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话经典读后感有感

《三国史话》是一本由吕思勉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22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三国史话》读后感(一)：楔子

斜阳古柳赵家庄，

复古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忠郎。

陆游的诗，所说的，便是盲翁说书的场景。

《三国演义》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曹魏，曹操、郭嘉、荀彧、程昱，有曹操这样的老板是幸运，郭嘉是我偶像。

蜀汉，刘备四十五岁左右还是一事无成，屡战屡败，能继续奋发是怎样的一种坚持？ 关张说是很厉害的可还是觉得难逃匹夫之勇(傲慢)，诸葛亮号卧龙、庞统号凤雏。

东吴，孙权、周瑜、鲁肃、陆逊，生子当如孙仲谋。

《三国史话》读后感(二)：一本一般般的书

这是大家小书中的一本，较大部头的史书，这本书薄很多，出于纠正三国演义中错误历史的想法，我选择了这本书来勘误。举其中一例：演义中的关羽温酒斩华雄，其实华雄是被孙坚干掉的。

现正史中说汉朝的首推班固的《汉书》，但据考证，作者是汉王室的亲戚，所以说里面的立场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再加上无其他史书佐证，它能一家独大也不奇怪了。

国内较有名的史学家大多经历过见过后历次文化浩劫的洗礼，其写史多不得不从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也就是生产工具决定论，这种预设立场的著史，个人觉得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此书亦不能免俗，文中大谈封建专制让人大倒胃口，所谓的封建指分封和建国，专制是指皇帝一言九鼎，其实真正能做到说一不二的皇帝是从朱元璋开始，中间断了数百年，到了雍正才能说一言九鼎，古代丞相的封还就足以阻止皇帝为所欲为。此书翻翻就好，不宜精读。

《三国史话》读后感(三)：充满了主义，设定了主题

这是大家小书中的一本，较大部头的史书，这本书薄很多，出于纠正三国演义中错误历史的想法，我选择了这本书来勘误。举其中一例：演义中的关羽温酒斩华雄，其实华雄是被孙坚干掉的。

现正史中说汉朝的首推班固的《汉书》，但据考证，作者是汉王室的亲戚，所以说里面的立场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再加上无其他史书佐证，它能一家独大也不奇怪了。

国内较有名的史学家大多经历过见过后历次文化浩劫的洗礼，其写史多不得不从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也就是生产工具决定论，这种预设立场的著史，个人觉得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此书亦不能免俗，文中大谈封建专制让人大倒胃口，所谓的封建指分封和建国，专制是指皇帝一言九鼎，其实真正能做到说一不二的皇帝是从朱元璋开始，中间断了数百年，到了雍正才能说一言九鼎，古代丞相的封还就足以阻止皇帝为所欲为。此书翻翻就好，不宜精读。

《三国史话》读后感(四)：当史学家面对演义

响马读书群围绕《罗马人的故事》曾有很热烈的讨论：读过罗马史的人说此书胡扯，没有读过的人觉得此书很好看。此次读的吕思勉的《三国史话》，其主旨之一就是对标流行数百年的《三国演义》，纠正其中的谬误（书中用语是误谬），延伸讨论三国时期的人和事。我觉得这两件事可有一比：吕思勉所做的事情，仿佛就是一位罗马史学者面对《罗马人的故事》讲罗马人历史。

此前讨论中，大家的切实感受（共识）是：内行研究者不写科普，是各种外行作品横行大赚眼球（和稿费）的主要原因；再进一步说，这些内行研究者虽然会写诘屈聱牙的论文著作，还真不一定能够面向大众写出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好文字来。看完吕思勉的《三国史话》，我觉得超越了上述认识——这位老先生既有史学家的深厚素养，又有简洁平实精到的优美文笔，只可惜不是一部从头到尾的完整的三国“故事”。

不是完整的三国故事，那他到底讲了什么？第一是纠正《三国演义》里的谬误，第二是延伸开来讲三国期间的政治军事格局，第三是对一些人和事做历史钩沉和评价。如果你已经熟读《三国演义》再读此书，我觉得会有非常好的效果——说来惭愧，好几十岁的我，曾经几次拿起这部书，但到今天也没有看完过。

《三国演义》不是真实的历史。为说明这一点，作者专门有一节讲“历史与文学”，其中不仅区别文学与历史，同时还区别了史学和真实的历史，我觉得前一个区别无需解释，但后一个区别可能常常为一般人所忽略，似乎史学家写出来的就是历史的真实。他说，历史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上处理这些事情的人，要应对当时复杂的环境和多样的情态，而这些却是后世的史学家所无法完全知晓的，这就给史学家再现和评述当时的人和事带来难度，故而一定要“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之内”（大意）。这样说来，历史真相是一层，史学家的工作是另一层，演义就是第三层了哈——这是我说的。

