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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舆论》读后感1000字

《公共舆论》读后感1000字

《公共舆论》是一本由约翰·R·扎勒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90元,页数:42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公共舆论》读后感(一):公共舆论的经典著作

在公共舆论研究的经典著作中,早期的李普曼大作之后,要数这本出版于冷战结束之时的著作。

这本著作是科学研究公共舆论的的经典著作,在征求译丛书目时,大多政治心理学研究者都推荐了这本重要的著作,包括Robert Jervis教授。

“在本书中,约翰@扎勒发展了一个综合的模型,来解释人们是如何从精英和大众传媒那里获得政治信息,并把这些信息转化为政治偏好的。利用许多具体的例子,扎勒把这一模型应用于众多议题上,包括内政和外交政策、对政府的信任、种族平等、总统声望,以及竞选中的投票行为等。”

《公共舆论》读后感(二):RAS(receive accept sample)模型

四原则:

1. 接收原理: A对某议题的认知和参与层次越大,接触和RS关于议题政治讯息可能性越大。

2. 抵制原理:A常抵制那些与其政治既有倾向不一致的主张,前提是在其拥有对感知信息和他们的既有倾向之间的关系所必须的脉络背景信息的范围。

3. 可达性原理: 头脑中能回想到的考虑的事项越是最近的,其A从记忆里搜寻到这些考虑事项或有关的考虑事项,并放置到头顶上来使用的时间越少。

4. 回答原理: A通过平衡对他们而言是凸显的或对其立马可以获取到的各个考虑事项来回答调查问题。

* 推论:

1. 大多数人对大多数议题的态度的根本断言,即一种趋向某种程度的矛盾的倾向性。

2. 政治意识水平较高的人在回答问题时会展示出较小的偶然差异。

* 特点:

融合了两种理论:信息分散于具有不同政治关注度的人群中的理论和人们将信息转化为问卷调查回答的理论。

但普世性和简约性是以显著的简化和变量忽略为代价的。

[]正视回答的不稳定性:

* 人们的态度报告随着时间的不稳定性是当代调查研究中最令人不安的实证发现之一。

* 一边回答一边编造:所有的理论工作都是由两个观点完成的,矛盾推论和回答原理。前者只认为人们对绝大多数问题的不同方面都有不同态度;后者认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人们都会基于那些对他们而言最为凸显的考虑事项来回答问题。

* 没有理由认为一个人在做出即决判断时,各种想法都应该一致。对大多数来说,没有必要去弥平甚至识别出他们对问题的矛盾性回答。每个回答都可能代表一个真实的感受,这一感受可以和相反的感受共处,并且根据人们脑中的凸显想法,来回答相关的问题。

[]公共舆论与精英话语

* 民意调查人员通常会以为自己在公正地测量公众到底在想什么,但这样的理想通常会在实践中导致公众在正在进行的精英辩论中选择主要的对立立场中的一个。

* 公众对于大多数议题的态度是对关于这些议题的竞争性政治传播的相对强度的反应。精英在主流议题上联合起来的时候,公众的反应是相对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的,意识水平最高的成员最强烈地反映了精英的共识。某个议题上的大众意识形态两级化的程度反映了对立性信息流的相对强度。

* 四种变量的相互影响:总体层次上政治传播强度的变化,个体层次上民众政治关注度的不同和他们的政治既有倾向(尤其是价值观)的不同,以及总体层次上使得某些考虑事项变得凸显的偶然事件,比如新闻报道或者问卷建构。

* 模型事实简化为两个观点:

1. 对于大部分政治议题,个人并没有技术意义上的真实态度,他们只有通常的但不够整合的一系列考虑事项;

2. 政治意识和政治既有倾向之间的交互影响是民众利用从政治环境中获得信息形成观点的过程的基础。

* 公共舆论的精英主导问题:

1. 精英主导:精英引导民众持有了那种如果有了更好的信息和分析他们就不会持有的观点。

2. 少数几个专家并不是对政治权威的有效的制衡,忽视他们,把他们投入监狱,杀害他们或者让他们保持沉默,太容易了。他们发生效力的唯一希望是公布争论和将争论政治化,从而使普通公民可以作为力量参与争论。

《公共舆论》读后感(三):书评:公众、专家和舆论

陈心想 (发表于《书屋》2013年第8期)

曾有这样一个国家,居住着两种人:蓝种人和红种人。虽然这两种人有很多相同的价值观念,但是他们对公共政策的评价不同。前者喜欢小的、圆形的和色彩浓深的政策,而后者却喜欢高的、矩形的和色彩浅淡的政策。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不同,红种人和蓝种人政治上一直是分歧的。但是双方都看重理由和证据,因此都委托专家给他们提供建议。他们都雇佣同种人做专家,让专家顾问立论、讨论和辩论,以找到政策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如果可能的话)。为了鼓励专家对政策难题找出最好的答案,他们还为那些能够说服其他专家的人设立了昂贵的奖赏,包括地位,研究经费,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公共赞誉。而且像所有的自由国家一样,紫土地上还有领导公共事务的职业政治家和政治活动家,但是他们很少有自己的观点。相反,他们向同种的专家寻求思想。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民众能否接受这些思想,在党派辩论中有力地呈现这些思想,以及其它有效推销的问题。因此,政治家们很少超越专家的话语。与此同时,红种民众和蓝种民众都不特别对政治感兴趣。他们宁愿把时间花在工作、家庭、和国家性娱乐活动—棒球运动。因此他们宁愿委托通讯传播专家为他们提供一般性的和易于理解的信息,也不愿自找麻烦地仔细关注政治辩论。民众从不做独立思考。所有的人只是从精英提供的选项中进行选择。这是约翰·扎勒在《公共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一书中所讲的“紫土地的寓言”故事—简化了的美国社会的类比,目的是为了分析公众、专家和公共舆论之间关系和运行机制的。

