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读后感锦集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是一本由孙郁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30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读后感(一)：安抚人心的文字

“汪曾祺其实通世故，故写人的俗气入木三分。可是他点缀江湖的昏暗时又颠覆了昏暗。他的文字里隐隐闪着智性的灯，照着昏暗里的世界，使我们这些在俗气里久泡的人窥见了人性的美，于是眼前清爽了许多，为之击节不已。”

一直很喜欢汪曾祺的小说，他描述事物淡淡的，但却包含着丰富的感情。看着他写的文字，心情会变得很好，他的文字很有安抚人心的味道。但读这本书前，我完全不知道先生还曾经写过样板戏，沙家浜里智斗一场戏就是他写的。后来多看先生写的散文，长了不少知识。

民国时代的文人，也许是有特殊时代背景的原因吧，很有些承上启下的意味。传统诗书精通，又经过五四洗礼，能接受西洋文化。和现在全盘教育国外化相比，当时的文人想必个个都是“全才”。读先生的散文，能够体味到先生对故乡高邮的感情，对联大生活的眷恋，《泡茶馆》《跑警报》都是从一件件小事中反映出联大独有的治学氛围，颇有些魏晋遗风的感觉。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读后感(二)：汪曾祺的暗功夫与人立方

孙郁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以专题形式论述与汪曾祺相关的人与事，恰似人立方关系搜索，勾勒了文字后的汪曾祺，令人耳目一新。

“杂学，是精神的代偿，我们可以由此知道艺术的深未必是单一的咏叹，往往有杂取种种的提炼。这个现象很值得回味。没有杂识与多维的视野，思想的表达难免过分简单。”孙郁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汪曾褀红火的时候，许多人去模仿他，都不太像，原因是不了解其文字后的暗功夫。这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汪曾祺自己也未必注意。

杂学源自杂览，又不限于此。作家与学者不同，学问不求其专深，但求其趣味与烟火气。这一点，作家与编辑相近。出版家罗竹风先生曾提议，编辑要做杂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广采博览，兼收并蓄，以适应编辑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并且要懂得珍惜，懂得积累，在编中学，在学中编，每编一本书都要增加一点新的知识，站上一个新的台阶。作家亦应为杂家。

杂览之外，汪曾祺结缘昆曲，经历梨园风雨，亲近文人字画，无一不为他的文字添彩。在孙郁看来，中国的文与画，是文人生命延伸的地方，笔墨之间的闲情有提升灵魂的作用；在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度，诗画才是精神的寄托；许多隐秘都在那里，流淌着玄学的气息。这是道的层面，不贤识其小，我以为从术的层面来讲，文人画的布局与留白，当能启示文章的结构与行文。

一个人的构成，与因缘际会的人物密切相关。孙郁以汪曾祺为出发点与立足点，详略不一，梳理了与之相关的数十个人物。他秉承的是比较文学的学者路数，不过偶尔也有作家式的感叹。

孙郁说，沈从文影响汪曾祺，有三个方面：欣赏苦难边上的美丽的谣俗；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与政治保持距离；对内心感受的忠诚。李健吾当年欣赏沈从文不说教，在故事与诗境里拓展丰富的人性，而这些为半个世纪之后汪曾祺所继承。孙郁认为，沈从文后来终止的写作，是被汪曾祺这个学生完成的。

孙郁说，老舍是个放得下读书人架子的人，他对平民的爱与观照，有点基督徒的意味，将大的悲欣融入其间，内心热流滚滚；他留心院子外的空闲之地，觉得空闲的地方无权无势的人的故事才有意思；他对百姓的苦乐极为敏感，好像其间的一切也是自己生命的一体，所有的冷暖都关乎自己的存在。从大众与民间提取诗意与趣味，聆听世界更本原的声音，老舍给予汪曾祺暗示多多。孙郁认为，在一定层面上讲，老舍对汪曾祺的亲切，可能不亚于沈从文。

孙郁说，黄裳在离古人近的地方抨击现实，接着旧事说事，根底在今世，思想是左翼的无疑；同样是好古，他还是革命者的思维，就有现代的理念在此；无论怎样谈过去，黄裳其实都是在讲今天的体验。而汪曾祺与之类似，在贴近士大夫的时候，他的底色已经染有红色的痕迹。孙郁认为，《沙家浜》后来值得一看，大概和汪曾祺残留的那点趣味有关，否则，作品必然还待在八股的套路里。

孙郁的解析与论断，有阅读的快意。亲近与学习一个作家，最好的方法，自然是阅读他的作品。但有时候，读者不免陷于其文字的罗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难以领会其妙处。孙郁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能让读者跳脱其中，读来让人心明眼亮。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写作是颇有意义的。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读后感(三)：善于发现的孙郁

