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读后感锦集

《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是一本由[法]阿兰•巴丢著作，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12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读后感(一)：维特根斯坦作为反哲学之成员

私以为，阿兰巴丢对维特根斯坦的批判是某种程度上建立在其对 反哲学之流的批判之上。所谓反哲学，则是对哲学所作的修正及批判，一反传统哲学中“意义”与“真理”的关系，且“反哲学行动在于听任存在之物自行显现，就“存在之物”（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一个真命题可以表述他而言。”（P29）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解读维特根斯坦的切入口。就此，作者从维特根斯坦在一战时读到尼采《敌基督者》而受到的触动开始，列举了两位的相似之处后，又指出了维特根斯坦与尼采分道扬镳之点——维式所宣称的极端美学。沿着这个轨迹，阿兰巴丢通过对TLP的解读，批判了维式有关“意义”一次的歧义，由此所导致其“本体论”及“主体”含义的模糊不清，更深刻地指出其作为反哲学的“非思想”的“行动”的不彻底（“存在”与“实存”的割裂）。但让阿兰巴丢最显露出不爽的则是，维式对数学的“浮浅且缺乏理解”，认为数学的实质远非“等式关系”。以致，阿兰巴丢甚至找到“反哲学”之流的共同点——对数学的厌恶，实际上则是本质上对“柏拉图主义”的敌视。

至于之所以大量依据解读的文本是TLP，乃因其是维式生前唯一的成“书”。而后期维特根斯坦“蜜蜂式”的叮咬显然让阿兰巴丢感到怒火。而这一风格的巨大转变——从论断性的格言体到矛盾反覆的自问自答——在作者看来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之前的论断性并非切于“实体”本质的。

窃以为阿兰巴丢对维特根斯坦，包括整个“反哲学”之流的态度绝非只有一种色调，他曾把“反哲学”与“智者派”（显然借用了柏拉图的讽刺意味）共同置于哲学之对立，甚至在他眼里维式后期就是转向了智者派，尽管他在最末又说“有关维特根斯坦的书都是好的”。还有令人诧异的是，阿兰巴丢竟认为维式后期风格的转变是收到经院语言学派欢迎的，私以为这在何种程度上都是解释不通的。至于这一点，刘的前言中已有正名。

《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读后感(二)：反哲学的维特根斯坦

李文倩

一个关于剧场的隐喻，根植于人们对哲学的理解之中。在古希腊，参加公共活动，是常有的事，剧场只是其中之一。而到剧场之中的人，大致有这样几种：一种是演员或参赛者，他们投身于竞争性的活动之中，追逐荣誉展现卓越；一种是看台上的观众，他们不参与竞争，是整个活动的旁观者；还有一种是生意人，趁着人多好做买卖。在这三种人之中，生意人的地位最低，因为他们的行为，只为着欲望的满足，既不展现卓越，也显示不出高贵。演员或参赛者稍好，他们的行为如果表现良好，能展示出某种卓越的品质，这是古希腊人所看重的。而地位最高的，无疑是看台上的观众，他们静静地端坐在那里，以旁观者的心态打量着这一切，犹如恒星般高贵。

后世所谓的哲学家所扮演的，正是旁观者的角色。他们所从事的理论工作，也并不以直接介入现实为要务，因为在根本的意义上，他们所追求的乃是认知意义上的真。但这样一种对哲学和哲学家的正统理解，从古希腊开始，即屡遭挑战。在这样一种背景中，当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丢（Alain Badiou）提出“反哲学家”这一概念时，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了。在反哲学家的谱系中，巴丢列出了一个不短的名单，其中包括赫拉克利特、圣保罗、帕斯卡、卢梭、克尔凯郭尔、尼采和拉康，而他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考察，正是将其放置在这样一个谱系之中进行的。

