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摘抄

《哈贝马斯-牛津通识读本》是一本由[英国] 詹姆斯·戈登·芬利森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页数：33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哈贝马斯-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一)：《牛津通识读本 哈贝马斯》

最早知道哈贝马斯的存在是在刘擎老师和吴伯凡老师的课程中。

之所以选择牛津通识读本刷书的第一本是《哈贝马斯》也是因为这个，在通读完之后感觉更能理解哈贝马斯的思想，也更能理解两位老师讲的"主体间性"。

正像书中所提到的，哈贝马斯从不为初学者写书，所以大多数人在第一次读的时候会有种挫败感。

而《牛津通识读本—哈贝马斯》的作者则是由浅入深的讲解其高深的思想以及理论研究，也正因如此，也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去大致的了解哈贝马斯，了解一个时代的伟大思想。

《哈贝马斯-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二)：现代生活的普通人读政治哲学

作为初识哈贝马斯的读物，这本书很好的勾勒出一个框架。 哈贝马斯，海德格尔，胡塞尔，韦伯，马克思，黑格尔，两百年的思想演变是与人类的技术爆炸同步。 社会学和政治哲学不可分离，系统所描述的科技和工具对非系统领域的巨大扰动不可忽视不见，这些结果直接促成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巨大冲突之间，现代人既要完成未竟的现代化，又要思考如何敉平文化带来的鸿沟。 而我们甚至无法准确判断这个进程能否赶得上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速度。得知如此消息不免让人灰心丧气。 当今之世，专业化和细分化已让哲学无用武之地，转而向内作为爱之求真者的内在要求，这不免受制于现代物理学前沿的进展。在这个空隙之中我们得以分出精力来进行社会公平以及个人和共同善的思考，这几方面并行不悖。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又对我们的思考底层进行了致命一击，我们必须掌握的更多，面对巨大的知识压力以及生活中的观念压力。不可否认，人口的爆炸，寿命的延长以及教育的普及却并未能带来全面的思想的启蒙，反而反向的结果更引人注目。 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体能否用自己的生活来回答如何才是最深刻的反抗，又以之建立在坚实的思辨和人类智识思考之上，是方今之时我们要尝试回答的问题。

《哈贝马斯-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三)：记录

1. 公共领域的衰落。(对信息质量的思考)

2. 高效交流的共识基础。

3. 语言真值。描述，评判指向祈使句。“杀人是不对的。➡️不要杀人。”

4. 意义本身是主体间的，不是客观的，不是词语与事物之间的两极关系。(语言环境，共识为何，语言真值或功能判断，言外之意)

5. 商谈是关于交流的交流，是在行为的情境下对未达成的共识的一种反思性交流。其在现代社会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具有调节作用，调节现代社会日常冲突的缺省机制。其功能在于更新或修复未达成的共识，并重新建立社会秩序的理性基础。但其是高度复杂的，没有想说就说的自由。条件有三，一、基本逻辑和语义规则(无矛盾，连贯……)；二、主宰过程的规范(真诚，负责……)；三、免于胁迫、阻挠、不公正和施压等规范。(a:别在办公室抽烟。b:凭什么？(a也抽烟)➡️进去商谈)a:我最近刚戒烟，你抽我怕我瘾犯。b:这样，那行。)(个人觉得还需要对冲突的敏感和解决欲望，但这一点对个人素质和修养要求较高，所以面对冲突首先要做的就是冷静，反思自己，反思冲突过程，能邀请引导别人进入商谈就谈，如果对方是流氓，赶紧溜。)

《哈贝马斯-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四)：书评

意义本质上是主体间的而非客观的。言语的语用功能使对话者走向共同的理解，并达成主体间的共识。相对于语言的认识功能，语用功能具有优先性。真值条件意义理论把命题作为语言中基本的意义单位，而语用学意义理论则把说话当作语言中基本的意义单位。哈贝马斯否认真值条件意义是基本的意义，对哈贝马斯而言，语言的交往性目标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为达成语言的交往性目标，就需要言语的语用意义有所保障。言语的语用意义取决于言语的有效性，而说话人为达成共识所提出的理由则是有效性的基础——行为、言语、命题本质上是公共的，这是因为意义取决于理由，理由本质上是共享的——要达成语言的交往性目标就是要在提供具有有效性的理由的宣称的基础之上，在主体间形成共识。达成理解作为人类语言的终极目的内在于人类语言中，为保证共同理解和有效意义的获得就需要为达成理性共识搭建有效的商谈原则，在该原则下提出理由，这意味着这个原则必须以可普遍化为其基础。在此，哈贝马斯挪用了康德的思路，将共识从实质的道德观与善观念中解放了出来，把注意转移到对检验规范的程序的设计之上。但与康德将道德的普遍化理解为一种由内在的思维程序可普遍推出的东西不同，哈贝马斯坚持假如有限的个人视角要向无限的交往群体的调节性理想开始延伸，就必须开展实际的商谈。商谈本质上是对话性的，与康德对原则的可普遍性的独白式验证不同，道德商谈不能只通过个人的推理能力得以贯彻。哈贝马斯将有效的民主制度视作这种实际商谈程序的理想，认为重要的是设计一套正当的制度以保证后习俗社会中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人们能达成相互的理解与共识。在这里哈贝马斯同罗尔斯一道，强调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同样的，与罗尔斯一样，对哈贝马斯而言，重要的工作并非是识别社会中的否定性力量，而是更为实际的为重建有效的民主机制贡献规范性的力量，续写现代性的理性话语。

