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全集（全十六册）读后感摘抄

《廖平全集（全十六册）》是一本由廖平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00，页数：484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廖平全集（全十六册）》读后感(一)：【转】杨世文、舒大刚：《廖平全集》叙录·经部·周易类、尚书类、诗经类

【原文出处】 节选自《巴蜀文献》第三辑

据光绪《井研县志·艺文志一》，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廖平在九峰书院著有《易类生行谱》二卷，为四益易学之初阶。

其书不用京氏八宫法，每卦内三爻为生，外三爻为行，一卦生三，故八别生二十四子息，八和生二十四子息。外卦则皆一人行。三人行于内为客，故曰“有不速之客三人来”。

因取《左氏》一爻变之例，每卦六变爻，每爻为一卦，又六变合为三十六卦。因编为图，纵横往复，悉有条理。每卦一图，由一图以推三十六图，其辞说不下十数万言，皆关于《易》中义例。但《生行谱》十数万言今均不存，唯现存《例言》一篇。

民国五年（1916）成都《国学荟编》第三、四期刊载，收入《六译馆丛书》。

此书申论“三易”原旨流别，首论“三易”之说出于《周礼》，自刘歆以来，说《易》者皆以文周作经，孔子作传。“三易”之说，疵病百出。《十翼》出于孔子。自欧阳以下，疑者数十家。东汉之初，古文家但云“文王作《易》”，马、陆又添出周公。

考《礼运》云“商得乾坤”，是孔子所得之《易》出于商，非文王作。又论《系辞》，引《史记》称《系辞》为《易大传》，与《春秋大传》《尚书大传》等相同。既系“大传”，必不以经为文王作。

廖平认为《系辞》为孔子弟子作，其例与《论语》相似。又论六十四卦之卦名意义，认为自来诸说纷错，群言混淆。诸卦名义先不能定，经何以明？欲考定经文，当以编定次序为第一义。如屯、蒙取草昧初开，王道萌芽；临、观为天子巡守，临行观风问俗；谦为周公制礼作乐等。其说溯源穷流，新而有据。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云：“按氏疏解各经，均以整理旧说，发挥新义为主。抉隐探微，以经证经，虽间有妄诞，大皆宏博精深，诚清季通儒也。”民国五年（1916）《国学荟编》第一期刊载，收入《六译馆丛书》。

《易经古本》始于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成于二十四年戊戌（1898），经数年之久，义例始定。廖平认为《易经》古本非反复系辞，则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之道不能显明，失《易》周流不居之旨，故著此书以推演之。

先引《系辞》“《易》之为书也”三节、“《易》之兴也”二节、“书不尽言”二节，以为序例。

次以乾、坤、坎、离、颐、中孚、大过、小过等八错卦，皆以三爻反复为六爻，一卦自为一图。

其余屯、蒙、需、讼等五十六综卦，则六爻反复系辞，二卦合为一图，共计三十六图。上经十八，下经十八，以符六六二九之数。

末又将乾、坤等八错卦分立八图，以见八卦自综之义，又合为四图，以见连反错综之法。廖平用此诸图，以说明六十四卦所以反易、不易、变易及错综诸义。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云：“惟前儒所谓《易经》古本者，皆指如《汉志》十二篇之旧第而言，未尝谓此错综诸图，便足以当古本之名也。是廖氏此书，立名即属未当，又其谓合上下经诸卦，有顺逆两读，而每卦又有顺逆两读之法。上经主内，顺行，每卦由初而上，旧读不误；下经逆行，主外，每卦当由上初而下云云。按此说昔儒所无，亦无甚确切之义据，则未免故为新说以矜奇立异矣！”

《国学荟编》民国三年（1914）第一、三、五、七期，民国四年（1915）第二期连载，四川存古书局印入《六译馆丛书》。

《易经经释》为廖平晚年“六变”时期的重要著作。据《廖季平年谱》：民国十九年（1930），改订《易诗合纂》为《易经经释》三卷、《诗经经释》一卷。王冰所增《素问》八篇，详五运六气，廖平以为此乃孔门《诗》《易》师说，专恃以说《诗》《易》。举凡《墉》《卫》《王》《秦》《陈》五十篇，《邶》《郑》《齐》《唐》《魏》《邠》七十二篇，大小《雅》，大小《颂》，以及《易》之上下经十首、六首诸义，皆能璧合珠联，无往不贯，此为六变。

廖平非常重视《诗》《易》二书经释，据《六译先生追悼录》所载黄大章挽云：“壬申（1932）孟夏，大章因事赴嘉。越日，六译老人驾亦到，言将入省做生，刻所著《诗》《易》新解。游乌尤寺，大章奉鱼羹为寿，游陈庄，并助团扇照像。留连数日，为谈乌尤寺历史及中西医学甚悉。时以《社会医报》呈阅，因余云岫医师评论先生所著《脉学辑要评》颇有功于世，乃大笑曰：‘世人亦知某耶？’遂将《易经经释》嘱寄上海余云岫医师披露。”

此书包括上经一卷、下经一卷、提要一卷，多引《素问》五运六气之说说《易》，为前人所未有。有民国二十二年井研廖氏家刻本。

廖平认为，《易》有别、和之分，在内外卦，内为贞、为恒，外为或、为亨。亨、贞即贞悔之变文，或、恒乃贞悔之实义。《洪范》“贞悔”二字，说《易》者多误解，几于全经不见二字明文。故撰为此编，专详此例。

认为经中“贞悔”二字，非全释卦德，多即内外卦而言。经文“亨”“贞”二字，旧解多蒙混。考“贞悔”旧有不变为贞，变者为悔之说。《洪范》所谓“静吉”“动凶”者，即谓“贞吉”“征凶”，以贞为居，以悔为行。

所谓本卦为贞，之卦为悔者，“贞悔”即“贞亨”也。以父母卦彖言，则外三爻变为贞，内三爻变为亨。以父母卦爻言之，在本卦为贞，一人行为悔。以子息彖言，则外三人行为贞，内三人行为亨、为悔。爻辞之“贞悔”，多统三爻言，统言则与彖同。每爻单言“贞悔”者，则与朋卦对说，居为贞，反综彼卦为行、为悔。凡言“永”“安”“恒”等字，皆为贞；“行”“往”“征”等字，皆为悔。其中有正例，有变例。

今就各彖各爻，居行往来，细为推考，所有“获”“维”“系”“得”，“丧”“失”“凶”“亡”，条例繁赜，非别为一书，专心考索，不能推阐尽致，故与中和、小大二类，别本单行，合为三书，既以恢复“贞悔”二例，并使吉凶得失取于卦象，皆有实义，庶不致如旧说概以德位二义，近于空虚游移，亦详人所略之意。其说颇为新奇。

光绪《井研县志·艺文志》著录，当作于庚子（1900）之前。有民国二十三年（1934）井研廖氏著述遗稿本。

廖平曾于甲午年（1894）撰成《今文尚书要义凡例》，刊入《群经凡例》。到光绪丙午（1906），廖平在青神县汉阳坝讲学，分划天人两派，乃专以《周礼》说《尚书》，为六合以内人学之大成，即《诗》《易》天学之初步，故于旧《凡例》之外编辑《大统新义凡例》，与《周礼》并行。

到民国四年乙卯（1915），门人黄镕辑《皇帝疆域图表》以次告成，于是推原师说，加之补葺，共成六十八条。篇中所论皇帝疆域、王伯典制及周室建都之称谓，又分论《尚书》各篇，反映了廖平小大天人之学说。

民国四年（1915）《国学荟编》第六、十、十一期连载，民国七年（1918）四川存古书局刊入《六译馆丛书》，民国十二年（1923）重印。

廖平门人黄镕推本师说，成《尚书宏道篇》《中候宏道篇》二书，合《书经大统凡例》统名《今文新义》。此书实为《尚书今文新义》之《皇篇》。

廖平据《璇玑钤》云：“孔子删经，以十一篇为《尚书》，十篇为《中候》。”尚者上也，上论帝王，有法古之义。候通侯，“中侯”谓“中鹄”。经立正鹄，以待后圣射中，有俟后之义。

于《尚书》十一篇以《皇道》《帝典》《帝谟》《禹贡》《洪范》五篇，为一皇四帝。《甘誓》《汤誓》《牧誓》为三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为殷三公二伯。

