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二千年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国政治二千年》是一本由张纯明著作，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9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政治二千年》读后感(一)：政治学or政治

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新东西带来的一瞬间喜悦已经无味，反而是那些随着你久了的，一直抱着睡觉的枕头，一件只有在家才会穿的小衫，或者时而出现在案头的书签，常常带你出神。小书馆的书读起来就会有种怀旧之感。

政治是个复杂的话题，历史上关于政治的故事数也数不清，而今天仍在进行着。中国人独爱政治，擅长谋略，中国上下五千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留给了政治，那些王侯将相、成王败寇，或功成或名裂，演来演去不过是这薄薄一本小书。

集权与分权的制衡博弈，幕僚官吏的长袖善舞，如今来看有些事情仍旧是旧酒装了新瓶。中国近代百年屈辱，迫使更多人去思考体制的弊端，去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只是学习制度容易，培养精神难。今天这样的政治环境，是经济，历史，文化，太多因素造就。口号式政治，士大夫的理想主义，文字即是行动的终点，这些在今天只是换了个形式继续存在着。能不能改变，该不该改变，哪种政治就是好的政治，理想国是否存在，作者在70年前回答了。在今天会有人直面这些吗？

抛开书的内容不说，用言简语言回答这么一个复杂问题实属不易。在那个年代的治学之道可见一斑。书中偶有故事值得回味。比如关于廉洁。这本是基本要求，在今天也奉为最高标准。看来冥王在选拔干部时思路更清晰一些。

最近看了一些关于政治的书。很散。想学一学这个离我很近又很遥远的东西。然而政治并不是政治学，政治学绝对解释不了政治。加入人性这个要素，一切学都无法用学到了。

《中国政治二千年》读后感(二)：短小精悍，回味无穷

中国政治二千年，很大的标题，但是作者却作的是小文章——他的目的不在做一本中国政治史或政治制度史，而在指出自秦汉到现在中国（民国二十八年）政治的特点和动向。而这，正是最初吸引我阅读此书的。

本书正文只有六万余字，很适合一口气读完。

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和中国经济社会相适应的——到民国二十八年，中国依旧没有走出农业社会，走出生产家庭化的阶段，所以国人的一大特点就是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对政治没有兴趣。所以，要改变中国，不仅要有新的制度，而且要有新的法律观念、新的行政观念、新的政治道德。制度是可以从外国借鉴的，但是观念道德则必须本土生成。

作者认为中国虽有大一统的传统，但因为经济交通的条件不够，大一统一直只是种理想的状态，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一直不够紧密（余窃以为这点，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才得到改观）。中央与地方必须有明确的职权划分，而这个又必须建立在合理化的财力分配的基础之上。这个，我们至今还在努力中。

作者鲜明地指出，在心理上，国人认为政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对政府的理想是给予民众修养生息的机会，同时可以保境安民。这个论点有待商榷，因为现在国人对于政府的期望，还是蛮高的。

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风气（名教、倾轧和高调）是士大夫阶层的风气，因为士大夫的风气决定了二千年中国的政治风气，可谓肉食者鄙。而政治风气也是与中国社会农业化或工业化程度低紧密相关。这个，我很赞同作者的观点，希望随着社会工业化，政治风气也可以有大的改观。

全书其实有一条线，贯穿其中，就是中国的政治，是和中国的经济社会密不可分的，唯有改造经济社会，才可以真正转变中国的政治，真正的早就一个强大的中国。

最后，附录两句作者的原话，我认为这两句到今天依然适用：

制度是可以模范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仅模仿其制度而不培养这种制度后面的精神，是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其结果是理论与事实扞格不入，计划与事实凿枘难通。

我们的文化力量的伟大是没有人能否认的。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自豪。以往的异族所带来的文化根本不能与我们的文化相抗衡，其同化是自然的。现在的异族文化比我们的文化优越，如果我们还存着同化他们的梦想，我们就太不自量力了。

《中国政治二千年》读后感(三)：摘抄

第一章 皇帝、专制、统一

P14：造成新的政治局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英国学者罗素在他的《权力》一书里把权力分为两大类：传统权力与新得权力。传统权力有长久的习惯为其后盾，用不着特别的理由以维持它的存在。而且传统权力差不多都有强有力的宗教或类似宗教的东西来扶持它，如果有反抗的发生，就会被认为大逆不道。传统权力比较容易保持，因为它自然地有一般人的同情与拥护。新得权力就不同了。它没有习惯为其后盾，它没有舆论的同情。拥有新得权力的人常有地位不稳固的感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其他政策，都是这种恐惧心理的表现。