《哈贝马斯-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五)：徐友渔：轮廓分明的思想家头像

哈贝马斯是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他的思想贡献可以放到亚里士多德－斯宾诺沙－马克思这个序列中来理解和评价，是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他的理论不但对当代德国和欧洲的政治现实作出紧跟时代甚至引领潮流的论述，而且很少见地对德国和欧洲的现实直接发生影响。

哈贝马斯在新世纪初曾来中国访问，在多个城市和学术机构进行讲演，他还主动要求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见面交流，他对中国当前发展与未来前途的关心令人倍增好感，他的访华被有些人称做可以与近一个世纪前罗素、杜威来华访问讲学相媲美的学界盛事。

中国读者对哈贝马斯有着浓厚兴趣与巨大热情，然而，他的著作卷帙浩繁，他的思想宏富深远，他的论证细密复杂、借用引证广泛，因此，直接阅读他的著作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难事，入门介绍是很有必要的。英国学者詹姆斯·戈登·芬利森的这本《哈贝马斯》是相当合适与实用的入门小书。

本书的首要特点和优点是作者的介绍简明扼要、清楚准确，深入浅出地转述了哈贝马斯的基本思想，思想发展的主要阶段，思想形成的社会氛围、文化背景，以及在德国现代哲学思想中的脉络与传承关系，对于不打算在哈贝马斯的思想大海里遨游的人，或者水性还不足以应付思想的旋涡和波涛需要在浅滩过渡与练习的初学者，它的程度是合适的。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自始至终把理解和介绍的重点放在对于哈贝马斯思想的总体把握上。哈贝马斯的思想体系庞大复杂，涉及哲学、语言、道德、政治、法律和社会理论各个方面，而且发展变化的幅度也比较大，如果没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就会遭遇到瞎子摸象般的困境，就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作者有统领全局的能力，又有删繁就简的功夫，所以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用粗线条构成的轮廓分明的思想家头像，读者丝毫不用担心在细节中迷失方向，在论证和辩驳中头昏脑涨。

尽管有上述两个特点和优点，但绝不要以为，本书的价值就仅仅是浅显和明白易懂。认真研读之后可以发现，由于作者对哈贝马斯思想的精髓有深入准确的把握，所以本书的根本特点是论说精到，这个优点对于与诞生哈贝马斯思想的社会、文化环境相距甚远，对于因为处于社会转型期而有特定期待并容易产生特定偏见的中国人来说，显得异常重要。可能有很多中国人早已通过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形成了对于哈贝马斯思想的印象，如果本书的阐述与已有的印象有距离的话，那么可以相信，这里的说明更为准确可靠。

本书详细介绍了哈贝马斯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发表于1962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范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虽然哈贝马斯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但他对于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的分析与他的前辈霍克海默、阿多诺有明显的不同。作者指出：“哈贝马斯研究方法的关键之处在于，它表明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尽管存在局限性，但绝不仅仅是一个幻觉，因为它原则上是开放的；只要拥有独立的财产并受过教育，不论声望、地位、阶级或者性别，都有权参与公共辩论。没有人在原则上被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虽然在实践中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尽如此。”作者还指出：“哈贝马斯在最后的分析中提出了一个怀着希望的推测，认为现有的内在于政党这类机构的公共领域，仍有可能发挥上述功能。只要有合适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公共领域理念和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缝也许能够再次弥合。”

这说明，作者注意到了，哈贝马斯与他的前辈批判理论家不同，在追求批判的深刻性和尖锐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准确性和分寸，并没有失去现实感，因此避免了前辈的偏颇和一味激烈。哈贝马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上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没有完全否定，因此对于这种社会进行自我调节与更新，从而有发展余地的可能性是有认识的。

正是这种现实性——或者叫做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使哈贝马斯的学说具有吸引力和生命力，不像其他批判理论家那样因为脱离现实而边缘化。霍克海默在晚年说，他对资本主义表示无限的歉意：“应当公开宣布，一种即使存在有缺陷的，可疑的民主制，也总是比我们今天的革命必然会产生的专制独裁好一些。这种公开的表白，出于真理的目的，我认为是必要的。”“用自由世界的概念本身去判断自由世界，对这个世界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而又坚决捍卫它的理想……就成为每一个有思想的人的权利和义务。”他还说，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不可避免地有许多不公正，但仍是暴力海洋中自由的岛屿，这岛屿的沉没也意味着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内的整个文化的沉没。认错和表示懊悔固然说明真诚，但也说明理论的缺陷。不能说哈贝马斯的理论避免了这种缺陷，但可以说这种缺陷不那么严重。

哈贝马斯后期和新近思想的发展对于当前中国思想的启发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如本书指出的，哈贝马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获奖演说中断定“现代性是一项未竟之事业”，他反对时髦一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阻止或逆转现代化进程的企图是徒劳之举。他对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持警惕和批评态度，提倡一种“宪政爱国主义”，即基于民主宪法、自由平等和多元文化的普遍适用的价值对于自身所处的公民社会的热爱。

总之，这是一本开卷有益的书。

徐友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发表《“哥白尼式”的革命》、《形形色色的造反》、《告别20世纪》、《不懈的精神追求》、《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等著作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