于《中候》十八篇，以《顾命》《甫刑》《文侯之命》《鲜誓》《秦誓》为周五篇。以《雒诰》《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皆“王曰”，为一类，为成王六篇。以《金縢》《君奭》《多士》《多方》《召诰》《立政》《毋佚》七篇皆“周公曰”，为周公七篇。

所谓《皇篇》者，分《帝典》“乃命羲和”五节为之，以当二十九篇之数，不取晚出《泰誓》之说。每篇又分序、经、传、记、说，分写之。

民国三年（1914）《国学荟编》第三、五期连载，民国十年（1921）四川存古书局刊入《六译馆丛书》。

《书尚书弘道编》不分卷，实为廖平门人黄镕笔述。谓尚者上也，上托帝王，因加“尚”以尊之。故前十一篇法古为《尚书》，后十八篇俟后为《中候》，不得概以《尚书》目之。今统加以大名曰《书》，故名《书尚书弘道编》，分《尚书》与《中候》两部。

其《尚书》十一篇：

首一皇四帝，为《皇道》《帝典》《帝谟》《禹贡》《洪范》；

次三王，为《甘誓》《汤誓》《大誓》；

次殷三公二伯，为《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次即所谓《中候》十八篇：

首周公篇七，为《金縢》《君奭》《多方》《多士》《召诰》《立政》《毋佚》；

次成王篇六，为《雒诰》《般庚之诰》《大诰》《康诰》《酒诰》《梓材》；

次周篇五，为《顾命》《甫刑》《文侯之命》《鲜誓》《秦誓》等。

全书仍录《尚书》本文，而以新说注疏于下。其说新颖，如注《禹贡》，谓《洪范》九畴，即《禹贡》九州岛，因畴、州古通；又谓禹湮洪水，不过治黄河之水耳，长江自古无水患，《贡》以九州岛导水，概为禹功，托禹以为天下后世法，此经所以异于史也。

是书曾连载于《国学荟编》一九一六年第四期，一九一七年第一、五、六、七期。民国七年（1918）四川存古书局刊入《六译馆丛书》。

《书中候弘道篇》不分卷，廖平撰，黄镕笔述。廖平认为《尚书》分《尚书》与《中候》两部分，不得统为之《书》。其《尚书》十一篇，《中候》十八篇，合二十九篇。

《中候》首周公篇七，为《金縢》《君奭》《多方》《多士》《召诰》《立政》《毋佚》；

次成王篇六，为《雒诰》《般庚之诰》《大诰》《康诰》《酒诰》《梓材》；

次周篇五，为《顾命》《甫刑》《文侯之命》《解誓》《秦誓》等。

全书仍录《尚书》本文，而以新说注疏于下。认为“候”通“侯”，“中侯”意思是“中鹄”。《孟子》称孔子“集大成”，犹射于百步之外，即《论语》“执射”之义。经立正鹄，以待后王射中，故《中侯》乃“俟后”之书，托古周公、成王，推为大统。

《荀子·劝学篇》说《诗》《书》故而不切，《列子·仲尼篇》说“吾修《诗》《书》，将以治天下，遗来世”，皆为《中候》之说。其说新颖，阐发小大天人之说。

民国七年（1918）四川存古书局刊入《六译馆丛书》。

《书经周礼皇帝疆域图表》四十二篇，廖平门人黄镕撰辑，廖平审定。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民国五年丙辰（1916）六月，黄镕补编成《皇帝疆域图表》，其为图表凡四十二。以后似续有增补。甲寅刊其三图，以余稿命黄镕编辑，镕每编成一图，辄用作国学学校讲义，其中绳尺纠驳改易复陈者至于数四，至是卒业，共得四十二图，每图有文字说明。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由《王制九州岛三服千里一州图第一》，迄《书经周礼大小分统表第四十二》，卷帙浩繁，思虑亦细，于《六译丛书》中堪称巨制。凡《尚书》《周礼》二书之疑难，如《职方》九州岛，《禹贡》《洪范》《考工》岁时、井田、四邻，以及导水测地、吉凶服制，莫不详考制度，博征经说。凡三代典章法制、治平要术，皆能于此得其要领。虽云仅究《尚书》《周礼》皇帝疆域，而征引之博，凡经、史、小学、诸子、百家之有关者，皆附之篇中，并辨其真伪，论其得失，发前儒所未发，洵自来言六经及古史者，无此妙谛也。”“惟其附会新说，谓大九州岛即世界宇宙，则其小疵，然不足为是书病也。”

是书又名《尚书周礼皇帝疆域图表》《皇帝疆域图表》，曾连载于《四川国学杂志》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第三、四、五号，《国学荟编》一九一五年第一、三、十二期，一九一六年第十、十一期，一九一七年第九期。收入《六译馆丛书》。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门人黄镕撰成《经传九州通解》一书。根据廖平学说，缀辑经中广狭疆域之语，以《春秋》《王制》为始基，以《尚书》《周礼》为竟境，一名《春秋王制尚书周礼圣域大小考》。

卷首有李光珠序、黄镕自序。以皇、帝、王、伯分大统、小统，阐发大九州、小九州之说。认为群经之中，九州之说最繁难驳杂，而《春秋》九州，因孔圣垂经，故为儒者九州，为立平治之基础。而《周礼》《尔雅》《王制》《尚书》等皆有九州之说，异说参差，殊难统一。而汉唐经师各执一词，以为四代九州有沿革，或合幽、并、营为十二州，实为臆说。

故作此书，以为《春秋》九州，即《王制》方三千里九州，儒者本之立说，此即王统之九州。该书实为《书经周礼皇帝疆域图表》的雏形。光绪三十四年（1908）刊本。

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民国三年（1914）秋，廖平撰成《四益诗说》，乃廖氏关于《诗》学的四部著作汇编，即《诗纬新解》《诗纬搜遗》《释风》（即《诗学质疑》）、《孔子闲居》，末附《大学引诗为天皇引书为人帝考》。

《诗纬新解》，黄镕为之补证。编首有甲寅年廖氏《自序》，谓其十年前，成《诗》《易》全经新注并疏，当时尚囿于大小学说，以《齐诗》多祖纬候，详于天学，故《诗》注题曰“齐诗学”。自丙午以后，天人之说大定，旧稿未及追改，亦不敢示人。自《尚书》《周礼》，修改略备，乃推及《诗》《易》。《诗纬搜遗》乃就《春秋》《孝经》《礼》《乐》各纬，摘录其与《诗经》相关者。笺注当亦为黄镕所作。

是其书实成于民国三年甲寅，盖廖氏晚年之所作。其书不分卷，惟厘为三篇，其目曰“推度灾第一”“泛历枢第二”“含神雾第三”，而以“补遗”列之编末。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云：“廖氏于《诗》多从齐说，以《齐诗》之多祖纬候也，因取今所存《诗纬》三篇详为以解，盖所以示程途行远自迩，升高自卑，一定之程度也。书中于四始、五际、六情之义，以及篇什配用之理，皆据秦、汉以来旧籍，推阐其意。黄氏更衍其说，而为之补证，征引渊博，诠释精详。虽纬书荒诞，《隋志》已谓其相传为世人造之，然其说为《齐诗》所本，详而论之，亦足以见一家之学也。”

《诗学质疑》又名《释风》，主要破《诗》无义例之说。认为“风”即“乘云御风”之“风”；《论语》“风乎舞雩，咏而归”，即乘风而归。

又，廖平认为《礼记》篇目有相对成文之例，《坊记》为人禽之分，《表记》为士大夫之行，《孔子燕居》为人学，《孔子闲居》为天学，互文相起，各有浅深不同，故作《孔子闲居》。又以为《大学》引《诗》为天皇，引《书》为人帝。

《四益诗说》有民国七年（1918）四川存古书局刻本，收入《六译馆丛书》。

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光绪二十年（1894）左右，廖平撰成《诗图表》二卷。新繁杨桢序云：“季平初治《诗》，先作此表，经三四年始成。每遇疑难，于尊经标题课试，合众力推考。一得要义，尝于午夜起，须发皓白而不辞。其中如《国风次第表》《小雅分应国风表》《北风为总序》，稿经三四十易始成。”

又云：“古无以例说《诗》之事。季平创为图表，分部别居，条理井然，观此编然后知《诗》虽用旧说，各有作诗之人，一经圣手，别有取裁。”

此书图表凡四十三，其中如《国风典制同春秋图》《小统禹州表》《南北交通如二济表》《东西往来如晋明夷表》，已主《诗》《易》相通，并及《春秋》《尚书》。如《国风十二配十二月表》《陈风十篇表》《魏唐十九篇表》《小旻以下十九篇表》《瞻洛以下二十二篇表》，以篇数见义例，已为《诗易合纂》之滥觞（光绪《井研县志·艺文一》）。

