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僻处可有人行？》读后感精选

《幽僻处可有人行？》是一本由张志扬著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附别册图书，本书定价：129.00，页数：96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幽僻处可有人行？》读后感(一)：反思

作为引集，在我看来，作者以哲学家的身份，站在东方的立场上，窥破西方文明带来技术的同时，所带来精神文化层面的冲击与殖民。同时，以东方的思维去理解西方的哲学，求同存异的过程还是充满着危险，如他自身所经历的岁月。

思想不可总结，作者以事件，文学，电影三个方面为例证，以自身的研究方式去呈现与哲学相对应的部分。既能深邃，又让人在反复咀嚼中，有所裨益。

诚然，从本书中我学习了门的概念，也学习了从语言的明示中发掘其隐喻，从拒绝中察觉允许的标准。

世界趋向于平庸，结合如今的社会，更得以明了平淡之可贵，平凡之伟大。我们的曾经为他人的理想而战，将他人的实现当作自身的实践之路。以不恰当的比喻，就像请他人娱乐，他舒爽，而你背锅，大多得不偿失。

所以如今跳脱出来，以阅读开拓心灵空间，胸中有万千沟壑，腹中有诗书气息萦绕，肚中波澜能撑千帆。这亦是理想，亦是人生之路上高悬的孤星，我相信它在，它就会在。

我们仍旧要奔波，要思考。要化解理想与现实碰撞下的动荡，要肩负为人父，为人子的责任。这一切似乎是理想与现实对接的唯一，亦是我所能确定真实的途径。可这林中路，似乎太过寂静，便是所问:幽僻处可有人行？

《幽僻处可有人行？》读后感(二)：张志扬：中国思想界的脚力（刘小枫）

张志扬：中国思想界的脚力

刘小枫

张志扬恐怕是我国学界学历最低的哲学教授——如今六十岁以上的教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不算稀奇，因为我国到八十年代才初建三级学制，但张志扬连本科学位都没有……

日本以数十万大军攻占武昌后的第三年（1940年），张志扬落脚在这个“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的古城，父亲是长江码头上的“脚力”（挑夫），老人家断乎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将来会成为中国未来新时期的思想界“脚力”。

高中毕业后，张志扬以优秀成绩考上大学，但没有如愿上大学念文学，命运莫名其妙地分配他进了农机学院，时在五十年代末——两年后，因实在念不进农机，张志扬主动退学，次年重考大学，虽成绩优秀却再次被分去农机学院。张志扬干脆不去报到，放弃当大学生的资格，到武汉钢厂夜校任语文教员……“史无前例”的爆发时，张志扬年方26岁，次年便莫名其妙地被捕，一关七年——那个年代被捕入狱的人如今大多有了一段光荣历史，张志扬的单身囚室对面的单身囚室关的就是一位老资格共产党人。神奇的是，张志扬在狱中开始自学哲学和德语，七年狱历等于念成哲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一同入狱的其他人大多要么疯掉要么乘放风时跳楼走了……莫名其妙地出狱后，张志扬被分派到一所乡村小学喂猪，一喂三年，可以算作他的博士学历——张志扬最早的哲学论文是在猪圈旁边写就的。七十年代末，百废待兴的国家成立社科院，设考招聘研究人员，正在喂猪的张志扬凭狱中学力考得副研究员职称。我念研究生时，读到他在猪圈旁写的文思并茂的文章，感铭至深，禁不住给这位副教授写信时敬称“老师”（我在北大时的老师们，当时大多也都是副教授），他却坚持自称“大哥”——等我见到他时，果然一副大哥样，从此视为大哥……直到如今，坐过七年单身牢狱的张志扬，身板仍然硬朗如大哥。

