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理论》读后感精选

《后现代理论》是一本由[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 / [美] 斯蒂文·贝斯特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7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后现代理论》读后感(一)：无奈之选的辩证法和非理性的诱惑

马克思的意义是什么？是给我们一个资本主义终结后的必然选项？还是给我们一个终结资本主义的历史追求？

至少可以回答的是：他给了我们对身处其中的现代世界以长久的批判力。

这批判力诞生了法兰克福学派，诞生了现代左派政治运动，也在五月运动之后和非理性哲学私生下了后现代理论——这样一个充满着激情与妙想的怪胎。

我们的社会与生活需要在中正中保持步伐，扎根于理性、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之中的批判也是中正的，但是这些四平八稳的理性东西都不够迷人，一点儿也不酷。抛却了责任感的短暂生命仿佛只有靠向叔本华的“意志”或柏格森的“直觉”才能生出真正的力量，而似乎只有和这些非理性哲学暗暗联系着的后现代欲望政治才能给这些有力量感的生命以栖居的空间。暗通非理性哲学的后现代理论将着重言说个体的非理性哲学推广到社会的广度上，将其给普泛化了。

然而很悲伤的是，欲望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中正”的东西，尼采的迪奥尼索斯式嘉年华不会在曼哈顿出现，也不会在王府井上演，而德勒兹用以反抗压迫的欲望政治也终究是一种文学化的修辞欲望，这里面体现着的是西方左派激情澎湃也不堪一击的理想主义，理想破碎就只留下一地虚无和犬儒的碎渣。后现代就像一个叛逆期的青年人，急切地想要切断和母体之间的思想脐带，走着走着却发现没了养料，脚踏一片废墟。

我们终究要回到理性与辩证法，后现代理论的无能一如它的聪明。它只会被用来提起一下警觉，它终究不会被采纳，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中正的，一如我们的生活。世界不需要力量感，很简单，被一种美妙的、有着强大力量感的非理性哲学所统摄的社会将变成下一个德意志第三帝国。

《后现代理论》读后感(二)：读书笔记：关键概念

一、福柯

（一）考古学、系谱学

考古学试图弄清知识的可能条件，以及使得推论性理性形成的决定性规则，通过隔离(isolating)揭示出形构规则（P45），最终获得多元、并置、彼此独立的历史，并且确定在不同的事物系列之间，有哪种关系形式能够被合法地描述（P49）。福柯的考古学更注重对理论和知识的分析，重建传统历史观。（P51）

系谱学作为一种新历史学方法，是福柯的分析范围的一次拓展。（P52）系谱学方法分析话语的有效构成，无论是在控制的限度内，还是在这些限度之外（P51）；强调话语的物质条件，着重分析推论领域和非推论领域之间的关系（P52）。在系谱学政治中，第一个任务是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自主话语、知识、声音（P64），第二个任务是试图开创一个自由空间，以便将我们自己构造为自主的主体（P72）。

二者都从微观角度重新审视社会领域，拆解历史连续性的巨大锁链及其目的论的终极归宿，历史地看待被认为是永恒的东西。（P52）考古学是分析局部推论性话语的适当方法，系谱学是一种策略，可以解放一度处于从属地位的知识。考古学试图揭示主体是虚构的，系谱学则力图强调构成主体的物质背景，揭示主体化过程的政治后果，并帮助形成对主体化实践的抵抗。考古学指责人文学科建立在人本主义假设之上，系谱学则把这些理论同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并试图使历史知识在局部斗争中发挥作用。考古学从理论上揭示了人文学科在现代认知背景中的诞生过程以及“人”（Man）的形象的诞生过程，系谱学则强调它们所生产的权力以及效应关系。（P52-53）

（二）生物性权力

权力的本质是生产性的，其运作借助于具有霸权地位的各种规范、政治技术以及对躯体和灵魂的塑造。生物性权力的最初形态表现为规诫性权力，第二种形态关注类总体。（P55-56） （三）自我技术

允许个人运用他自己的办法或借他人的帮助对自己的躯体、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施加某种影响，改变自我，以达到某种愉悦、纯洁、智慧或永恒状态。（P68）现代文化必须自行发展出一种非规范道德(a nonnormalizing morality)。（P71）

二、德勒兹与加塔利

（一）无组织躯体(body without organs)