11月12日

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一书读完了。孙郁对汪的文字有感情，又和他有过交往，来写这样的一本书，是合适的。汪曾祺曾说过，他下放时，闲着无聊，读鲁迅的小说，想着一篇篇写下自己的读后感。但因为懒，终究没实现。汪曾祺的文字，其实不算多，若是对其感兴趣，写写和他交往的人，他的阅历，他的文字的师承及特点，是挺有意思的。现在由孙郁写出了。

我是抱着看看的角度来读这本书的。——我对汪曾祺感兴趣，过去是因为文字，现在，对他的生平，也感兴趣。喜欢一个作家的文字，了解一下他，也是很有必要的。孙郁是个善于发现的评论家。但在这里，他的文字太过抒情了。有时候我会没耐性看。我现在读书，喜欢看有干货的。直来直去。跳着看，那自然就会忽略了很多他用心的地方。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了。书是好书，多读两遍，收获相信更多。

孙郁的后记这段话，说得好：“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张中行、汪曾祺的文章还在被不断地阅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有人性的温度。就审美而言，他们把传统的与域外现代的艺术结合得较好，或者说是融会贯通了。当代的作家，有此功夫的不多，汪曾祺等人也因此显得弥足珍贵。”他会沉浸于汪的文字，并且花了几年时间，断续写了这本书，可以看出，他对当代的作家，是隐含着批评的。

我说作者善于发现，并不是空话。举简单一例。最后一章《张爱玲的眼光》，他说，“他（指汪）对乡下的美食过于敏感，就像张爱玲对声音、色彩敏感一样。两个敏感的人发现了不那么敏感的话题。其实好的小说家，就是对细节敏感的人，在别人看不到内容的地方，能发现故事。”这是好的小说家的标准。汪有汪的特点，张有张的。模仿者不能得起真髓，就是这个道理。“汪曾祺对现代派的理解，有一点皮毛，未必进入了精神的深层领域，只是那些感觉吸引了他而已。张爱玲的现代主义感受是真的，可是却包藏在古典的语境中，以很东方的方式出现，味道就新鲜了。”看，作者并不迷信的，他能一眼看出汪的不足，也能看出张的优点。而他寥寥几句，就点出了问题所在。这是一个评论家的判断能力所在。

贾平凹的《浮躁》，得到美国“飞孚文学奖”，汪曾祺的极力推荐，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孙郁难道是不了解这个背景，反正他是忽略不提了。或许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将此书写成传记那般严谨。而是借汪曾祺，来抒发心境罢了。我猜想，晚年的汪曾祺及孙犁，怕是对贾平凹不欣赏的，我是指《废都》，这个，和他们的审美相异。孙郁指出了汪和贾相同的地方，“进出之间还是士大夫语境”，不足则是“都少了些知识分子期待的丰厚”。这是有见地的。我看评论文章，不仅要看评论者说好话是不是挠到了痒处，还要看他对被评者，有没有清醒的判断，指出其弱点。孙郁的眼光，我从来都是相信的。他说贾平凹，“他不惜以自然主义的方式来描写人欲，灰色的世纪末青节颇为浓厚”，“越来越喜欢打量那些丑的存在，对人性丑陋的地方作直观的展示”，“不放过那些黑色和龌龊的存在，而且对此津津乐道”，写狐怪，“大概是往后走，贴着民间写，没能出来”。这些话，都点中了贾的死穴。这是他的气度和气质，也是学识不足的原因吧。但是，他的成功，又让他有了那么点自信。这是不足取的。我相信孙郁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本书，出彩的是散落在各个篇章的评点。但恕我没耐心一点点抄出来了。感兴趣者，可以看看。我的话，也就那么多了。书，有机会，我会重看。道理简单，——写得好。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读后感(四)：汪曾祺和他同时代的人们

汪曾祺和他同时代的人们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是汪曾祺的传记，但全书又不局限于汪曾祺一个人。它以汪曾祺的人生经历为核心，把外延扩展到那些对他的人生和创作有影响的人身上。作者孙郁在后记中说：“我只是想通过汪曾祺，来写一群人……在革命的时代，他们有着挫折的体验，不都那么冲动，还有士大夫的遗传在。这些文人数目不多，在五十年代已经溃不成军，但其余绪却奇迹地保留下来。我们的文化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大概和他们的存在大有关系。”在那个文化和制度都在剧烈变化的时代，这一群人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其实不多，但有一种文化却被保留了下来，及至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写出了诸多备受赞誉的名篇佳作，读者或许还能从中看到这份文化脉络的影子。

