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读后感100字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是一本由[美] 马丁·威纳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7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读后感(一)：书中出现的“反工业化”言论摘抄

“像现在那样大规模地发展着的制造业制度的直接国内作用在于，它制造的的财富成比例的造成物质和道义上的灾祸。”

——罗伯特·骚赛（Robert Southey，作家， 诗人

“你们中产阶级认为，当他的信件每天在伊斯林顿和坎伯韦尔之间往返传递十二次，而且如果是靠火车在此两地传递，则每一刻钟往返一次，这就是发展和文明的最高点。他认为，火车仅仅把他从伊斯林顿的一种鄙俗的、郁郁寡欢的生活带到坎伯韦尔同样的生活中去，那是算不得什么的；而那些信件仅仅告诉他，那里的生活不过就是如此。“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我对1851年博览会总是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一种令人眩晕的、不可名状的感情。”

——查尔斯·狄更斯

”观察粮食的生长和果树的开花结果；气喘吁吁地扶犁和挥动铁锹；阅读、思考、感受、希望、祈祷......实际的繁荣或灾难仰赖于我们对这少数几种东西的了解和讲授，但绝不是依赖铁或玻璃，电或蒸汽。”

——约翰·罗斯金

“当其他中心城市以狂热的速度向前跃进，并因此而践踏其古老地方的所有古迹的时候，温彻斯特却置身于英国工业和生活的主流之外，几乎静止未动......它的古老建筑、它过去的许多风俗习惯、它的宁静美和令人愉快的邻里关系，使这座古老城市有权对所有有幸踏进这个如此令人愉快的地方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没有一座英国城市在过去有如此宝贵的记录，或者在我们这个匆忙急迫时代有如此平静的生活。这里仍使那些有了解此点才智的人生活在平静之中，而且让我们希望，或许还可以确凿地说：”它们也为那些仅停滞等待的人效劳。“”

——基钦（G.W.Kitchin），牧师

“古老的英格兰或如它所留存下来的样子......我承认我渴望了解过去的城市特点.....渴望了解洗涤日、家制果酱、薰衣草袋，吟诵葛雷的《墓畔哀歌》，聆听晨祷和晚祷。但你实际领略到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粗俗慌乱而令人焦虑的、没完没了的邮差敲门声、断断续续送来的大量电报。”

——阿尔弗雷德·奥斯丁（Alfred Austin），《古代安宁常在的地方》（Haunts of Ancient Peace)

"忘却六郡天空上弥漫着的黑烟，

忘却蒸汽机的喧嚣和活塞的撞击声，

忘却那丑陋城市的延伸，

我宁愿怀念原野上的驮马，

在梦幻中去追忆那小小的伦敦，

那白色而清洁的伦敦。“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地上的天堂》（The Earthy Paradise）

”资产阶级思虑明天，而且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他们谴责不道德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很费钱或者可能造成丑闻，他们像签订商业中的合同一样缔结婚约，他们的理想是受人尊重和物质生产的效益，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他们用这个星球上的泥土在自己身上过上一层坚硬的外壳。“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小说家，An Old English Home

”我不喜欢现在的英格兰，即工业化和过度资本化的英格兰，这里生存斗争非常悲惨，而成就则意味着汽车和目空一切。“

——乔治·斯泰特（George Sturt），自由主义者

”我心目中的英格兰里，没有侵扰、毁坏和糟蹋其它土地的工业城市。“

——爱德华·赫顿（Edward Hutton）

“我们有些人似乎企图把英格兰变成另一个美国——他们老是计划在不需要铁路的地方修建铁路，砍断树木，夷平旧住宅，甚至用广告去玷污绿地。任何多余的干涉都是破坏这种平衡的垃圾。”

——沃尔特·克兰（Walter Crane），社会主义插画家

“如果没有商业旋风般的发展和时尚的风云变幻，我们也许还很幸运。幸好它们还留下了一些未被扫荡的安静角落.......不然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祖先居住过的房子是什么样子。在那些充满旧时引起哀婉情调的可爱地方，每一件用木头、铁或铜制的同喜，每一片褪色的壁挂，似乎都在默默地诉说着传奇故事，但英格兰还保留着多少这样可爱的地方呢？”

——威廉·莫里斯

“今天我们多半都是城市居民，然而我们中很少有人的老祖先不是乡下人，即或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来自什么地方，我们下意识的自我还是寻踪恢复到他们的本能和生活方式。我们犹如被一个隔着两三代人的地道同他们隔绝开来，陷进工业革命的黑暗之中，但在地道之外就是我们的发祥地绿色田野的阳光。”