躯体的一种未分化的原始领域，自我和超我结构从此衍生。（P93）

（二）辖域化/解辖域化、制码/解码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首要任务就是驯服和压制欲望，将其辖域化(territorialize)到一个封闭的结构当中，即制码(code)。（P96）而将物质生产和欲望 从社会限制力量之枷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被称为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e)或者解码，对压迫性社会符码的解码将会使欲望拜托限制性的心理与空间界限。（P98）

（三）精神分裂、分裂分析

精神分裂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下产生的具有潜在的解放力量的精神状态，一种彻底解码的产物，是达到后现代解放的基础条件。（P100）精神分裂是一个非中化过程，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变成自我毁灭，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P102）

分裂分析是德勒兹和加塔利用于分析欲望在社会中的生产和流通的方法。它强调欲望和无意识要比需要、利益、物质生产更为重要，反对过滥的、阻碍着无意识之流的各种机制、话语、制度、专家以及权威。理论上，它试图对于一切社会领域内的个体与群体欲望的无意识投资进行一种非中心化的、片断化的分析。政治上，它试图摧毁一切坚固且统一的主体与群体认同区分，促使解辖域化的逃逸线在无组织躯体得以产生的连贯平面上形成。分裂分析的目的在于使个体精神分裂化。（P100-102）

（四）分子、克分子

在欲望机器的原始状态中，它是没有目的或者意向的分子单元(molecular units)，具有非意指性和非再现性。它们不同于那些克分子聚集体(molar aggregates)，例如家庭等大型社会机器。在压迫性的历史情境中，分子单元受到了克分子聚集体的改造，被赋予了形式、功能和目的。因此，克分子意味着等级制、阶层化和结构化，并且与宏观结构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而分子意味着非固定的、解辖域化的、游牧式的运动，出现于生产性欲望的微观生理平面上。（P101-102）

（五）树状的、块茎的

树状思维模式指传统西方思想的认识论，即心灵按照系统原则和层级原则来组织关于现实的知识，而这些知识都扎根于坚实的基础之上。树状文化建立起了以自明的、自我同一的、再现性的的主体为基础的庞大的、中心化的、统一的、层级化的概念结构。而块茎思维试图解构二元逻辑，将现实重新解释为动态的、异质性的。块茎指构成多样性的非中心化之线。（P110-111）块茎学试图揭开树状假多样性的真面目：统一体、层级以及结构只不过是被殖民化了的块茎。块茎学强调任何社会系统都存在着各个方向上的漏洞，因而存在许多条可能的逃避和改革路线。（P113）。块茎学是一种与国家式思维(state thought)相对立的游牧式思维(nomadic thought)。

（六）僵硬线、柔韧线、逃逸线

线（line）是指构成或解构社会、群体或个体的空间要素、物质要素以及心理要素。在块茎分析中，主体由众多的线组成。僵硬线是一种克分子线，主体在各种社会制度中通过二元对立建构起来的稳固的规范化认同。柔韧线摆脱了克分子的僵硬，扰乱了其线性特征。最后一种是逃逸线，成功摆脱了克分子认同的解辖域化运动，裂隙变成断裂，主体化在多样化的过程中走向了瓦解。（P111-112）

《后现代理论》读后感(三)：我做的摘抄笔记，希望对大家有用（内容较多）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英文版序言

谨以此书献给下一代激进知识分子和行动主义者，愿他们能利用后现代理论及别的评判话语 所提供的洞见，发展出新的理论和政治，以迎接当前十年及下一个世纪的挑战。

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后现代理论，甚至各种立场之间连基本的一致性也没有。相反，各种后 现代理论与后现代立场彼此之间经常是冲突的，它们之间的差异，足以使人震惊。

从笛卡尔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 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 也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 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Toulmin, 1990)

不过，现代性的建构也给许多人带来了难以计数的苦难和不幸——受资本主义工业化压迫的农 民、无产者、工匠、被殖民 种族。现代性还生产了一整套规诫性制度、实践和话语，从而 使它的统治和控制模式合法化。

1870年，英国画家约翰·瓦特金斯·查普曼（John Watkins Chapman）“后现代绘画“，指称 那些据说比法国印象主义绘画还要现代和前卫的绘画作品。

1971年，鲁道夫·潘诺维茨《欧洲文化的危机》，后现代一词被用来描述当时欧洲文化的虚 无主义和价值崩溃。像尼采那样，潘诺维茨描绘了代表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经营价值的新 “后现代人”的形成过程。

