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读后感摘抄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是一本由[法] 罗杰·夏蒂埃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页数：24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读后感(一)：启蒙运动真的引发了革命？

传统的历史教科书都倾向于将法国大革命视为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许多大革命的领导者，譬如罗伯斯庇尔宣称他是受了卢梭的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不是启蒙引发了革命，而是革命引发了启蒙思潮，而且启蒙思想家对革命具体的影响历史学家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夏蒂埃这部书则不认为革命是启蒙思想的必然结果（因为有许多保皇派也喜欢读卢梭，却始终反对革命），但他力图探讨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辨明革命的各种前提条件，从革命前的舆论环境、书籍印刷、禁书的传播、去神圣化的国王等方面，提出了许多与前人不同的观点来解释大革命的起源，令人惊奇的是，托克维尔的许多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观点继续经受住了考验，不过夏蒂埃也强调，他的分析只是想说明有利于大革命爆发的社会文化氛围，而不能据此断定思想文化的启蒙导致了革命的爆发。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读后感(二)：谨慎的史学研究

应该说这本书的阅读并不是一次畅快的体验。首先作者在建构自己观点的时候，大多数使用一种模糊的态度，许多标题也是使用了反问句。

如果要想明了这样的原因，就应该重回法国史学界的学术气氛与当时的世界背景中。在上世纪60年代，还是马克思主义主导法国史学界的时刻，而那时历史学家对于法国大革命还是总结为资产阶级革命。

后来冷战中苏联实力急转直下，新自由主义抬头，法国史学界也出现了质疑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的修正主义史学家。修正主义史学家有部分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可以避免的，革命本身也不应该视作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的必然现象。当然并不是来自修正主义史学家的批判都是可信的，其中还有历史学家在数据不够的情况下，提出三个等级的法国人都有特权，资产阶级受益最大的奇怪结论。

同样秉持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罗杰.夏蒂埃，却没有那么多野心，不试图得出一些宏大确凿的结论，而是得出一些有可能出现的答案。

对夏蒂埃来说，“整体性、连续性和因果性的经典观念是必须避免的。”，“实效的历史则是要重现事件独特和剧烈的一面。”这样的观念来自于对文化史学派启发很大的福柯，简而言之就是说作者不再满足于从历史中找出一些造成法国大革命的确定原因，他认为这样的认知方式是牵强的。

夏蒂埃首先从公共领域——也就是咖啡馆、沙龙之类可以运用理性的空间开始讨论，继而爬梳了一遍法国印刷产业的状况，得出启蒙哲学并非是影响民众最重要的因素，相反只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阅读习惯，男女都提升了识字率。

作者又介绍了基督教和国王在文化上影响的现状。其中基督教的部分作者介绍了法国宗教不同派系之间的倾轧，以及宗教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不同派系的教义，比如詹森派的反宗教改革、提倡避孕的要求，与当地的人口多寡、文化形式是有直接关系的。

而作者用民众针对教士的陈情书数量（1789年）只有1%，也论证了教士和普通民众是一种相对融洽的关系。但这样的融洽发生的同时，人们渐渐走入现代性的道路，越来越多的人的遗嘱不再捐献给教会用于公共洗礼（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中期从80%跌落到50%），詹森主义之外的地区，人们渐渐也开始避孕，把性行为从宗教中摘除。

在介绍王室内的象征意义时，作者运用了一种冒险的观察方式，讲述了从17世纪初的路易十三在先王尚未下葬就行使权力打破仪式，到路易十四在仪式上拒绝同公众交流，让宫廷礼仪取代国家礼仪；整个王室在文化、心理上破坏了仪式的神圣性，和民众疏离的现象。

这样论证的方式也会让人觉得是否有些过于跳脱，我们虽然不能否认文化确实会给人影响；但毕竟这是一种单纯心理层面的作用，难以直接观察的东西；不过作者从数量上也观察到了印刷图像中象征国王的太阳形象减少，这也算是文化中比较实证的论据。

在其他方面，作者也不缺乏数据、实证的史学手段，在谈到书籍数量中，作者详细调查了书商手中政治小册子和色情书刊的占比；在讲到民众陈情书数量时，作者也懂得民众主要的陈情书是针对直接税、领主的不满，而非宗教——这也与后续革命中出现破坏教堂导致民众不满革命的现象吻合。

