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经典读后感有感

《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是一本由[美] 张聪 著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31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读后感(一)：译后记

张聪（Cong Ellen Zhang）老师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后就读于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和华盛顿大学，师从国际知名学者伊沛霞教授，其博士论文经修订后于2010年以“Transformative journeys: Travel and Culture in Song China”为名出版（中译本《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李文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2020年9月，张聪老师又推出英文新著“Performing Filial Piety In Northern Song China：Family, State, and Native Place”。

我与张聪老师素昧平生，仅之前拜读过她的大作《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的中译本，受益颇多。承蒙张聪老师的信任，将她这部新作交给我来翻译。“Performing Filial Piety In Northern Song China”一书语言流畅，史料丰富。初译稿完成后，张聪老师百忙之中悉心审定了译稿，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中译本《北宋的士人与孝道》，可以说是英文版“Performing Filial Piety In Northern Song China”的修订本。

《北宋的士人与孝道》是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本译著，也是与虞桑玲老师合作出版的第二部书。有了之前的合作经验，这次合作更加愉快。期待与虞老师以后有更多合作出版的机会。同时，也期待广大读者对拙译的反馈，如您对译文有任何见教，欢迎随时赐告。我的邮箱：liuyunjun1978@126.com.

最后，一如既往地感谢内子艳丽和女儿玥彤，她们是我工作生活的最大后盾。每日陪伴在妻女身边，看着女儿一天天健康长大，与内子携手慢慢变老，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事！

2022年2月10日

刘云军于河北大学生活区

《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读后感(二)：读后感

或许有书友会被书名《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误导，以为这是本别样《孝经》，实则不然。著者以“孝道”为切入点，通过对2000多部墓志铭和大量或官方或私人的文本中“孝道”样本的分析，剥出“孝道”背后是一个怎样的复杂社会？“孝道”折射出哪些东西？以及各个层面是怎样引导、影响着“孝道”？“孝道”的标准又是什么？

总而言之，摆在台面上是“孝道”二字，藏在台下的是完整的偌大个北宋王朝。

书中分了四个部分：新孝道理念的胜出；关于孝道的国家政策与个体实践；孝道中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葬事；孝道的最后一大关卡——墓志铭。

关于“新孝道理念”，本书中用了这样一个词“禄养”。区别于以往的“亲养”，禄养大意是，人子并不能承欢膝下、日夜亲奉父母尊长，但可以凭借自身科举入仕后得到的官阶、地位、权势、名誉、财富、社会资源等，完成光宗耀祖的任务，给父母脸上添光、甚至为父母讨的朝廷封赏，以此种方式成为新型的“孝道”，这就是“禄养”。

禄养起自北宋的原因在于，宋之前，截止李唐，统治阶层有个词——“世家大族”，世家贵胄的公子们安心做官时，背后依托的是整个大家族，个人尽孝与为国尽忠之间，并无两者只能择其一的困境。但自赵宋起，统治阶层随着科举取士发生变化，很多新兴士子——无论贫富，都有了入仕的机会。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后，一个普通庶民家的、势单力薄的男子面对异地就任时，亲养的“孝”和为国的“忠”就出现分歧，在这种内在逻辑矛盾的情况下，“禄养”是整个北宋王朝从上到下、齐心协力的成果，统治阶层和士人士子一起推行、奉行这种新型孝道，弱化当下的矛盾，且给予赵宋之后的社会、家庭及文化规范一个成功的范本。

本书以“孝”为切入点，一则从官方角度而言，宋代当权者屡屡强调“以孝治国”；从仕宦、士人阶层而言，如书中言“既没有前代世家大族无懈可击的家世可供吹嘘，也没有强大的地方基础可供依靠，宋代士大夫们逐渐将科举中第与仕宦视为提高自身身份最重要的渠道。”当北宋的新贵阶层不具有前朝官宦们的底蕴和累积来作为自身标榜时，那么自身素质之外，“孝道”就成为一道很鲜明的提升自我名誉的标识。