二战后，萨默维尔，汤因比《历史研究》：自1875年起就进入了一个汤因比称之为“后现代 时期”的新的转型时期，剧烈变动，充满了战争、社会骚乱和革命，与现时代形成了断裂。 汤因比把这个时代描述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彻底相对主义的时代。……后现代是一个以理 性主义和启蒙精神之崩溃为特征的“动乱时代”。

50年代，伯纳德·卢森堡《大众文化》

C·莱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如今，现代时期正在被一个后现代时期所取代。他描绘 了“快乐的机器人”（cheerful robts）这种社会怪物，他可能非常渴望或者心甘情愿地顺 从于不断增长的奴役状态。不过，像汤因比和其他方才提到的那些理论家一样，米尔斯也是 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者，习惯于用普遍化的扫帚横扫一切社会领域。对社会学和历史学 作总体化的研究，并且相信社会学想象力能够说明社会现实并变革社会。

苏珊·桑塔格表达了她对现代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解释模式的不满，并颂扬文化和一书中出 现的“新感受（最先由爱尔文·豪提出的），这种新感受沉浸于形式和风格的愉悦，把艺术 的“性感”（erotics）放到比意义的解释更重要的位置。

莱斯利·费德勒《新变体》，宣称前卫现代小说已经寿终正寝，新的能够“拉近”艺术家与 观众、批评家与门外汉之间距离的后现代艺术形式正在出现。热情颂扬大众文化，谴责现代 主义的精英主义（elitism），呼吁一种崭新的、放弃了形式主义、现代主义以及自命清高 的矫饰作风的后现代主义批判。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1976，”我们正在走向西方社会的一个分水岭：我们正在目睹过去的200年中 塑造了现代纪元的资产阶级理念——关于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交换关系的观点—— 的终结“。贝尔认为当代的后现代文化是对传统的激进攻击，而一种攻击性的自恋心态又对 此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呼吁宗教价值的复兴，以阻止后现代主义对传统价值的侵蚀。

正反理论都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的反应。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出了通货膨胀恶性 循环的怪圈（Expansionist cycle），带来了新的商品，富裕的物质条件和更加丰富多彩的 生活方式。

真正提出一个新的后现代纪元这一观点的却是法国的鲍德里亚和利奥塔。

法国理论最先宣扬历史出现后现代断裂受几个方面的影响： * 法国二战后出现的迅猛的现代化进程，复兴，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变成了主要以城市和工 业为基础的社会。 * 五六十年代哲学和社会理论去的的进步，从美国引起“后工业社会”理论，也自创理论。 60年代，原本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等被具有语 言学取向的结构主义话语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所取代。 * 1968年的骚乱事件所引发的强烈的决裂感。

结构主义革命运用整体分析法（即用部分和整体概念来分析现象），把结构定义为一个共同 体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受无意识符码或规律支配。Barthes,1964:213，“结 构主义活动的目的就是要重塑客体，并通过这种重构来揭示在客体中发挥作用的规则或客体 的‘功能’。因此，结构实际上是课题的一个类象（simulacrum），它能够把自然客体中不 可见的东西，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难以理解的东西展现出来。”

结构分析致力于将现象组织成社会系统的各种深层规则的揭示，例如用烹饪规则分析现代社 会的烹饪术。结构分析以客观性、一致性、精确性和真理为目标，要求其理论享有科学地位， 因为它涤除了纯主观价值判断和主观经验。

结构主义拒斥先前孕育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人本主义，批判试图消除主题概念。强调符 号系统，无意识和社会关系的首要性，强调主体性与意义的派生性。按照这种模式，意义不 再是自主主体的清晰意向的产物；主体性因而被视为只是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物

这种新结构主义思潮乃是语言学转向的产物。索绪尔认为，语言可以通过它当前的操作规则 来分析，而无须考虑它的历史特性和演化过程。语言符号两个部份——视—听（acoustic - visual）成份，即能指（signifer），和概念性成份，即所指（signified）。语言乃是运 用能够产生意义的不同能指来“表达观念或所指的符号系统”。索绪尔看到了语言符号是任 意的，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本质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约 定。其次，他强调指出，符号是差异性的，作为意义系统之组成部分，词汇只有同它们所不 是的东西联系起来，才能获得意义 ：“在语言中，只有差异，而没有绝对的意义”。