最主要的是，作者的理念贯穿全书——要理解法国大革命，不要采取简单的阶级战争来解释，不要试图完全理解历史，历史的全貌是极其复杂的。要把时间放在长远的两个世纪中，那时理性、道德的萌芽已经兴起了。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读后感(三)：【笔记整理】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一书总结了1939年以来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看法，并对这些看法进行了分析和质疑，对文化与大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全书共有十个章节，包括引言、启蒙与革命；革命与启蒙、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印刷的方式、书籍制造了革命？、非基督教化与世俗化、去神圣化的国王、一种新的政治文化、革命有文化起源吗？以及结语这十个部分。

在引言和第一章中，作者表明了自己为什么要重新思考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的原因。他希望通过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路径，用“文化起源”代替在人们头脑中存在已久的“思想起源”。研究大革命的“文化起源”，目的是为了辨明使大革命的发生变得可能的一些前提条件。夏蒂埃分析了泰纳、托克维尔、莫尔内三人对于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之间关联的不同观点。泰纳将大革命置于更长的时间段中去思考文化进程的演变，认为大革命越过启蒙运动，在旧社会就早已成形；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发生的最重要因素是君主制行政集权的长时段演变与致命的、暴烈的、不期而至的决裂的必然结果，他指出了权力行使模式转变的文化影响，将启蒙思想视为大众所共有的精神；莫尔内旨在廓清新思想进入文化机构和社会环境的传播动力，并关注书籍报刊传播、学校教授知识和共济会发展当中的思想社交形式。面对上述观点，作者提出了疑问：是否必须把启蒙概括为一系列观念或主张？这种疑问使得作者从“思想的”转向“文化的”，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问题范围，研究哲学精神的传播，更主要是要去理解18世纪导致公众舆论兴起的条件。

在第二章中，作者通过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引出了这一章的论题。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政治公共领域”，这是一个属于资产阶级的，脱离国家控制，并对国家权力的行为和根基进行批判的讨论和交流空间。这个交流空间创造出一个批判的共同体，同时又排斥缺乏“公开运用理性”能力的大多数民众，民众因此需要代言人来代替他们发出声音。哈贝马斯的理论来源于康德的《对问题“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康德在文章中提出了“公共运用”与“私人运用”的区分：“公共运用”指作为一名无任何等级和条件差别的社会成员对一个不受任何体制性属性限定的共同体发表己见；“私人运用”指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康德始终坚持将“理性的公共运用”与著作生产和阅读联系在一起，文字著作的传播使不在场的交流得以进行，为思想争论创造了一片自主的空间。公众舆论诞生于1750年左右的论争中，但这一观念仍然存在着问题，即：如何将公众舆论与敌对派系间的纷争区别开来？谁才是公众舆论的真正代言人？如何评估公众舆论的明确性？作者认为，旧制度的最后二三十年，公众舆论观念已渗透到所有层面的话语之中，通过把舆论构建为一个统一的、启蒙的、主权的公众，文人成为了“国家政治中的首要人物”，宣扬公共舆论的人借助公共舆论确立了自己的权威。

第三章和第四章回到了作者擅长的书籍史领域，从书籍印刷和传播的角度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前文提到的托克维尔、泰纳、莫尔内等人均肯定了书籍的作用。18世纪法国的书籍贸易逐步放开，读者识字率的上升，以及满足读者的阅览室兴起，使得社会最底层的读者也能接触到读物。但在作者也驳斥了达恩顿关于“谴责性的批判作品的大规模传播扩散为革命裂变铺平了道路”的论述，认为阅读并不必然带来信仰，阅读同一本书籍的读者在革命事件中有着不同的选择。革命赋予某些著作先驱性和纲领性的意义，将这些著作构建为它的起源，但著作对革命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相反，阅读方式的改变是更大范围转变的组成部分。阅读渗透到普通的日常生活环境，文本被快速阅读快速放弃，使得阅读失去了长期以来一直拥有的宗教意蕴；读者与文本之间建构起一种新关系，读者不敬权威，反过来不断地为新鲜事物所诱惑和心生幻灭，不再倾向于信服和拥护。新的阅读模式发展出一种批判的态度，将人们从构成旧表象根基的依赖和顺从中解放出来。