三国纷争来自东汉末年之乱，东汉末年之乱大体会归结于三：一曰宦官十常侍挟持皇帝，二曰外戚干政争权，三曰黄巾“贼”起事。此书分别三个专题分别讲这些，但不是按部就班讲这一段发生的故事，而是先延伸出去讲渊源再落到当下做分析判断。比如“宦”早期与“学”并称，然后怎么一步步变成内臣、最后变成宫中怪胎。比如“戚”为什么要加“外”字，延伸下来，在父系家人称之为宗室，母亲一方的人成为外戚。比如黄巾与道家什么关系，东汉末年道教各流派想从江湖影响庙堂有几种路径。

作者对曹操尊崇有加。15篇中有5篇以曹操为题：曹操是这样强起来的，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替魏武帝辩诬，从曹操到司马懿，还有一篇曹操是主角：赤壁之战的真相。我这里引其中的一些话：“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体国的文臣，舍生忘死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司马懿则不同，“他一生用尽了深刻的心计，暴虐的手段，全是为一个人的地位起见，丝毫没有魏武帝那种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的意思了。”

《三国史话》读后感(五)：不一样的三国论点

从小喜欢三国，四大名著中就看完了《三国演义》，有些精彩之处不止看过一遍，不过小说并不等同于史实，因为喜欢所以也很想知道历史的真相，吕思勉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写的这本《三国史话》非常好，里面有他自己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独到见解，看后让我对三国的一些知识又有了更深的认识。

本书先从导致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三个重要因素说起：宦官、外戚、黄巾起义。

宦者，近代的俗语亦称为太监，那是因为在明朝，他们所做的官，有二十四个，都称为某某监之故。宦字开始并非指被阉割之人，而是与学有关。宦字的古义，是学和仕，而学和仕本身就是一回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后来出现了在办事机构中或无所事事，或只为长官办私事的现象，等于是养闲人，于是宦便有了养的意思，皇帝所养的办事之人，便是宦官。在东汉光武帝之前，宦官不一定都是阉割过的人，只是到光武帝之后，宦官才悉用阉人。那阉割的人从哪里来的呢？作者又从古代刑法谈起。在古代，必须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使之成为不能恢复的创伤，然后可以谓之刑。古代有所谓五刑，都是伤害人的肉体的，便是墨、劓、剕、宫、大辟。墨是在脸上刺字；劓是割去鼻子；剕亦作膑，是截去足指；宫，男子是阉割，女子是把她关闭起来（就是拘禁，女子做人俘虏，战胜之人还要用来满足性欲，所以不肯施以阉割）；大辟就是杀头，这是伤害人性命的，所以又称为大刑。伤害身体的刑法最初只施诸异族，或者内奸。到后来，就有一种极下贱的人，虽未受过宫刑，而希望到贵族的内室里去服役，就自行阉割，以为进身之阶了。皇帝其实是一个最大的纨绔子弟，他信任宦官，其实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够听奴仆的话，而且只有奴仆，本无身份，亦无骨气，但因其所处地位，亦会闯出大乱子来。外戚是母亲家里或者妻子家里的人，而父系时代自己家里的人谓之宗室。两种势力都出现过威胁皇权的行为。黄巾起义也多和道教有关。

在《历史和文学》一文中，作者叙述了一个较好的观点。演义一类的书，看似离奇变幻，神出鬼没，但只要我们肯用心，凭着事理想一想，就知道他所说的话，都极幼稚，只好骗小孩子罢了。讲历史却不然，历史上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话，只是旁观者不负责之辞，并不是真理。因为当局者的环境，旁观者总不能尽知。读史的所以难，解释古事、批评古人的所以不可轻易，其原因就在乎此。所以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

