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旧制度（第2版）》的读后感大全

《何谓旧制度（第2版）》是一本由【英】威廉·多伊尔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页数：14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何谓旧制度（第2版）》读后感(一)：《何谓旧制度》简要提纲

一、概念的演变（1789年～1914年）

“旧制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788年，一些教士阶层的选民开始将他们之前所处的社会环境称为“旧制度”（1789年），到1790年初，“旧制度”已经成为描述大革命之前社会的标准术语。

最初的含义：革命者眼中的旧制度是什么？第一层含义是政治性的，将旧制度看成一种政治体制，基本特征是国王实行无代议机构的专权统治。其次，是社会性的，认为教士和贵族作为“特权等级”统治着法国，被免除了许多义务，却垄断了全部的公权力和利益。最后是作为一种宗教和精神秩序，反对封建制和宗教特权。

对于“旧制度”的观点较为多样，最初的学者更多采取一种对大革命的支持态度和对旧制度的否定。直到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1790），他认为法国人将传统全然抛弃，其变革是一种无源之水，完全可以对旧制度进行修正和改良，而且对于教会的攻击也让柏克难以理解。对于大革命，柏克认为存在“文学阴谋集团”将人民的思想腐蚀，这显然是一种阴谋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与革命者的版本有着相似的前提：1789年标志着法国历史的根本性断裂，革命之前和之后没有任何共性，而之后的学者们更加关注大革命，而鲜有对旧制度的研究（复辟之初到1848年革命）。

迈向学术性分析：

阿历克西·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他认为大革命只是巩固并完成了法国社会中的一些长期但却是根本性的趋势；现代历史不可避免得向平等迈进，但也有开启专制之路和毁灭自由的危险。这一危险被革命无限放大，以致革命偏离了确立自由的本意，扫荡了大多数维持其运转的机制，因而也为拿破仑的专制统治铺平了道路。对他而言，旧制度是中世纪的遗留，并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他更关心：为什么欧洲体制如此趋同的情况下，大革命却首先在法国爆发？他认为，中央集权化的法国剥夺了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权和参与权，从而也剥夺了民众的公众责任感。因此他们容易受到启蒙运动中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引诱，后者赋予他们蔑视现存制度的致命武器（终结了柏克派将大革命看做哲学阴谋的思想）。

伊波利特·丹纳《当代法国的起源（1875年至1893年）》，他并不认同旧制度，旧制度同样包含许多不平等、不公正和无效率，但旧制度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它可以继续发展、前进。但是大革命终止了这一进程，反而释放了一群企图摧毁所有秩序和财产权、毫无教养的乌合之众的狂热。

让·饶勒斯《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1901至1904年），代表了马克思经济解释的传统，触及了旧制度的经济层面（比托克维尔更加展开。）

二、旧制度面面观

1、政治：法国表面上逐渐强化的君主制，看似权力很大，但其表象之下则是种种特权、习惯法、官僚机构的重叠，不可能是一个高效、思虑周全的政府。

2、社会：贵族与资产阶级差异越来越小，传统社会等级正在衰落，这些有产者只是将过时的身份差别和权力机构一脚踢开，他们早就是法国的实际统治阶级了（波尔什涅夫、卢索瓦）。

3、经济：封建式的经济方式已经逐渐被废除，农业仍然占据主要地位，政府对于工商业的监管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农村和城市具有较大的人口流动性，而人口总数仍受食物和疾病限制在200万左右（“马尔萨斯瓶颈”）。

4、文化：宗教并非想象中那样铁板一块，新教和“詹森派”仍占有一定地位；启蒙主义思想的兴起，“启蒙思想是旧制度的产物，和其它事物一样，革命将其扭转为全新的异化形态，从而彻底使之转变”。

5、欧洲：布罗代尔的观点（东西欧在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沃勒斯坦的观点（“世界体系”）；索雷尔

三、旧制度的终结

1789年的大革命并没有完全终结旧制度，可以说，旧制度历经数代才逐渐消亡。大革命虽然没有完全与旧有政治和制度准则决裂，但是却触动和改变了大多数机构，并使之前的运行环境消失。