后结构主义攻击结构主义在两个方面表现出科学上的狂妄自大：试图创建文化研究的科学基 础。追求基础、真理、客观性、确定性和系统性等标准的现代目标。他们赞成一种彻底历史 主义观点，认为意识、认同、意义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因而都随着历史阶段的变化而变化。

后结构主义者把能指放在比所指更重要的位置上，以此来表明语言的动态生产性和意义的不 稳定性，表明他们同意义的再现图式的决裂。他们认为能指仅仅是无休止的指意 （signification）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在这个过程中，意义仅仅是在所指的无限的、模棱 两可的游戏中生成的。

德里达，“撒播”，“在场的形而上学”。德里达认为，支配着西方哲学和文化的二元对立 （主体/客体，表象/现实，言谈/写作等），建构了一种非常有害的价值等级体系，这种体 系不仅试图为真理提供保证，而且还排斥和贬抑那些被说成是低级的方面或立场。如现实和 表象，男人和女人，理性和本能。

1968年时间和这一时期的政治骚乱导致了向历史和具体政治（concrete politics）的回归。 巨变表明了人们要求同以往的制度和政治决裂的愿望，也充分暴露了自由主义制度在解决民 众不满情绪方面的无能，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后现代理论的发展，学生的反叛政治化了大学教 育系统本质，批判了把知识当成获取权力和统治之工具的做法。

1968年五月事件使许多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国共产党所讲的马克思主 义——过于教条和狭隘，不能从理论上恰当地说明当代社会及其多样化的权力形式。新社会运 动把对劳工运动摆在首位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概念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呼吁以更加民主的 政治斗争与政治参与形式，来对付那些无法化简为劳工剥削的权力与压迫的多重根源，建议 以非中心化的政治联盟取代无产阶级的霸权。

马克思对权力之经济关系的重要性的强调，被尼采对权力和统治形式之多样性的强调所取代。

后现代理论赞同后结构主义对现代理论的批判，并使这种批判罚站得更为激进，将其扩展到 了新的理论领域。在政治领域，这两种理论都采取了后马克思主义立场，认为马克思主义乃 是一种不再适合于当前时代的、过时的、压迫性的话语。

蛋蛋：具体人物、思想从略，请直接看我后面的笔记。

本书没有去系统讨论一些重要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如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巴尔特，拉康 等人。大多数后结构主义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哲学、文化理论或精神分析学。本书主要讨论那 些我们认为对后现代理论之形成作出重大贡献的理论家，即便他们没有明确将自己说成是后 现代主义者。

福柯继承了那种否认理性、解放、进步之间具有等同关系的反启蒙传统，认为现代权力与知 识形式的相互联结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他对现代性和人本主义的批判，对”人已 消亡“的宣告，以及他所发展的新的社会、只是、话语和权力观点，使他成为了后现代思想 的一个主要源泉。但他却不能被完全划归到后现代理论阵营中去。尼采（批判理性）为福柯 以及几乎所有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提供了超越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因和理念。尼采 不仅开创了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后人本主义的思维模式，而且使福柯认识到，我们可以写出 关于理性、疯狂以及诞生于统治场域中的主体等等这类非传统主题的”系谱学“。尼采指出， 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意志同追求权力的意志是分不开的。福柯发展了这一观点。福柯还接受了 尼采的如下观点：系统化的方法导致了还原论式的社会分析和历史分析；知识在其本质上是 视角性的（perspectival），因而对于一个异质的现实需要从多重视角去加以解释。

巴塔耶(Bataille，1975，1988，1989）拥护那些能够颠覆和扰乱工具理性及资产阶级文化 规范的异质性领域，以及宗教热忱、性事和”迷狂经验“所具有的那种狂乱的，爆炸性的力 量。与理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和哲学观点相反，巴塔耶试图超越功利主义生产与需要， 颂扬一种将消费、浪费和挥霍视为解放之途的”普通经济学“。

福柯是一位充满深刻矛盾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被一些相互对立的方面撕扯得支离破碎，这些 对立的方面包括总体化与非总体化的冲动，推论性与超推论性理论化方法之间的张力，宏观 视角与微观视角之间的冲突以及统治与抵抗之间的辩证等等。