民国十三年（1924）三月，成都佛学社延廖平讲演《诗》《易》，即以近年《诗》《易》稿作讲演稿，付佛学社排印，名《诗易合纂》。

民国十五年（1926）知事李先春延廖平于署内讲《诗》《易》，即以正在改订中之《诗易合纂》为讲稿。

民国十九年（1930），改订《易诗合纂》为《易经经释》三卷，《诗经经释》一卷。此书主《诗》《易》相通，并以“五运六气”说《诗》，为廖平“六变”时的重要著作。

是书卷首题“癸酉仲冬开雕，井研廖氏藏版”。“癸酉”为民国二十二年（1933）。

《廖平全集（全十六册）》读后感(二)：【转】杨世文、舒大刚：《廖平全集》叙录·经部·群经类

【原文出处】 节选自《巴蜀文献》第三辑

《今古学考》是廖平的成名之作，也是经学“初变”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此书核心思想萌发于光绪九年癸未（1883），“是年说经始分古今。春赴北京会试不第，舟车南北，冥心潜索，得素王二伯诸大义”（廖幼平编《廖平年谱》），此后常以礼制说《春秋》。廖平有感于乾嘉以前经说混淆古、今学，使人失所依据，乾嘉之后学者虽知分古、今，然仍无归属，遂根据许慎《五经异义》而作此书，以礼制平分今、古。

廖平自述著书宗旨曰：“故定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周公。……今、古两家所根据，又多同于孔子，于是倡为法古改制、初年晚年之说。……此《今古学考》张明两汉师法，以集各代经学之大成也。”（《初变记》）

此书主张“平分今古”，用东汉许、郑法，上卷为表，下卷为说。上卷列表二十，回溯今、古文学源流，梳理今、古文学之界限和线索。下篇于《经话》中取其论今、古学者一百零六则，申论今学归本孔子、《王制》，古学归本周公、《周礼》之旨。此书是廖平经学初变的标志，影响巨大。

光绪十五年（1890）俞樾与廖平会于苏州，称《今古学考》为不刊之书。康有为见此书，“乃尽弃其旧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章太炎称之曰：“善分别古今文，盖惠、戴、凌、刘所不能上。”（章太炎《程话》）

此书作于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至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间，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由成都尊经书局刊行，为《四益馆经学丛书》之一。此本又收入《新订六译馆丛书》，保持初刻原貌，民国十年辛酉（1921）印行。此外还有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国学扶轮社《张氏适园丛书初集》《蛰云雷斋丛书》本、民国十七年（1928）资研社本等。

《古学考》作于光绪十三年（1877）至光绪二十年（1894），曾名《续今古学考》《辟刘篇》，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成都尊经书局刻印刊行。

先是，《今古学考》刊行之后，学界毁誉交加，廖平做了自我反省，并与师友讨论辩难，先于光绪十三年作《续今古学考》自驳自说，次年改订易名为《辟刘篇》。“丙戌（1886）之后，乃知古学新出，非旧法。于是分作二编，言古学者《辟刘》，言今学者《知圣》”（《井研县志·艺文志》）。次年至广州，将二书示之康有为，康初坚拒其说，后大以为然，遂循其宗旨著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分别刊行于光绪十七年（1891）、光绪二十四年（1898）。

廖平于光绪二十年（1894）改订《辟刘篇》，并易名为《古学考》时，又参考了《新学伪经考》的一些观点。此书主张“尊今抑古”，认为古学始自刘歆，“于是考究古文家渊源，则皆出许、郑以后之伪撰。所有古文家师说，则全出刘歆以后据《周礼》《左氏》之推衍。又考西汉以前言经学者，皆主孔子，并无周公；六艺皆为新经，并非旧史”（《二变记》）。

此书末附《周礼删刘》，寻摘文献中刘歆删改《周礼》十二证，以辅证《古学考》的观点。此书与《知圣篇》是廖平经学二变时期的代表作。有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都尊经书局刊本，收入民国十年（1921）四川存古书局印《六译馆丛书》。

《经话》甲、乙二编，写作时间较长，作于光绪十四年（1888)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间，历时约十年。该书实为廖平为学笔记、心得、治经之语的摘编，类似《日知录》，可以作为初学者的治经指南。其中甲编分二卷，卷一言治经应守之要，其孙廖宗泽“疑为襄校尊经时所拟”（《六译先生年谱》）。甲编卷二言治《礼》学门径，以及十三经、诸子所论若干礼制辨析。乙编一卷，收入读经治学之法笔记、语录。

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说经以‘话’名，自先生始。是集所收为丙申以前之说，多证郑学误，专详博士之学。如据《大传》以明堂在四郊，驳郑说十二室同在南方，天子每月移一室之非。据博士说天子娶十二女，百二十女为命妇，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妻，驳郑君以为天子妾媵分夜值宿之非……皆各经盘根错节，可谓削平大难。其余诸条，亦皆由苦思积累而得。”

廖平后来拟撰《经话丙集》《经话丁集》，未成书。《经话》是了解廖平经学二变时期治学方法和经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光绪二十三年（1897）尊经书局刊入《四益馆经学丛书》，民国十年（1921）四川存古书局印行《六译馆丛书》收入。

《知圣篇》内含正编、续编两卷。正编主要代表廖平经学“尊今抑古”的“二变”阶段之“尊今”的内容；续编则更多地反映其“小大之学”的“三变”阶段以及“四变”以后之“天人学说”。正、续二卷可以考见廖平经学“二变”以后的学术思想及其发展过程，因而整理和研究《知圣篇》是很有必要的。

《知圣篇》正编与《辟刘篇》成于光绪十四年（1888），但当时并未立即付梓。次年，廖平客广州广雅书局，以两书稿本示康有为，有为颇受其影响，循《辟刘篇》“抑古”意，于光绪十六年（1890）著为《新学伪经考》，次年刊行；又依廖平《知圣篇》“尊今”意，于光绪二十年（1894）写成《孔子改制考》，三年后刊行。康氏二书，为其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观点新奇，其书一出，使千年古经之神圣地位为之动摇，学林震动，朝野哗然。

在康书刊出数年后，廖平的《古学考》（《辟刘篇》之改编本）、《知圣篇》方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十八年（1902）相继问世。知情者径斥康有为“剽窃”廖著，不知者反惑于廖著出书在康书之后，遂谓康有为独造，反谓廖平抄袭。孰先孰后？孰创孰袭？遂成历史谜案。可见研究廖平《知圣篇》，还对正确认识康有为维新思想渊源、评价戊戌变法运动，都有重要意义。

《知圣篇》正编稿本流传有两个系统：一为廖平一八八八年在广雅书局时，康有为借钞本。该本保留了《知圣篇》原貌，据顾颉刚说，他曾亲于康家看到，其中颇多改制之说，与今本异趋（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惜康氏藏本已不可得而见，实情待查。一本则是廖平手边存稿，其中随廖氏钻研有得，“续有修改”，但亦由“借钞者众，忽失不可得”了。今天流传的《知圣篇》，是“庚子（1900）于射洪得杨绚卿茂才己丑（1889）从广雅钞本，略加修改，以付梓人”的（见《知圣篇》自跋）。此本基本保留了原稿旧貌，但又经“修改”，特别加入了当初未有的言论，掺入了“三变”的思想，这又是学人不可不知的。

《知圣篇》正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定，光绪三十年（1904）由绥定府中学堂刻成。之后，廖平复于家藏《知圣篇》上续有修改，从中还可见其晚年思想的变化。如将“六艺”改为“六经”，反映了廖平晚年严格区分经史的思想；还把“五变”时“文字亦皆孔作”的观点强拉进来（今于校勘记中一并录存）。

《知圣篇续编》成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并赓即付梓，与正编合编为《知圣篇》上下卷，收入《四益馆经学丛书》《六译馆丛书》。

宣统辛亥年（1911），张钧据廖氏弟子从四川寄去的《今古学考》《知圣篇》《古学考》收入《适园丛书》，由上海国学扶轮社印行（即“适园本”）。适园本纠正了原刻中的一些错误，但亦有未尽改者，如原刻《邶风》例作“比阝风”，适园本亦有数处未改。这次整理，即以原刻本（即光绪三十年绥定府中学堂刻本）为底本，而以适园本参校。（本条舒大刚撰稿）