作者在第五章将方向转向宗教。托克维尔在思考革命与宗教关系时提出不信教情绪在18世纪的法国人当中已经成为一种主导的情感，但大革命仍然沿着“宗教革命的路线”去重新定义一种信仰人类“内在德性”的“新教”。对于这一观点，作者提出了三个疑问：反天主教的思想是否源于18世纪？使用宗教费用建立的委员会和组织机构与教义背道而驰，这种神圣性的转移是否是大革命引起的一种新现象？旧制度下的法国是否是一个基督教国度？作者通过分析遗嘱中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避孕措施的出现以及基督教神职危机等，展现了18世纪法国世俗化的历程。法国世俗化运动在18世纪后三十年使法国进行了社会转型，公众原有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更加注重家庭、民主和爱国情怀。然而公众的怀疑并不意味着人们完全摒弃了新价值体系中的所有信仰，新体系跨越了特定的群体，表达了大众的心声，并遵守了宗教的神圣秩序。

在第六章中，作者讨论了法国王权的衰落。路易十四时代，国王的自然身体与王国的政治身体合二为一。而到了大革命前夕，君主制象征体系已陷入危机，国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神圣。圣体圣事模式随着民众对宗教的疏离日益增长而失去功效；国王不经常出现在臣民中间，以及国家仪式数量的减少，削弱了人们对共同历史的参与感；批判思维模式的不断发展，助长了人们不轻信的怀疑情绪。这些原因动摇了国王权力的根基。

第七章作者讨论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彼得·伯克将16世纪早期到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历史描述为“大众文化的政治化”时期，然而真的存在过大众文化“政治化”吗？作者认为，政治印刷品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众文化政治化，大众文化的政治化体现在各领域的变迁上。乡村的反叛行为从武装斗争变为诉诸行政程序；手工业工人通过集体行动和司法程序捍卫自己的利益；文学公共领域以沙龙和期刊作为支柱，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行使批判权力；潜藏在共济会空间内部的政治化，催生出主导着共济会的伦理要求与支配着权力行为，无关任何道德目的的特定原则相分离的意识。1750年之后诞生的新政治文化以个人意见的公开表达和不受阻碍地检视所有既存体制的自由意志，取代了不受任何限制秘密地做决策的全能权威。

第八章作者将法国大革命和劳伦斯·斯通对英国革命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法国的革命思想和文化前提。在宗教信仰取向方面，詹森主义的争论带来了对制度性权威怀疑的精神，在教会的繁文缛节之外公众也能体验到神圣感；在司法观念方面，法国律法及司法程序语汇，为私人领域个体性的、地方性的冲突被构建为普遍的、公共的事业提供了资源；在文化理想方面，宫廷和乡土的对立，以宗教道德理想和传统的父权制生活方式的名义，让宫廷与城市名誉扫地；在思想态度方面，怀疑主义的发展，逐渐侵蚀了对传统价值观和等级体系的信仰；在知识分子的挫败感方面，岗位与期求之间的张力在文学界中呈现出特有的且异常尖锐的形态，文学权贵与无资质作家之间形成了鸿沟，受挫的作家们认为国王及其宫廷和大臣应该对他们失败的生活负首要责任。

在结语部分，作者在辨析旧制度时期的文化转变改变了法国人的行为和思想模式这一观点的同时，提出了另外两种视角。一种是革命事件有其发生机理和自身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大革命没有确切的起源。而另一种视角是作者倾向于认同的：将革命时代与启蒙时代整体置于一个长时段的进程当中，这个进程既包含同时也超越这两个时代，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分享相同的目的和相似的期望。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读后感(四)：启蒙的虚幻：重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想象

（刊于《经济观察报》2015年9月28日）

文/俞耕耘

当提及法国大革命时，我们总是在谈论启蒙运动。因为长久以来，大革命的发生早已与启蒙话语同构，难解难分。我们甚至从未认真估量：启蒙文人及其文本思想对革命的实效意义是否是决定性的、唯一的与必然的。同时，我们往往乐于接受一种老生常谈，即二者总是一种线性发展的时序关系，它们被牢固锁定在先行后续的因果链上：启蒙运动酝酿促成大革命，革命必然是启蒙发展的高点与结果。

然而，罗杰.夏蒂埃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一书，则显示出对大革命阐释的全新思路与原创视野，它对于读者无疑具有启示意义。此作的可贵意义在于跳脱出一个毋庸置疑、不证自明的史学共识，对启蒙文化促成革命的单一论断提出了大胆质疑。同时，又提出了一个全新假设：大革命发生后是否回溯性地将启蒙运动作为它的正当性起源？夏蒂埃无疑是谨慎且明智的，他的小心求证并未试图逆转、推翻原有的共识，而是将这个因果关系的起源问题“搁置”起来，巧妙转化为一个探讨大革命的文化来源问题。在作者看来，综合的条件分析较之简单的因果分析更为恰当全面。“研究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决不是要确定它的种种原因，而是要辨明使之发生变得可能的一些前提条件。”