《何谓旧制度（第2版）》读后感(二)：《何谓旧制度》主要内容

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入门书籍。 首先，学术界对于旧制度的探讨，主要包括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从时间的纵向上考察旧制度的含义，二是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横向考察旧制度的内容，三是旧制度的起始时间。 关于旧制度的含义，1789年的革命者将他们在1789年及以后所推翻的制度称为旧制度。在纵向上，旧制度的含义又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在第一阶段，对于革命者来说，他们以自己的主观感受为依据，赋予了旧制度三个层面的含义，这也是旧制度的初始之义。第一层含义是政治性的，旧制度就是绝对君主制。第二层含义是社会性的，旧制度是一种由教士和贵族占统治地位的等级社会制度，其根基是封建制度。旧制度的第三层含义是宗教和精神秩序，旧制度不是法国所特有的，凡是有国王、贵族、特权、封建制度、教会财产的任何地方，都存在旧制度。这样三重含义是最初的革命者赋予旧制度的最初含义，其依据是革命者的主观感受，缺少历史客观性。 于是，对旧制度的探讨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革命时期的学者们对于旧制度的看法，在这一阶段，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关于旧制度的本质发生了分歧。埃德蒙柏克认为旧制度是一个在本质上还算健康合理的政府、社会和宗教权威，需要改革，但不应该被摧毁。与柏克对旧制度的拥护不同，自由主义者认为，旧制度是非宪政的，这是旧制度最大的缺陷，推翻旧制度是必要的。 自1856年起，对于旧制度的解释迈入了第三阶段，学界开始对旧制度进行严肃分析，并且奠定了旧制度的重要传统。①对于托克维尔来说，旧制度是中世纪自由权的遗存。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的根本特征是中央集权，而贵族和教会的特权、机构，是中央集权的障碍，大革命的任务和动力，就是扫除这些障碍。托克维尔的论述意味着，旧制度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不是简单的被攻击或维护。②丹纳认为，旧制度代表者秩序和传统，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旧制度本可以继续演进，但在1789年被全盘抛弃，导致了社会的混乱。③马克思认为，近代史最根本的演进是封建生产方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这意味着资产阶级取代古老的土地贵族接掌社会。马克思认为，旧制度最显著的特征是其特有的经济结构。 至于旧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还需要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来考察，并且还要把旧制度放在更广阔的欧洲的范围内进行考察。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学界关于旧制度的最大争论集中在对高等法院的作用和评价问题上。一部分学者认为君主政府代表了进步与现代化，君主政府的改革受到了高等法院的阻碍，最终导致了君主政府的崩溃，这一理论被称为“王权理论”，代表学者是加克特和帕热斯。也有学者认可高等法院的作用，他们认为高等法院并不总是狭隘自私的，而是在国家机器运转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导致旧制度灭亡的是政府的惰性和无能，而不是高等法院的抵制。 其次，从社会层面来看，学界对于旧制度的争论焦点集中在旧制度的社会到底是阶级社会还是等级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认为，旧制度是贵族的统治工具，绝对主义君主制只不过是封建贵族剥削农民的新工具，法国是一个阶级社会。穆尼埃反对这种观点，他以卢瓦索的理论为依据，认为旧制度下的法国是等级社会。阶级社会是根据其在社会中的物质资料生产作用而划分的，而等级社会则是根据其社会功能划分的。旧制度下的法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等级，最初，佩剑贵族享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精细复杂，律师和行政官员的重要性提升，逐渐形成了穿袍贵族。到了18世纪，穿袍贵族地位才逐渐上升到与佩剑贵族对等。也正是在18世纪，等级社会开始衰落。经济的繁荣孕育出了不断扩张的商业资产阶级，他们希望推翻陈腐的等级社会，建立一个阶级社会。在这一基础上，阿尔弗雷德·科班和泰勒对推翻旧制度的国民议会的主体成员的身份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律师、官员和地主，而不是资本家。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他们可以被合称为“启蒙精英”，大革命是启蒙精英们在绝对君主政府财政破产后的夺权行动。 第三，从经济层面来看，学界对于旧制度下的经济形态和状况也有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旧制度下的经济形态是封建主义，为了实现自由市场经济，资产阶级推翻了旧制度。有学者反对马克思的观点，他们认为，旧制度的政府已经开始尝试自由贸易，在革命之前，封建制度就已经消亡了，但旧制度下的经济还存在着一种父权主义，科班认为，革命者是希望强化这一经济结构，摆脱旧制度的经济父权主义。此外，弗朗索瓦·西米昂和拉布鲁斯等人开启了经济史的实证研究，他们希望探讨旧制度下法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他们认为，就制度下的法国还处在原始工厂的阶段，工业只是农业的补充，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农业。1780年法国的农业歉收引发了经济危机，最终爆发了大革命。 第四，从文化层面来看，学者们认为，旧制度下罗马天主教占统治地位，但随着新教的传播和发展以及天主教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法国社会出现了教权的衰落，“去基督教化”运动也使得人们的宗教实践行为内化。启蒙运动的发展也孕育于旧制度，尽管启蒙运动的批判矛头直指教会，但是启蒙思想也多提倡改良，而不是毁灭。 最后，从更广阔的欧洲层面来观察旧制度，可以将旧制度看作是贵族政治、大众文化兴起、和国际关系将欧洲连成一个整体的时期，在这种角度下，许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变革和法国大革命一起被纳入到了旧制度被革新、取代的过程中了。 以上是学界对于旧制度的内涵的不同观点，此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旧制度的起始与终结的时间问题。 对于旧制度的起始时间，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1. 18世纪的人认为它们所生活的近代世界始于1500年前后。这一时期的文艺复兴、东方航路的开辟、土耳其人对东南欧的控制、宗教改革对教会同意权威的粉碎等等转变都降近代与中世纪区分开来。 2.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旧制度就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时代，它兴盛于9世纪的加洛林帝国之后。 3. 非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旧制度于11-13世纪定型。这一时期，蛮族消退，人口开始增长，新技术发展，君主制国家开始出现并在欧洲站稳脚跟；城市化开始复苏；按功能划分的世袭等级开始成为社会标志，同时在全欧洲还形成了统一的天主教会。 4. 年鉴学派认为，人口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旧制度人口运动的开端，始于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直到18世纪才最终消亡。 5. 托克维尔也将14世纪作为旧制度的开端，在旧制度下，自由精神长期衰落。 6. 就法国一个国家来说，绝对君主制的形成最初发端于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也有人说直到17世纪中叶才最终形成。1516年博洛涅政教协议；16世纪鬻官制普及，1604年被制度化。 对于旧制度终结的时间问题，可以从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和整个欧洲层面来看待： 从政治层面而言，旧制度终结于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推翻的许多制度和原则在革命期间或革命之后又卷土重来了，比如君主制、鬻官制、间接税、国家专卖、政教协议等。但是，被延续下来或重建的机构都发生了改变，而且之前的运行环境大多消失了，因此，法国的旧制度从政治上而言确实终结于法国大革命。 除政治因素以外，更为深层次的旧制度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真正消亡。直到19世纪中叶，铁路的普及，打破了陈旧的区域性农业生产模式，创建起全国市场，对煤炭和钢铁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 才从经济上终结了旧制度。也正是在此之后，土地所有者的威望才开始下降，保王派彻底投降。此后法国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识字率稳步提升，手工业者、农民身上残余的前工业时期的价值观、习惯、观念才逐渐消失。 从整个欧洲而言，旧制度的终结从1730年代就开始显露，人口大幅增长始于这一时期。1840年代法国铁路开始产生决定性影响。到1860年代末，欧洲绝大部分农民都获得了人身自由。还有历史学家认为，我们并不能保证说，在1914年以前，现代阶级社会已经取代了等级社会。1914年作为“20世纪三十年战争”的开端，正是两次世界大战，才最终摧毁了旧制度。