《经学初程》作于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本书云：“予己卯治《公羊》……至今七年。湘潭师来主讲，至今六载。所刊尊经课艺，皆湘潭之教。”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始于光绪五年己卯（1879），至丙戌已七年。《尊经书院初集》刊于丙戌，廖平此书或为襄教尊经书院时作。署名“吴之英同撰”，但何为廖著，何为吴著，难以确指。

该书论述经学门径和治经次第。先言治经学的态度，要耐烦苦思，沉静思索，见识超旷，深通其意。再论治学次第，二十岁以前略读小学，经文成诵，二十岁之后方可治经，先博后约。小学为经学梯航，但不可以小学止。小学既通，则当习经。先治《书》《诗》《论》《孟》之后，再治较难之《易经》《孝经》。三《礼》、三《传》文博义富，治经稍久，乃可渐问其途。三《传》但因注例以见传例，因传例以见经例。三《礼》繁难，入手兼治必败，当先专治一经。三论小学门径，目录校勘，《说文》《尔雅》，音韵训诂，先信后疑。四论经学初学门径，读一书便理会一书，先易后难，步步为营，循序渐进。

此书多为廖平治学体会和经验总结，诚为初学者入门指南。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都尊经书局刊印，民国三年（1914）四川存古书局印入《六译馆丛书》。

《群经凡例》共收入《王制学凡例》《孝经学凡例》《今文诗古义证凡例》《今文尚书要义凡例》《公羊春秋补证凡例》《穀梁春秋经传古义凡例》《春秋古经左氏说汉义补证凡例》《春秋古经左氏传汉义补证简明凡例》《左氏春秋学外编凡例》《礼经凡例》《容经学凡例》《两戴记凡例》《周官考征凡例》《乐经凡例》《易经新义疏证凡例》《论语汇解凡例》《国语义疏凡例》《四代古制佚存凡例》等十八种。

廖平成《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十一卷，曰：“予创为今、古二派，以复西京之旧，欲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以成蜀学。见成《穀梁》一种……因旧欲约友人分经合作，故先做《十八经注疏凡例》。”（《今古学考》）旧称《十八经注疏凡例》，盖此书原名，作此凡例欲相约同志以求证高明，后屡经修订为《群经凡例》。

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云：今《六译馆丛书》中之《群经凡例》，其目为今所存者，乃屡经改订本，或本非成于一年，与原目有出入。大抵如《今文尚书要义凡例》成于甲午（据《书经大统凡例》），《论语凡例》成于丙申（据《论语凡例》自识）。又既成以后，又续有增补改订者，如《公羊》《穀梁》，廖平云：“予撰《穀梁凡例》，修改近十次，乃成今本。”

己酉本《四变记》以《王制义证》《群经凡例》为二变时书，皆误。《群经凡例》之作，《今古学考》明言在《穀梁》成书以后，《公》《左》未作以前。《穀梁》成于甲申，《公羊》成于戊子。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成都尊经书局刊行，后收入《六译馆丛书》。

《群经大义》原为响应张之洞《劝学编·守约第八》而作。张之洞忧虑当时有人倡言废经，欲守约以存中学，其中列“经学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为守约第一条。《群经大义》“因以《白虎通义》为蓝本，略加排次，以应师命”（《群经大义序》），就《白虎通义》编为《群经大义》，以应学校之急需。

本书《凡例》说：“今重订目录，曰经总、曰书数、曰格致。以六艺为主；次修身，以《容经》为主，为小学；次伦理，次实业，次曲艺，为中学以上，为普通自治之学；次王制，为法政学；次帝德，次皇道，为高等大学。共为八门，分经分目，皆依是为次。”

今《群经大义》署名洪陈光编纂，实为廖平托名。后又作《群经大义补题》附后，列《孝经》《春秋三经》《尚书》《周礼》《礼经丧服》《诗经》《乐经》《易经》《论语总论》等九项，“分经立题，以俟补撰”。

此书为廖平经学三变“小统大统”到经学四变“天学人学”过渡时期的著作，可窥廖平后期经学思想旨趣。作于光绪三十年（1904），《群经大义序》载于《国粹学报》一九〇五年第十一期，《群经大义》连载于民国三年（1914）《国学荟编》第三、五、七期，《群经大义补题》载于民国五年（1916）《国学荟编》第四期。民国六年（1917）四川存古书局印入《六译馆丛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廖平先后任教于成都补习学堂、成都选科师范、成都高等学堂、成都府中学堂、成都客籍学堂、成都县中学堂。《群经总义讲义》是其经学讲义。

据廖宗泽《年谱》，《群经总义讲义》共二册，其中第一册十六课：《雅言翻古》《论作述》《先野后文》《世界进化退化分经表》《大小六艺》《教育史》《开士智》《忠敬文三代循环为三等政体》《礼失求野》《神权驳》《宗法非世族政治》《中外古今人表》《谶纬》《阙疑》《中国一人》《墨学道学均出孔子辨》。

第二册共六评：《尊孔》《世界先野后文》（附《世界进化退化简明表》）、《教化由小而大》（附《孔子前后皇帝王伯不同表》）、《论知行之分》《立德立功与立言之分》《俟后新经》（附《专经统各科学表》）。后附《左氏春秋十二要》《左氏春秋十论》《左丘明考》。各课的写作有先后，又其目有与三十一年所拟《群经大义补题》相同者，当系本就《补题》撰录而别有增补。

由于廖平在这几年读到不少西学译籍，故其书多以中学与西学互证，而对西人政治、学术、风俗多持批评态度。可惜其书今仅觅得第一册（蒙文通先生收藏，蒙默教授提供），已非完璧。不过下册及附录各题多已刊于《国学荟编》等杂志，皆已收入本《全集》，基本上可见其全貌。

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光绪二十五年，1899）：“汇集尊经、九峰、艺风、家塾诸题，编为《经课题目》二卷。……先生在尊经时，以题目多，难于钞录，每预刊印发，一人不能作多题，得此一目，或余日补考，或据目与同经别题相商，或又据目与别经研考交通之条。”

又廖师政《四译馆经学穿凿记·跋》云：“（四译）襄校尊经，当时应课者常二三百人，分经立课，用志不分，每课题目由数十道以至百余道，率皆大例巨疑，经众研究坚确不移者，乃据为定说，否则数变或数十变而不止。”

又《光绪井研县志》卷一二《艺文二·经部二》：“平昔年分校尊经，每试题目，刊给学者。近辑所刊《经学目录》为上卷，再以九峰、艺风、家塾诸题编为下卷。考平经学数变，遇有疑义，即标题以相考核，成书多而且速，实由于此。群经宏纲巨例，领悟为难，此篇举要示目，蹊径易循，初学依目程功，最为切用。”

而此本为《尊经书院日课题目》，并不分卷，多为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堂课题目。为民国二十四年井研廖氏刻本。

廖平《经学六变记》，实际包括《四益馆经学四变记》《五变记笺述》、两《六变记》四个部分。前者系廖平自述、及门记之，刘师培摘刊；次者为其高弟黄镕笺述；后者为其及门柏毓东笔削黄镕所作廖平七十寿序文而成，一为廖宗泽摘录。

此四者，皆成于廖氏本人或及门高弟，故能忠实地反映廖平经学六变思想之概貌。研究廖氏经学思想者可于此问途；若仅欲观其经学思想之轮廓者，亦可读此编而得寓美富。故知是编乃廖学之纲要，诚窥廖学之管钥也。

廖平勤于著述，但所著刊布不广，除《今古学考》《穀梁春秋古义疏》有数种刻本外，余皆一版即止。即如廖学纲要之《六变记》，亦复如此。

其中《四变记》，据黄镕称，一经刘师培摘要刊于四川《国学杂志》，再经石印附于《孔经哲学发微》，加之《四益馆丛书》本、《六译馆丛书》本，似有四本可据。实则《发微》所刊仅列表示纲，不足为校勘之助；而四益、六译二本，实为同版改隶。

复核之《国学杂志》本，亦复一同于四益、六译之本。其行款、版面、字数莫不一律，甚乃字迹之粗细、文字之讹脱，亦如一辙。盖《杂志》刊布在前，丛书从而收之，遂因其版，无以更易。惟于《四益馆经学四变记》题下加“刘申叔摘本”五字，复于版心上端墨口处改刻“四变记”字样，又于下端墨口处刻以页码。而对其中内容，未加重定。

