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的读后感大全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是一本由[英] 安东尼·吉登斯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6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读后感(一)：社会学入门吐槽

马克思部分问题很大，第一，阶级支配理论如何应用于工人最后还是没说，第二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平均利润比较清晰，但贫困化部分几个比率的说明不对，用后马克思的事实支持马克思，作者的卫护可谓不遗余力 涂尔干先吐槽两点，第一社会分工论似乎读值不高，第二马克思的分工说的早且少却似乎更贴合经济实际，以下待补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读后感(二)：不确定是不是適合入门

1. 通俗性和全书的叙述而不评论是最大的优点，也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2. 前面一部分主要算是对三位的基本介绍，可能存在争议较多。个人也觉得对于韦伯和涂尔干的某些重要方面忽视了或者误解了。马克思不算了解，所以也不知道是否准确。

3.后面一部分就主题的三人对比很有水平。应该可以归为专家级别。

4.但是专家级别而不是大师级别，因为叙而不论，最终就还是技术层面上的。对于某种更高的内容的同情或者理解的缺乏---导致对比缺少了深度，三位之间的内在的紧张和冲突被淡化，化解成了社会理论的表达。

5.可能吉登斯是希望以事实论事实的，不过从社会事实开始，三位的分歧可能都是巨大的，所以最终还是吉登斯自己的社会事实层面。对比沃格林对于韦伯的评论，貌似都可以说，迷路的韦伯，而吉登斯还在看着迷路的韦伯的路标以为那是全部真相。

6.吉登斯可能的同情马克思的观点进一步干扰了对于韦伯和涂尔干的解释。

7.对比涂尔干讲孟德斯鸠和卢梭，都是评论分析前人的，高下立见。所以也是某种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的显象？

8.所以，入门也不应该把通俗性作为标准，还是更应该读原著？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读后感(三)：《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 吉登斯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 吉登斯

吉登斯的现代化理论和第三条道路在学术界（甚至是政治界）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这么一位和沃勒斯坦、哈贝马斯、布尔迪厄齐名的大师级别的人物，要想了解他的思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吉登斯的思想，尤其是他的现代化理论具有明显的思想继承性，也就是继承成了传统（古典）现代化性理论，其中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对其思想的影响最为深远。吉登斯最初（未成熟）的现代化理论思想就是在对古典社会学三大家理论的梳理和分析中产生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就是这么一本书，吉登斯是站在巨人（前人）的肩膀上的。

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对古典现代性理论呈现出明显的继承关系。在继承的基础上，吉登斯加以融合和创新，提出了他关于现代性理论范式的四个维度。正如郭忠华在译者序里面所总结的一样，“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构成了吉登斯现代性理论范式的四个维度。在他看来，这些维度之间还彼此关联、相互促进。资本主义的竞争为工业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注入了动力，而工业主义反过来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的联合形成“工业资本主义”。同时，对于工业化生产、军事力量和民族国家而言，监控的作用也是根本的，这些组织的运转丝毫不能脱离监控的实施。另外，工业主义与军事力量也互相融合，形成当代社会的“军事工业主义”。它不仅急剧改变了军事力量的性质，使之进入核武器时代，而且还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性质，使之成为“工业化的战争”。因此，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框架中，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暴力等四个维度与工业资本主义、军事工业化等现象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一幅缤纷的现代性图景。”显然，吉登斯继承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三大范畴，它们分别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涂尔干的“工业主义”和韦伯的“理性化”。“军事力量”则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维度（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点。吉登斯注意到了军事力量在形塑现代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政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战争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政治现象”（p10）。 因而，他不得不将“军事力量”作为现代性的维度之一。当然，作为“巨人”的古典三大思想家之所以没能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忽略了这一点，与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因为那时“现代性还处于上升和扩展的阶段，现代性的问题也还刚刚显露”（p11）。 相对于古典社会学理论三大家，你可以说吉登斯沾了“时代”的光，但相比于我们这些人，我们沾再多的光也提不出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理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之路，从康德（二元论）和费希特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视角”）、圣西门，再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马克思并非是某一个思想家坚定的拥护者，而是对每一个思想家的观念都有所吸收，有所抛弃，并最终形成自己的观点。比如，通过对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思想的批判与扬弃，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而对于“生产关系与阶级结构”，马克思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生产活动是社会的根本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p46）生产活动会形成相应的生产体系，“每一套生产体系都存在着一套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它是生产过程中存在于个体之间的一种关系。”（p46）在进行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社会交换，并由此产生社会分工。“在生产关系出现不同的社会分工的情况下，阶级也就将会出现，这一现象使剩余产品的累积成为可能，并为少数人的集团所霸占，这些少数人的集团与大部分生产者之间从而形成一种剥削关系。”（p48）马克思认为“阶级是一种由个体之间关系所构成的群体，这种关系指的是生产方式中个体对于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关系”。（p48）因而，也就形成了资产阶级（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资产阶级通过“剩余价值”（通过剩余产品产生）对无产阶级（以工人阶级为代表）进行压榨和剥削，因而二者之间是对立的。除了“剩余价值理论”之外，吉登斯还就马克思思想所涉及到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矛盾’”（p68），“‘贫困化’论题”（p72），“资本主义的超越”（p78），（人的）异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总而言之，基本上覆盖了马克思思想所涉及到的经典（重要）论题，抓住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