曾是一名共产党员，1951年与之决裂。

追随尼采的立场，“人性并不会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逐渐进步，直到最后达到普遍的互惠， 最终以法律准则取代战争；相反，人类将其每一种暴戾都深深地潜藏于法律体系之中，因 而所谓人性的进步只不过是从一种统治形式过渡到了另一种统治形式而已 “（Foucault,1977:151）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强调现代理性对自然的殖民统制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社会和心理存在的 压制。福柯强调的却是现代理性通过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等方式对个人的统治。福柯认为， 各种人类经验，例如疯狂、性行为等，都变成了严密分析和监视的对象。他们在理性主义和 科学的参照框架下，在现代知识的话语中，被推论性地反复建构，从而变得易于管理和控制。 现代理性倾向于把知识和真理视为中立的、客观的、普遍的，认为它们是推动进步和解放的 力量，而福柯却将它们视为权力和统治的基本成分。

尽管他承认诸如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这种整体性理论“为局部研究提供了有用的工具”， 但他相信，他们在实践意义上是还原主义和压迫性的，需要用多元的知识形式和微观分析来 替代。

《词与物》在结论部分语言了“人的消亡”，即作为认识论之主体的人在新兴的后人本主义 的、后现代的认知空间中的消失，主体在这里被当成语言、欲望以及无意识的产物，一劳永 逸地被废黜了。

福柯把非连续性视为一个积极有效的概念，把历史看作是由不相关的知识组成的非进化的、 支离破碎的领域，把社会看作是由处于非均衡发展水平上的各种话语构成的离散的规则体系， 把现代主体看作是对牢狱社会之运转不可或缺的人本主义虚构，这种牢狱社会会处处对它的 臣民施以规诫和限制，使其从事苦役并服从统治。主张多视角，多方法，多层面，拒斥任何 单一的分析框架。但他拒绝把他的作品简单地说成是“非连续性的哲 学”（Foucault,1988:99）。他声称他有时夸大了这种历史的断裂程度，是为了说教与对抗 传统理论霸权。

对福柯来说，非连续性是指：当一个历史时期转向另一个历史时期后，“事物便不再以同以 往一样的方式被感知、描述、表达、刻画、分类和认知了。（1973）。”。

福柯认为并不存在否定了先前一切事物的剧烈的断裂。断裂”只有在已经存在且发挥着作用 的规则的基础上“才具有可能（1972）。断裂并不是绝对的改变，而是”先前认知体系的重 新分布“（1973），使他的元素的重新配置。历史断裂总是包含着新旧时代间的”交叠、互 动和回应“（1980）。例如，在《词与物》一书中，他强调现代认知与新兴的后现代认知之 间的连续性。

在福柯看来，像黑格尔或马克思等人所描绘的那种演化的历史，实际上是以一种非法手段， 通过构造抽象概念体系而达到了其叙事的总体化的。造成的混乱比起所能解释的东西要多得 多，它遮蔽了复杂的相互关系、分散变化的多元性、个别化的话语系列、各种不能被还原为 某种单一规律、模式、统一体或纵向体系的事物。福柯的目标是打破那些巨大的统一体。

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两种方法都试图从一种微观角度重新审视社会领域，以便使我们发现 推论的非连续性与分散性，并且使我们抓住历史事件的真正的复杂性。考古学试图解释主体 是一种虚构物，系谱学则力图强调构成主体的物质背景，揭示“主体化”郭成的政治后果， 并帮助形成对主体化实践的抵抗。考古学指责人文科学建立在人本主义假设之上，系谱学则 把这些理论同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并试图使历史知识在局部斗争中发挥作用。

福柯认为权力是分散的、不确定的、形态多样的、无主体和生产性的，它构造了个人的躯体 和认同。马克思主义者所拥护的经济学模式由于以还原的方式把权利归属于阶级统治和经济 上的必然性，因而遭到了拒斥。

福柯主要攻击法权模式（从法律、法定权利和道德权利以及政治主权等方面来分析权力）， 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在本质上是生产型的而非压迫性的，它“致力于 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而不是专心于威胁、压制和摧毁他们（1980）。这种权力的运 作无需借助肉体的力量，也无需借助于法律，而是借助于具有霸权地位的各种规范，借助于 政治技术，借助于对躯体和灵魂的塑造。

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循环关系是福柯在以谱系学方法批判人文科学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精神病 学、社会学、犯罪学，精神病院，医院，监狱。

如迪尤斯所指出的（Dews,1987），福柯拒斥那种把良心、自我反省与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启 蒙运动模式，他继承了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提出的主张：自我知识，尤其是表现为道德 意识的自我知识，乃是权力借以使个人将社会控制予以内化的策略以及这种内化的后果。