《五变记笺述》只有四益、六译二丛书相袭之本。至于《六变记》，则刊附于廖氏《文字源流考》后。又别传有廖宗泽所述《六变记》者，其为文也分条立款，颇有眉目。（本条舒大刚撰稿）

本书作于宣统元年（1909），民国七年（1918）由成都存古书局刊行。《尊孔篇》为廖平经学“四变”时的著作，意在申明前后尊孔宗旨，申说孔子素王立法，通含皇、帝、王、伯之道，不仅为中国，而且为世界全球立法。

序云：“学经四变，书著百种，而尊孔宗旨，前后如一，散见各篇中，或以寻览为难，乃综核大纲，立四门：一曰微言，二曰寓言，三曰御侮，四曰祛误。分二十四题，著其梗概，并附略说数纸于后焉。”

书立四门、二十四题，今见仅十五题：受命制作、空言俟后、人天、翻雅、贬孔流派、正名造字、周公让表意见、愈古愈野证（以上“微言门”）；列庄所讥、儒术一体、西教反对、东方研究、中土书报、怀疑中立、经史之分（以上“御侮门”）。且无“祛误门”，盖书有散失。后附“尊孔大旨”和“尊孔编附论”。是书宗旨，在于“表扬列代推崇之至意，以挽回向外之人心”（序）。

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是书成于宣统元年（1909），曾连载于《国学荟编》一九一四年第二、四、六、九期，一九一五年第四期，《附论》载《四川国学杂志》一九一三年第十号。民国七年（1918）成都存古书局刊《四益馆杂著》，将《尊孔篇》收入其中。《四益馆杂著》后收入《六译馆丛书》。

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光绪三十三年（1907）廖平在选科师范讲伦理，以近日课本非腐则谬，不足采用，乃自编《伦理约编》作讲义。大旨在取外国先野后文之箴言，以合《公羊》拨乱反正之范围（李光珠《序》），以孝、宗庙、扶阳抑阴、丧服、文字等为题，每题次以十目。

十目如下：

（一）西俗。博采西人近俗及学说。

（二）中证。孔子以前，中国如今西人，遗文孤证尚有可考。

（三）求野。中国藩服，各史夷狄传与《北魏》《元史》之类。

（四）拨正。每条引经以证之。

（五）祸乱。西国无伦理，其祸乱译书多讳之。

（六）师说。凡传说与祸乱相近、与尊孔切合者入此门。

（七）比较。以中外伦理相比，较其得失，考其利害。

（八）引进。外人染华风，知自别于禽兽者入此门。

（九）解误。经传之说有从来误解者，如《斯干》之男女，指为真男女，以为贵男贱女。

（十）防弊。唐宋以后，语多过甚，有为外人攻击宜改良者入此门。

廖平极佩西方进化之说，此编尤注意于此。《伦理约编》曾连载于《四川国学杂志》一九一五年第五、六号，《国学荟编》一九一四年第十期。后收入《六译馆丛书》。

据谢无量序，《孔经哲学发微》分八个部分：一曰尊孔总论。谓春秋以前字若绳纽，孔子正名，乃制六书翻经。

二曰拨乱。人服礼化，各有伦等，为设六位以别禽兽，瀛土之士，未离质野，当广孔氏之教，有以正之。

三曰贵本。大学修身为本，天下既平，精感神明，乃能止定静虑，行先知后。

四曰流演。诸子九流皆出经术，乃有各明其一方，实非出乎二术。

五曰立言。六艺各有疆域，与时俱行，不徒为中国取效朝夕。

六曰小大。《春秋》《王制》所以治中国，《尚书》《周礼》所以治海外。

七曰天人。六合以外，《诗》《易》主之，道释之流，兹其由枿。

八曰宇宙。六纬所传，天地成毁，来往变异，万族之故，殊域远鄙，播为教学。

但印本目录并无“立言”一类，当是脱误。此书拟当《尊孔篇》“微言”“寓言”二门，作为上卷，另附《孔经哲学发微续编》（嗣出）目录于后，将拟当“御侮”“祛误”二门为下卷，终未编成。其中收入《四益馆经学四变记》《伦理会成立宣告书》等旧文和演说词。全书综合其三变、四变思想，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其经学五变时期“天人、小大之学”的孔经哲学体系。

《孔经哲学发微》成于民国二年（1913），刘师培以书目弗雅训，为易名《廖氏学案》并为之序。当时廖平在上海，付中华书局石印出版，于一九一四年印行。

《皇帝大同学革弊兴利百目》是廖平经学四变时期著作。全书分论圣、《论语》《周礼》《诗经》《易经》《尚书》《礼记》《春秋》《大学》《中庸》、“子学”“九家”“理学家”“中国政治家”“中人西学”“西人宗教家”“西人大同学”“西人政治家”“西人思想家”“西人天文家”“西人地学家”“今日时局”等二十二题，共列各题中有关皇帝大同说的正反观点一百零一目，逐条予以简要解说、论证或反驳。

书中主要以公羊张三世、夷夏之辨、素王立法、小康大同等角度，从经典和中西思想家观点中寻求佐证，提出六经皆孔子微言，诸子为孔子后学，孔子为全球立皇、帝、王、伯之法等思想。该书原附于《公羊验推补证》，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则柯轩刊本。

民国二年（1913）教育部召集各地代表统一国音，廖平被推举为四川代表，赴京开会三个月，旅京同乡在湖广会馆发起欢迎会，廖平发表题为《孔学关于世界进化退化于小康大同之宗旨》的演讲，大旨以经为新作，所以俟后。帝王、周公皆属符号，先小后大、先野后文，以驳“经为古史、专主退化”之旧说。并立世界进化六表、世界退化四表，认为用夏变夷为进化说，用夷变夏为退化说，地球进化由微尘渐长至三万里，退化则由三万以至于毁，比附佛书之成、继、毁、空四劫，当前全球皆属进化，数千万年后乃为退化世界。

《世界哲理进化退化演说》曾刊于民国六年（1917）《国学荟编》第九期。民国九年（1920）黄镕尝集师说和经典为之作笺释，名《世界哲理笺释》。民国十年（1921）四川存古书局印入《六译馆丛书》。

《家学树坊》，光绪二十四年（1898）廖平命其子廖师政初编，作为提要刊于《井研县志》，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廖师慎补成。

此书宗旨有三：

一辨明外间以素王改制为有流弊之说；

二斥标举宋儒及帖括；

三复兴言语科以救时病。

此书主要为响应外界对廖平学术批评而作，实际上是廖平学术思想前三变之提要。

光绪《井研志》卷一四《艺文四·子部一》著录《家学树坊》二卷，今本实只有一卷。包括《知圣编及孔子作六艺考》《知圣编读法》《家学纪闻》县志提要、《诸子凡例》提要、《诸子四出科论》提要、《古今学考》提要、《五等封国说》《三服五服九服九畿考》等，并附《致箌室主人书》。

民国三年（1914）成都存古书局印入《六译馆丛书》，民国六年（1917）《国学荟编》第七、八期连载。

《廖平全集（全十六册）》读后感(三)：【转】杨世文、舒大刚：《廖平全集》叙录·经部·春秋类、三礼类

【原文出处】 节选自《巴蜀文献》第三辑

《公羊春秋经传验推补证》是廖平公羊学代表著作之一种。此书最初名《公羊补证》，所谓“补”者，即谓补何休《解诂》。据潘祖荫光绪十六庚寅（1890）三月序：“季平三《传》之书，乙酉成《穀梁》，戊子成此编，乃续作《补证》。”则《公羊补证》草成于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另创凡例，续有增补。

本书卷首有《公羊春秋补证凡例》二十三条，改订于光绪十六年庚寅，可知是年已成《公羊补证》。据廖宗泽撰《六译先生年谱》，《公羊春秋经传验推补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刊于绥定。卷首附《公羊春秋补证凡例》《则柯轩经学丛书提要》《公羊验推补证凡例》、潘祖荫《公羊补证序》《素王制作宗旨三十问题》及图表十幅。

《公羊验推补证凡例》云：“今以《补证》为名，凡佚传则补传，师说则补例，《解诂》未备者务详之，其所已明者则概从略。自注自疏以自信，精粹者为注，余文为疏；疏义别出，不定解注，与古注疏体小有异同。”