张志扬的学术生涯始于改革开放，八十年代中期从湖北省社科院调至湖北大学，受命支撑该校德国哲学研究所，九十年代初南下海南大学，与友人共同筹建海大社科中心，教书育人至今。凭靠狱中修炼得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功力，张志扬在八、九十年代致力研究德国现象学和存在哲学；2000年后，张志扬的思索进一步在政治哲学、诸神学与哲学之间展开，用他自己的话说：哲学向政治哲学——用语言两不性去西方本体形而上性；政治哲学向诸神之学——用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去西方一元一神性；诸神之学向哲学——用元典的无形之道去西方意识形态性。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狱中学历磨练出来的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始终担挑着中国哲学思想百年来的艰难重负。

2008年8月于中山大学古典学中心

注：本文系为刘小枫老师《思想的临界——张志扬教授荣开七秩志》一书撰写的“前言”。《思想的临界——张志扬教授荣开七秩志》，贾冬阳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幽僻处可有人行？》读后感(三)：（转）哲学家的智慧灵光

文 / 陈华文

哲学家在我们眼中，都是讲逻辑、重理性的人，也许是这种人因为学术研究的缘故，给人们的印象是成天皱着眉头想问题，一点都不可爱风趣。然而读了张志扬的《幽僻处可有人行？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全三册），也许会改变对哲学家片面的认识。80后、90后的青年人可能对张志扬感到陌生，然而曾经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的年轻读书人，对他格外熟悉。

张志扬1940年生于武汉，现为海南大学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湖北省社科院调至湖北大学，随后在90年代初南下海南大学担任教授。同时兼任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教授。近年来，出版了《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西学中的夜行：隐匿在开端中的破裂》、《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的阴暗之谷》等哲学著作。

《幽僻处可有人行？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主要由《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事件阅读经验》、《维罗纳晚祷的钟声：文学阅读经验》、《E弦上的咏叹调——电影阅读经验》三册散文随笔组成。三册书中的40余万字，均为首次发表。书中，张志扬回忆他传奇而曲折的生命历程、难以释怀的人生故事和独到另类的文艺感悟。他以“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彰显着哲学与生命相互碰撞的气质。人生、文学、电影三重妙门之内，尽是一位哲学家关于阅读的私家记忆。

这三册散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志扬读书思索的身影，同时在朴素、简练且有深度的文字里，显示出他令人嫉妒的才学。在《维罗纳晚祷的钟声：文学阅读经验》一册中，汇集着张志扬近年来研读小说、欣赏艺术的切真感悟。他读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题为《无常的毁灭与不朽的生命》的文章中，他开头就真挚而热情地写道：“不管高更如何，也不管毛姆如何，只有《月亮和六便士》摆在我的面前：一个多月来，我备受他的折磨，必须把它唤出的感受精灵释放出来。”他为什么如此感叹？那是因为他感叹毛姆的文学天才。因为天才首先带着生活的新鲜感受，发现新的层次或属性为传统的内容所不相容，因而无法借用传统的形式来表现这种新发现的缩激活的内心冲动。

卡夫卡是现代主义小说的大师，张志扬尤为喜欢他的作品，他们两人多少有些“气味相投”。读完《城堡》、《法门》、《圣旨》之后，张志扬挥笔写下题为《卡夫卡距离》的感悟。他写小说感悟的一个显著特色，并非拘泥于小说内容的铺陈叙述，更不会进行感性的赞美，而是在研读的过程中碰撞出独立思想。张志扬可以说是“书评”中的高人，也许这正和他的哲学底蕴有关。

张志扬在文章中对卡夫卡给予优美的评论：“卡夫卡想以绝对的否定性，既不要城堡，也不要自我，而一切归于寂静，这时全善的另一世界，思想不在喧哗。”张志扬也何尝不是这样？他之所以在当今熙熙攘攘的大众中优雅低调，是他不屑于那些所谓的名气，他更乐于在宁静中放逐思想。

对于艺术美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张志扬也有着自己的思考。抽象是审美当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同时也是艺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题为《抽象：自由，气韵，自由气韵》的文章中，他探讨了艺术中抽象的本质。他认为，抽象当然是针对具象而言，即超越具体形象的限制。然而，超越有限度吗？这个问题问得好，让整个艺术界顿时语塞，也许艺术界永远都不会有整齐划一的答案。张志扬的高明之处，就是使很多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追问中引发重新的思考。这也许是张志扬作为哲学家存在的真正价值。