当然，宋朝的国家选官制度最大限度的使更多人成为新贵，同时制定了相关政策来弱化新贵阶层面对的“忠孝两难全”的矛盾。国家的鼓励、印刷业的大盛、新的精英阶层的反复书写等，共同造就了“禄养”之孝的传播。

国家、北宋的新贵阶层和新型的“禄养孝道”形成强绑定，进而有助于统一并巩固帝国内臣民的身份认同。

但需注意的是，北宋王朝只是弱化这种“为公”和“为私”之间的矛盾，包括如书中所说，“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满足官员尽孝而出台系统政策的王朝，这强有力的证明了朝廷承认官员的家庭责任，并愿意维护禄养理念的意向。”但归根结底，宋王朝的目的是官员将为官的责任置于为人子的义务之上，一切便利都是为了官员更好的、更忠心的为朝廷效力。

书中有完整的框架和梳理，择几处个人颇受益的点聊聊。

书中通过孝道来审视“人”和“地”的关系，北宋精英生前身后的地域流动，及“家”与“乡”的切身意义。

这里的“地域流动”折射出背后有一连串相关元素在动态互动，包括但不限于北宋与前朝相比，疆域的变小及都城汴京发达的交通、异地任职、岗位轮换、磨勘等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的集合使的地域流动变得相对更频繁。继而这种频繁就会使人与故乡、故地的羁绊越来越弱化。“地”对“人”的束缚力也随之变弱。

当故乡这块地对游子、宦游子的意义在减弱时，随之而来的“祖茔”更替为“家茔”；宗族强调凝聚力和认同感；一部分官员父母随子至官；一部分官员之妻留在家中承担异地为官的丈夫的“亲养”责任；以及因“忠孝两全”导致夫妻分居两地，进而妓妾文化的发展和妾的家庭成员化，等等。这一系列的或大或小的境况，因果相循也罢、互为表里也罢，最终都能着落在国家制度、地、人的三者结构关系上。

再列举一个颇有意思的点。

书中句“直到北宋中后期，三年丁忧才首次成为中国历史上普遍实行的政策。”时间具体在仁宗朝中期。

短短一句话，背后确是丰富的背景。北宋初期，太祖、太宗两朝大大小小的战事不断，这种情形下，三年丁忧是不现实、也是国家不允许的行为。但真宗朝签了“澶渊之盟”，一下120余年的和平期，北宋朝廷只需要把重心放在内修上。国家运行至今，官员制度成熟、外部环境稳定、官员人数大幅增长、仁宗以“仁”著称、仕宦阶层话语权增强等等，共同造就了一个允许“三年丁忧”的社会局面。

最后一个点，葬事与葬地的问题。

自汉代起，“归葬”一词开始频繁出现，所谓落叶归根观念衍生的“祖茔”、“旧茔”、“先陇”等，意味着不管生时身处何地，故后一定要身葬故地。例如，兖州石家从唐末到宋中期，八代人都葬于同一处墓地中。但到了宋朝，就地下葬或选择就近处开辟新“家茔”就成为时下的选择。

还是看背后的原因。宋朝社会阶层相对不再固化，社会向下流动，统治阶级的家庭和地域背景更加复杂，有新的仕宦之家财力、人力上不足以支撑亡父母亲长的魂归故土这一庞大、艰辛的过程，更不提日后的定期维护、修缮。所以开辟新“家茔”成为最优选。

归根结底，“祖茔”到“家茔”的转变，落脚点还是回到宋代官僚阶层与前朝各代的官僚阶层，人员构成方面本质上的不同。

看完本书，一个反复出现的感受是，每一项新趋势或事物的出现，背后一定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层面原因。《家庭.乡里.朝堂》这本书316页全部都在说，眼见是“点”，背后是“渊”。

《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读后感(三)：《家庭•乡里•朝堂》：北宋精英阶层如何尽孝