《后汉的地理》讲述了东汉的地理情形。东汉的行政区划分是分为十三个州，十二个州各有一个刺史，又有一个州，则是属于司隶校尉的。十三州是幽、冀、并、凉、青、兖、豫、徐、扬、荆、益、交、司隶校尉。幽州包括朝鲜半岛的北部。青州是山东的东北部。兖州是山东省的西部和河南省的东北部。徐州是山东省的东南部和江苏的江北。荆州是河南的西南部和湖南、湖北两省。益州是陕西省的南部和四川、云南两省。司隶校尉是河南省的西北部、山西的西南部、陕西省的中部。汉朝的行政区划，下级的是县，再上是郡。县的长官，户口多的称为令，少的称为长；郡的长官，称为太守；每州有一个刺史，却是监察官而不是行政官，而监察的专注重于太守，县以下的事情，即非其所问。事实上，行政官宜用资格较深的人，监察官宜用资格较浅的人。东汉末年，刘璋父亲刘焉主张该刺史为州牧，理由是四方多乱，非有资深望重的人不能镇慑，而资深望重的人是不能使他为刺史的，而不得不改其名为牧，以示隆重。到后来，则一个人往往先做刺史，过了几年，资格渐深，名望渐高，然后升为州牧。后汉的十三州，大小是极不相等的，小的如青州、兖州，不过现在山东省的一半，大的如扬州、益州，都要包括现在的好几省。这是因人口多则设治密，而当时的南方还为甚开发之故。所以吴国的地方并不小于魏，而实力却远不如魏，就是为此。

《董卓的扰乱》当然是讲述董卓进京的事件。何进的死虽然让京城经过一番扰乱，但恰好把积年盘据的宦官除掉了，倒是一个图治的好机会。而惜乎给董卓走进去，把中央的局面弄糟了。正给有野心要想割据的人一个好机会。自此以后，中央政府就命令不行，政治上纲纪全然失去了。所以论起汉末的分割来，董卓确是一个罪魁祸首。董卓初进京城时，也未始不想做些好事。他替党锢之祸中的人一一昭雪，而且还引用了一班名士，比如蔡邕。不过他其实是不懂得政治的人，一上政治舞台便做了一件给人家借口的事，那便是废少帝而立汉献帝。在专制时代，无故废立，那是怎样容易受人攻击的事。而他所以失败之由，尤其在于不能约束兵士。当时洛阳城中，富贵之家甚多，他就放纵兵士，到人家去抢劫。还要奸淫妇女。军队如此，连京城里的秩序都不能维持，还说得上收拾天下的人心么？无怪乎东方州郡要起兵讨伐他了。东方的兵一起，董卓的所作所为，就更不成话了。他迁都长安，令手下的兵逼着人民迁徙，使民众死伤无数。他自己带兵仍留在洛阳附近，一把火，把皇宫、官署、民居都烧毁了，二百里内更无人迹。他又使吕布把汉朝皇帝和官员的坟，都掘开了，把坟中所藏珍宝取去。你想这还成什么行为？无怪批《三国演义》的人，要说他是强盗行径，不成气候了。当时东方的兵，如果能声罪致讨，这种无谋的主帅，这种无纪律的军队，实在是不堪一击的。至多经过一两次战事，就平定了。苦于这些州牧、郡守，都只想占据地盘，保存实力，没有一个肯先进兵。其中只有曹操，到底是有大略的人。但单靠曹操一个人的力量自然不够。兵到荥阳，就给董卓的部将徐荣打败。这时候，董卓的兵似乎胜利了，却又有一个孙坚，从豫南而来。孙坚向北进兵，也给徐荣打败。明年，孙坚收兵再进。董卓使吕布、胡轸去拒敌。二人不和，军中无故自乱。给孙坚打败，把他的都督华雄杀掉。华雄明明是被孙坚所杀的，《三国演义》却说他被关公所斩，这就是演义不可尽信之处了。于是孙坚进兵，离洛阳只有九十里，董卓自己出战，又败。乃留兵分屯关外，自己也退到长安。孙坚进到洛阳，修复了汉朝皇帝的坟墓，也就无力再进了。而且这时候，洛阳业已残破，不能驻兵。只得仍退到鲁阳。倘使这时候，董卓的所作所为，成气候一些，确也还可以据守关内。无如他的所为，更不成气候了。他在关中的郿县造了一个坞，堆积了三十年的粮食。而且他一味暴虐，不论文官武将，要杀就杀。于是再没有人归心他。再到明年，就是汉献帝的初平三年（192），就给王允、吕布合谋所杀。董卓虽死，朝廷却仍不能安静。事缘董卓虽死，他手下的军队还多着呢，都没有措置得妥帖。后又有李催郭汜的作乱。从董卓入洛阳以后，到献帝迁回洛阳之时，汉朝的中央政局，可说全是给董卓和他部下的人弄坏的。这件事，别有一个深远的原因在内，那就是西凉兵的野蛮。当时西凉兵中，夹杂了许多异族，董卓的性质，有一半被他们同化了。不但董卓如此，他的部将和他的兵，怕大都如此。后来“五胡乱华”时，有一大部分人还是带着这种性质的。可见后汉时西凉兵的扰乱，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其中实含有很深远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在内了。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一文详细讲述了曹操的起家，不过我想说的是演义中曹操杀吕伯奢一家一事，文中这样解释的，汉朝离战国时代近，战国以前本来道路不甚太平。走路的人要成群结队，带着兵器自卫。居家的人亦往往招集徒党，做些打家劫舍，或打劫过往客商之事，根本不足为奇。曹操因疑心吕伯奢家而将其家人杀掉，或吕伯奢的儿子要想打劫曹操而被曹操所杀，都属情理所可有。不过其中并无陈宫罢了。可见如果还原历史时代的背景，此事还要另说了。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有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阐释。中国从前的皇帝，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号召力。除掉异族侵入时，大家把他看做民族国家的象征之外，这一座宝位不论谁坐都好。自食其力的百姓，何苦要帮这一个、打那一个呢？ 曹操所以能有相当的成功，还是因其政治清明，善于用兵，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根本没有多大的关系。虽然如此，所谓皇帝，在事实上如其略有可以利用之处，想做一番事业的人还是要利用他的。这不过是政治手腕的一个方便，以利用为便则利用之，以推翻为便则推翻之罢了。再有本文的一些论述，比如班固这个人是无甚识见的，根本不配写历史。还有董承这个人，董承本来是牛辅的余孽，哪里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他叫曹操进京，也不过是想借曹操的力量，排除异己罢了，哪里会真和曹操一心？所以后来，又有又有奉到什么衣带诏，说献帝叫他诛灭曹操之说。最后作者说要想大局安定，总要就有实力的人中拣其成气候的而帮他的忙，这是从来的英雄所以能得人扶助的原因，想来曹操就是如此。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当然重点是官渡之战，但文中说历史上所传的一些情节，也多非其真，读书的人不可不自出手眼了。比如官渡之战中袁绍没有听田丰的话，然而袁绍从四月里和曹操相持，直到八月里才进攻曹营，可谓已充分利用持久之计，不幸曹操的兵，实在坚固难于动摇，以致功败垂成罢了。至于袁绍既进兵，还是用稳扎稳打之博学计，则本来并不冒险，田丰之计听不听也无甚关系。所以说历史上的话，总是不可尽信，我们读书非自出手眼不可的。袁绍兵败之后，当时北强南弱之势，遂变为南强北弱。然亦不过南强北弱而已，说曹操的兵力就可以一举而扫荡袁绍，那还是不够的。当时曹操乘势追击，冀州郡县多有投降曹操的。然袁绍回去之后，收合散兵，就又把降曹的郡县收复了。曹操的用兵是最精锐不过的，倘使力足扫荡河北，岂肯中途停顿？可见袁绍的兵力也还足以自守。不但如此，当袁绍未败之时，还分兵给刘备去攻略汝南。可见袁绍对于扰乱曹操的后方，亦很注意。不过大军既败，此等游军就无甚用处罢了。袁绍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却互相攻击，最后也导致了袁氏的覆灭。从建安四年袁曹交兵至此，前后共历九年，和曹操的破陶谦、吕布、袁术等，前后不过两三年的，大不相同。所以说袁绍确是曹操的一个劲敌。