作者的质疑与假设缘起于对莫尔内《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这部经典之作的反思。莫尔内的论述主题与预设基点，在作者看来简单且具有暴力。他很可能错误地将启蒙对革命的充分不必要条件视为唯一必要条件，从而造成了一种“起源的幻象”。在第一章开篇，我们能清晰发现作者论述模式的方法论。可以说，他完全借用了米歇尔.福柯的谱系学策略，对起源（这一高度同一性、连续性的终极原因）进行了祛魅。他移借了《知识考古学》对历史先验主体的批判意识，强调了促成历史事件的断裂性、异质性和琐碎性真相。所谓的起源正是依赖于回溯性的重构和挑拣整合，将“彼此毫不相干、在性质上截然有异、在发生时也不连续的思想和行动统合到一起。”它在本质上基于一种目的论：为了构建历史整体性无视差异，为了形成革命正当性构建出历史连续的因果论。从而，这是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悖论：追寻起源必然显现了事后的虚构。

谱系学的策略贯穿了全书，为作者质证原有“共识”提供了方法。书中翔实繁复、琐碎多元的史料档案（涉及图书出版、宗教王权、政治文化等）打破了单一的史学论述模式，意味着以散点化的微观分析取代了启蒙造成革命的中心化宏观定论。在思路上，他对启蒙假设的质疑过程也有意借鉴了《性经验史》对于“性压抑假说”的解构方法。不过，作者的独特之处在于理论上的折中主义，他虽然提出了可能的逆向设想（大革命反向建构了启蒙文化），但却并未简单激进地倒置，因为那将是另一种阐释暴力。他始终采取还原的悬置方法，保留的审慎态度，因为“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必须在莫尔内标出的领域内进行研究，不可能在构建历史的史学话语之外找到解答历史问题的路径”。这也意味着，作者接纳并继承了莫尔内提出的问题、标示的领域，“既将它们接纳为遗产，又不断地对它们予以质疑”。

夏蒂埃敏锐地发现，泰纳和托克维尔的观念或许可以校准、驱散莫尔内的起源幻象。事实上，作者也从他们二人的论述中定位出自身的阐释方向和文化视野。泰纳的视点有其无法替代的优势，他把大革命置于更为漫长的时间范畴内，考察了文化的缓慢进程。他创造性地将革命精神上溯到法国古典主义，认为它的精神特质和审美标准内置着革命的契因和要素。古典主义拒斥现实、否定社会，它以普遍抽象的绝对人性取代了个体的日常生活、以抽象世界的理性取代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从而，泰纳旨在说明一种古典主义的“自毁”，大革命的基因一开始就存在于贵族古典精神的内核里。而托克维尔提出的“文学政治”和“公共事物经验”则为作者铺就了全书的阐释方向。君主制的绝对权力逐渐损耗了权威，公共讨论在政府之外的领域进行，大批文人、哲学家作为公共舆论的代言人，具有很高权威。没有权威的权力与没有权力的权威形成了危险的双重对峙。作者正是沿着托克维尔，挖掘了政治的文学化对革命的张力作用。文学政治和公共事务领域使各阶级（贵族、资产阶级）越来越相似，它打破了将启蒙话语简化为资产阶级独有的意识形态，强调了文化的共有性和一体化进程。同时，它也批驳了王权专制建构与启蒙批判思想二元对立的简单分裂模式，它更看重权力行使模式转变与文化影响的同构、联动关系。因而，夏蒂埃此作并无意彻底颠覆，他只是反对了阐释的必然性、唯一性，提供了更多的论述可能性，描绘了一种更为多元和微观的历史认知论范式。