在《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一书中，巴丢主要以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为解读对象，阐发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意义。而对于《哲学研究》一书，巴丢则持一种极端反感的态度，不仅是因为此书对数学的蔑视，更在于它在20世纪英美经院主义哲学（即分析哲学）中的正统地位。巴丢针对《哲学研究》的态度，并不难理解，但正如刘云卿在《阿兰•巴丢的维特根斯坦》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一态度并不正确。其误解之处在于，巴丢混淆了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和对维特根斯坦的巨量阐释，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因为即使以巴丢的标准看，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哲学研究》对当代西方哲学而言，都是极具挑战性的。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讨论了世界、事实、事态和对象等形而上学问题。但他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在对以往哲学的批评中展开的，更确切地说，有一个反形而上学的维度。维特根斯坦在此书中，做出著名的可说/不可说之分，并指明真正可说的东西，是与可观察的经验相关的，即自然科学的命题。而那些超验的东西，诸如上帝、伦理、美学等，则是不可说的。巴丢指出，“哲学的荒谬性在于它相信自己能够迫使不可言说之意义（即上帝，如果人们愿意这么说的话）在命题意义的形式下言说自身。”以我们的语言表述，即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哲学因为误解了语言的用法，将形而上学当成了科学，自以为是在追求真的东西，但哪里知道，这样一些东西在根本上是无意义的。

哲学不是理论，而是一种行动，这是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的著名主张之一。以我们在本文开篇即谈及的那个隐喻看，这一说法的颠覆性在于，它将哲学与科学剥离了开来，即不再认为哲学追求认知意义上的真，而更多的是一种行动。如此一来，哲学家亦即不再是那个静静的旁观者，而更多扮演政治家、演员或参赛者的角色。行动显示价值。“上帝”一词的意义，即不存在于命题之中，而是在行动中显现。

巴丢指出，“数学是横亘在通向行动的伦理至高点之路上的主要障碍。”因为，“如果数学能思考，那么柏拉图主义就有意义。”而如果柏拉图主义有意义，那么正如传统哲学所坚持的，沉思才是高贵和第一位的，而行动永远是次等的。事实上，在传统形而上学之中，数学处于极为核心的地带。数学关系的永恒性，昭示着这样的真理，即人们只有将自身的毕生精力投入到形而上学的研究之中，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不朽。而在现实的世界之中，一切都是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因此，针对具体事务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只有相对的价值和意义，而在根本上不具备任何永恒性。维特根斯坦深知这一点，但正如巴丢指出的，他认为“自柏拉图以来，数学是一种主要欺骗，即形而上学欺骗的决定性支撑。”

在上述的意义上，为确立行动的优先性地位，对柏拉图主义数学观的批判，就在所难免。巴丢指出，“在晚期维特根斯坦向着智者学派转变之时，根本性的措施在于将数学相对化、悬置以及人类学化，归根结底是将数学打造成一种传统游戏，其最终的依托是我们的语言习惯。”这样一来，一切必然为真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有的只是相对的东西。这就在根本的意义上，为确立行动的优先性扫清了障碍。

从巴丢立场看，他对维特根斯坦思想中行动之优先性的确立，持一种肯定态度。而且，他还相当激进地认为，维特根斯坦在其个人生活之中，对这一思想贯彻得不够彻底。因为维特根斯坦在做过各种各样的行当之后，最后当上了剑桥的哲学教授，而这“在行动的照耀下显得荒谬，甚至令人恶心。”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亦可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对行动的强调，一旦推至极端，正如20世纪所有激进的政治运动一样，其实是十分危险的。当有人告诉维特根斯坦斯大林主义的反自由状况时，他曾这样回答：“专制并不让我感到愤慨。”他甚至还说，“在我内心深处，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维特根斯坦在面对现实政治时的幼稚状况，表明人们对行动之优先性的积极强调，是多么容易走向一条危险的歧路。

（[法]阿兰•巴丢（Alain Badiou）：《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严和来译，沙明校，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

《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读后感(三)：清晰的语言消失在沉默的行动中

一、哲学写作的普遍困境

《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第二部分题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较之第一部分所操作的，在其后的篇幅里阿兰·巴丢更为具体地探讨了维特根斯坦的修辞学：从《逻辑哲学论》时期到《哲学研究》时期的过渡，以及转变的内部动机。作者在本书前言部分曾将其归为草率，想来亦只是谦辞而已。