又谓：“先儒有《公》《穀》详例，《左传》详事之说，实则二《传》事实为《左传》所无者甚多。盖古有事、传，《传》不言事者，因其事显著，故弟子不发问。今按上下文义可以意起者，于《疏》中用《左氏》《史记》说以补之；至于与《左氏》异者，亦于《疏》中详之。”可见是书体例大略。

又云：“近来学派，守旧者空疏支离，时文深入骨髓，尤难涤拔；维新者变本加厉，废经非圣，革命平权，三纲尊尊，不便其私，尤所切齿。不知‘礼失求野’专指生养而言，至于纲常名教，乃我专长。血气尊亲，文伦一致。舍长学短，不知孰甚!卷中于诸条详加驳正。趋向必端，方足言学。”可知是书之作，又针对时弊的目的。

《公羊补证》全书十一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则柯轩再版。收入《六译馆丛书》。

廖平早年以治《穀梁》蜚声海内，此书为其起步之作。廖氏认为“《穀梁》经例完粹，远过《公羊》，内合礼经，外无激论”，然东汉以来，经学破坏，何休为张《公羊》，“以寻仇之戈，操于同室”，讥《穀梁》为“废疾”（《穀梁废疾》）。

郑玄本治《左传》，却“谬托主人，日寻报复”，作《起废疾》以驳之。何、郑相互攻伐，皆失《穀梁》本旨，使古法湮绝，“何既制言儇薄，立义矫诬，不事言诠，乃呈嫉妒；郑则自负博通，攻坚奋诩，反旗倒戈，以相从事”。

有感于此，廖氏本着“三传之学，唯求内理，不骛旁攻。仁智异端，取裁所见。诚各寻其指归，莫不互有依据”的原则，“同者从同，异者从异，似同而异，似异而同，改谬说而各正焉。……于各条之下，务申传旨，二君误说，间或正之”。

是书前有廖平自序，后有萧藩跋语，全书力求发明本传，少涉攻击之习。其于何、郑之间，对郑玄尤多贬语，《自序》云：“其名《起起废疾》者，郑释间有误药，恐为疾忧，故正其箴砭，以期眄眩，非云医药，聊取用心尔。”

成于光绪十年（1884）冬，光绪十一年（1885）由仁寿萧藩、渭南严谷孙刊刻，附于《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之后。此外还有四川存古书局《六译馆丛书》本、民国二十年（1931）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本。

《释范》一卷，廖平撰。廖平早年以治《穀梁》名世，是书为其《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之初阶。该书针对范宁而作，所谓“释范”，乃廖平为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难传诸文而作之答文。

是书前附廖平自序，认为范氏《集解》倡言攻传，有违古人注经“例不破传”之旨。然而唐、宋以来，为人称誉，“其猖狂浅陋，信心蔑古，为后人新学所祖”。

有感于此，光绪十年（1884）冬，廖平于《起起穀梁废疾》《穀梁集解纠谬》以外，以《王制》为《春秋》旧传，参以先师旧说而加以训释，得专条二十事，力避“范氏恣睢暴厉，借雠人之刃而自戕其同室”之弊。

光绪十一年（1885）由仁寿萧藩、渭南严谷孙刊行，附于《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之后。此外还有四川存古书局《六译馆丛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重印本、民国二十年（1931）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本等。

《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成于廖氏经学第一变之时，主要是针对何休而发，总评何氏《公羊》之义，间及董仲舒之说，以“今古学”之标准，对董、何的《公羊》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是廖氏为揭《公羊》“大例”而陆续推出的大纲。

何休专精《公羊》之学，隋唐以来，号为绝学。有清一代，名家辈出，钩沉索隐，是学复明，然刘逢禄、陈立、孔广森等从违各异，门户犹深，加之何氏《解诂》亦有很多问题，致使《公羊》真旨不明。

有鉴于此，廖平“欲改注《公羊》，独标玄解，用发覆藏”，于是仿洪亮吉《春秋十论》体例，光绪十年（1884）成《公羊何氏解诂十论》，总括大纲，以为读《公羊注》之阶梯；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又成《公羊解诂续十论》，书中言今古学混乱之由与学者应守之家法，倡言今古学之分在礼制，不在文字义理。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复成《公羊解诂再续十论》。

是书主要版本有光绪《蛰云雷斋丛书》本、光绪十二年（1886）《四益馆经学丛书》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尊经书局本、宣统三年（1911）《适园丛书》排印本、民国十年（1921）四川存古书局印行《六译馆丛书》本。

《左传古义凡例》一卷，廖平撰。是书为廖氏经学第一变“平分今古”时期之作，乃其为作《左传》别解，先发凡起例，并总论三《传》。

书中以《左传》为古学，倡明《左传》古义源流，力辨三《传》异同，对前人时贤等误说，皆予以驳正。书中虽持今古分别之说，然主张“三《传》通力合作，各明短长，以相鼎峙；苟唯推崇一家，必致摧驳二《传》”。

该书成为廖平此后《左传》学研究的大纲。主要版本有光绪十二年（1886）《蛰云雷斋丛书》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川存古书局《六译馆丛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重印本。

《五十凡驳例》，廖平撰。是篇创作之由，廖平云，“五十凡文字不多，因其为义例所在，不得不深为研究”，而“杜氏混称五十凡，不惟经例、礼例无分，兼以史例牵合数之，殊无区别”，“自杜氏误以言凡者附会周公，致后儒说经，皆谓周公制礼作乐，施行后世”，“其矫诬《左传》者害小，其颠倒圣经者害实大，故具论之”。

该书首考《春秋》凡例之源，力驳杜预“五十凡”之失，书后附《论赴告例》《论同盟例》。廖平指出，杜氏“五十凡”之说名不副实，其中有专详典礼与经文全无干涉者，有同说一事者，有文义出入详略互见者，“统计重复外，不过二三十条，则不得冒称五十凡，以附会大衍”，“且大衍之数，属于《易》数，固非《春秋》师说”。杜氏解经，力反汉儒，以言“凡”、不言“凡”分新旧，分周孔。

廖平认为“汉儒不以凡、不凡分新旧”，“（杜氏）划分畛域，独创异说，全反汉义”，“通考传文，其言凡与不言凡者，莫不互相辅助，水乳交融”，而“杜氏比五十凡于大衍，以为周公史例，岂知緟复纠结，不能分别部居，标识自立，则不得称五十凡也明矣”。载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图书集刊》第四期。

《左传杜氏五十凡驳例笺》，廖平撰。是篇旨在驳杜氏“五十凡”之说，当作于《五十凡驳例》之后，为《五十凡驳例》的补充说明之作。

在《五十凡驳例》基础之上，是编增补了“嗣位朝聘邦交”之例三条，“出会致公”之例三条，“赴告则书”之例四条，“用师”之例七条，“取灭入溃”之例四条，“伯讨”之例二条，“薨葬”之例四条，“弑戕”之例二条，“国君大夫归入出奔”之例三条，“嫁女送归”之例四条，“灾”例五条，“土功”之例二条。

载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图书集刊》第五期。

是书又名《左氏集解辨证》《杜氏左传集解辩证》《春秋左传杜注集解辨正》，成于光绪十八年（1892），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民国二十四年（1935）两次刊刻，与《杜氏左传释例辨正》（又名《释例评》）相辅而行。全书分上下二卷，厘为十二篇，每公为一篇，上卷含隐、桓、庄、闵、僖、文六公，下卷含宣、成、襄、昭、定、哀六公。

该书为针砭杜预以例说经之失而作，廖平指出，东汉治《左传》者于本传义例所无之处，皆引《公》《穀》相证，而杜预力反二传，讥汉师为肤引，与范宁《穀梁集解》同。

杜氏以“五十凡”为周公旧例，不言“凡”为孔子新例，以本传明文断新旧之别，既误解《左传》大例，又误说文义，望文生训。有鉴于此，廖平遂于杜氏诠释经、传有未惬者，分别条录，指出其谬，悉加辩证。

主要版本有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成都排印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自刻本。

是书又名《左氏古经说》《春秋左氏古经说疏证》，是廖平于经学“二变”时改《左传》为“今学”后的著作。成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同年由成都府中学堂刊刻。全书十二卷，以鲁十二公为次序，各为一卷。

廖平初治《左传》，分为两端，其从《汉书·艺文志》中的《左氏微》得到启发，将《左氏春秋》分为义例的“说”和记事的“传”，沿着先“说”后“传”的次序，依次著成了《左氏古经说读本》《左氏古经说汉义补证》（又名《春秋古经左氏说汉义补证》）、《左传汉义证》《左传汉义补证》，而《春秋左氏古经说义疏》经、传同载，与《左氏古经说汉义补证》《左传汉义证》之经、传别行不同，是廖氏集其《左氏》学诸成果而成之作。