扎勒在《公共舆论》里发展了一个综合模型,用以解释人们是如何从精英和大众传媒那里获得政治信息,并把这些信息转化为政治偏好的,进而阐明大众舆论的形成和变动机制。作为译者之一和审校,我愿为读者分享一些书中的观点,我对此书的理解和点滴感想。

中国有句古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了专家,其实国家的治理是不需要“民众”话语参与的。从而也不存在谁主导公共舆论的问题,公共舆论也不复存在。但是,还有句话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说明,对于公共事务,民众还是很难不让参与的。这样问题就变成了“民口”也就是公共舆论是如何形成的,民众的意见和观点从哪里来的。既然这样,那么有没有谁主导(或者换个说法,叫“操纵”)舆论呢?

我们先来看看公众的观点或者意见的形成问题。根据扎勒的理论和模型,民众其实是很少独立思考的,他们的观点受到自己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具有共同既有倾向的不同专家的不同观点的集合”—影响,而且在对大众传媒中的专家或者精英们提供的备选项中并受其措辞的影响作出选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民众的观点是受到获取民意的专家们的“操纵”的,手段之一就是措辞用语提示民众关注不同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例子:

让根据随机抽样选出的受访者,回答三个和阿拉斯加石油勘探有关的问题中的一个。第一个提问是:石油勘探—直接提问法

您赞同还是反对在阿拉斯加的联邦所有的土地上进行新油田勘探?

第二个提问是:石油勘探—依靠外来石油提问法

近日,有很多人谈论关于在阿拉斯加的联邦所有的土地上进行石油勘探。有的人反对这种勘探行为。他们认为阿拉斯加的土地应该为子孙后代保留。还有的人认为阿拉斯加的石油勘探应该进行,因为美国新能源可以避免对外来石油的依赖。您的意见如何?您赞同还是反对在阿拉斯加的联邦所有的土地上进行新油田勘探?

第三个提问是:石油勘探—经济成本提问法

近日,有很多人谈论关于在阿拉斯加的联邦所有的土地上进行石油勘探。有的人反对这种勘探行为。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使用我们现有的资源,那么就没有必要使用这些石油。其他人则支持勘探。他们认为,如果不使用这些石油,那么人们就会因为油价上升而利益受损,甚至因此失去工作。您的意见如何?您是赞成还是反对在阿拉斯加勘探新油田?

对这三种提问方式,受访者的回答不同。在回答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时,人们对于在阿拉斯加进行石油勘探和环境保护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没有表示出什么关心。特别是,在社会阶级—经济代价敏感性的共同指标—和对石油勘探的态度没有什么相关性。但是,当第三个问题明确地提出潜在的经济成本时,人们在社会阶级上的属性到底是属于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就和石油勘探有了很强的相关性。当问题以第三种形式提出时,整体支持勘探石油的人士比例开始上升,这在工人中尤其如此。这样,如果人们从前两个问题中得出结论,认为以前人们认为美国人对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成本漠不关心,这样的想法就是错误的。事实是很少有人想到这一点,除非是问题提问方式给他们这种联想。

在扎勒的书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表明民意调查中民意受到“操纵”的事情,而且都很有趣。所以,我们说民意常常很难说是“真实的民意”。但是,根据扎勒的论证,虽然民众对公共事务的观点变动不居,但是就如“紫土地的寓言”里所说的,民众通常保持与和他们具有共同意识形态的专家的意见保持一致。比如公众对越战的态度,就由媒体的报道的导向从支持到反对越战的。所以,由于人们的既有倾向的价值观比较稳定,又保持与和他们具有同样价值观的专家一致,所以公共舆论还是有其规律的。

既然专家意见通过媒体的传播达到公众,从而提供了公众意见的可选项。那么,是否精英就可以主导公共舆论了呢?根据扎勒的论述,以紫土地为例,如果精英主导是指精英使得公众持有了信息完全的情况下不可能持有的态度,那么可以说紫土地上的民众完全避免了精英主导。虽然在观点(outlook)上不同,当蓝专家和红专家达成一致并使政治家和民众都与他们一致的时候,民众会确信,即使他们毕生致力于研究这些政策问题,他们也不会得出与专家有多大不同的结论。专家群体包括了社区中与普通社区人们持有共同价值观念的人,而且他们是在分析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之后做出结论的。即使在精英不一致的情况下,即各类民众机械地跟从他们各自的政治家或者专家的建议时,也不存在精英主导。民众依然能够确信,他们越是关注某个问题,他们越可能与具有相同价值观念的专家得出相同的结论。

