说集的翻译出版事宜，进门见到一位约莫五十岁的男子。他请我坐下，说自己就是发信约见的那位编辑，名叫郁飞。我于是问：“令尊是否达夫先生？”他说正是。

初次见面，未敢造次，我马上切入正题谈书稿。他对我日前送去的那部分译稿，从选题到译文质量均感满意，说选题已列入出版计划，希望了解全稿的篇幅和完稿时间。商定交稿日期以后我就告辞退出。此后我们有过两次书简往回，都与译稿有关，因为他是拙稿的责任编辑。

书稿被采用，我亦因之调入该社新建的外国文学编辑室，与郁公共事，从而有了更多接触与了解的机会，进而成为忘年知交。

室内同仁中，他最年长，又有老浙大外语系英语本科学历和多年记者、编辑工作的经验，自然备受尊重。业务会议上，他常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引进过不少优秀选题，我也暗自钦佩他业务上的涉猎范围和外国文学的功底。他在译界人脉甚广，通过他，不少名流加盟了我们的译者队伍。他和我都是书店常客。我们俩在自己购书的同时，不忘为编辑室添购业务所需的不同文种的工具书和资料。俄文以外的其他文种图书，大部分是他选购的。它们在判断选题价值、审读书稿和编辑加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在编辑室草创阶段，郁飞对于内部业务建设实在建树颇多。

外文室建立之初尚无负责人，业务性的会议都由分管的总编夏钦瀚召集主持。鉴于郁飞在业务上发挥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后进山门者”心目中，他应该是未来室主任的人选。不久夏公找我谈话，说社里决定让我负责外文室的工作，暂以编辑室副主任名义发表。虽然这形同一个小组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职务，但是我考虑到事关业务的开展，一个初来乍到的新手，恐难服众， 而郁公在业务上确有自己的优势，他会不会因此而心存芥蒂，故以新手为由再三推辞。但是夏公说领导层考虑到我曾在中学任教研组长，对带领同仁协力工作应有实践经验，现在成命已下，难以收回了。

不过郁公根本没有在意这件事。我们俩的交往一如既往，他的工作热情也未减丝毫。

渐渐地我琢磨出了上级未考虑由他负责编辑室的原因：此事非关业务水平，而是他的名士派头不适合做人的工作，不利于调动整个集体。以他的业务水平，完全堪当此任，但是他不谙人情世故，行事率性而为，无视周围的反应，与人相处往往口无遮拦，说过又转身即忘，更不在乎别人如何回应。他刚正不阿，不管对面是何方神明，只要认为不对，就敢仗义执言，甚至语出不恭，更不屑为些许小事折腰。他胸无城府，与他交往可以心无挂碍，所以非常容易相处。这些既是他的长处，又成为他的短处，甚至给他招来不测。他前半生的坎坷，与此不无关系。

来出版社以前不久，他的冤案刚获平反，未几被错划的“右派”也得到改正。关于自己那段经历，聊天时他很少提及，毕竟回首非人的遭遇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1958年他被下放劳动。一年以后他从下放地回来，到达北京，在其父亲的朋友郭沫若家里小住。一次在街上与大学时的某同学邂逅。对方在印度驻华使馆工作，邀请他便时过去叙叙。此后他果然去使馆看望老同学。门卫不让进，他便折返，不意被便衣带走。一调查，是外地来京的右派分子，非同小可！其时中印关系正恶化，于是他以叛国投敌罪获刑十六年。尽管喊冤申诉，无济于事。幸有外语这一技之长，他在狱中得免体力劳动，被安排翻译外文资料。

他跟我说，当年牢里最难受的是吃不饱，明显地感觉到屁股一点点瘦下去。在三年困难时期，举国饿殍遍地，更遑论高墙之内！在里面最大的盼头和享受是在大家吃完以后轮到一次刮桶底的机会，将粘附在木桶四壁和底部的一点点残留的苞米糊糊刮下来，可以比其他囚徒多喝一碗。在一个轮回里囚室内人人都有一次机会。