y/2016.9.2晚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读后感(四)：现代社会理论三大奠基人的理论概述 ——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读书笔记

一、马克思的理论

马克思的理论由对黑格尔的扬弃开始。现实世界并不是理念的结果，理念只是现实世界的产物。黑格尔的理论认为，国家（上层建筑）先于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存在，而事实却相反，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只是一种扭曲的状态。要对现实世界进行变革，靠的不是思辨，而是实践（praxis）。在此，无产阶级的现状汇集了当下社会的一切非理性，因而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就是整个社会的解放。国民经济学家误将经济学中的概念视作外在于人而存在，因而将眼前的交换经济视为永恒的状态，但事实上，资本主义也只不过是历史上存在的经济制度中的一种。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异化”的概念，即“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马克思指出了四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分别是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行为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过往的原始共产主义不同，过去的共产主义只是对现状的否定与倒退，而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将是对现状的扬弃。

马克思提出了唯物史观，志在建立一种经验性的社会科学。商品经济和私有制都是随着分工的复杂化和专业化而出现。马克思主要的历史研究都是以西欧的历史材料为基础，勾勒出从部落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路径。

每一个特定的社会形式都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生产关系。分工形成阶级，并使剩余产品的积累成为可能，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使得社会日益分化成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私有财产破坏了原有的共同体，统治阶级以其意识形态使其统治合法化。一个社会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总结了社会变迁的过程：生产方式与内在于其中的社会关系保持着平衡，上层建筑则通过阶级支配的媒介维持着这种平衡。新的生产力出现，现存的生产关系日益成为前者发展的桎梏，于是矛盾就以公开的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发展成政治领域的革命斗争，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则表现为原则之间的冲突。斗争的结果或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或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过往的革命阶级，在夺得统治地位后，都”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但无产阶级则“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登上统治舞台。

马克思考察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从经济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商品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劳动具有二元性，一方面是有用劳动，另一方面是抽象劳动。商品的两面性不过是劳动二元性特征的表现形式。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依照其价值等价交换，因此利润不可能在流通领域中产生，而只能在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中产生。工人生产的价值中一部分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以维持其生存，多出的部分则作为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分为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和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s/v），利润率p=s/c+v。商品并不按期价值出售，而是按生产价格出售，即投入的资本再算上平均利润。平均利润率由社会总资本与剩余价值总数决定。资本主义体系内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促进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由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并非消费需求的不足，而是消费能力的不足）造成的周期性危机是其内在矛盾的体现，资本主义将在一次总危机中灭亡。此外，资本主义的矛盾性还表现在工人相对于资本家的贫困化上，资本主义有意识地维持一支产业后备军（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以此将工人的工资保持在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水平上。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积聚（单个资本家资本的扩大）与集中（现有资本的合并）辩证地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存在着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通过集中政治权力，一步步夺取资本家的资本，使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国家的功能逐渐被社会取代，由社会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最终国家消亡，进入第二个阶段。届时，随着分工的废除，异化也将消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涂尔干的理论