P17：儒者的政治思想确是稳固政权及保持政权最好的方案。汉以后的皇帝，无论骨子里说信仰的是佛是道，都要表彰儒术。二千年来儒家——“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的儒家——遂成为历代皇家的护身符。

P20：因经济交通的条件不完备，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力本来是极其薄弱，一到中央威权稍为低落的时候，野心家就会乘机而起，结果是十余年或数十年的混乱，全国陷于无政府的状态。混乱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就有强力者出，若千年表面上的统一。如此转来转去，转了两千多年。

第六章 政治风气之——名教、倾轧、高调

P70：中国人的旧习惯，据张（君劢）先生的观察，是勇于私图、巧于趋避、退有后言、恩怨之私及通融办法等。有了这些习惯所以就是“大家拼命鼓吹欧美的法制，或某种主义，其能否在中国生根发芽，实是一大疑问”。我们对张先生的看法是极端赞同的。自前清末年到现在，一般人把政治制度及其他各种的改革看的太容易了。每看见西洋人有甚么新颖的主义，新颖的运动，新颖的制度，我们就想马上搬到中国来，以为如此如此，我们便可以富强起来。这种办法显然的对于某种主义、某种运动或制度的真义及背景没有深刻的考虑和了解，结果是机械或割裂的模仿，盲目的提倡。忽而模仿其民治，忽而模范其共产，忽而希望模范其独裁制度。旧的逐渐破坏，而新的却杂凑起来，没有一贯的条理。这固然是望治过切，急不暇择的结果，而也是对本国的需求不甚明了，以致只抄袭了皮毛而忽略了精神。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仅模范其制度而不培养这种制度后面的精神，是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其结果是理论与事实扞格不入，计划与实施凿枘难通。

《中国政治二千年》读后感(四)：很耐看的一本“小书”

五六万字篇幅，如何解说中国二千年的政治史？说起来似乎不可能，但这本小书真的做到了，还挺好看。当然，你会说这肯定会挂一漏万，这话果然不错。但对于不是专门做政治史的人而言，举重若轻有一个轮廓，得其精髓，真的蛮好的。

一、 结构之美

先看书的结构：

绪论

1. 皇帝、专制、统一

2. 有形政府之一——中央

3. 有形政府之二——地方

4. 无形政府之一——幕僚

5. 无形政府之二——书吏

6. 政府风气之一——名教、倾轧、高调

7. 政府风气之二——贪污

余论

怎么样？有形政府依附于机构，无形政府依附于人，进而就是弥漫于政治（官场）之风气。

每一层都包含两章，中央与地方，幕僚与书吏，关系与物欲，两两对应。

如此具对称之美的目录，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展读之冲动？

二、 警句迭出

书虽短小，却不乏中外之比对和历史之传承，呈现出来的，是清晰的认知和精到的文字。以下仅举几例。

秦始皇留下了“皇帝”名号和“统一”的观念。“革命运动终于辛亥年间成功，秦汉所留下来的皇帝制度从此结束了，秦汉所遗留下来的统一观念从此而愈见巩固。”

中国没有欧洲那么幸运。“环绕着我们的各民族，其文化都在原始或近原始的态度中，不但不能给我们所需要的刺激和模仿的榜样，而且助长了我们民族妄自尊大的心理。”

中枢之政没有固定的制度，其中原因“是君主不敢以大权授人”，生怕尾大不掉危及王室；与此对应地就是“宰相不敢以天下为己任”，宰辅制度不能成为一种健全的政治制度。

咬文嚼字是士大夫的本色，文字成为唯一的政治工具，借文字挑拨是非是士大夫的惯技。 用慷慨激昂的文字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是士大夫的特长。一二人的私言遂一变而为天下的清议，禀国钧者（如李鸿章也）不敢不受清议的支配，导致最后结果无法收拾。“大言误国，以邀美名”。甲午中日之战就是最好的例子。

三、 抗战背景

此书出版于1940年，自然会有抗战的色彩。很多议论都是围绕外抗强敌而生。

“当外来势力向我们猛进的时候，我们又是在满清统治之下。”如果当时的统治者不是满清，同盟会就不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在强敌压境国势危急的时候，以革命而消耗元气，减低了国家对外的力量。

“把这一次抗战与甲午中日战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这四十余年间，中国政治的统一、国民对国家意识确有显著的进步”。甲午之役是李鸿章与李鸿章之战，是以直隶一省当日本全国，当时各省对战争漠不关心——败后有当事者致函日军，求放还两广的军舰，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对比之下，这次抗战则为中国历史上自来所未有的全民抗战。