《何谓旧制度（第2版）》读后感(三)：The Ancien Regime: That was when I ruled the world.

虽然把一篇论文弄成口袋书来出版让人忍不住吐槽，但书的内容的确对人有很大启发，尤其是前面的文献综述——虽然我是个随手从图书馆书架上抽出这本书来读的外行。 并不是写书评，算是一点读书笔记吧。

何谓旧制度？“旧制度”这个词是法国革命者所创造的、区别于大革命后“新制度”的一个概念。细分下来，这种旧制度有三层含义。 其一，也是最基本的含义，是政治性的，也就是国王实行无代议机构的专权统治，也就是中央集权。这是旧制度最为根本的特征。 其二是指社会形态，也就是教士和贵族垄断着公权力和利益，也就是所谓“贵族政治”。贵族政治最不合理的表现就是封建制度，这也是新旧制度的根本区别。 其三是指宗教和精神秩序。1789年时的革命者并不反对宗教，而是将矛头对准天主教的教权主义 (包括什一税、教会财产和隐修制度等)。而在1790年部分教士拒绝宣誓效忠后，革命者和教会的矛盾公开化，此后革命者便开展了“去基督教化”运动，从此旧制度在专制、封建和腐朽这些标签之下又新添了些迷信和蒙昧的标签。而对正统教会的攻击也使得大革命不再仅仅是法国内部的事情，而转变成了革命者与国外势力的对峙。此时的旧制度也不再仅仅是法国独有的旧制度，而是一切曾存在国王、贵族、特权、封建制度以及教会财产的任何地方所共有的。