——The National Character(London,1934)

"英格兰不能仅仅根据叫做伦敦的巨大怪异蚁堆或迎合群众心理的最低共同水准的小报来判断。还有英格兰的乡村，那里旧式农家院落和小村庄的生活仍按传统的方式延续下来。还有大教堂的城市，那里时间停滞不前，人们的心灵平静。在古老的集市城镇，年轻的农场主赶着牛羊进城赶集，他们还属于哈代时代的英格兰，他们的思想还在围着犁沟转。他们的血液依然如旧，他们的性格并未因现代社会的烦躁和神经质而大为改变。“

——菲利普·吉布斯（Philip Gibbs），新闻记者

”城里人向往乡下事物......向往那古老的草地、静悄悄的河谷和持久的安宁。在那里他们会觉得更接近于民族的心灵，更接近于纯洁善良事物的源泉......沃辛顿按悠久的英格兰传统酿造，散发着乡村气息，像英格兰特点本身一样友好、清澈晶莹，在其石头和钢的峡谷中向他们走来。“

——沃辛顿啤酒酿造公司于1936~1939年间推出的系列广告之一

”英格兰的实力仍然在田野和农村之中，尽管机械化军队的整个重心正在滚滚压过来，企图粉碎他们，但最终获得胜利的却将是他们。“

——亨利·沃伦

备注：二战时期英国人喜欢讲纳粹德国描述成一个发狂的工业社会，而英格兰则被看成正好相反的社会：米尼弗太太（Mrs.Miniver)和沃德豪斯(P.G.Wodehouse)人道的、旧式的及本质上还是乡村的世界。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读后感(二)：英国脱欧背后，有怎样的历史溯源

有关英国公投脱欧影响的两极化评论占据各类媒体版面多时，从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维度切入的分析视角亦屡见不鲜，却很少有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来回溯和分析这种政治表象背后的文化因素，恰如莎士比亚所说的那般，只有坦然了解过往，才能为未来开创新的篇章。

从这一角度而言，美国学者马丁·威纳所著《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为我们理解百年以来英国发展的独特路径，提供了大量清晰而有说服力的历史素材，极富启发意义。

开出了一张英国病症单

莎士比亚在戏剧《暴风雨》中留有名言：凡是过去，皆为序章。今年又恰逢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英国民众在通过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世界级文豪时，脑海中或许都会浮现以下疑问：当脱欧公投日结果见分晓时，英国的未来将向何处航行？是否会真的如昔日欧盟伙伴们腹诽嘲讽的那般走向自我孤立、自甘堕落？抑或是保持那种二战时期的经典海报所传递的英国气质：保持冷静，继续前行？

应该看到，过往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注定与“衰落”紧密相连。自19世纪经历维多利亚女王鼎盛期之后，大英帝国就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工业与经济领域，她先后被德国与美国超越，丢掉保持半个世纪的“世界工厂”地位；在国内事务方面，劳资关系冲突不断，国内企业家精神萎靡不振，科技创新与教育制度因循守旧，呈现出的是一幅帝国斜阳般的景象。

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耗尽了这个拥有广大殖民地国家的金融储备，政治上对美国亦步亦趋，从此沦为一个二流强国。迟至本书作者马丁·威纳教授撰写该书的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所谓“英国病”刻画的种种弊端，正是集中爆发的最严重阶段，引起英国各界的普遍忧虑与反思。

与其他学者所惯常从外部国际政治与经济学角度剖析“英国病”的诸多顽疾所不同，威纳教授开出的病症单子恰有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气势：酿成“英国病”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位居英国上流阶层的文化与政治精英，是他们的百余年以来思想灌输与文化教育的“共谋”结果。

文化与政治精英彻底扭转了英国工业与文化发展的轨迹，驯服了曾经桀骜不驯、以世界市场为志向的工业资本家们，用重新再造的绅士文化驯服了工业文化背后的进步与创新，进而重塑了英国人的国民特性。

不要小看了文化传播的力量

那么英国的上流阶层与文化精英要对本国的工业主义与经济发展虎视眈眈，欲改造之而后快吗？这就要谈到英国贵族阶层在19世纪面临的尴尬处境。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率先完成，工商业阶层愈来愈成为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力量，而贵族阶层面临着被边缘化和失去话语的危险，这激发了贵族珍视和开掘自身传统的动力。作为掌握文化与教育资源的贵族，开始对工业阶层展开了招安之旅。