在这一章里，阿兰·巴丢有言在先：（受限于德-英两种语言的互为干涉，以及奥地利用法的影响）他无法宏观地考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只能基于其前后两个时期的对立，研究他文体内部的转变动机。作者无疑是敏锐的，他首先就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写作“总是处在相对的和不确定的位置上”。然而为何如此，却没有急于给出一个答案。毋宁说，阿兰·巴丢接下来分析的是哲学传播与交流的方式。

存在一种最贴切的方式，在诸种策略里，那就是面对面的哲学交流：一方提出问题，一方给出答案。交换看法与互为答辩不仅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彼此的理解，也排除了任何境况的怀疑可能（即时的沟通能够迅速消除不理解）；其次的途径是练习，再次是教科书，最后才是独立意义的哲学作品（“书”）。

作者对哲学这几种交流方式作的排序，尤其是将“书”置于最末一席，并非不可理解。因为前面几种无一不是“朝着理性劝诫目标的自然矢量”，简而言之，它们蕴含着循循善诱的劝诫目的，其所指向的都是学生或将要成为门徒的人（与宗教等质齐观）。但“书”不同于面对面的口头交流，——在这里“书”被区分为两种含义——它要么是对无法重现的课堂教学的一次徒劳尝试（课堂听讲的潦草记录），要么是纯粹私人性的思想记录（因为主体的反复思索而难以辨识）。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书”，它们的重要性均远不及口传意义的哲学讲授。

如我们所知，维特根斯坦的确在奥地利乡村当过多年教师，但是据一位来自基希贝格的老人回忆：“那个疯狂至极的家伙想把高等数学引介给我们小学的孩子们。”1可知作者谓维特根斯坦想成为教师是“一个道德的幻想”亦非诳言。

这一难局（对哲学的目的来说，“书”几无必要性可言），无疑极大地抬高了哲学写作的技艺门槛：“它总要考虑赢得赞同，这就需要实现预见到尽可能多的反驳意见”，而哲学话语的组织方式则必须“防止任何异质性的东西潜入，也不作任何澄清，以免欺骗穿帮”。质而言之，“书”如若想争取到尽可能多的重要性，其句法就必然是坚实的，其本质亦必然是独断论性质的——无论它如何高调地宣扬心灵的自由。

尽管如此，阿兰·巴丢依然认为由坚实句法锤砸的断言式作品，免不了让人疑惑，而这一困境归根结底应回溯至哲学作品书写的教学目的（说服）上。哲学家在写作时不可能不使用日常的语词，但为了服务这一根本需求，语义的普遍性必然要发生“扭转和外延”；进一步说，即便哲学家不使用日常的语汇，他们转而另造新词，新词的词义与已然发生扭转的日常语汇也是殊途同归的，此即令人费解和疑惑。

那么，哲学写作的普遍困境意谓什么？阿兰·巴丢指出这困境主要是哲学作品总是在以下二者之间不断地摇摆：

a.系统化，公理化，晶体的单一性

b.修辞化，诗化，绝对的歧义性

二、两个时期的语言之对立与关联

在《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看来，“问题在于产生一部没有外延的作品。”他明确反对词语具有歧义性，也因此反对任何修辞力量的介入。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句法坚实源于以下两条原则：第一，完全的断言。这可以从全书没有一处问号（没有疑惑）得以佐证。断言反映的是一种彻底依赖于自身的主体性坚实；第二，由数字编号所构成的剪辑原则。这一点既不意谓持续的写作即是持续的论证，也不指称前后文间的断言存在任何从属，譬如[T.1.1]就不从属于[T.1]，它们至多只能被看作“衡量陈述的一种形式属性”。

至于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选择句法坚实的动机，则如我们所知：他希望通过清楚地处理可说之物，从而让不可说之物自行显现于沉默当中。维特根斯坦急于将哲学从清晰的语言让渡给沉默的行动，因为对他来说，行动是价值得以显现的惟一途径，而坚实的句法不过是行动之前的必要准备。