福柯呼吁要解构主体，并将这种解构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策略。主体的“创造性角色就必须 被剥夺，必须将它视为话语的一个复杂的可变函数”（Foucault,1973）。

福柯认为权力是在一个分散的制度性网络场中传播的，因而只能被更大的结构（如国家、阶 级等）所占有。这些宏观力量”只是权力所采取的最终形式“（1980:92）。

”从某种程度上讲，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是一种权力关系。我们处于一个永久的策略性关系世 界当中“（1988:168）

从强调”统治技术“转向强调”自我技术“，从强调个人如何被他人转变转向强调如何实现 自我转变。

为替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二元模式，福柯呼唤一种在社会的所有微观层面上，在监狱、精 神病学、医院和学校中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在后现代微观政治的观念中，无数的局 部群体争夺的是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分散的、非中心化的权力形式。

我们认为，福柯的微观政治包含两个关键部分：话语政治中，边缘群体试图通过抵制将个人 置于规范性认同约束之下的霸权话语来解放差异，使其自由发挥作用。”反话语就是通过浓 缩大众对从前的压迫形式和斗争方式的记忆，提供了政治抵抗的杠杆，也提供了阐发被边缘 化群众欲求的一种手段。与此相对照，在生活性（bio_struggle）斗争中个人试图摆脱规诫 性权力的束缚，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快感形式来重塑群体。在福柯看来，反抗对性的利 用的出发点不应是性欲，而应是躯体和快感“（性史 1980:157）。重点指的是性自主与性 多元。”将性从意识形态中消除出去“

Nancy Fraser（1989:60）的批评：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被福柯给予了高度肯定的“躯体 和快感”不像”性“那样也是权力的产物，或者也包含在”规范化策略“之中？福柯一方面 声称任何事物都是在权力关系中历史地形成的，另一方面却又把躯体的某些领域视为预约的 先验根源，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重蹈了他所批评的人本主义之本质主义人类学的覆辙。

福柯晚期中，离开了现代性，去研究前现代古希腊、罗马、基督教。更为显著的是重估了启 蒙运动对建立关于当前时代之批判的积极贡献，认识到他自己的著作同康德-尼采-法兰克福 批判理论发展轨迹的一致性。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他开始有保留地谈论创造性主体。

福柯把自我技术定义为“允许个人运用他自己的办法或借他人之帮助对自己的躯体、灵魂、 思想、行为、存在方式施加某种影响，改变自我，以达到某种愉悦、纯洁、智慧或永恒状 态”的实践。（自我技术 1988:18）。

在其晚期文章《主体与权力》中，福柯建议以另一种方式来研究权力关系：从对权力的抵抗 而不是从权力的运作角度去研究权力。和Antonio Negri的建议很相似。

在福柯看来，权力完全是一种非人格的，不可名状的力量，它独立于人类主体的行为和意向 而运作。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权力仍然为某些具体的、可辨识的、处于经 济和政治要位上的行为者所控制和操纵。虽然福柯开辟了重新思考权力和政治策略的空间， 但却没有为这个空间提供任何积极的内容，有没有为他对统治的批判提供一个规范性基础。

福柯为一些相互冲突的理论信奉所困扰。

德勒兹、加塔利都未采用过后现代话语，并且加塔利甚至还把后现代后语攻击为一股新的犬 儒主义和保守主义浪潮（Guattari,1986)。

代表作《反俄狄浦斯》（Anti_Oedipus）猛烈批判了现代话语与制度对欲望的压制，指责它 们酿成了法西斯式的主体性。德勒兹与加塔利都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并且或许可以说是微 观欲望政治（micropolitics of desire）——试图通过解放欲望来促成彻底的改革。

他们试图阐明并赞赏现代化的积极的、解放性的方面，亦即由资本主义经济动力所引起的对 力比多流的解码。和福柯不同，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作与其说是对知识和理性的批判，莫如 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哲学最为积极的功能就是批判，一项祛除神迷的事 业”（Descombes,1980）

尼采对再现的批判对德勒兹和加塔利以及后现代理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批判包含两个 不同组成部分：一，对唯实主义理论（realist theories）的批判。唯实主义理论宣称主体 可以在思维中精确地反映或再现世界，而不需要文化、语言和哲学的中介。二，对一种生命 哲学（Lebensphilosophie）的推崇，这种生命哲学置躯体及其力量、欲望和意志于意识存 在和再现图示之上。第一个主题攻击现代认识论中的主客之分，在这种认识论中，中性的或 者客观的世界可以直接以镜像形式反映到被动主体的接受性星灵当中。后现代理论家拒斥这 种观点，认为对世界的感知乃是以话语和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主体性为中介的。德和加强调现 实的动态的、不可确定的特性。