涂尔干继承了德国思想家的观点，将社会视作一个有机整体。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可以由这个社会的法律来衡量，涂尔干将法律分为压制性法律（如刑法）与补偿性法律（如民法、商业法、宪法）。前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一般为以“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为基本凝聚纽带的传统社会，这种社会同质性强，存在着一元化的集体意识，任何部分都可分裂出去，而不对整体构成损害。后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则是以“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为纽带的社会，社会职能高度地专门化，由此而来的个人主义为个体差异创造了空间。当代社会经济功能的分工超过了道德规律的发展，契约的缔结不依赖道德规范，而是依赖强权，涂尔干将之称为“强制性社会分工”，这就导致了失范（anomie）状态的产生。

涂尔干的观点在《自杀论》与《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两部著作中得到了阐述。在《自杀论》中，涂尔干研究了社会团结与自杀的关系。现代社会的自杀现象与利己主义和道德失范有关，而传统社会中的自杀则与集体意识和利他主义有关。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以“外在性”（exteriority）和制约性”（constraint）来界定社会事实，坚持“把社会事实看作事物”的原则。涂尔干主张，不能以功能来解释社会事实，应当先确定原因，然后在分辨功能。涂尔干对社会学上的“常态”与“病态”作了区分：如果一种现象在相同类型的所有社会或绝大多数社会中都存在，那么对这一类型的社会而言，这种现象是“常态”的，反之则为“病态”。

自学生时代起，涂尔干就立志研究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涂尔干指出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共产主义将政治与经济分开，每个人都是全能的生产者，社会主义则将政治与经济结合，对生产实行集中调控。前者适合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后者适合社会分工较发达的社会。两者的共同点是认为利己主义的自由活动不足以自动形成社会秩序，且集体需要必须高于个人之便。涂尔干认同阶级划分会逐渐消亡的观点，但他认为解决当代世界的危机不能仅从经济入手，因为当代的危机从根源上讲是道德失范。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让国家在经济和道德上起作用。涂尔干将国家定义为行使政府权威的行政官员组织，由三部分构成：存在着既构的权威，该权威在至少有一定程度的结构分化的社会内行使，而且由一明确的行政官员团体进行运作。由于现代社会中，个人权利由国家保障，伴随着个人权利扩张，国家也愈发强大。涂尔干认为这种趋势可能会导致国家成为一个压制性机构，与文明社会中的个人的利益相分离。要遏制这一趋势，必须依靠处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职业群体（occupational associations），即法人团体，使其成为能够抗衡国家的力量。

涂尔干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研究了宗教在社会中的功能。涂尔干将宗教定义为“是一个由关于神圣事物的信仰和仪式组成的统一体系······信仰和仪式把所有信奉者联合在一个单一的称作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中”。图腾崇拜是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它将图腾、图腾标志和氏族成员视为圣物，其产生的根源来自氏族群体本身。圣物即是社会被赋予实体的形式，其崇高性象征着社会高于个人的优势地位。涂尔干将宗教仪式分为积极仪式（宗教祭典）与消极仪式（禁忌），前者强化群体的道德信仰和社会团结，后者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划清界限。人们对知识范畴的划分起源于按图腾划分氏族的基础上。新教的伦理体系为“个人崇拜”提供了道德基础，是现代道德个人主义的直接起源。现代道德个人主义虽然会导致利己主义滋长，但并非起源于利己主义，而是建立在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和对社会公正的渴望之上的。现代社会面临的困境无法通过援引传统社会的专制纪律来解决，只有通过社会分工来实现道德的统一。

