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经典读后感有感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是一本由曹旅宁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41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一)：读后感

此书读完，感觉先生的学问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殊为不易。不像今日之学人，张口师承，闭口门派。全是吃祖师爷的庸碌之辈。学者之可贵在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不能立一言一说于学界，纵使师承名师名校又如何！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二)：没让我失望

虽然平心而论此书好像不大像年谱长编，而像是各种文章的摘编...但实在也是爆出了很多的猛料，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理解黄先生的为人。促使我买这本书的还是当年读《唐史十二讲》里面前言的那句“因小人陷害...”看后果然没让我失望...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三)：有些意思

黄永年先生这部年谱读来十分有趣，不是捧腹大笑，盖因谱主为人直爽，时有惊人之语（未名湖畔要找三十条狗不容易，三百个博导呼之即来）。整体读来，对比蒋天枢所做编年事辑的剪裁得当叙述克制，本书显得良莠不齐芜杂无序。年谱、学谱之作，非尽搜材料即可之事，要亦见编者之卓识，谱主之精神、学问乃得彰显。不然，一大杂烩而已。黄先生早年从开明书店邮购买《古史辨》第七册，刮目细读，从而接受古史辨的治学方法，其实也接受了《古史辨》派的论文风格，喜写驳论式文章。黄先生认为，光读古籍，不接受五四以来史学界的新成果，仍有成为乾嘉学派末流以至冬烘学究的危险。他正是读了陈寅恪的两论稿，“才知道如何读史书，如何做研究的门道，从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去解释历史的陈腐观念中彻底解脱出来”。黄先生论文的特点是深刻犀利，往往由独到的看法，但是为文似乎并无讲究。隋唐及以后的历史不在我的涉猎范围之内，但黄先生的著作电子版都搜集齐备了，以后有时间细细读。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四)：学者黄永年是怎样炼成的

1938年的冬天，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在沦陷的常州城里地摊上买到吕思勉的《经子解题》。这本小册子成为他接触古籍的启蒙读物，为他开启了研究古代文献的大门。几年后，他在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正式成为吕先生的学生。20岁那年，他买到周越然、纪果庵、周作人、谢刚主、陈乃乾、谢兴尧所著《蠹鱼编》，眼界大开。1946年，他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国文得了100分。这年冬天，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门市部购得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了这本不厚的专书，他深受启迪，逐渐领悟怎样读史书、怎样做研究的门道。后来，他投入大量精力从事唐史研究，写了不少跟陈寅恪先生立异的论文。再后来，2007年他病逝于西安，享年八十二岁。

他曾这样自我评估：“从1979年重返教学岗位指导研究生，至今二十五年，自问做到了下面几点：传授了我国古代文史领域最基本且正确的知识（主要通过目录学），使今后不至闹笑话；开设了版本学、碑刻学以及《太平广记》研究等即使知名院校也未能开设的课；让学生知道要读老一辈学者吕诚之师、顾颉刚师以及陈寅恪先生的著作……”

嗯，大概不少读者猜到“他”就是黄永年先生了。

黄先生去世后，“黄门侍郎”曹旅宁历时数年，撰成《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我从布衣书局购得精装毛边本，先裁后读，不忍释卷，获益匪浅。要了解黄先生的生平、性情与学术，本书自是很不错的选择，不过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脑海里不停盘旋着一个问题：像黄先生这样成绩卓著的学者是怎样炼成的？

黄先生谈不上“家学渊源”，但“学有师承”，他的几位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还有先是老师、后来成为他岳父的童丕绳（书业）先生，都是公认的一流学者或曰学术权威。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光有师承是不够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才可能换来文章不写一句空。辛德勇回忆老师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勤奋以至于忘我，严厉以至于苛刻。因此，在《编年事辑》不时看到黄先生对不少典籍烂熟于胸，比如他“对《左传》熟悉到大体可以背诵的程度”，“上课多引孟森明清史论著，其纯熟不下于陈寅恪先生的唐史论著”，等等。