来源：深圳特区报

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5-03/14/content_3167101.htm

《幽僻处可有人行？》读后感(四)：邓晓芒老师在张志扬老师七十华诞诗话会上的发言

（本文摘自“行在边圻”的新浪博客：《哲学家张志扬老师七十华诞诗话会在汉举行》一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23853a0100bxhd.html ）

我接到通知的时候呢，已经时间很紧了，所以来不及写一首诗，加上我这个人比较笨，在这方面没有那种急智，所以呢，我只好说几句干巴巴的话。

我认识志扬兄是在1980年，在武汉大学的德语进修班、提高班里，当时进来一位风度潇洒的青年，当时我们都是青年，他和一般的教师和学生都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人有点特殊，于是就主动找他聊天，谁知道一聊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有二十多年吧，将近三十多年了，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长期以来我对志扬兄是心悦诚服，志扬兄不光是我，而且是跟我们同年龄的那帮人——就是经过下乡知青后考上研究生的，在武大、在华师大、在湖北大学，先是读研然后工作的这一帮人共同公认的大哥。对于志扬兄的学识和人品大家是没有话说的，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当时我们在外面开会的时候，我们武汉作为一个群体，首推的就是志扬兄作为我们的代表或者说是发言人，在这方面我觉得是有原因的。根据我的亲身的感受，我第一次被志扬兄所震撼的是他当年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夜行的里程》，讲安徒生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太好，几乎是没有看到过的，有那么好的文笔，有那么深的感情，那么细腻的体会；后来通过不断的接触，发现志扬兄在哲学方面有一种特殊的眼光，有一种哲学感，有一种哲学的直觉。我们搞哲学的，搞长了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这个人学哲学，不在乎你学了多少知识，而在乎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哲学有一点像诗，有一点像艺术，他需要有那种感觉，志扬兄那种感觉特别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经常你哪篇文章给他看，只要他看一遍，他三言两语就能指出你这篇文章的重点、缺点或长处，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他不是根据你的句子分析，而是凭他的直觉，而且非常到位。很多学生晚辈都喜欢拿文章给他看，就是希望在他那得到点拨。我自己也很有感受。当然我和志扬兄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有些不同，记得我们当时经常在聚会的时候争得面红耳赤，经常是打口水仗，志扬兄采取的办法经常就是沉默，随便你们去说。然后呢，偶尔他就冒出几句话让你想半天。所以说志扬兄的这种风格就是和他的年龄和人品是结合在一起的，我和他有将近三十年的交往，我觉得我对他的了解不在乎对具体的观点的分析或是做了什么事情，而在乎一种心灵的相通。

再一个我觉得志扬兄的思想不是一种张扬的。现在有很多搞哲学的也好，搞文学的也好，搞评论的也好，都很张扬，这个送礼，那个推荐、鼓吹，有一帮学生就形成一个流派，然后这个派的人就互相抬轿子，志扬兄他根本就不搞这些，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个上面。他不讲门派，我们谁听说有张门弟子？没有，（下面插话：有，我们都是……邓：那是私门弟子，它不是一个宗派。）中国人搞文学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喜欢搞宗派，喜欢抱团，我们入了它以后就结成了一个死党，谁要是说我们老大不行，那大家就群起而攻之，我觉得这个非常要不得，志扬兄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是树立了个榜样，虽然在社会上，在学术界，在文学界，大家都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从武汉出来的，志扬兄也是从武汉出来的，武汉帮，武汉派，汉派或者是清流，等等这些说法，但是从来没有一种正式的约束，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潮，这样一种倾向，而这样一种倾向，我认为在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它是一股潜流，它不是在表面上那种咋咋呼呼的那些泡沫，而是潜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一股潮流，一种思潮，不管你现在叫得多么响，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但是背后的那个灵魂，有一种一脉相承的时代精神或者时代感，总的来说我们这种时代精神是在潜流里面，不是在那种表面的公开的那种场合叫得很响的，而是看不出来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很明显的很多人是素不相识，只是一种神交，只是通过读过志扬兄的一些文章就为他所吸引，为他所打动，然后就不远路程地跑到这里来，来见志扬兄一面，我觉得这种事是很令人感动的，也从里面就窥见这个时代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集中着中国人的心，什么东西在背后起作用，暂时看不出来，但是一旦时机合适，它就会形成一种狂风出现，这是我的一种感觉。