全书对于大革命的文化分析，始终围绕三大线索：公共领域和舆论（其中包涵着书籍的出版印刷、阅读传播）、宗教的世俗化、王权的去神圣化。首先，作者辨析了公共与私人运用理性的不同内涵，“回到康德”就显得尤为重要。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强调了理性的公共运用。它排除固定专业、职务与岗位的差别限定，用一种人类整体的一致性、普遍公民的平等性来行使理性。吊诡的是，这种政治公共领域的实现形式却是一种“文学共和国”，“它不是由启蒙哲人而是由上个世纪的学者们创制的，为自由公开地检视宗教或立法问题提供了模式和支持”。作者显然暗示公共领域的最初形成并不归功于启蒙运动，另一方面，文学公共领域也暗示了阅读公众和全体民众之间的断裂。但是启蒙的意义正在于承认民众都可以完全转换为公众，印刷传播被赋予公共领域普世性裁决的美好希冀，在书籍阅读和写作中形成了一个比权力更具权威的“批判共同体”。它将公众舆论构建为一个启蒙的、普遍的、统一的概念实体，文人成为批判运用理性的公众代言人，然而却远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普遍。文人成为舆论公众的典范，只不过是启蒙又一次的一厢情愿。

作者的真实意图也很清晰，即认为启蒙运动和文人的实质作用或许被长期高估。其实它们并不具备绝对性意义，甚至混杂在其他话语中，在当时远未引起重视。“如果有人认为启蒙哲学和王室审查在所有的战斗中都尖锐对立，不可调和，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出版审查机构曾以各种特许、默许等宽松机制变相保护了启蒙出版物。在书籍传播和革命的关系上，作者讨论了一种发生学问题。所谓书籍思想征服头脑，引发革命（由内到外）的预设要大打一个问号。哲学文本、色情作品、讽刺谤文和丑闻纪事不仅相互混杂，而且在写作实践中相互借用低俗文学的模式，导致真正意义上启蒙思想家的纯粹作品极为有限。在阅读接受上，更多的怀疑、不信与抵制使阅读很难生成革命意识。即使面对象征启蒙精神的著作《百科全书》，阅读公众中也只有小部分参加了革命，大多数对于革命依旧无动于衷甚至仇视。很显然，阅读相同书籍并不必然带来选择和行动上的一致性。“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革命‘制造’了书籍，而不是相反，因为正是革命赋予某些著作先驱性和纲领性的意义，将这些著作构建为它的起源”。

在宗教与王权的变易线索上，作者依旧警惕由于简单对峙的假设造成结论上的冒险。宗教与王权在神圣性与权威性上的陷落，很大程度上并不源于启蒙精神的决定作用。书中描述了宗教与国王自身存在的几大严重失误，可以说它们的自裁行为占据着很大原因。大革命并未造成对传统宗教的决裂摒弃，而是参照原有的体系，衍生出崇尚人类内在德性的全新价值。它在本质上是一次宗教的世俗化发展进程。相反，教会自身的分裂使宗教权威荡然无存，原本信仰的绝对性在不断的争论中消失殆尽。当没有一致性时，它只会产生疑虑，遭到摒弃。作者认为，这种世俗化运动经历了漫长的转变过程，它远远早于大革命开始之前的历史时期。相较而言，国王形象的去神圣化也存在类似的历史陷落。国王错误地将自己的两个表象（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统一叠加在一起，原本不死的政治身体“肖像”随着尸体一起速朽、埋葬。从政治礼仪到宫廷社会的空间意义转换，更造成与宗教改革类似的疏离感，原本公开持久性的“全景敞视”被一种私人化封闭的不可见性所取代。从此国王只是一个不在场的虚位，永远无法回到从前那种如同家庭中的父性存在。民众的被排斥和疏离，使得国王被想象和思考的方式变得愈加不可控制、不可设想（猜忌、怨恨、辱骂及刺杀层出不穷）。王权的神圣象征体系从来都与宗教圣体圣事密切相关，当宗教日益世俗化，君主制的神圣形象自然遭受贬损。国家仪式的减少使民众的参与感下降，批判思维模式的发展动摇了国家权威的根基。可见，作者始终以严密的质证逻辑巧妙暗置了一个主题：启蒙运动毕竟只是一个外因，它远没有宗教和王权自身的历史沦陷重要。

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重要人物，作者在书中对大革命的发生进行了宏阔与多元的源流分析，他以“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厘清了宗教信仰、政治王权、书籍出版、公众舆论等诸多社会合力对大革命的形塑作用。这正是作者此作以“文化”取代“思想”起源的原因所在。文化代表了比思想更为开阔的复杂场域，“最强有力的和最非凡的观念变革，在尚未形成清晰的思想之前，首先发生于控制和主导思想建构的集体决定当中”。很显然作者强调了大革命发生前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远比一种确切明晰的指导思想更具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