除了刻苦钻研，方法是至关重要的。用黄先生自己的话说，跟老师学习，最主要的就是学习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对于我辈无缘亲承大家謦欬的普通读者而言，不仅可以从《编年事辑》中一睹先生的风神笑貌，更重要的是领悟治学的态度和方法。黄永年先生在考入复旦之前，已颇有学术根柢，上大学时他告诫自己不能光读古籍，还得接受‘五四’以来史学界的新成果，否则就有成为乾嘉学派末流以至冬烘学究的危险。因此，他曾用一两个月时间到图书馆把当时较有声誉的学术期刊全部浏览一遍，熟悉前贤研究成果，掌握学界动态。

在治学过程中与前辈时贤切磋论辩，也是更上层楼的良方。黄永年先生得名师指导之外，同时也与承名世、谢国桢、唐长孺、缪钺等往还密切，不仅得“旧学商量加邃密”之愉悦，还可能“新知涵养转深沉”。

做学问当然得掌握一些最基本的锁钥。在这方面，黄先生精通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比如目录学，黄先生就要求他的学生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也是老一辈学者流传下来的治学经验。至于版本学、碑刻学，他强调多查、多看，增广见闻。

通俗历史读物、入门指导著作的重要性是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黄永年先生曾撰有《唐代的长安》《司马迁的故事》《<旧唐书>和<新唐书>》《唐太宗李世民》等通俗的小册子。这种读物篇幅不大，但要真正做到深入浅出，手里没有金钢钻是绝对做不了瓷器活的。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它既吸取了前人的成果，也融入了自己的考索。黄先生曾颇为自负地对学生说：“太师母都能读。”该书1987年出版，三十年后仍受历史学者的推重，渴盼重印。黄先生在《唐史史料学》的自序中表示，写这种入门书不仅要求作者学识渊深广博，更重要的是以诚待人，不敷衍，不打官腔，无保留地把个人心得公之于众。这样诚恳、严谨的治学态度，加上他渊雅深醇的文史素养，邃密犀利的史学眼光，不能不让人感佩钦敬。

末了再提一句，此书搜集了很多第一手材料，内容甚为丰富，诸如黄先生的臧否人物、学林轶闻，看点多多，秋凉时节一册在手，快意何如。

《新京报 书评周刊》2013.9.14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五)：脉望馆札记之：黃永年謝國楨的君子交

機緣巧合，買回來一部《黃永年先生編年事輯》的精裝毛邊本，書做得地道，邊裁邊讀，一周時間恰好讀完。滿心愉悅，又滿懷沉痛。黃先生是精嚴深湛的史家，更是文武昆亂不擋的舊派學人，詩書印俱見功力，先生辭世之後，這樣的文釆風流再難得見。

想寫的東西不少，最先浮上筆端的，竟然是《事輯》裏所述先生和瓜蒂庵主人二十餘年的君子之交，這斷續零散的書生交往當然不是《事輯》的重心所在，然而我卻對此倍感興味。兩位先生都是愛書人，寂寞年代裏並不太頻繁的鴻雁往返，古道熱腸的相互贈書，相知在心的書齋夜話，都是動人風景，舊詩裏「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的意境庶幾近之。

兩位先生的著述我最先讀到的是謝先生的《瓜蒂庵文集》，說來這也算新書，竟然忽忽也是快二十年了。九六年遼寧教育出版社「書趣文叢」裏收了謝先生的這本文集，我是在大學附近那間小書店無意買到，最喜歡的是那一叠遊記與舊詩。《三吳回憶錄》見其清麗，《錦城遊記》更顯綿密。