1970年林彪发布一号令，北京开始以备战名义疏散人口。开国元勋尚且都迁离京华，囚徒自然概莫能外。他是浙江人，便被疏散到浙江金华十里坪劳改农场。真正的苦头由此而始。虽然北京监方为疏散离京的囚徒配有一笔寒衣费，但是浙江的监方却说没有这笔钱，到冬季要求犯人向家属讨寄寒衣。郁飞蒙冤后，妻子被逼离异，所以没有给他寄寒衣的家属。他只能穿着秋季随身的单衣薄裳熬过一冬，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冻得呱呱抖”。外面“”如火如荼，社会上批斗的那套做法也被移植到狱中，不过斗人的是刑事犯，被斗的是政治犯。不必监管人员亲自动手，自有以暴力邀功取乐者。本来就是人渣，其施暴手段之惨酷可想而知。郁飞因不肯低头认罪，屡屡挨斗。每次挨斗，他便大骂法西斯，说 “要看什么叫法西斯，就到这里！”不屈服的代价是遭遇更狠毒的暴打，吊起来打，甚至被打得趴下起不来。一位因“攻击”江青而获刑七年的难友，曾经目睹他被打的惨状，对我说起过当时的情景，说他们暗中劝说他不要对着干，免得吃眼前亏。可是他听不进去，挨斗时依然故我。

外文室有一位同事艾尔，是个勤奋好学，很会读书的年轻人，但是脾气比较急躁，遇到不中听的言论爱犯急，所以他和郁公时有争执，往往面红耳赤。例如有一次我们一起乘车出行，路遇两个年轻人把自行车停在当路，只顾说话，全然无视挡了别人的道，郁公脱口而出：“这就是当代青年！”

艾尔一听立马“反击”：“当代青年怎么啦！你不要以偏概全么！”

“又不是说你，你急什么！”

一时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措辞也渐趋激烈。经过同事的劝解争执很快平息。艾尔回来以后想想还是气不打一处来，还想争个明白，被我劝住了。第二天郁公见到他就跟没事似的，照样笑嘻嘻和他说话，艾尔也就不好旧事重提了。他们俩尽管多次由类似原因引发争吵，但是双方都没有因此而伤感情。艾尔后来调省社科院历史所当研究员，在他的诸多研究成果中就有一本《郁达夫传》。写作过程中，曾就一些细节和史实向郁公求证，得到热情帮助。

“”结束不久，久违的交谊舞重新进入人们的文娱生活。出版系统的大会议室里星期六晚上经常举行舞会，不乏一些新冒出的发烧友。苦海余生的郁飞自是积极参加者。舞会上论穿着的“新潮”，自当首推郁飞。不少人身上还是蓝制服，绿军装，连夹克衫都难得一见的时候，他就已西装革履，外披风衣了，而且经常穿花格衬衫，打领带，戴宽檐帽。他这副打扮出现在舞会上，吸引了众多眼球。每次跳舞他总是热心指导者。西装渐渐风行起来的时候，他又热心教人结领带，告诉人们穿西服的规矩，如不打领带的时候，要把衬衫领子翻到西服领子外面等等。每当管音响的人把音乐放得太响，他就很生气，立马赶过去教训，指责他不懂文明，命令把音量放小。有一次在舞会中途放起了《友谊地久天长》，他又马上过去干涉：

“这首曲子一般都在舞会结束的时候演奏，你怎么乱放？”

总之，在这样的场合，他既是热情的舞伴，又是热心的指导者，更是“规矩”的维护者。场内的人既欢迎他的热情，又对他的“管得太宽”皱眉。

八十年代初，许多单位依然保留着政治学习、大扫除之类形式主义的东西。郁公对此不屑一顾。他对套话空话极其反感，说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思想贫乏到极点，所以政治学习的时候经常保持沉默，管自己读书阅报。至于大扫除则从不参加。好在编辑室的同仁都很宽厚，无人计较，也无人视其为另类。

有一件小事颇能反映他自行其事的性格。那时我儿子在出版社附近上小学，放学后先来我们的办公室，在我自制的小板桌上做功课，然后跟我回家。他坐的小木椅是妈下乡插队的时候用口粮跟乡下木匠换的。随着孩子长大，小板桌和小木椅渐渐不适用了。一次我找不到小木椅，一问，郁公说：“被我送掉了。孩子大了，用不着，还摆着干吗？”

我笑笑没说什么。后来遇见他夫人，她说：“你看，他这个人就是自说自话，自作主张把人家的小椅子送掉了，还说人家用不着了！”