但是很显然，旧制度并不是死气沉沉一成不变的制度，也不是完全不可理喻的制度。相反，旧制度从法兰克时代开始就一直在动荡和冲突中演变。实际上，旧制度之“旧”，只是相对于新制度之“新”，而这一概念本身最初并不具有历史客观性。如何看待旧制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看待大革命。革命者的观点广为流传，在此不再赘述。我对旧制度拥护者的观点比较感兴趣。例如，Edmund Burke认为法国的大革命是对过往的全盘舍弃，其变革是无源之水，古老的制度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也许需要改革，但并不一定需要将之摧毁。那么为何还是发生了大革命？Burke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是阴谋集团和暴发户结盟试图颠覆并掠夺法国世代积累下来的宝贵遗产。这种阴谋论在大革命的那个年代广为传播，其支持者认为旧制度的优越性理所当然，是和平、有序、服从和尊重，而革命代表的却是劫掠、暴行、杀戮和动荡。 在一些方面，这的确所言非虚。但当时的人们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大革命，即使是旧制度的拥趸，也很少探讨新旧制度，而是在激烈地争论大革命本身，以及自由和革命是否是法国传统的一部分 (这决定着新制度是否有其正统性)。 Joseph Droz最早对旧制度的覆灭进行了严肃分析。革命是否不可避免？Droz的基本论点非常经典：如果自私、短视的特权等级给予试图改革的君主以有力的支持而非万般阻挠的话，革命是可以避免的。但在那个“任何理想都无法开花结果的颓废年代”，这个深刻的论点没有激起一点浪花。

1848年，革命再次上演，再次偏离目的。从这时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旧制度进行学术研究。这些对旧制度的解释中，最著名的有三种解释传统。其一是著名的托克维尔，他指出：现代历史不可避免地向平等迈进。但它也有开启专制之路和毁灭自由的危险。这一危险被革命无限放大，以致革命偏离了确立自由的本意，扫荡了大多数维持其运转的机制，也为拿破仑不受约束的专制统治铺平了道路。 托克维尔的阐释意味着旧制度可以被理解，而并非只能简单地被攻击和维护。而上述讨论也引发了一个后世很多历史学家关注的元命题：为什么旧制度的覆灭开始于法国？托克维尔认为，是因为中央集权化的政府剥夺了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权和参与权，从而剥夺了民众的公共责任感，因此民众容易收到启蒙运动中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引诱，从而蔑视现存制度。这终结了以Burke为代表的的阴谋论观点。 而Hippolite Taine则相信，每个社会都有其特点，是独一无二的演化产物，且不会阻碍进一步的演进，而全盘舍弃过去则会招致灾难。旧制度包含着不公正、不平等和低效率，但旧制度也是自然发展的产物，维持着秩序，这些优点胜过所有弊端。而在Taine眼中，推翻旧制度只是释放了一群企图摧毁所有秩序和财产权、毫无教养的乌合之众的狂热。旧制度完全可以完全发展，却被颠覆了。 而如今最有影响力的，也是最晚确立的解释传统，是我们熟悉了马克思的经济解释。正如Jean Jaures提出的“旧制度最显著的特征是其特有的经济结构”这一观点，近代史最根本的演进是封建生产方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也就是资产阶级取代古老的土地贵族接掌社会。当资产阶级累计足够的经济实力并掌握政权时，会多次发生暴力斗争，大革命就是一个极端例证。