思衣谷

不管你是北漂、海漂，还是广漂、海外漂，都是需要处理好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追求自己抱负的同时，如何履行他们神圣的家庭职责：对父母尽孝。当然现在现代社会，科技那么发达，交通那么方便，现代人在这个问题自然是会将这种解决方案都可以与时并进地做到最优化的了。然而在我们中国古代社会，如何做在尽忠，尽自己内心同时也不忘最优化地尽孝呢？虽然自古忠孝两难存，但在北宋的士大夫精英阶层，面临的上述困境，既未减少他们尽孝，也没有妨碍他们应举和奉公。相反，北宋朝廷及士人自身努力调和这一矛盾，进而促成了“禄养”模式在北宋的发扬光大。

说到这里，就是要推荐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博士张聪的新作《家庭•乡里•朝堂》，让我们好好读读北宋精英阶层如何尽孝的。该书一共有四章加结语。其中在第一章就是说到了《新孝道理念的胜出：禄养父母》，在说这一章之前，有个概念是比较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北宋的“禄养”模式。“禄养”是指以官俸养亲。古人认为官俸本为养亲之资。 最早的出处是汉•焦赣《易林•革之观》：“飞不远去，法为罔待，禄养未富。” 在第一章中，关于禄养理想兴起的原因有两点：首先是晚唐到北宋政治社会精英性质的变化，士大夫自我认同和利益重要性禄养的日益觉悟和增强。

此外，作者也谈到了北宋禄养的四种方式：通过登科实现禄养，一句“成名无愧色，得禄及慈亲”去说明了北宋登科才子可以无忧去当官的，因为有朝廷禄养家人的。第二种是为父母赢得封赠，成为孝子，如作者就列举了范仲淹、段少连就是这方面的孝子了。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父母封赠中，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母亲获得此类奖励大大多于父亲的。这就是多得吕陶那种制书，是体现了提倡一种“母以子贵”的理念。而第三种的是乞近郡便郡养亲。这里就列举了毕士安，他是成功为赡养继母而得到朝廷让他就近履职，但代价是新职位的级别比之前要低。最后一种是侍养：在地方官舍奉亲。这就说到了朱遵式的母亲在长达十三年的日子里随儿子宦游四方。

禄养自然是朝廷为士大夫安心工作而解除家庭后顾之忧的做法，但是站在家庭父母的角度，也是有不愿意随子之官的父母的，那该如何应对呢？这作者在这第一章也是有说明的。在作者看来处理这样的问题有两个方式，其一是让当官者的妻子作为自己尽孝的替代者，其二是让儿子中断仕途，解官养亲。这样的方法就现代观念而言，也是对西方的作者而言是认为是不完美的。因为放弃仕途，或让当官者与妻子异地恋都是“难称理想”。

当然作者也举了一个分工尽孝的例子，那就是宣州梅氏。那就是梅让设计了自己的儿子们分工尽孝，但这样的方式虽然有一定的成功，但还是为梅尧臣及其为官的兄弟们解决“禄”与“养”之间的矛盾。当然，作者也举了南丰的曾氏轮番侍养行孝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可以解决“禄”与“养”之间的矛盾？也不尽然，因为时空的间隔也是会影响下一代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远离南丰的后人对乡里的概念。

第二章的守丧与孝道方面，作者就详尽地说到了相关的政策及实践。治丧方面，作者首先介绍了先宋的南北朝时期，三年丧期逐渐纳入了国家的政策。如到了唐朝的《唐律疏议》就说到了不孝的条例，同时也将服丧三年列入了官方文件。而发展到了北宋，其《宋刑统》的守丧义务也是与《唐律疏议》差不多的。而值得不同的点在于没有一条明确规定丁忧的时间长度。因为发展到了北宋，三年的丁忧是影响当官者的仕途的，因此当官者会出现不履行三年丧的义务，作者有理有据列举了三个这样的例子，因此导致了北宋官员丁忧政策的演变，反映了朝廷对官员家庭责任的态度的转变，使得三年丁忧和相应的解官才成为了官方政策。