说起汪曾祺的生平与创作，最不能绕过的一个人就是沈从文。当年汪曾祺投考西南联大，除了考试用书外，所带两本书中，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他在《自报家门》中说：“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西南联大，沈从文是一名“特别”的教师，他一没有大学文凭二缺乏学术著作，上课的风格也不是学问家那一套。但对汪曾祺来说，西南联大中文系那么多知名教授，沈从文却是对他影响最大也最有帮助的一位老师。多年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汪曾祺已成为知名作家时，他先后写下《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沈从文的寂寞》《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个爱国的作家》《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沈从文转业之谜》《梦见沈从文先生》《与友人谈沈从文》，向世人介绍沈从文这样一名沉默了几十年的作家，回忆当年受教的点点滴滴，分析沈从文的文字与生平，表达自己对老师的倾慕与怀念，也为自己的老师争取文学史上的价值。

在孙郁看来，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欣赏苦难边上的美丽谣俗”，二是“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与政治保持距离”，三是“对内心感受的忠诚，他们都不去涉猎自己不明白或无法知晓的现实，对记忆的记录是自然的，绝不是生硬地解释这个世界”。 在残酷的时代保持着文字温润的美，是他们恪守的信条。沈从文写乡野间的风景礼俗，把自然与人心中最美好的部分呈现出来。汪曾祺后来的作品延续了这些，两人在思想路径上有着深切的联系，无论是文风还是境界，都有着那么多的相似性。另外，他们灵感的源头创作的源泉，很多都来自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都因他们笔下的故事而被世人熟知。

废名也是一名对汪曾祺有极深影响的一名作家。汪曾祺在《谈风格》中谈到废名：“他当时的读者就不是很多，但是他的作品曾经对相当多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青年作家，产生过颇深的影响。这种影响现在看不到了，但是它并未消失。它像一股泉水，在地下流动着。也许有一天，会流到地面上来。”他评价废名的作品：“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他的小说不注重写人物，也几乎没有故事”，“周作人曾说废名是一个讲究文章之美的小说家，又说他的行文好比一流溪水，遇到一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这些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汪曾祺自己的文字，他的文章也常常很难分得清楚是“散文”还是“小说”，大段的风景描写，对民俗的娓娓道来，都让汪曾祺的小说有着散文的韵味。他的小说一般也不刻意去讲故事，结构大多比较散，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向读者详细描绘了好些似乎无关紧要的、美好又微小的事物和情境，这种手法总是让整篇小说显得格外自由，格外丰盛。

那个时代的作家，在经历了1949年的红色革命后，几乎都经历了写作上的“断裂”。沈从文投身文物研究，废名则在晚年完全变了一个人，思想趋于红色，心甘情愿放弃了过去的自己。和他们相比，汪曾祺是幸运的，尽管被打成右派，又被赶到河北张家口乡下去改造，之后又在“三突出”的要求下进行红色样板戏的创作，然而，晚年的他，仍然接续上了由废名沈从文延续下来的文学传统，写下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作品。在《受戒》中，在《大淖记事》中，在那些20世纪80年代才写成的小说中，展现出来的依然是沈从文笔下那些宁静、美好又略带伤感的乡土世界，你几乎看不到几十年时光已悄然流逝。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读后感(五)：隔院声歌

自信的写作者多不愿被批评家拉去排队，也不愿自己的作品被格式化或强行解读。《番石榴飘香》一书中，门多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聊天，说“评论家总会在你的作品里找到更加复杂的创作意图的”，马尔克斯回答：“要说有什么更加复杂的创作意图的话，那也是不自觉的。不过话说回来，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评论家和小说家完全相反，他们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找到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

汪曾祺常被人贴上“闲适”“冲淡”的标签，其实，他对有些批评意见是有保留的，对自己的创作则颇为自负。在表达个人的意见时，他不像马尔克斯那样咄咄逼人，却也极为坚决，没有丝毫退让。《晚饭花集》的自序中有几句话：“我对自己写出的作品都还喜欢，无偏爱。读过我的作品的熟人，有人说他喜欢哪一两篇，不喜欢哪一两篇；另一个人的意见也许正好相反。他们问我自己的看法，我常常是笑而不答。”读到这里，我似乎可以看到汪先生脸上挂着那么一点轻蔑的笑意，分寸拿捏得刚好，简直让人觉得可爱。清人冯煦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曾经以为，“淡而有味，浅而有致”，拿来形容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很是贴切。然而，读汪越深，越会觉得一切的比拟都简单化了。至于极为流行的“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帽子，戴在汪先生头上就更不合适。