《赤壁之战的真相》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场景。赤壁之战是当时分裂和统一的关键。里面有两个问题做一下记录。一是兵力，当时两方的兵力：大约北兵是十五六万，荆州的兵有七八万，合计共二十余万。刘备一方面，合水陆兵共有万人，刘琦手下的江夏兵，亦有一万。周瑜、程普的兵，《三国志》上有的地方说各有万人，有的地方又说共有三万，大率鲁肃手下还有些人，合计之共有三万。孙刘之兵，约在五万左右。两方的兵力，约系一与五之比。但在地利及军队的长技上说，南方的兵却是占了便宜的。二是孙权决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何在？孙权和曹操，本无嫌隙，当时假使投降，曹操还要格外优待，做个榜样给未降的人看的。所以当时孙权假使迎降，就能使天下及早统一，免于分裂之祸；而以孙权一家论，亦系莫大的幸福。然则孙权的决意抵抗，周瑜、鲁肃的一力蹿掇孙权抵抗，不过是好乱和行险侥幸而已。这其实是自立的野心，孙权和周瑜、鲁肃等，早就有之。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一文先驳斥了刘备借荆州一说，荆州怎么得失孙权的？这简直是胡说。不过文中对于关羽的讲述却很明了。 关羽是有些本领的，一则，如果留心《三国志》，自刘备用兵以来，不分兵则已，倘使分兵，总是自己带一支，关羽带一支，可见他有独当一面的才略。二则北方人是不善水战的，关羽一到荆州就能带水军，亦可见其确有本领。至其在下邳投降曹操后，曹操待他甚厚，而他还是不忘故主，却又不肯辜负曹操的厚意，一定要立些军功，报答了曹操然后去，也确有封建时代武士的气概。后人崇拜他固然过分，我们也不能把他一笔抹杀了的。而《三国志》说他“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糜芳、士仁之叛，未必不由于此，也是他的一个弱点。关羽的败，是刘备方面的一个致命伤，因为失去荆州，就只剩得从益州攻关中的一路，而没有从荆州向南阳攻洛阳一路了。从汉中向关中，道路是艰难的，魏国防守之力，亦得以专于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屡出而无成，未必不由于此。所以说这是刘备方面的致命伤。不过，如其通观前后，则刘备的急于并吞刘璋，也是失败的原因。不但如此，刘备的猇亭之败，其祸机实亦潜伏于此时。刘备自以为厚集其力，可一举而夺取荆州。殊不知蜀吴的兵力，本在伯仲之间，荆州既失，断无如此容易恢复之理。