全书旨在阐发经义，广引二《传》、《礼记》《论语》《国语》《史记》等以相印证，博采贾、服、许、班等汉儒师说，以匡杜说之失。其间采杜说较刘文淇为严，多推传例、师说以补古注所无。

主要版本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成都中学堂刻本、民国八年（1919）重刻本、民国十年（1921）四川存古书局《六译馆丛书》印本。

《春秋图表》成于光绪十八年（1892），光绪十九年（1893）由尊经书局刊刻，光绪二十七年（1901）再次修订，将旧作《王制图表》《春秋图表》两图表加以修补，统名《春秋图表》，重刻于安岳。全书分上下卷，上卷九图、七表、一考，下卷十六表、一考，书前附陈鼎勋《春秋图表序》。

该书为廖平治《春秋》三《传》之精华所在。廖氏初治《穀梁》，以《穀梁古义疏》名世，张预《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叙》尝言“（《古义疏》）缀以表，旁及三《传》异同”，“终之以《诸国地邑山水图》”。

光绪二十六年（1900）湖南周文焕刊《穀梁古义疏》时，曾重刊《春秋图表》首卷。虽今本《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未存附表，然由是书可观廖氏治《春秋》之径路。

廖氏有云“《春秋》义例，有必须图表方能明悉者”。是编详考诸侯移封，牵涉二伯、方伯、卒正、连帅、属长、附庸，通贯尊卑仪制，发明《春秋》义例，求之经文，通考三《传》，丝丝入彀。陈鼎勋赞曰：“学者苟于此循序渐进，将由经学通中学，由中学通西学，体用兼赅，内外一贯。”

主要版本有光绪十九年（1893）尊经书局刊《四益馆经学丛书》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尊经书局修订本、民国十年（1921）四川存古书局《六译馆丛书》印本。

是书为廖氏经学第三变时期的著作，是廖平为发挥《公羊》“大一统”之说而作。作书之由，廖氏云：“欲天下一统，永保和平，必先于经学中偃武修文，化干戈为玉帛，以为全球一统之先导”，“必先有大一统之学问，而后有大一统之事业”。

全书条例共计二十三条，围绕“大一统”，从地域、历法、等级、礼制、政体、外交等方面，以《春秋》义例证明推演其“大统”之说，主张以《周礼》为“太平之治”的依归，倡言“大九州岛”“大同”“尚德”“讨贼”“弭兵”之说，谓《大统春秋》为地球古今皇帝学之起点、泰皇平天下之先兆。面对日趋激烈的中西之争，该书旨在以中学为本位，通过尊孔尊经，建构一个融合中西文化的学术体系。

主要版本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则柯轩刊本、民国四年（1915）绥定府中学堂本、民国十年（1921）《六译馆丛书》本。

该书为廖平继三《传》研究之后所作的综合研究，“三《传》镌后，别为《折中》”，最后由门人季邦俊就廖氏原稿补证而成，民国四年（1915）载于《国学荟编》。

廖氏有感于“自汉至今言三《传》者，喜言其异，不言其同，虽马季长有《三传异同说》一书，而异者自异，同者自同，初未敢于不同之中以求同也”，主张：“三《传》无彼此是非之异，宏纲巨领，靡或不同；文字偶殊，不关典要。”

前附季邦俊所作之序。正文首列经文，每经之下，按《左传》《公羊》《穀梁》之次序平列三《传》，每条最后缀以“评曰”，以论三《传》是非。旨在平三《传》之狱，以期会通诸说。季邦俊评曰：“洵系西汉以来未有之作。矜家法者卷舌，争门户者缄口，不徒七万余言，作三《传》调人也。”

主要版本有民国四年（1915）《国学荟编》本、民国六年（1917）四川存古书局《六译馆丛书》本。

《箴箴左氏膏肓》一名《再箴左氏膏肓》。汉何休作《左氏膏肓》，郑玄作《箴左氏膏肓》加以反驳。

据《后汉书·郑玄传》称，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郑玄乃著《发公羊墨守》《箴左氏膏肓》《起穀梁废疾》反驳何休；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何休、郑玄之书皆已散佚，清代学者作过辑佚。

廖平据清袁钧辑《郑氏佚书》本《箴左氏膏肓》，作《再箴左氏膏肓》，衡评何、郑之是非。如隐公元年《传》：“不书即位，摄也。”廖平比较何、郑之说，认为：“郑引《公羊》以驳何君，是也。”庄公元年《传》：“筑王姬之馆于外，为外礼也。”廖平认为何、郑二家皆失。但大体上以郑说为是，何说多非。

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井研廖氏刻本。

是书又名《刘申绶左氏考证辨正》《左氏考证辨正》，作于光绪十六年（1890）。是时廖平还有《左氏古经说读本》《左氏古经说汉义补证》《左传汉义证》等书，意在申明汉法，刊正杜义。又以《左氏》礼同《王制》，归还今学，不用汉说。

宋代林栗以《左传》“君子曰”为刘歆所羼，尚不疑及解经之文。清代嘉庆年间武进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用《公羊》以驳《左传》，认为《左传》不传《春秋》，《左传》的书法、凡例、“君子曰”等解经语为刘歆附益。后人崇信其说，皆以为《左传》本不解经，主张于《左传》删去解经之语，以还《左氏》之旧，如龚定庵《左传决疣》之类是也。

廖平认为，杜氏解经，多失传意，诚有可疑。若因杜疑传，欲相甄别，则门户之见，失之未考。今欲申明《左氏》，必先破刘逢禄之说，故备录其文而条辨之，然后《左氏》可申。《史记》引《左传》解经说五十条，则师说出于先秦，非刘歆所羼明甚。然《考证》之说盛行，非条辨之，不足以尽去谬误。

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井研廖氏刻本。

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张之洞延通经之士纂《经学明例》，门人廖平为《左传经例长编》，先撰数条以发其凡。而合川张森楷助之，先为“史微篇”，略采《史记》十二纪、年表、世家各编，用《左氏》之文及其解经之说，以折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之妄。

其有乖违，特申长义，必不可通，亦从盖阙。意在申《左》，而以史证之。《易例长编》则属之宋育仁。《左传经例长编》分正义、辨正、旁证、传例、补例、存异、阙疑等栏目，条理清晰，意在会通三《传》，揭示《左传》经例，示治《春秋》之门径。现存旧钞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廖平特重《王制》，以《王制》为今学统宗。光绪十一年（1885）春，以《王制》有经、传、记、注之文，旧本淆乱失序，于是考订改写，为《王制定本》一卷，以备作《王制义证》之用。《今古学考》下云：“乙酉春，将《王制》分经、传钞写，欲作《义证》。”“《王制》有经有传，并有传文佚在别篇者。至于本篇，经、传之外，并有先师加注、记之文，如说尺亩按汉制今田为说是也。”

《王制定本》即《王制订》。廖平于经籍中分经、传、记、注，不仅限于《王制》。除《王制定本》外，尚有《礼运礼器郊特牲订本》，乃至方技之书，也用此法。

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都尊经书局刻此书入《四益馆经学丛书》。民国十二年（1923），四川存古书局印入《六译馆丛书》。

《王制集说》一卷，廖平撰，范燮笔述。前有《凡例》。廖平认为，孔子以匹夫制作，其行事具于《春秋》，复推其意于五经。孔子已殁，弟子记其制度，以为《王制》。

今学《礼》以《王制》为主，六经皆素王所传，此为正宗。古学则以《周礼》为主，以六经皆旧文，归本于周公，此为别派。故博采古说经义，以明《王制》。凡古《礼》之与《王制》相异之处，则附存异义，以相启发。以王者指素王，非古之王者，《王制》统六经，为孔子所传，自春秋以至于西汉，流传最盛。先秦两汉子书，皆七十子流派，故多用《王制》说。

是书成于光绪十二年（1886）。民国二年（1913）《四川国学杂志》第九、十号，民国三年（1914）《国学荟编》第一、二、三期连载。民国三年四川存古书局印入《六译馆丛书》，民国十二年（1923）重印。

《分撰两戴记章句》又名《大小戴记章句例》。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光绪十二年（1886），萧藩欲为廖平刊《穀梁注疏》，平以尚未定，乃以《分撰两戴记章句凡例》一卷付之。订宗派类十五条，篇章类二十四条，义例二十七条，总例五条。此时尚分今古。明年，将“宗派”一门增为二十八条，遂易今古为帝王。