还有，我感觉，全书前面三章非常客观冷静，文字松弛，但到最后两章，因为常常论及时政，故而笔端紧张，文字情绪化了许多，激昂、愤愤之情溢于言表。

《中国政治二千年》读后感(五)：学以致用

《中国政治二千年》，作者张纯明，在中国近代史上似乎并不算是第一流有名的人物，1902年官费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与尼克松同班。回国后曾在南开大学任教，毕生从政，为国民政府服务。1949年迁居香港，后赴台湾，1970年移居美国，1984年辞世。

据腰封上的介绍，这本书是“中国政治学百年发展史上一步不容忽略的著作”，因为种种原因淹没于无名，今被当代中国出版社收入“小书馆”系列出版，才算重见天日。

这本书的格局，大约可比于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声名很大，他那一本《中国近代史》却很小，简练通达，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开拓之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史》写作时，蒋廷黻已投身政治，在抗战期间的流离中完成了这部小书，手头资料匮乏，许多引用仅凭记忆。《中国政治二千年》亦是如此。“在战时首都的重庆写书最大的困难是参考资料的贫乏。极平凡、极普通的书籍在这里也无从寻觅。回忆三年前，北方各大学图书馆内写作的便利不禁感慨系之矣。”这段自序写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的重庆曾家岩。

这本书名为“中国政治二千年”，却不以说明中国政治二千年的历史为职志，因其探讨的重点在“中国政治”而非“二千年”，书名的含义大约可以解为“二千年来的中国政治”。全书除绪论和余论外，共分七章，首章提挈纲领，讨论“皇帝、专制和统一”，继之二章讨论有形政府，分别为“中央”和“地方”，又二章讨论无形政府，“幕僚”与“书吏”，末二章讨论政治风气，一为“名教、倾轧、高调”，一为“贪污”。这样的格局，便可见其写作的初衷并不在明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而在于从中国政治的历史中提炼出结论，以为当时的借鉴，学以致用的意思非常明显。这大概不是张纯明一人才有的情怀。近世中国大凡研习法政的人，无不心怀报国之志，以拯救时弊、提出建国方案为己任。即便非专门研究法政学科，亦不乏如是者。

书中不少观点有趣而值得寻味。作者肯定中国政治有“统一”的传统，但指出“所谓统一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大半是有名无实”，并分析原因在于“经济交通的条件不够”，“终于与地方间的经济关系不是很密切，中央对于政治的控制自然是很薄弱的”。由此衍伸出结论，在言及近代地方区域的划分时，作者提出“区域之大小不足虑，最重要者是现代式交通工具的敷设”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的“统一”有名无实的观点及其原因分析，可以引发一个有趣的问题：既然中国的地理（土地广袤）、经济（自给自足）、交通（仅靠马力）等诸多客观条件并不利于成立一个有效的大一统的国家，何以却产生了大一统的思想，而“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用尽聪明才智勉力维持大一统的格局？

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理论自来是取自消极无为主义，老百姓所要求于政府者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不是兴利造福。在心理上认为政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a neccessary evil），不做事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有趣的是，中国人在坚持了两千年“小政府”之后，却一举成立了最大的政府。有一说清末改革的实质是清政府由传统社会的小政府向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大政府转型的过程（《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参酌历史，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着近代以来救亡的紧迫，导致中国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小政府的国家，矫枉过正地选择了大政府的道路。

论及名教，作者指出“崇拜文字”在政治上发生的不良影响，其中一种就是“把文字与行为看成一件东西，如果有事该办，我们政府的办法是，一纸公文命令下级机关‘遵照办理’，下级机关也照例一纸呈覆，此时就算一件照办了”。虽无确凿的证据，但此种结论至少有一半是可信的，因为它在今天的政治实践中仍依稀有影。我对批判这种现象没有热情，我所关心的是这导致一个麻烦的问题——文书档案有多大的可信度。我大学时学“历史文书”，被“等因奉此”折磨得不轻，老师说公文流转的过程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活动的过程，写毕业论文，便是全凭文书档案为据，自觉没有佐证，只能是自说自话。

本书使用的纯正的现代汉语，洗练而干净，毫无文言的痕迹。由此我忽而想到一个问题，近代西学东渐之后，西方语言对汉语的影响究竟有多深。据我凭看过为数不多的书所见，学英语（或法语德语等）的人的白话文风格与学日语的人有所不同，而学俄语的人，可谓是独树一帜。俄语文法繁复，由此决定了其表达可以无限精确，进一步决定了其译成以含蓄模糊为美的汉语后出现了许多“长难句”，看上去十分啰嗦。窃以为由俄国引入的马克思主义与“党八股”的形成未必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