我说：“他就是这个脾气，没关系，反正我儿子确实不用了。”

郁飞本来有一个非常温馨的家，琴瑟和谐，膝下两个儿子十分可爱。蒙冤后，妻子迫于政治压力，被逼与他离了婚，独自拉扯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后又迫于生计，无奈改嫁。冤案平反以后，妻子曾提出复婚。郁公当然不是寡情薄义之人，也完全理解爱妻当初琵琶别抱的苦衷，但是念及自己曾经妻离子散的痛苦，如今所爱之人已经另有新家，如果与他复婚，势必再拆散一个家庭，重演一场妻离子散的悲剧，所以说服她还是维持现状。他没有告诉我自己当时心中所起的波澜，然而我能够想见他们两人心里的悲楚与无奈。

“”期间，他已经成长的两个儿子在陕西农村插队，念念不忘身陷囹圄的父亲，把极其难得的一、两元现金不定期地寄給他零用。这深深感动着苦刑中的郁飞。他在狱中翻译法国布里昂著的《拿破仑传》，三次被没收手稿并销毁，但是不屈不挠，三次从头开始，出狱后终于完成夙愿，出版成书。他把所得的四千元稿酬平分给两个儿子，作为对他们新婚的贺礼。八十年代初、中期，人们的月薪大都只有几十元，四千元是个不小的数目。他说，当年农村里除了口粮几乎没有现金分配，儿子那一两元钱比他现在分给他们的四千元不知珍贵多少。

在朋友们的关心下，郁公与杭州第四医院骨科的护士长王永庆女士结婚，重组家庭。王女士原来的丈夫在“”期间病逝，遗有二女。郁飞对这两个女孩视同己出。每每见他亲热地与她们牵手同行，无异亲生父女。他重新过上人的生活，充分享受家庭的温暖。王女士对他生活上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也很关心他与前妻生的两个儿子。对于那笔《拿破仑传》的稿费，她完全支持丈夫的决定，而且催促他马上办理。不过夫妻间为生活琐事也时有龃龉。郁公依然“不食人间烟火”，绝对不为生活琐事求人，更不向组织伸手。刚结婚的时候，他住在王女士家里，那是一套很小的二居室公寓，随着女儿的成长已经显得极为逼仄。当时出版系统的福利还是不错的，许多职工分配到了灌装液化气，改善了住房……。王女士希望丈夫也提出申请，可是他就是不肯为私事折腰求人。妻子拗不过他，只好亲自出马找出版社领导。虽然问题得以解决，丈夫却不以为然，说她庸俗。为房子两人吵过一场。根据申请，单位里分配给他们一套半新公寓，七十平米，三房一厅带厨卫，比他们原先的居处肯定大为改观，但是楼层偏低，冬季被前面的高楼挡住阳光。王女士不满意，郁公就批评她：“你想尽得天下便宜，哪有这样的好事！你们不搬我搬！”

不由分说用三轮车装了自己的一些书和铺盖就走，独自住了进去。闹僵了。好在不久朝晖新村的新宿舍落成，他们一家被安排到了那里三楼的一套面积比这稍大的公寓，而且前面毫无遮挡。

外文室是一个友爱和谐的集体。同仁间关系非常融洽，为其他科室所歆慕，也让他这个不谙世故的天真汉找到了一个不会再受风雨伤害的港湾。九十年代初，他在省政协委员的任期届满以后办理了退休手续，尔后随女儿移居美国。他多次回国，受到原外文室故旧们热情友好的接待。去国后的最初几年，每逢旧历除夕他都打电话向我贺年，后来他的阿尔茨海默氏症日渐加重，渐渐疏于电话联系，终至没有了他的来电。起初是说话速度减慢，继而词不达意，最后竟完全失语，甚至不认识人。他曾回国处理自己的藏书，欲将俄文书赠我，任我随意选取。因为大部分书我自己都有，只取了十二卷本《屠格涅夫全集》和十二卷本《契诃夫文集》。

故人驾鹤西去，生者悲思难收。记忆中的往事远非止于以上所书，奈何纸短情长，无以尽言。“万古到今同此恨，闻琴泪尽欲如何！”

沈念驹

西元2014年6月29日

于京东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