当然，这一时期的维特根斯坦同样受困于哲学写作的普遍困境，歧义性在《逻辑哲学论》里主要表现为“意义”的分割，它被区分为世界之中的意义与世界的意义（价值-意义）。

总的来说，《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风格是这样的：他试图以系统化规避修辞化，用公理化决定诗化，剪辑句法严阵以待歧义性的出现。由于普遍的困境在维特根斯坦这里矛盾加剧，从而无形中制造出一种可怕的张力，用阿兰·巴丢的话说，瞬间决定一切才是其风格。

然而到了《哲学研究》时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则急遽地转变为歇斯底里化：提出问题，由答案又变成问题，无休无止的放肆追问，毋宁说这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取消了前一时期的那种以句法框定词义的决定，进而导致了词语彻底的不稳定性。但是，从《逻辑哲学论》时期到《哲学研究》时期语言风格改换的深层动机，如作者在本书第一部分所揭示的，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维特根斯坦对“非理论”行动的向往实在不可遏制。由于“厌倦了沉默且徒劳地等待前所未有的行动”，维特根斯坦最终放弃了坚实句法的节制策略，从而投身到对积极的非思想的狂热操练中。维特根斯坦这样阐述他的意图：“矛盾只有在它折磨人时才有意思，因为，它既展示着那些令人恼怒的问题如何能从语言中出现，也揭示了何种事情会引起折磨。”

在另一方面，阿兰·巴丢也试图找出这两个时期语言风格的关联之处，换言之，有没有一些不变的因素恒常地存在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中呢？有的。从否定性一面来说，维特根斯坦自始至终都“确信数学具有哲学性的罪恶本质”；从肯定性一面来说，其语言风格的转变也只应被视为一种准备策略的改换，但策略的目标始终如一。便是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行动一以贯之的是他对“世界的意义”得以自我显现的渴慕，是对沉默行动的向往。

三、语言最终归于行动：维特根斯坦语言综述

在尝试概括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风格之前，我们不妨先来谈一下阿兰·巴丢的写作风格。毋庸置疑，他的写法非常机智，也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因此，他的片语解纷往往容易让缺乏耐心的读者视为粗陋——就像人们误解尼采那样——后者在《快乐的科学》中的一番话不妨作为答辩：“我在处理较为深奥的问题时，就像洗冷水澡一样，快进快出。……顺便问一句：对事物只做蜻蜓点水式的接触和闪电般的观察，是否就不能理解和认识它呢？……但至少还存在许多特别令人发怵、棘手的真理，它们都是暮然间被人领悟到的，这委实令人惊喜。”2

阿兰·巴丢坚定地将维特根斯坦纳入其反哲学谱系的核心原因，便在于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存在着无法绕开的行动因素。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逻辑哲学论》中的这句格言：“哲学不是理论，而是行动。”[T.4.112]同时，还有这一句：“我想我概括了自己对哲学的态度，当我说，哲学应该如写诗般去创作。”（维特根斯坦在40年代说的话）进而，阿兰·巴丢干脆否认了有哲学语言存在的可能：只存在清晰的表达和诗的写作之间的一种摇摆。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这正是哲学书写的普遍困境。在《逻辑哲学论》时期，维特根斯坦试图以“剪辑的句法原则框范了不可避免的词义变化”，进入《哲学研究》时期后，他取消了这层钳制，因而与前一时期的策略完全背道而驰。他总是在哲学写作的普遍困境里选择一个因素抵靠，又彻底拒绝另一个因素的接近。于是，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要么是难以接近世界的本质，要么是无法说出可言说之物。

阿兰·巴丢最后如此总结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在过多格言或无尽问题的车轮刑罚之下，每一种反哲学都终结为道德神学（或美学，一回事）：只有救赎行动打断批判的喋喋不休。”这便是说，语言最终归于行动，清晰的语言消失在沉默的行动当中。

2015年2月5日

（《文汇报》2017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