《差异与重复》《感觉的逻辑》德勒兹开始表达自己观点。

加塔利关心的主要问题有：个体力比多的社会构成；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在消解 旧的控制形式时对新的控制形势的生产，以及对左派官僚结构的批判。

《反俄狄浦斯》试图颠覆一切妨碍“欲望之生产”(desiring - production)的理论与制度 障碍， 以便造就新的后现代“分裂主体”(schizo subjects)，这些分裂主体“消解了现代 性的符码“，成为一种游牧式的欲望机器（nomadic desiring machine）。

“欲望在其本质上是革命性的”，赖希原理。欲望运作于自由的综合领域。在哪里，任何事 情都是可能的。并且，它总是寻求超出任何社会体所能容许的更多的目标、接触和联系，追 求“游牧且多音的”，而非“隔离且单音的”流动。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首要任务 就是驯服和压制欲望，将欲望“辖域化”。

欲望“是一种非表意（a signifying）符号系统，透过它，无意识之流在社会领域中得以产 生”。与“指意符号系统”不同，非指意符号系统的运作先于再现、语言框架以及社会规范 符码。非指意符号系统并不产生意义后果……它能够直接与其指涉对象发生关系 （Guattari,1984:290)。“欲望的唯一客观性就是流动”（Deleuze and Parnet,1987:78)。 声称欲望创造了一切社会和历史现实，而且是社会基础结构的一部分。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资本主义解辖域化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产生了精神分裂。在他们的 分析中，这并不是一种疾病或一种生理状态，而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下产生的具有潜 在解放力量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彻底解码的产物。“分裂分析”

精神分析的目的在于将个体神经质化（neutroticize），使其成为顺从于权威和法律的、其 欲望处于压抑状态的主体，而分裂分析的目的却在于使个体精神分裂化 （schizophrenicizes），开辟使欲望摆脱等级结构及社会强制形式的运动路线。

德勒兹与加塔利拒斥“核心”阶级与“边缘”（学生、妇女）之间的队里。

分裂分析的核心贡献之一就在于强调了激进政治群体内部欲望形成的偶然性。类似于萨特对 所有革命运动之脆弱性的反思。他俩警告说，由于群体和个体身上包含着待机而发的微观法 西斯主义，因而革命斗争有可能会中途夭折。（1987:9）

……革命政治必须尽可能地避免投资的”克分子极“（molar pole），及其偏执狂的、结构 化的运动路线、层级化的欲望流以及反动的或法西斯式的社会品格，而停留在”分子极 “（molecular pole），保持其精神分裂强度、解码流以及革命性的社会投资。

加塔利在《后现代的绝境》中，将后现代说成是一种犬儒式的反动狂热，一种新的无所信奉 的伦理学，在社会压迫和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关键时刻瘫痪了激进政治。赞成行动主义策略。

与树状思维不同，块茎状思维试图将哲学之树及其第一原则连根拔起，以此来解构二元逻辑。 块茎学方法把信息非中心化为不同的松散系统，把语言非中心化为多重符号向度。根-树结 构限定并约束着自身向各个方面的连接，与此不同，块茎则是解辖域化线的非层级化系统， 它通过随意性的，不受约束的关系同其他线相连接。

在块茎分析中，主体就像是一只手，有众多的线组成。三种基本的线：1，僵硬的分割线 （rigid segmentary line），一种克分子线。它是主体在各种社会制度中通过二元对立建 构起来的稳固的规范化认同。2，柔韧的分割线，摆脱了克分子之僵硬性，扰乱了克分子线 的线性特征及其正常状态的分子运动。精神崩溃，意识裂隙等。3，”逃逸线“，成功地摆 脱了克分子认同的解辖域化运动。在这里，裂隙变成了断裂，而主体则在多样化的过程中走 向了瓦解。

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1968年五月事件，从宏观政治观点来看，这种斗争的”客观条件“尚 未成熟，也就是说阶级矛盾和资本危机尚未达到危机阶段。然而，从微观政治观点来看，危 机已是一触即发，大多数人、学生，对科层制和日常生活的异化状况忍无可忍。马克思主义 分析法无法将这方面理论化。