Pierre Goubert指出，旧制度的本质就是混乱。习惯的律法，因袭的权利、权力和特权无休止地相互叠加抵牾，构成了旧制度。要理解旧制度，就要全面地了解旧制度的每一个方面。 先说政治方面。革命者认为他们推翻了旧制度，而托克维尔却认为他们为专制制度推波助澜——共同之处是二者都认为旧制度一文不值。 什么是专制？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是无法律约束之独治。而所谓君主政体实际上是依法独治，而君主制国家存在一种中间体，确保统治者遵守律法。而在旧制度下 (1614-1789)，法国的确不存在能挑战国王权威的国民代议机构，但高等法院可以搁置王室法令，可以进谏，除此之外还有无数半独立的地区/地方机构如教士会议，省三级会议，市政会议和各种协会行会，在这种意义上，旧制度的君主制并非专制。托克维尔认为这是中世纪自由精神的遗产 (虽然很多历史学家并不认同高等法院的作用)。 相反，Maecel Marion却认为，君主政府最大的失误恰恰是专制的力度不够，高等法院恰恰是阻碍旧制度发展的比保守更保守的力量。同样，Pierre Gaxotte认为君主制最根本的历史任务在于摧毁所有与之对立的机构，而高等法院代表的是反对派贵族。路易十四亲政时期是君主政府的权力巅峰，到其驾崩之时君主制已然变得官僚化，诸如高等法院的机构从推动必要改革变成了阻碍改革。路易十四跨越了这些阻碍，路易十五在统治末期也做到了，但路易十六没能跨越这些阻碍，其影响直接导致了革命，整个旧制度因此覆灭。 但一些历史学家站在高等法院一边，认为高等法院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旧制度的最终覆灭是因为政府的惰性和无能。并且，Marion和Gaxotte的观点，即著名的“王权理论”的观点，先验地认为君主政府是高效率的改革者，这样的论点也的确是站不住脚的。“王权理论”的拥趸极力弱化权力交替中的派系斗争，而一味尊崇国家及其高性能，然而学界的研究指出，即便是路易十四时期，这位后世所尊崇的勤勉国王似乎也并不是那么有革命性，那么有效率。凡尔赛宫的富丽堂皇，古典艺术文化的高度繁荣，都只是表象，掩盖大厦将倾的现实的表象。

革命者认为革命的最大成就是打破了国民议会的三级分层。他们认为教士和贵族是国家中不公正的特权等级，因此新宪法不允许任何特权的存在，遑论特权等级。 关于旧制度和社会性质和结构，直到上世纪中叶才开始有严肃的学术探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Porshenev认为，国家只是贵族这一封建阶级的统治工具，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学派论述绝对君主制社会的正统观点。但Mousnier始终认为这种理论没有揭示任何17世纪法国社会的现实。他指出，贵族不仅从未控制君主政府，反而一直是君主政府的最大敌人。Mousnier认为法国社会不仅仅是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分层，每个等级内部都有无数的次等级，而个人的地位是根据由社会附着于与物质资料生产毫无关系的社会功能之上的尊严、荣誉和威望而确立的。而阶级社会出现于市场经济中，其最高的社会价值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尊严、荣誉和威望又归属于从事此类生产的扔在生产方式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这一角色所获得的利益决定了个体在社会等级中的分层。这既指出了不同等级之间的抵牾，又展现了18世纪开始的等级社会的衰落。但这一解释如今已经破绽百出。 但大家都同意，推翻旧制度的是资产阶级，而并非贵族。而另一方面，社会的三级分层并不是固化的 (主要是由于鬻官制)。所以革命者所面临的社会壁垒并非出身，而是财富，而革命者所抗议的并不是社会阶级的固化，而是其流动性。 然而18世纪，资产阶级在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中急剧扩张，但封官鬻爵的机会并未增加。因此有很多的资产阶级并没有贵族的身份，但却过着贵族的生活。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差异日益缩小，传统的社会等级日渐衰落。大革命，即是这一阶级在绝对君主政府财政破产后的夺权行动。在铲除旧制度下的身份差别和权力结构后，便由代表有产者利益的国民议会执掌新制度下的国家主权，而这些有产者在前一个世纪就已经聚合成为法国的实际统治阶级。

1789年的革命者信奉自由市场经济，废除贸易限制、废除职业行会、禁止工商业联盟 (从而避免自由市场关系中的人为障碍)。在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看来，粉碎农业和手工业所受的封建桎梏使大革命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终结。但这一阐释没能经受住考验。有学者指出，旧制度下政府就早已开始试行谷物自由贸易，废除职业行会，也从未批准过任何形式的劳动联盟。到大革命之时，作为一种经济生产方式的封建制度早已消亡，残余的知识对土地财产的过度索取。当时的革命者并不认为他们颠覆了这一经济结构，反而希望强化这一结构。因此，旧制度并非封建经济的最后阶段，但这一观点的确改变了对旧制度经济体运行方式的理解 (比如价格)。 在旧制度的经济中，工业部门始终只是农业的补充，依赖于农业的繁荣。直到18世纪晚期，国家都基本听任农业自由发展，而将重心放在工业，坚信通过保护、调节和监管主要的经济部门，政府便可以促进经济繁荣 (“重商主义”)。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国家管制是旧制度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 而国家管制也并没有预想中那样强大。和政治事务一样，官方的效率容易被高估，而行会也只实行名义上的垄断，劳动力也是流转而非固定的，而最重要的制造行业也最难监管。混乱和不确定性是整个经济体的首要特质。 人口方面，劳动力是廉价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 (尤其是婴儿死亡率)是“旧制度人口学”的基本特征，而抑制人口增长的是周期性的人口危机，一般是源于农业歉收。虽然没有举国性的危机，但地域性的危机频繁出现，因此人口始终低于2000万的“马尔萨斯瓶颈”。