那么最后我想以一个回忆来结束我的谈话，在1986年还是1987年，我们游青城山，在游青城山的时候，志扬兄在上山的时候出了一个上联，叫做：我上山山高我高崇高之外。当时我想了一下，就对了个下联，这个下联对得不是很工整，后来经过皮道坚的修改比较工整了，我对的是：水下谷谷深水深深邃其中。这个对联对得不工整，后来皮道坚就改成：你下谷谷深你深深邃其中。这样“我”和“你”就对起来了。我想这就是我和志扬兄和我们一帮朋友所追求的一种境界：一方面崇高之外，追求道德上的崇高；另一方面追求思想上的深邃。这一点类似康德所讲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律。谢谢大家。

《幽僻处可有人行？》读后感(五)：（深圳商报）张志扬：幽僻处可有人行？

深圳商报特约撰稿 金敏华

张志扬，1940年生于武汉，1959年肄业于华中农业学院农业机械系专业，1962年进武汉钢铁公司第三业余中学任教，1980年考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87年调进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1994年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教书育人至今。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张志扬属于始终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少数思想者之一。其独特地位在于，在中国学术界，他既能有意识地深入跟踪不断变换的西学重述之所呈现的“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问题，又能反观中学以开启、显现与之相应的对话身份和对话能力。为此区分了“现代中国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并为后者应对施特劳斯新古典主义的挑战而做奠基之礼。

主要著作有《渎神的节日》、《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缺席的权利》、《语言空间》、《创伤记忆》、《禁止与引诱》、《偶在论》、《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西学中的夜行——隐匿在开端中的破裂》、《十课题书——从个人尊严的辩护到思想自由的辩护》、《幽僻处可有人行？——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三卷本）。

1940年生：“不忍诞辰一身墨，天公送我漫天雪。”四十年：“点苍台白露冷冷，幽僻处可有人行？”五十年：“你是世界的光，我在黑暗里走。”六十年：“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百年苍凉：“南冥有木，彷徨乎无为其侧。”

这段话，是张志扬为自己拟的一段人物小传。

10岁解放，20岁失学，30岁坐牢，40岁入翰林，50岁南迁，天之涯，海之角……张志扬是中国哲学界真正具有原创性思想的学者。

1

对一些爱好思想的年轻人来说，张志扬的名字早就像一位秘密教父那样传开了。

说到张志扬的名字，也许有些人还很陌生，但是对于一些爱好思想的年轻人来说，张志扬的名字早就像一位秘密教父那样传开了。虽然理解或认识他的思想的人确实不多，但是凡了解了他的人无不对之深表佩服。事实上，长期未有过什么亲传弟子的张志扬，在国内不少高校内都有其崇拜者。这一有趣的现象，或许能令人想起阿伦特笔下的海德格尔。

1994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中国哲学研究》推出张志扬专辑《渎神的节日——奇异的思想历程》，刊登了米歇尔·肖恩哈尔斯博士英译的张志扬著作三章《墻》、《俑》、《X门》，并加以评价性的“编者说明”：“虽然张志扬哲学文字晦涩，但你会在字里行间发现一些真正的哲学。张志扬的晦涩难解后面所隐含的东西要比单纯的晦涩要多得多。”这也表明张志扬获得了一定的国际承认，他的思想的确值得当代中国学人关注。

要了解张志扬的哲学思想，必须从他传奇而曲折的人生经历入手。

此次出版的三卷本散文集中，第一卷《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事件阅读经验》第一次完整勾勒出张志扬的人生历程。他以1980 年进入学界作为一个大的分界线，此前四十年挑选了几个主要人生事件，此后三十年又分两段，“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和“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各挑选了若干代表性事件留下的记忆与文字。