廖平以为，郑玄传《小戴》，不注《大戴》。东汉以后，《小戴》盛行。博士旧有二家，《小戴》出于《大戴》，单治《小戴》者非也。因“以今古为统宗，两戴全录，各以类从，不依旧第，惟注明篇目所出”。又以“《记》文繁难，较之《左传》，犹觉倍蓰，断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兹欲约十数人分篇治之”，故先为发凡起例。其凡例共三类，一曰宗派类，二曰篇章类，三曰义例类。宗派类分十五门，篇章类立二十四事为纲，义例类凡二十八例。

廖平晚年因所见有异，于宗派门类略有更订，至于篇章义例，则仍无所更异。

有光绪中《蛰云雷斋丛书》本、光绪十二年《四益馆经学丛书》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仁寿肖藩刻本、民国十年（1921）四川存古书局刊本。

《礼记识》是廖平读《礼记》所作识语，后汇集刊行。就《礼记》四十九篇加以批注，少则一二语，多则数十字，凡二卷。其中借《礼记》阐发其大统小统、皇帝王伯、进化退化、法古俟后之说，尤重孔子微言大义。如《檀弓篇》曰：“此篇大抵为微言派。孔子制礼垂法，弟子润色，可谓详矣。欲知圣作，所宜研究。”

民国六年（1917）《国学荟编》第八、九、十期连载，民国七年（1918）成都存古书局刊行，收入《六译馆丛书》。

《礼运礼器郊特牲订》又名《礼运三篇经传合解》《礼运三篇合解》。廖平认为《礼运》三篇为子游大同学。孔门子游、子夏为文学科，为《中庸》之道。前定子夏言《诗》，为君子儒，居北方，为魏文侯师；子游言礼，传大同学，居南方。二方二人各分居，故无所不统。列子为郑人，去宋如楚，考《列》《庄》所言，道家者流南人尤多。《论语》子游论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有末无本；子夏由君子以至圣人。是南北二大宗师，不妨斟酌，以求折中一是。

廖平将《礼运》三篇分经、传、记、注，并略加诠释，阐发天人小大、皇帝王伯之学。

民国五年（1916）《国学荟编》第二、三、四期连载，民国十年（1921）四川存古书局刊入《六译馆丛书》。

廖平以《大学》为皇帝之学，专在治平，乃以修身为本，不过推修齐以比平治。认为旧说之误，在以皇帝为入德之门、成人之学。宋人之言格致，乃方名物理多识之事，与《大学》宗旨相去霄壤。“齐家传”与平天下相通，“修身传”与治国相通。

又以“知止而后有定”五句分为圣人、至人、化人、神人、真人五等次序，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八句为《大学》四传，而删“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九字及“意诚而后心正”六字，俱谓为后儒所加，以相连缀。

又“知至而后意诚”下删“意诚而后心正”六字。又谓“诚意章”古本在经后，为《中庸》“至诚”说，朱子乃移与“修身传”相接。经文“诚”为天学，“正”乃人学初基，不相连。

其他如训诂字句，也多与旧说异。后附《大中引书诗为人天学说界划表》，其意引《书》为人学，引《诗》为天学，以证《大学》为人学，而《中庸》全为天学。篇首自记为“丙辰四月作”，当成于民国五年（1916）。

民国六年（1917）《国学荟编》第六期刊载，民国十年（1921）四川存古书局印入《六译馆丛书》。

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是书成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仿明黄道周《坊记集传》之意（黄书以《坊记》为经，每章胪举《春秋》事迹为证，意存鉴戒），作《坊记新解》。

民国二年癸丑（1913）廖平《自序》云：“按春秋时代，由禽兽进于野人，大约与今海外程度相同。孔子拨乱反正，作《礼经》以引进之，所以用夏变夷，为礼以教人，使人自知别于禽兽，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者也。由秦汉至今二千余年，验小推大，二十二行省，人伦礼教，浃髓入神，至圣之赐也。自欧化东行，一二喜新之士乃欲用夷变夏，所谓以旧坊为无用而弃之，正为今世言之。故仿黄氏之意，再解此书，用进化说，独尊孔经，以拨全球之乱，推礼教于外人。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者，礼教固不囿于中国一隅也。”其书意在以孔经驳西学，尊崇中国礼教。

民国三年（1914）《国学荟编》第一期刊载《坊记新解》，同年《四川国学杂志》第十一号刊载《坊记新解序例》。收入《六译馆丛书》。

《汉书·儒林传》云：“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以善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柏生、单次皆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诸言礼为颂者由徐氏。”颜师古注曰：“颂读与容同。”

廖平认为贾谊《新书》中的《容经》为《礼经》之纬，曾作《容经学凡例》，意在以《容经》作学堂修身教本，欲习仪者，当由容始。认为《容经》以《洪范》五事为纲：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以《周礼》保氏六仪为纬：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祭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容经浅注》就贾子《容经》旁引经史子书为注，阐发容礼。原载《国学荟编》一九一六年第三期，《中国学报》一九一六年第五期亦刊《贾子容经浅注》，文字小有异同。题下有注云：“卢校以圈为别。”

《周礼订本略注》三卷，廖平撰，乐山黄镕笔述。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庚子《井研志》著录大统各书后，先生复取其地舆诸说辑为《大共图》。政事、风俗、典章注《周礼》，名《周礼新义》，并推考义例注《诗》《易》二经。至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均完成（《知圣续编》，《六译馆丛书》本，第62页）。《周礼新义》又名《周礼皇帝治法考》，地官、夏官、秋官存稿残缺不完。黄镕之《周礼订本略注》即本其写定之经文，而未用其注。廖平旧有《周礼定本》，仿《王制订本》之例，分经、传、说写定，其稿未见。

至民国六年（1917），黄镕为之注而刊之，名《周礼订本略注》。以《周礼》为《书》传，如《王制》为《春秋》传，与《书尚书宏道编》互相发明。但止完成天官、地官二卷，当是未完之作。民国六年《国学荟编》第三期刊载，收入《六译馆丛书》。

《周礼新义凡例》共四十七条。廖平认为，旧以《周礼》为周官、周公作者，其谬误显著。考《周礼》十一言“周”，知郑注云“周，犹遍也”，是《周礼》为大统皇帝周知天下之书，与《周颂》《周南》《周易》同。《周礼》为百世以后俟圣人之书，为皇帝舆辐图制。五官法五帝，五土即五大洲。

此书为改“今古”为“小大”之后的著作。认为《王制》与《周礼》体例相同。《周礼》首天官而四辅，《王制》亦首天子自掌，而后四辅，二书体例全同，当分读以判皇王，又当合读以备终始。大约凡《王制》所已见，《周礼》不再见，故《周礼》大纲有缺略。郑注皆据《王制》补之，是也。《王制》未详，固可借证《周礼》，而《周礼》与《王制》互文隐见，尤关紧要。故二书非合读则两伤，故《王制》所有诸政典数目皆当加三倍、八倍、三十五倍推，以合于《周礼》。知二书互文隐见，则相得益彰。

凡例共四十七条，一九一二年连载于《四川国学杂志》第一、二号。民国六年（1917）四川存古书局印入《六译馆丛书》，民国十二年（1923）重印。

《周礼郑注商榷》一卷，光绪二十五己亥（1899）成书于射洪学署。

据光绪《井研县志》卷一二《艺文二·经部二》载廖平自序说，郑玄一生撰作，以《周礼》遍说群经，是其巨误。如内政修明，犹可言也；进而求之，则千疮百孔，疪谬丛出，既不能自立，乃欲攻人。考六朝郑学盛行，学者推奉，几同思孟。老师宿儒，依附门墙，托以自重；新进后学，震于俗习，莫敢谁何。即间有诤友，亦毛举小故，率意吹求，愈觉泰山之难撼。至于近代，李兆洛、魏源讼言攻击，肆口操莽，然但讥其变乱家法，所以然之故，得之甚浅，言亦不深。考经文之可疑，实郑君误解之过，则欲通全经，不得不力袪误说。郑君名誉甚高，非著专书逐条铺陈，无以餍服众心，回其观听，故先作《商榷》二卷，然后乃撰《义证》云云。其书专攻郑注之谬。

民国四年（1915）《国学荟编》第十、十一期连载，收入《六译馆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