此外，在这第二章中，为了突出北宋墓志铭中有关服丧的书写，作者就以列表格的方式，生动形象地根据北宋时期的墓志铭去说明了发展到北宋三大观察结果，其一是当官者丁母忧率已经与丁父忧率持平（之前是丁父忧多丁母忧）；其二是直接向祖父母尽孝；第三是说明了北宋的墓志铭中某某天性纯孝、依礼丁忧等通俗说法的盛行。而在服丧主题上作者也做了分析，其中主题之一是北宋是有着早期历史的延续，如哀毁而卒、居丧过礼、毁脊；庐墓和过哀。而主题之二就是说到了北宋的新发展，如男孩“哀毁如成人”、解官丁忧、奔丧途中伤心欲绝。

而在作为道德典范的人子中，作者就列举了葛书思这个道德模范，因为葛书思将佛教藏仪和儒家礼仪结合在一起，强有力地表明了佛教在地方社会死亡仪式中的主导作用。作者之所以列举这个事例，目的是说明了发展到了北宋，新儒家迫切呼吁指定可取的、理想的藏仪行为。此外，作者也提到了为祖父母服丧、为妾母服丧的北宋士大夫的孝道。

来到第三章就是说到了《何时何地：葬事与孝道》，其中在关于死亡和入葬的地理考量中，以为北宋士大夫家庭多元，于是在北宋精英家庭墓地出现了空前频繁地进行着移动的情况。其中就列举了欧阳修在丁母忧时，就藏在颍州而不是江西老家的事例，去说明了这一点。继而作者由此引出出了例外一个关于葬事的另外一个课题，就是“一位父亲特别叮嘱自己的儿子在他死后不要把他归葬家乡”，这里的事例就是列举了福建同安苏氏如何营造一个新墓地。这样新墓地的选址事实上就是方便后代更容易祭拜他的坟墓。

而在关于时间层面的丧葬方面，作者就引出了司马光批判那些北宋精英阶层存在延期不让逝者入土为安的不孝行为。而这样延期入土的现象，直接导致了宋哲宗颁布诏令，对没有下葬的官员进行弹劾或者暂停晋升。当然作者不是站在道德层面去批判那些不孝行为的，作者也分析了士大夫们为何要延期逝者入葬也是有理由的，如首先就是“贫不克葬”，就是经济困难。其次是等待一并安葬父母。其三是父母去世时人子尚幼。而在与丧葬有关的两种杰出孝行：其一是人子遵从父母的遗愿来安排他们的丧事；其二是后人对家墓的关心和持之以恒的照料。当然作者也反例说明了在北宋时期丧葬的不孝行为，如疏于照看家墓、火葬、卜筮。

第四章就是说到了作为孝道表达形式的墓志铭书写。这里说到了人子为父母求铭的原因是，说明人子伤心欲绝，表现出极大的孝心；其二是墓志铭作者渴望帮助保存有关逝者的记忆。墓志铭作为实现孝心工具的书信，这里作者就有力列举了苏颂、许翰两人为他人写墓志铭的事例，说明了人子实现孝心的精神。当然作者继而也谈到了人子在墓志铭方面面临了一些问题，如面对患有拖延症的墓志铭作者、墓志铭作者拒撰文。另外也谈到了墓志铭作者的困境：满足孝子要求与秉笔直书之间的矛盾、纪念陌生人。

而在最后的结语部分，就是说到了以北宋士人在尽孝中，就要处理的家庭、乡里和国家的关系问题。而在处理这三者的关系上，作者就以北宋作为临界点，说明了宋代士人重新构建了他们与家庭、祖先、家乡的关系，有效地确立了他们在文化和社会中的领袖地位。这些以家庭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举措，自然是为新儒家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和家庭基础，并因此确立了一些改变宋代和后代中国社会的新社会和文化的规范。

作者此作的论点鲜明，论据有条理，突出了说明了北宋时期朝廷对士人孝道的重新界定，这样的定义不仅标志着政府对士大夫“私人”家庭事务的大规模干预，如“禄养”模式，而且直接影响了宋代及后世家庭、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变迁。通过此书，就北宋精英阶层如何尽孝上，妥善处理了家庭、乡里、朝堂三者关系。他们的做法自然是启迪我们当代人来处理这三者的关系的。如何尽忠、尽内心，又尽孝？且读《家庭•乡里•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