革命者们认为旧制度混乱无序，违背理性、墨守成规、铺张浪费、徇私偏袒，希望创建一个制度上公平合理、廉洁公正的法国。但旧制度的精神在本质上和其他方面一样复杂。旧制度于天主教徒而言是信仰虔诚，精神和谐的时代。当然事实显然没有这样简单。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不可调和”，天主教内部詹森派引起的激烈冲突，都是看似平静的宗教世界中的暗流。 天主教徒认为旧制度的教育体系散播反宗教思想，而革命者则谴责其迷信和盲从。天主教打击异教信仰的最大成就或许是提高了旧制度下的整个教育水平——各层次的教育也都是由教会控制的。而在法国脱离新教后，天主教一直致力于摧毁异教残余——直到革命者开始去基督教化，这项工作也没有最终完成。很多天主教徒认为对教会的攻击是有预谋的，然而在当时，既有的制度和世界观几乎都会被拉出来批判一番。批判不等于判死刑，启蒙运动的支持者——包括革命者和其敌人——希望的都是改良而非毁灭，但他们从未意识到这种价值观会威胁自己所处的时代。为什么启蒙思想作为旧制度的产物，在革命前与革命并不相关，革命后就迅速成为了革命思想呢？最有力的回答是“革命使然”。

托克维尔指出：14世纪时，西欧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基本相同，是所谓“古老的欧洲宪政”。到18世纪，这种旧制度已经“半数尽毁”，但余威仍存。在法国大革命刚开始时，大家都只认为这是法国所特有的。但当外国的旁观者开始谴责大革命时，革命者开始认为这种旧制度是普遍存在的，并将1792年战争看作反对所有旧制度的斗争。但实际上西欧各国的政治制度并不完全相同。的确，所有国家都村在旧制度，但并非同时存在。旧制度的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都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中，而这种社会和经济结构遍布整个欧洲。Fernand Braudel指出了东西欧的发展差异，而在这种差异面前，谈论欧洲范围的旧制度是无意义的。 但有观点认为这些差异实际上是一个更为庞大的整体内部相互补充的部分。Wallerstein描绘了一个“世界经济体”，并认为资本主义兴盛于西欧的核心区——荷兰、英国和法国；而其它地区则是提供原材料和生产初级产品的边缘区。这种从属关系解释了其间的差异。 而Albert Sorel提出了用国际关系将整个欧洲捆绑为一个单一体系的想法。他和托克维尔一样认为大革命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什么，这是一种旧制度的外交思想。

旧制度是一个欧洲范围的现象，一个欧洲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演进阶段，而俄国和巴尔干半岛被排除在外，近代早期的殖民地也只是旧制度的产物，而非其组成部分。由此推知，旧制度最晚开始于1492年之前。文艺复兴唤醒了一种探索精神，而后印刷术的发明，新大陆的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宗教改革对教会统一权威的粉碎，这些转变都出现在所谓的“'Early modern' period”。但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要更为久远，例如天主教会的制度、地域和经济元素在公元1000年前就已确立，而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封建制度远在15世纪之前就已经达到顶峰。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而言，旧制度兴盛于加洛林帝国之后，而Gerhard则认为欧洲的基本制度在11世纪左右成型后，在将近八百年间从未改变。

而法国大革命终结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特征的综合体。在此之前，旧制度就一直承受着史无前例的巨大压力，暴露出来很多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引领着旧制度走向了灭亡。 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很多特征在大革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试图卷土重来，最突出的就是君主制度本身。大革命用了三年将法国改为共和政体，但直到巴黎公社运动之间的81年里，法国只有16年保持了共和政体。 法国大革命的确终结了政治上的旧制度，但不能很明确地说其带来了一场类似的社会巨变。除政治因素外，更为深层次的旧制度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逐步消亡，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旧制度才最终被彻底摧毁。而即使谈论有根本性变革的政治革命，也应该是1848年而非1789年。

旧制度并非突然终结，而是逐步消亡。大革命并没有实现毕其功于一役。实际上，即便是今天，旧制度的垂死挣扎依然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