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读后感1000字

《李鸿章传》是一本由梁启超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16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李鸿章传》读后感(一)：对历史人物应如何评价？

看《曾国藩》时，书里说清朝后期，能搅动风云，影响历史走向的只有两三人。而李鸿章无疑是其中一位。

接着看《李鸿章传》。书的作者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没有过分褒奖，也没有过分贬低。

对任何人的评价都应该放在人物当时所处的环境中去。任何脱离当时环境背景而评价一个人的功过与对错，都是不准确、不严谨的。

《李鸿章传》读后感(二)：梁公出品，必属精品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客观中肯务实，既有对个人的评论，又分析了时代背景，让读者耳目一新，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发展是史很好的指南。

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

无需再多加赞誉，梁启超先生的文行云流水，而李鸿章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人物，这个人物，英雄或是败类，自有历史评说。

李鸿章，是时代造就的英雄，但绝不是英雄造就了那个时代。

《李鸿章传》读后感(三)：读《李鸿章传》

梁启超写《李鸿章传》，论传体来言，一定是近代第一传。比什么《曾国藩传》《苏东坡传》不知道要好到哪里去，其因有二 一，梁与李是同时代的人物，凡是传体小说。首先是近，你要是隔个几十年再来写，其史料就不真，凡是如此的传文，都少不了想当然。都是后来者自己的臆想。梁写李，是在李晚年时开始动笔，李逝世后写完。正当好盖棺定论。所以梁写的李传最为真。 其二，梁或可为李敌人。俗话说最了解你的一定是你的敌人。梁与李同朝为官，在某些境遇上却也不尽相同。两人都是封建社会的读书人。都考举过功名，都同时在清朝末年主导举行过变法。无论是李的洋务运动，还是梁的戊戌变法。都可以算是那个年代的人对于国家改革的一种尝试。所以两人在某种程度上有许多共鸣。虽然李梁两人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但两个都算是操盘过国家级的项目负责人。梁对李有所评价，也可算是恰如其分。

《李鸿章传》读后感(四)：人各有难

李合肥逝去不久，梁任公即作此传记，二人时间上属于同一时代，离得太近一般没有办法看清楚一个人，不患所得资料太少，而患评论纷扰太多，且所得资料多为二手三手材料，反而是本人略带私隐的一手材料不易得到，因其多存于担忧利益得失关系的直系男性手中，况因作传人本身与逝者处同一世代，难免有交往上的亲疏远近爱恨别离，亦可能夹带有本人情绪而选择性择取论据，从而影响整体的可信性。然而梁任公实在是跟豆瓣评分一样可靠，所撰客观而精妙，所谓盖棺定论，大抵如此。 对李合肥，一言以蔽之，其人为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换用雷布斯的话来说就是，是风口上的那只猪，浪潮之巅来时，可抓住机会抟扶摇而上，随潮奔涌，数十载甚至几十载都可以无为而无不为，然则及至旧潮消逝、新潮涌动，则无可奈何花落去，不能自已。虽则如此，李亦是同代人中之佼佼者，不信君翻开史书旧笔，多少三公达贵，甚或帝王将相，不过于史册占据短短一行，或籍籍无名者亦多，而至于文忠公，欲书晚清则不可不浓墨重彩连篇累牍，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水平最直观最公正的体现。晚清四大名臣各擅胜场，若论起综合素质，考量整段生涯，合肥实属第一。 其功大抵有二，曰兵者平内乱，曰外交家腾挪转换于列强。以兵者论，得曾文正之助，建淮军，协助剿灭太平天国，并沿袭曾之结硬寨打呆仗之旧策，平发捻于中原，清末得以延续，全赖曾左李而已。至于外交，则褒贬不一，哪怕延至今时，亦多有谤语，概彼时清末国力衰微，妇孺当朝，八旗掣肘，外来诸国侵略愈急，卧榻之侧日本咄咄逼人急于掳掠，李亦自嘲补锅匠，勉力支撑大局却无力造时势于水火，唯东南自保之时略显血性，终究理智压下情绪，再度垂手赴京收拾残局，终被俄人逼死于病榻。 其人阴狠，唐浩明《曾国藩传》中记载的幼时杀鱼之旧事(“这么多人进学，唯独我不进，此鱼不可留”)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身处君主专制巅峰之清末，周旋于喜怒不定的后宫妇人与心机深重各怀鬼胎的拱默尸禄之间，非如此不足以崭露头角步步高升。较之曾左，其人私欲亦大，家资万贯，亲朋故旧满朝遍野，徒旧日之官僚，无新朝之姿态，以此而言，若仅论境界格局，梁任公实在要比李合肥超脱甚远。 其人非不欲强国兴族，实不能也。穷一生之所学，不过四处周旋，行表面功夫，竭力维持住旧朝的体面，及八国联军欺辱，体面既破，则勉力挽狂澜于既倒，哪怕家徒四壁亦力保房顶不倾覆而已。俾斯麦言语之中显出几分轻视，梁任公亦对其所面困境不以为然，亦有其道理，“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以此论之，李合肥之能力虽非中人之姿，亦不得傲视群雄，况曾文正有言“功可强成、名可强立，在人之努力耳，天下事有所逼有所激而成者居其半”，乱世频仍纷至沓来，所逼者甚，而合肥束手无策，唯唯而已，实非无双之雄。

《李鸿章传》读后感(五)：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唯一不自国藩得之。故有曾国藩，然后由李鸿章，其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乐乎。

谓李鸿章真之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以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也，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图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材，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侍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臣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衰足耶？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厉阶可也。

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管制关系，不吃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道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唯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洋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盖与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

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上而非发自下。

（马关）李鸿章此役，无功焉，亦无罪焉，其外交手段，亦复英雄无用武之地。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也，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观其于法越之役，则欲嗾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嗾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尝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夫天下未有徒侍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连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鱼肉而已。李鸿章岂其未知此焉？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十倍于李鸿章，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以为李鸿章之怜也。

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谓谤言，是其所长也。

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狡侩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彼无管仲之经世的识量，彼无孔明之治国的诚实，虽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学究，彼其以逸待劳，机智纵横，虑心平气，百般之艰危纠纷，能从容排解之，合胜海舟外，殆未见有其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