2

一场“”对于我的意义，往简单里说，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懂了何谓‘懂’。”

“我家住在长江边靠近小河口四官殿王家巷附近的民权路黄皮街小蔡家巷69 号……”在《进入“”的身份》一文中，张志扬描述了父亲的“历史问题”如何转移为儿子的“现实问题”，充满忏悔地回忆了个人经历的第一次大字报。他写道：

果然，“”前的大批判来了，如批《早春二月》，我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于是写了《文嫂之死》，发表在全国的《冶金报》上……一方面，我只是武钢三业中的代课老师，另一方面，内心已有一个声音在说：“看吧，‘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如果前述“身份”是委屈的，那么现在似乎能表明，身份下承担着的却是一颗“忠诚的心”；不管你们怎么看我，可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悟与捍卫够得上一个“自觉的战士”。

“报应”很快来了，这段经历给张志扬留下了终生的反省，他一直力图摆脱它。上世纪80年代，他在自己的学术处女作《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中，努力地、身体力行地将“批判性文字”转变为“描述性文字”，就源于这一情结。

当然不仅仅是语言观。

张志扬后来说，一场“”对于他的意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懂了何谓‘懂’。”这对他往后走上“哲学”几乎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既是一桩历史事件的遭遇者、承受者，又是它的幸存者、反省者，即当事人、旁观者与反省者一身三任，因此，我命里注定不能回避它。”

3

这种“守望边缘”的立场，乃是理解张志扬思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期间，张志扬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七年，他在那里深刻体察了人性。对这一段经历，学者刘小枫曾如此描述：

神奇的是，张志扬在狱中开始自学哲学和德语，七年狱历等于念成哲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莫名其妙地出狱后，张志扬被分派到一所乡村小学喂猪，一喂三年，可以算做他的博士学历——张志扬最早的哲学论文是在猪圈旁边写就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百废待兴的国家成立社科院，设考招聘研究人员，正在喂猪的张志扬凭狱中学历考得副研究员职称。我念研究生时，读到他在猪圈旁写的文思并茂的文章，感铭至深，禁不住给这位副教授写信时敬称“老师”，他却坚持自称“大哥”。

这样的经历，在当代中国学界十分罕见。

张志扬40岁时，才真正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这朵晚开的花，却结出了令人惊艳的硕果。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最先提出“存在哲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创伤记忆”等哲学概念，一直暗暗引领中国哲学思潮的风起云涌。

然而，与他那秘密教父式的名声相对照的，却是他自甘边缘的位置——远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大学，那里几无学术氛围可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志扬南下海南大学，与友人共同筹建海大社科中心，教书育人至今。他的低调，他对任何“中心主义话语”的警惕，在圈内人所共知。这种“守望边缘”的立场，乃是理解张志扬思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其实，细究张志扬文字中的思想光泽，全都离不开其一脉相承的自甘“边缘”的立场，“说得形象点，我们既不想‘漂泊’也不想‘还乡’，只想把近百年的遭遇落到我们个体身上的沉重负担清算给文字——立此存照。”即使后来身处体制中，他仍然坚持着这个初衷，“不介入任何钦定的命题与头衔，清贫也罢，落寞也罢，‘民哲’也罢。”

4

“一言以蔽之”，恐怕没有比1982年他给学者赵越胜写的只有一句话的信更有代表性了：“大地、暗夜，只有脚步声。”

吉光片羽。从《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事件阅读经验》一书中，大体可感受到张志扬的两种写作风格：一类是经验性感受与描述，一类是思想性反省或沉思。

学者随笔一般被看成学者的闲余文字，张志扬的散文随笔却并非如此，而是他学术文章的补充或提供一种个案分析。其实思想随笔并不比学术论文好写，刘小枫就说过：“写小品比写学术论著费精耗神得多”，因为它是真实的“生命经历的缘分”。在此次出版的三卷本散文集中，张志扬从生存方式切入小说、电影、读书、评论、交往、沉思，逐层剥离一个人的遭遇、迷惘、破灭、反省、追问，散发着个人的生存感悟。带着问题意识的知识视野无疑更为广阔，张志扬以自己的“我思”建构着哲学的个人化风格，