《替魏武帝辩诬》一文对曹操的历史诬陷进行了辩解，特别是魏武帝的己亥令的叙述，我们看到了一个坦荡光明的君子，一个拥有至深封建道德的汉臣，一个具有高尚志趣、文武兼修的有志之士。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体国的文臣，舍生忘死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两汉之世，正是封建主义的尾声，得这两位大人物以结束封建时代，真是封建时代的光荣了。

《从曹操到司马懿》又开始说司马懿了。翻开历史地图，东吴的地方也并不算小，较之曹魏并差不了许多。但是当时，南方开化的程度，还不及北方，人力财力都非北方所比，实力却差得远了。至于蜀汉，就更相差得远了。魏据有这样的地盘，论理，吴蜀两国应该兢兢自守还不容易。然而三国时代也延长到六十年之久。这一因吴有长江之险，蜀系山岭之区，北方的人，不善水战，要攻入山岭之区，也不容易，一亦因魏国的内部还有问题。魏国明帝病危时，齐王立为皇太子，只有八岁。权臣刘放、孙资保举了曹爽和司马懿辅政。此后十年之中，就变做曹爽和司马懿的争夺。其初政权在曹爽手里，司马懿便诈病，睡在家里不出来，在齐王即位后十年，司马懿突然发力除掉曹爽，这一事情的真相现在无从知之。但司马懿卧病十年，忽然而起，京城里的军队，就会听他调度，可见他平时必和军队预有勾结。从此以后，魏朝的文治派没落，只剩武人得势了。封建时代的道德是公忠，是正直，是勇敢，是牺牲一己以利天下，司马懿却件件和他相反。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都是这一路人。这一种人成功，封建时代的道德就澌灭以尽了。

《替魏延辩诬》的辩诬主角换成了魏延。刘备选人镇守汉中，这时关羽在镇守荆州，以资格论，自然是张飞，赵云也颇有战功，不过刘备却破格擢用了魏延，这可见魏延的才略，其将略似乎还在关张之上，大概关张的将才，是偏于战斗，而魏延则要长于谋略些罢。诸葛亮死后，蜀汉的军队起了内讧，以致魏延身死，亦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诸葛亮死后，蜀汉还有二十九年的命运。这二十九年之中，前十二年，总统国事的是蒋琬；中七年是费祎；后十年是姜维。蒋琬、费祎手里，都不甚出兵伐魏。当时魏蜀二国，国力相去悬殊。灭蜀的一次，据魏国人计算，蜀兵总数共只九万，分守各地方的，差不多去其一半，而魏国兵分三路，诸葛绪、邓艾每路三万，钟会所带的兵又有十余万，兵力在两倍以上。所以蜀汉的形式，是很难支持的。既无退守的余地，就只得进攻，至少要以攻为守。诸葛亮不断出兵，也是为此。而三国后之第二十一年至四十一年，正是魏国多事之秋，蜀汉若要北伐，其机会断在此间，而其机会又是愈早愈妙，因为愈早则魏国的政局愈不安定。然此中强半的时间，都在蒋琬、费祎秉政之日，到姜维掌握兵权，已经失之太晚了。所以把蜀国的灭亡，归咎到姜维，实在是冤枉的。倒是蒋琬、费祎，应当负较大的责任。魏延伐魏之志，是比较坚决的。如诸葛亮死后，兵权在他手里，总不会像蒋琬、费祎那样因循的，虽然成败不可知。所以魏延的死，总不能不说是蜀汉的一个损失。

《姜维和钟会》此文讲述了封建道德之下的两个烈士，效忠于魏的钟会，还有效忠于汉的姜维。

看吕思勉先生的书的确是很有收获的，有时间再看先生其它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