董橋先生《故事》裏那篇〈瓜蒂庵手札小記〉所說最得我心：「《瓜蒂庵文集》所收各類文字不啻愛書人冬夜一壺暖身佳釀！他的《三吳回憶錄》寫得那麼豐潤，實在大可印成精緻的一本小書。他的文采跟Munby不同，筆下少了Munby輕巧的dry wit。鄭西諦對來薰閣書店的陳掌櫃說：『剛主人雖然老實點，倒很有意思！』Munby太精明，也許真的不那麼老實；謝先生的散文好就好在『很有意思』。」題外說一句，董先生《故事》一集，我最喜歡的便是這一篇〈瓜蒂庵手札小記〉，董先生手裏那麼多清玩舊物，偏偏剛主翁的幾葉信札最讓我羨艷不已。

謝剛主另有一件功德無量的書林韻事便是八十年代初，選擇自家珍藏的明清筆記稿本抄本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行世了「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這一系列究竟收錄了多少種書，因為原書卷數不同，長短不一，因而冊數、種數並不一致，有的一種書三厚冊，比如張大復的《梅花草堂筆談》，有的則一薄冊包括三種書，比如我最喜歡的《石湖棹歌百首˙燕程日記˙聽雨閒談》，當然也有不少是一冊一本的。最可愛的是全部照原書套紅影印，印作現在的小三十二開本，紙面平裝，書後更有謝先生行楷小字題跋，文短情長，溫煦如春風，熟稔如舊友。可惜後出的幾種把影印手迹改為排印，真是大殺風景。

謝先生是古籍版本行家，黃永年先生也是個中高人，學界盛傳的他一進古舊書店，僅憑書根便知是何著作何版本的典故幾乎是神話了，有這樣的投契，兩位先生的相識相知則更是順理成章了。《編年事輯》所載黃先生和謝剛主的訂交始於一九六○年，其時先生名聲未顯，剛主翁則是知名學者：「先生一次偶然在《光明日報》上見到謝國楨剛主談論清初金埴稿本《不下帶編》的文章，先生正好有一本為金埴所撰內容稍有出入的《巾箱說》，於是寫信給《光明日報》轉告剛主，稍後把這本書和另一部《人海記》寄去送給剛主。謝也回贈批本《漁洋山人精華錄》和舊抄本《司空表聖文集》。後者中有羅振玉題記，已收入《大雲書庫藏書題識》，前者則是未經剜改的人間僅有的最初印本。」今世的讀者應當會羨慕二位先生不涉名利的簡單和純粹。

此後兩人雖未謀面，然而音問不絕，談書論學，聲氣相通，並未因為時勢而棄舊學如敝履，各自小心翼翼地守護以期能潛滋默長，直待光風霽月之時。《編年事輯》上，至一九七八年，形勢漸明，黃先生終於入京問學訪友，兩位紙上相交近廿載的朋友終於聚首，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在北京的半個月裏，「倒有四分之一時間與剛主在一起，不是一起上琉璃廠，就是在永安南里他的寓所裏談天，一坐就是一整天。除談學林近事舊聞外，更多的時間當然還是談書。剛主所藏《藝風藏書記》、《續記》，書上有繆荃孫晚年準備出售藏書時手批的售價。……剛主知道先生對繆批此書的喜愛，就連同另一部少見的王引之的《周秦名字解故》慨然相贈，並在《藏書記》上墨書題記。」

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尚未出齊，謝國楨先生便辭世，接到訃告，「黃先生惘然若失，回想自己與剛主先生二十多年的交誼，終日為之不怡。」先生擬了一副輓聯：宿昔侍游，雅譚追說雲輪記；只今歸去，遺稿猶存鮚埼書。以代唁電。上聯借藏書家繆荃孫來喻剛主先生的藏書，並述己之追懷；下聯又以先生治學之功可稱全祖望之治明季史事，典雅合宜，沒有深情與厚學是寫不出來的。

粗略讀完《編年事輯》，最讓我感慨的便是兩位先生這一段說不上濃厚卻不涉名利的道義之交。落花無言，人淡如菊，兩位先生先後隱入歷史深處，這段交誼卻彷彿菊之清芬，幽而彌遠，令後來者追懷讚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