贵族阶层不断向富裕的工商业阶层宣传真正传统的英格兰生活方式，比如以下这些：成功的商人必须在英格兰的南方乡间拥有土地，拥有效忠勤恳的佃农和敬业高效的别墅管家。你们的孩子无需像父辈那样悲催地去啃读会计手册和去各地催交易欠款，而是应该去哈罗、伊顿这样的私立公学熟读拉丁文与十四行诗，去牛津剑桥这样的校园结交朋友，参加俱乐部，和王公贵族们饮酒叙聊，休闲时去树林乡间享受猎狐的乐趣。你们未来的工作不是去担任帝国驻海外殖民地的高级文官，就是去伦敦金融城谋一份报酬丰厚的银行职位。高尚和受人尊敬的绅士应该远离肮脏的工厂车间和空气混浊的北方城市，英国人的生活本质源自于南方的乡间田头，这里才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诚如威纳教授在书中所揭示，以上这些华丽而美好的修辞都是19世纪下半叶对传统的再度发明，与历史上的贵族生活大相径庭。失去资本力量的贵族唯有通过文化形态的构造才能同化工业阶层，尤其是他们的后代子孙，要让他们把对勤奋工作、发明创造和物质欲望永不满足的激情让位于绅士的优雅生活和贵族式的审美趣味，创造出一个阳光明媚的英格兰乡村与阴郁灰暗的铁锈城市之间强烈的反差。他们不断谆谆教诲这些“富二代”，职业和社会声誉与是否能远离臭名昭著的“捞金能力”成反比，与其在城市做无趣的守财奴，还不如放弃城市公寓返回乡间品茗下午茶来得惬意。

还记得鹅妈妈童谣故事中的“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故事吗？不要小看了文化传播的潜移默化的力量。事实上按照威纳教授的观察，自从1851年英国水晶宫博览会举办后，英国的工业主义精神即从顶峰开始跌落，进而沿着文化精英早已谱好的曲调走向平庸，进而也就失去与后起者们竞争的能力。

文化观念的抵制不易克服

思想种下的后果带来的是行动中的无意识偏向。当19世纪下半叶西方诸大国开启全面竞争态势的时候，作为领头羊的英国却对工业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感到迷茫和困惑，在一系列关系国家重大发展前景的讨论中莫衷一是，选择退让和保守的心态多过进取与改革的勇气。

根据威纳教授在书中的描述，当美德两国在20世纪初期对英国经济形成重大挑战的时刻，英国保守党财政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号召把复兴经济和提升工业规模当做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使命时，招致党内抵制。

反对派认为，政治生活的核心要务是把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准和解决大量失业作为首要目标，对工业设备的提升改造是财政上的浪费且与英国的核心价值相悖，使得英国工业彻底失去了外向型竞争的资本。二战结束至撒切尔夫人执政前夕，英国经济开启国有化模式，进一步束缚了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英国企业家更注重安全与稳定而非提升效率和技术。加之福利国家社会责任论的广泛采纳，英国的去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工业仅保留少数几个尖端领域，其他大部分要么消亡，要么成为跨国公司并购收购的对象。

为此，作者在全书末尾无不忧虑地指出，英国经济发展中最不易克服之处，就在于文化观念的持久抵制。这种抵制并非历史的传承，而是文化自我偏好的产物，孰优孰劣，也只有英国人自己心知肚明了。

物质积累不能说明一切

显而易见，作者对于英国工业主义的衰落抱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从世界舞台上销声匿迹。本书所没有涵盖的故事包括：英国在新世纪前后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利用自身的多元文化和金融贸易优势，向包括移民在内的全世界打开国门，重振经济与社会的繁荣富足。

英国既保持传统、又善于融合创新的国际形象，初步实现了从英国制造转变为英国创造的产业升级，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但恰恰是这段故事，印证了英国唯有拥抱欧洲，欢迎来自全世界的经济与物质文化交流，传统的英国商业与工业文明留下的遗产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真正得以再度发挥影响。

以移民、就业、捍卫传统之名选择退出欧盟，回到自我塑造的英国式生活的神话之中，从长远来讲必将损害英国的国家利益，其结果与英国工业主义精神的消亡或有异曲同工之效。

进一步而言，本书给予我们的启迪价值恐怕不仅仅限于英国，限于西方世界，而是对所有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处在现代与后现代转折递进过程中的国家都需深度思索的。

从英国工业主义百年嬗变的过程来看，一个文明型国家与社会凝聚力的价值载体，不仅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同时具有感召力和向心力的文明话语形态也是急需的。经济成就所取得的物质积累并不能说明一切，能编织故事，描述故事，构建故事的文化力量才具有慑服人心、驯服欲望的能力。