多年以前，读孙郁先生的《灯下闲谈》，有一篇写汪曾祺的短文，文末的几句话给我印象极深：“在我看来，他介于哲人与平民之间，斗士与闲士之间，长诗与小品之间，江河与小溪之间。他是文化中的纽带，联接着过去与明天。当代文学因为有了他，才使人看到了回归传统与接受域外文明的实绩。”这评价似断语，又说得模糊。汪曾祺清晰明澈，但绝不简单，要作板上钉钉式的描述和评价几无可能。只有深入理解汪曾祺的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孙先生先有一部《张中行别传》。作者与张的渊源似乎更深，了解也更深入。写张的传记，却没有以“身边人”的视角，揭露很多“秘闻”；也没有把功夫下在绵密扎实、言之凿凿的考证上。作者落笔很轻，可谓开辟了一种新的传记作法。曾与一位师长聊起《张中行别传》，他评价颇高，说是“诗性的传记”。《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正是《张中行别传》的姊妹篇。有两个词“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向来是不好的意思，但我想来想去，觉得以之形容《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似乎合于表象，想孙郁先生不会怪罪。如作者所言，这本汪传，是想通过汪曾祺写一群人。事实上，不要说一群人，单单其中一两位，由这本书拈起的话题，就能敷衍出多少万字。所以，点到即止是更智慧的做法。

我极感兴趣的，是这本书开启了很多话题。对于汪的“资深”读者而言，可以这本书作为“深度导游图”，旁涉相关作家、著作，为汪曾祺及其作品补上一个更丰满的背景。

《浦江清》一章，在我即很觉新鲜。汪曾祺的随笔中，有一类小考据，娓娓道来，清幽动人，原来是浦江清的底色。汪的《八仙》一篇和浦江清的《八仙考》，从语言到结构，都很像。无厘头地想过一回，如果放在今天，有强迫症的“打假学者”，会不会指责汪先生“抄袭”？又想起陈丹青，他用油画笔画董其昌的字和画，怎么画，也是陈丹青，而不是董其昌。

汪曾祺的文字，是有独一无二气息的。不少人习惯把形式与内容割裂，评价汪，说“语言有特色”，似乎其余不足论。读过一篇翻译家王佐良先生的访谈，说到翻译文本的语言，王先生说“语言意味着作家把握世界的方式和程度”，以此解释，就可以明白汪为什么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学他的人，可以学到皮相，却无法得其魂魄。

汪曾祺去世后，他的儿女撰写的回忆录中，半认真半戏谑地说，父亲的小说上不了头条。前些时候，偶然买到一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某文学期刊的合订本，翻越这些带着陈年气息的旧刊，那些头条，那些曾经声名显赫的文章，早已锈迹斑斑，而汪的文章仍然新鲜，似乎还带着水气。它们不曾时髦，却有穿透时间的力量。汪文字中的那些赶时髦的话语，现在看倒是有点稚拙、好笑，这类文字极少，嵌在他的作品中，好像地层中一星一点的化石。如：“三中全会一开，全国人民思想解放，情绪活跃，我的一些作品（如《受戒》《大淖记事》）的调子是很轻快的。现在到了扎扎实实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了，现在是为经济的全面起飞作准备的阶段，人们都由欢欣鼓舞转向深思。”（《晚饭花集》自序）。他写的时候也许是很真诚的，但实在不擅长。汪自称“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的“思想”是朴素的，涉及革命、国家等大话题，政治正确到如同学生的课本。在《黄裳》一章中，作者说“汪曾祺的古风背后，自然也有现代革命因子的影响”，笔下一关涉“思想深度”，就“显得落后、古板，不合时宜，但那是他真心的表露。这与黄裳的思路几乎一致。张中行看到汪曾祺这样的看法，有些微词”。汪与张，在一些方面，或可以庄子与惠施作比。濠梁之辩，正见出庄子、惠子认识外界方式的差异。庄子以观赏的态度，着眼于美，移情同感；惠施关注的是事理意义下的实在性。

汪曾祺的小说《卖蚯蚓的人》中，有一段夫子自道：“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

汪曾祺为同乡金实秋编的《戏联选萃》作序，说自己很喜欢书中贵阳江南会馆的一副对联：“花深深，柳阴阴，听隔院声歌，且凉凉去；月浅浅，风翦翦，数高城更鼓，好缓缓归。”隔院声歌的意象，有一种含蓄之美。汪曾祺的美学观念，确是温婉、含蓄的，他笔下的世界，经过了过滤，他只愿选择生活中善的片段。孙郁先生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作品，同样弥漫着含蓄的美感，一读再读，犹有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