最能显现他的文字风格的，或许还是脱胎于《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下篇”的《维罗纳晚祷的钟声——文学阅读经验》。在他自己看来，“《门》仍然是我最本色的文字与心态。思想、情感、意志未分地糅合在文字中，率性而为。它与（上世纪）80 年代总的文化氛围相当融洽。”

如果要“一言以蔽之”，恐怕没有比1982年他给学者赵越胜写的只有一句话的信更有代表性了：“大地、暗夜，只有脚步声。”之前在武汉，赵向他引介马勒的《悼亡儿》，张志扬如受电击。

5

我把它的严重性与“二战”后特别严重起来的“犹太人问题”相提并论，叫做“中国人问题”，即中国人如何能摆脱西方人的看而真正回复自身。

张志扬是铁杆影迷。他曾经说过，“哲学界恐怕没有谁像我这样一生都痴迷着电影的”。

他萌生过考电影学院编剧系的念头，“几乎天生地喜欢观察人，连读小说都能读得活生生地在眼前像电影样的演绎，甚至往往将自己演绎进去，如‘白日梦’”。他还写过剧本，改编了小说《保密局的枪声》，寄给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严文井导演；写过评论，“长春《电影文学》杂志发表了我的两篇电影文学评论”。不过后来认为自己“做不了影评家”，因为写起来总比别人“慢半拍”，从来赶不上趟。遂开始作不少阅读笔记，他把看电影叫读电影，像读书一样，细嚼慢咽地“品”。用他的话说，就是“我才不在乎什么技巧不技巧，一盘菜，任你是个什么做法，归根结底总要放到口中咀嚼一番，滋味总是‘咂’出来的。”于是有了这本《E弦上的咏叹调——电影阅读经验》。

张志扬的观影笔记别有况味。他在分析小说《朗读者》与电影《生死朗读》时感慨道：

上一代人不管做什么事，归根结底总要说成是为了下一代人做的。所以……“化解”至关重要。如果下一代人完全取中断的态度，即不予承担、不负责任，那么，历史就会在下一轮重复中报复地索还加倍的利息。

他最后在《电影中的“凝视”引导》这一节中，如此总结：

为什么“看”被固执于一种“定向地看”？怎样能够打破这种“固执看”的固执？最后，“如何看”才是“看”应有的敞开与关怀？……回答上述问题，几乎成为中国170 年来的灾难史。我把它的严重性与“二战”后特别严重起来的“犹太人问题”相提并论，叫做“中国人问题”，即中国人如何能摆脱西方人的看而真正回复自身。

他的电影阅读体验仿佛在等待有心的邂逅者的会饮。而电影对他真正的意义或许在于，“正是看电影，包括看画听音乐，包括喝茶喝咖啡，所有这些我都拿到同等重要的气定神闲中来，即便比例的时间少得可怜，10比1如何，它也是我血液中软化动脉的微量元素，我的文字生命才没有干瘪，没有枯槁，没有提前‘墓木拱矣’。”

他最先提出“存在哲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创伤记忆”等哲学概念，一直暗暗引领中国哲学思潮的风起云涌，他的名字，却因其“自甘边缘”的立场而少有人知。

学者随笔一般被看成闲余文字，张志扬的散文却并非如此，而是他学术系统的一种补充。他新近出版的三卷本散文集《幽僻处可有人行？——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呈现了这位自嘲为“民哲”（编者注：相对“官哲”的一个说法，指的是民间哲学研究者）的思想家的另一面：他传奇而曲折的生命历程，重要的人生“事件”，他的小说、艺术和电影的私家记忆……其中幽微难言的思绪、千磨万击的自我拷问摄人心魄，正所谓“点苍台白露冷冷，幽僻处可有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