讲好故事的人，特别是那些善于讲故事的精英群体，更需要肩负起对国家和民族发展之命运抉择的使命。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读后感(三)：乡绅文化与英国工业文明的衰落

二战以后，英国的衰落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两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工商业遭受重创，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美元正式取代英镑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昔日的“世界工厂”对于国际经济的影响力日渐式微。经济的衰落也进一步引发了国力的衰微，尽管英国在战后保留了“五大国”之一的地位，但帝国的荣光已不在闪耀，面对殖民地人民掀起的独立浪潮，英国统治者顾此失彼，继丢掉印度之后，又先后在马来亚共产党、肯尼亚独立运动“茅茅”和塞浦路斯希腊人武装“埃奥卡”三个并不强大的对手身上栽了跟头，眼睁睁地看着曾引以为豪的“大英帝国”走向土崩瓦解，自己也迅速从国际秩序的主导者沦为在美国背后亦步亦趋的第二世界国家。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英国的相对衰落进一步凸显，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被德国和日本超越，甚至几度落后于法国，而70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更是一度使英国有从相对衰落演变为绝对衰落的危险。一时间，英国的衰落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英国病”亦成为许多人口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事实上，英国的衰落至晚从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1894年，这个美国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超越英国的年份，被许多人视作世界霸权交接的开始，战争仅仅加速了这一进程。毫无疑问，英国的衰落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针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种种解释，与此相关的著作汗牛充栋，美国学者马丁·威纳所著的《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一书使其中的佼佼者。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中国人最为熟悉的经济解释说不同，本书从文化维度出发，将英国的衰落归因于脱胎于农业社会的乡绅文化的反动及其对于英国工业文明的支配。

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曾在19世纪初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工业文明，他们在让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巩固了其霸主地位的同时，也将人类从田园牧歌式的农业社会带入了蒸汽时代。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标志着英国的工业文明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峰。然而，在马丁·威纳看来，卓著的成就并未使英国的工业精神和工业资产阶级得到应有的尊重。1851年后，一种旧式的、反工业化的乡绅价值观重新占据了英国精英阶层的头脑，并借由上流集团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使得整个社会充斥了对于工业的偏见。在当时英国社会的主流观念中，尽管现代国家的发展是无法离开工业的，但它仅仅是一种“不得已的罪恶”而已，需要在精神层面被压制到最低程度。从本质上讲，工业并非打开财富和幸福之门的钥匙，而是代表着贪婪和物欲的怪物，不断吞噬着乡村的宁静和人类的良知；而依附于工业生存的工业资产阶级则是不折不扣的剥削者和吸血鬼，冷酷、势利并且毫无同情心。与之相反，旧时代的乡村则是一个安逸、宁静、处处充满着明媚阳光和欢声笑语的和谐世界，乡村社会的精英——乡绅阶层则是高贵、有教养、富有道德感和同情心的老爷。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理想的英国不该是烟囱林立、黑烟弥漫的世界工厂，而应该是“绿茵茵的北欧花园”。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从19世纪后期开始，崇尚乡村成为英国文学及艺术领域的潮流：描写田园风光，歌颂乡村静谧、安适、停滞不前的社会环境的文学作品充斥于市场，就连查尔斯·狄更斯这样的世界级文豪也未能免俗；哥特式建筑大规模复兴，以“崇旧”为唯一目的的保护古建筑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英国的教育也被打上了乡绅文化的烙印。英国的公学和牛津、剑桥等老牌大学，均以培养有涵养的绅士和政治家为己任，从课程设置到教育思想都渗透着对工商业和实业家深深的鄙视：它们推崇古典文化，排斥实用性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在教学过程中极力向学生灌输乡绅阶层的道德观念和仇视食利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思想。年复一年，从这些校园中走出了无数享誉世界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却鲜有顶尖的实业家和工程师出身于此。长此以往，这种教育模式不仅造成了企业管理和技术人才的匮乏，更将这种对于工商业的偏见扩散到了整个社会之中：作为整个英国教育的范式，公学及老牌大学的教育模式和指导思想为整个教育界所模仿，而它们的这种偏见也很顺利地为其他学校所吸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兴建的一批“玻璃平板大学”中，有不少是由工程技术学校转型而来，一旦升格为大学，它们便迫不及待地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向以教授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大学转变。