虽然表面上看来,精英可以主导舆论,而实际上是很难的。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专家本身具有意识形态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导致他们之间的竞争。就像紫土地上的人们一样,蓝种人和红种人都有自己的专家,他们都从自己的偏好来研究政策问题和解决方案。但是,因为科学知识作为基础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又可以为不同意识形态的专家们找到共同的平台对话。就像我们熟知的学术界,学者们有激励机制来探索“真知”,这种真知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获得超越意识形态的共同基准。这样,以知识为基础,即使价值观很极端的专家们也可能在科学知识面前达成一致。比如扎勒举的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两个意识形态非常自由或保守的专家之间,在知识面前对“核冬天”争议达成了一致。

在演讲的当天,当那个自由主义者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和那个保守主义专家聊天呢。在做了常规的介绍之后,这个自由主义者平静地问这个保守主义专家:“哎,你这些天在研究什么呢?”

“核冬天,”保守主义者答道。

“很有趣,”自由主义者说。“你发现了什么?”

“基本上,那是不可能的,”保守主义回答道。

我担心一个核爆炸就要发生了,就向后退并寻找庇护所。但是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

“是的,我也是这么看的,”接受过物理学训练的自由主义者说。“我也做了大量的计算,但是所有的计算都没有说明核冬天的可能性。”

然后,这两个人开始讨论不同物质的破坏率,在城市中能够找到多少那些易燃物质,以及其它的核冬天会产生或不会产生过程的技术参数。他们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

因为这种科学知识的基础性,本来来自不同的价值偏向意识形态的专家们虽然在一开始是试图找到利于自己价值偏好的研究,但是之后会因为“职业和专家群体”里的职位和声望的竞争而达到超越偏好的研究。比如,早期研究艾滋病的人员很多是同性恋者或者是他们的同情者,“所以他们都很想发现艾滋病毒不像其他许多病毒那样传播”,但是只在最初的一小段时间里影响了研究者的计划,“很快,无论是不是同性恋者,所有的研究者都开始集中在赢得‘大奖’上—也就是,不管他们的个人兴趣和期望如何,他们都想首先发现艾滋病的真正本质。”

其实,专家们的意识形态偏见也不是没有好处。至少可以让有争议的话题为不同偏好的人来探索,从而才更可能深刻认识该问题。如果不同意识形态的专家们在某个问题上依据“科学知识”达成了一致,记者们报道的所有信息来源都会提供大致相同的说法,从而“精英共识”和“主流规范”就会产生。如果达不到一致,记者报道的观点就会不一样,从而出现两极分化,不同观点的精英带动与他们观点一致的民众形成公共舆论的分流。

在扎勒的模型里,公众和专家之间就是这么一个影响关系。问题其实不是如此简单,专家虽然是知识的制造者,媒体虽然是信息的传播者,但是政府官员的影响依然不可忽略。好在信息体系已经不只是在政府体系,还有非政府体系,而且媒体有一定的信息加工的自由,政府官员的审查也会因人而异,关注重点不同。

到这里,我们知道,公众的舆论其实反映的还是专家们的意见。问题是—正如在本书最后,扎勒问道:如果只有专家能够进行政治辩论,为什么还要把公众搅进来呢?为什么不让政府政策只反映专家意见呢?扎勒给出三个理由:第一个:人们有权利解决他们感觉应该解决的争论;第二个是:政治参与本身的价值,它使得参与者变得高贵并实现自我。但是这两个原因在扎勒看来都不具有吸引力,因为公众经常会做出道德上出格或者技术上愚蠢的决定。所以扎勒给出了第三个理由:在没有制衡的时候,政府会偏离正道,会变得专横跋扈或者更加邪恶。光靠几个专家来制衡是靠不住的,因为“忽视他们、把他们投入监狱、杀害他们或者让他们保持沉默,太容易了。他们发生效力的唯一希望是公布争论和将争论政治化,从而使普通公民可以作为力量参与争论。”

要实现专家和公众发挥正常作用,需要的是自由公平的环境。扎勒说“只要专家的聘用和赋予的自由还在良好的激励系统之中,我没有理由相信,一般而言,整体普通民众比专家更聪慧。对我来说,在民主社会中,民众迫使领导者沿着有益的方向行动以及在必要的时候让领导下台的集体能力--而不是集体智慧--似乎更为关键。。。。真正的问题是保证对立的观点可以平等地竞争。”

最后,正如我在“译后记”里所说,“虽然说本书的理论很有独特价值,但我最钟爱的还是本书探索知识的方法论和操作过程,它向我们展示了通往知识,或者说真理的道路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我建议读者认真看看这本20多年前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公共舆论的经典之作,其中的理论方法案例等等有机地融合一起的诱人魅力令人回味无穷。

《公共舆论》【美】约翰•R•扎勒 陈心想、方建锋、徐法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201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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