三、韦伯的理论

在着手研究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条件时，韦伯注意到新教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一方面强调通过正当的经济活动追求财富，另一方面又禁止个人享乐，韦伯认为这与宗教改革中路德宗的“天职”（calling）观念有关，传统宗教强调远离世俗事务，而新教却要求人们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活动来履行对上帝的义务。加尔文宗的预定论（predestination）又加强了这一观念，清教徒通过持续地从事物质世界的劳动，以禁欲伦理从事财富积累，来克服对自己选民身份不确定而导致的孤独感与焦虑感。而这种资本主义的精神已经确立，就摆脱了它的宗教外衣，内化于整个资本主义机器之中。

在方法论上，韦伯认为科学无法成为价值的来源，事实真理与伦理真理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任何一种伦理追求都无法用经验知识去判定，人文领域中存在着无数不可化约的竞争中的理想（irreducibly competing ideals）。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那么社会科学是否能够保持客观？韦伯认为，对一个历史情境进行解释仰赖于对“理想型”（ideal-type）的使用，这一概念通过对不确定因素的抽象和组合建构起来。关于道德中立的问题，韦伯主张大学教师不应将讲台当作宣讲自己政治观点的场所，在学术领域应当保持中立，传授技术性分析的方法，但在大学之外的政治领域韦伯则反对用中立来掩盖自身的政治立场。

韦伯认为社会学“应该被看做是一门诠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从而对社会行为的过程和结果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诠释性理解需要对观察到的活动与其对行动者的意义之间存在的动机联系予以解释。韦伯区分了社会行为的四种类型：目的理性（purposively rational）、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情感（affective)、传统性(traditional)。社会关系最稳定的形式就是人们相信它是一种合法的秩序（legitimate order）。一个政治组织只有在特定的领土内合法地垄断对武力的组织运用时才成为国家。一个支配体系是否稳定在于被支配者是否坚信其受支配地合法性。韦伯区分了三种合法性理想类型：传统型（traditional）、超凡魅力型（charismatic）和法理型（legal）。韦伯以“阶级”、“身份”、“政党”三个维度分析社会权力的基础。

韦伯在关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研究中，考察了宗教伦理对经济组织体制的影响，尤其是与主宰西方经济生活的理性主义的进步或受阻之间的关系。宗教先知通过预言创造新的教义以将巫术从日常生活中驱除出去，即世界的“去魅”（disenchantment），这一过程在理性资本主义阶段达到顶峰。印度宗教中的灵魂转世和因果报应理论以及种姓制度，中国城市缺乏独立性、重视世俗生活都阻碍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官僚化和民主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秩序中最激烈的冲突来源之一。官僚制一旦建立起来就“不可逃脱”，现代生活的理性化将人们带入了某种“牢笼”，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之间的对立无法弥合。

四、三者的关系

涂尔干和韦伯都在不约而同地回应马克思的理论，三者都在关注现代人面临的最紧迫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关于宗教与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形态的延伸，而韦伯则赋予二者同等的地位；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异化的产物，可以通过实现社会主义消除分工来废除宗教，而涂尔干则认为这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将分工视为异化的起源，并主张通过重组社会来消灭分工。涂尔干则将高度的分工视为现代社会的常态，道德失范才是现代社会危机的根源。马克思关注的是生产关系，而韦伯则关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出的官僚体制一方面提高管理技术的效率，一方面又压制人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价值，而这一过程不会由实现社会主义扭转，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国家管理经济，其结果只能是官僚制的扩张。马克思将官僚制国家视为资产阶级国家的特殊形式，认为官僚制将与资产阶级国家一并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市民社会的管理。三人的观点皆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基本结构和发展趋势的不同的认识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