乡绅阶层的文化及价值观也渗透进了整个英国政坛。英国国会中的三大政党——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工业化的倾向，其中尤以保守党和工党为甚。保守党指责工业化破坏了英国的传统道德，有损于社会稳定，工党则将其视作工人阶级苦难的根源，并进而追求一种超脱于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连一向极力倡导自由经济的自由党，也对工业化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及工商业中的逐利行为持审慎态度。保守党政治家斯坦利·鲍德温和工党领袖麦克唐纳都喜欢以“乡下人”、“农夫”和古老传统的继承者自居，这对政坛上的对手甚至互相赞赏对方的这种态度，视对方为“有教养的良好典范”。政治家们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国家经济政策的推行，对于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

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氛围最终也影响了工业资产阶级自身的价值选择，这些通过经营工业发家致富的人，并未得到与他们财富相称的社会地位，不仅不为贵族所接纳，甚至不受金融业资产阶级的待见，后者宁肯将资金投向国外市场也不愿帮助本国社会中的这些“异己”分子。工业资产阶级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精神折磨，因此，他们一旦发财致富，便迫不及待地想要摘掉自己身上实业家的标签，到乡村和郊区购买土地，建造府邸，甚至退出实业界，向他们所倾慕的乡绅阶层看齐。他们的后代也乐于进入公学接受传统教育的培养，成为彬彬有礼、不事生产的绅士。久而久之，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页日渐乡绅化，竞争能力、进取意识和创新精神不断衰退，英国的工业在这样一种充满偏见的社会氛围中陷入了恶性循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就已呈现出了衰退的态势，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到作者写成此书的20世纪80年代初。

反动的乡绅文化何以百余年间在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英国阴魂不散？在马丁·威纳看来，这是与英国近代独特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的。与其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英国是完全通过和平与妥协的方式走上现代资本主义道路的，它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植根于本国土壤，未使社会及历史发展进程出现任何断裂的例子。由于没有经历任何激烈社会变革的打击，旧时代贵族的思想文化及价值观念得以完整的保留下来，并通过其作为优势阶级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也是没有经历激烈的社会变革造成的），使其渗透到中产阶级乃至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中，经过1832年议会改革和1846年《谷物法案》的废除，土地贵族向工业资产阶级交出了政治经济统治权，并部分的接受了后者的生产经营方式，通过投资金融及工商业获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巩固了自己的社会优势地位，工业资产阶级则心悦诚服地臣服于贵族的文化价值观，并按照后者的形象精心打扮自己，言谈举止和价值观念全部向乡绅及贵族阶级看齐。这种畸形的新旧阶级的融合导致英国工业文明的社会根基并不稳固，给旧文化的反扑留下了可乘之机，英国不流血的改良传统曾令无数人为之赞叹，也颇为有着保守传统的英国人津津乐道，这样一种传统，曾经帮助英国人一次又一次平稳地度过了历史上的各种危机，却也使其背上了历史包袱，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埋下了隐患。

无独有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也曾在《当前危机的起源》一文中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在安德森看来，自17世纪40年代开始的英国革命，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贵族地主在革命进程中及革命之后经历了自我转化的过程，逐渐与新兴的资产阶级相融合，进而塑造出了新的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统一体。革命后的英国社会，阶级结构不仅与经济实力的分层相对应，还在礼仪规范、语言、饮食、衣着和娱乐等领域中制造出区隔，从而在贵族地主与其他民众之间树立起“我者”与“他者”的对立关系，而这一关系又在赋予前者以富有教养、值得尊敬等神秘色彩的过程中更趋自然化。更为关键的是，对这一关系的认知与接受渗入到了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意识之中，使得英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处处表现出贵族及乡绅的意志，从中催生出的“经验主义”难以深刻理解社会、历史进程，因而无法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整体性的变革思想。在这样一种特定社会秩序的影响及掌握领导权的意识形态的收编下，工人阶级建立普遍的、完整的阶级意识的路径被阻断，从而使其难以把握历史经验背后的结构关系，从而阻碍了英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佩里·安德森的理论意在解释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困境，但从文化因素入手的做法，却与马丁·威纳颇为相似。马丁·威纳在序言部分也简单提及了安德森的观点，表明他的观点或许确实从安德森的作品中有所借鉴。

当然，自此书出版之日起，学术界对它的质疑和争论就从未停止过。例如，尼尔·麦肯德里克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对于实业家并非一味的贬斥，许多著名作家笔下也不乏善良、聪明的实业家形象，很难据此说当时社会上兴起了反工业化的思想潮流；罗宾斯坦和斯通夫妇等人则认为，大规模的工业资产阶级乡绅化的现象实际上并不存在。应该说，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是远超常人想象的，马丁·威纳的理论也并非完美无缺，但作为研究英国衰落问题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这本书对于我们加深对近现代历史进程的理解是极具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