从两个重要方面将他们的观点与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做了区分（1987:531）。1，解辖域化 线之上的那种”聚合体“（assemblages）从根本上讲是欲望的聚合体，而非权力的聚合体。 块茎本质上是平面，非层级状的，只有当它们受制于社会语言力量、专断性的能指、政治暴 君、规范化制度之权威或是大量的日常生活微观实践（micropractices）时，才会成为组织 化的统一体、基础以及层级结构。权力只不过是欲望流的附带现象。2，逃逸线本质上是积 极的、创造性的，它并不是抵抗或反抗之线。按照德勒兹的早期观点，他们坚持认为欲望完 全是肯定性的，而不是一种抗拒其他力量的欲望。

一切现实从本质上讲都是多样性的；统一体、层级以及结构等只不过是被殖民化了的块茎。 因此即便是宏观结构也是块茎式的。与福柯观点相似，福柯就认为诸如国家之类的宏观结构 实际上是复杂的微观权力领域（学校、监狱、精神病院）的衍生物。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 尽管现代政治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它实际上只是许多子系统经由并置、迭交、有序 排列等方式而产生的一种组合而已“（1987:21）。

块茎学强调”任何社会系统都存在着各个方向上的漏洞“（1987:204），因此，存在着许多 条可能的逃逸和变革路线。”权力中心与其说是由他所能鞭及的范围来界定的，莫如说是由 它们所不能掌握的东西或由他们的无能来界定的“（1987:217）。

块茎学是一种与“国家式思维”相对立的”游牧式思维“。

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后现代特色并不在与任何一种概念或模型，而在于概念和模型的多样化， 在于他们试图把块茎概念之线同其它多样性相连接。

欲望在本质上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它只是动态的和生产性的。可以革命机器路线也可以 法西斯主义机器路线。逃逸线既可以转变为解放之线，也可以转变为毁灭之线。

在他们对欲望的解释中，存在着一种本质化冲动与历史化冲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没有想 到，即使是欲望的多样性与生产性，也可能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可能是明显的现 代产物。有着本质主义的欲望概念。

鲍德里亚曾经批评马克思主义是”生产之镜“，也就是说它所反映的那个体系正是他试图予 以消灭的，我们认为这种批评也同样适用于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生产主义想象。这种生产主义 话语表明德勒兹与加塔利未加批判地接受了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变化以及保持精神动摇不定 等等这些现代气质。很难看出这一立场同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行为到底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

假如说德勒兹与加塔利关于欲望的机器性质的观点是正确的，则他们的概念似乎同建构一种 新社会秩序或新公共秩序这一事业相冲突。加塔利（1984:86）预料到了这种批评，为此他 强调说：“欲望并不必然是破坏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它可以与各种（非压迫性的）社会 控制、规划甚或科学彼此相容。但是他们两个并没有对怎样相容，以及什么样的社会法则才 合法、可以接受提出说明。针对这种批评，他们也许会作出如下反应：提出一种不会产生规 范化后果的规范理论，并且提出一套自明的或者在公共网络中被民主地界定的规范符码。这 种观点必将导致伦理学的非中心化并推崇美学，而这是后现代理论的典型特征。

通观他们的著作，可以看出为了颂扬非指意的、游牧式的欲望流的存在方式，德勒兹与加塔 利始终对指意和理性表现出一种偏执狂似的恐惧症。

这里我们并不打算全面地探讨鲍德里亚的思想，而是将关注焦点放在他对现代性的分析之上 （第1节），他向后现代观点的转变之上（第2节），80年代他向形而上学和愤世嫉俗的犬儒 主义的转变之上（第3节）。

鲍德里亚第一本著作《客体系统）（1968），探讨了以消费品和服务的爆炸性增长为标志的 新型大众消费系统。暗中包含了如下两种理论：一种是由卢卡奇（Georg Lukás）等马克思 主义者所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日常生活已经被商品化。另一种则是符号学 理论，它将客体解释为一些被组织到指意系统中的符号。（有关法兰克福派对商品化和消费 社会的分析，请参阅Kellner 《Critical Theory, Maxism, and modernity》）

迄今为止，鲍德里亚的思想发展轨迹可以被概括为：（试图）描绘出主体在面对一个客体和 符号世界时所使用的感知和欲望框架。因此，他从第一本著作起就开始了这一计划，试图描 绘出主体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同那个构成他们日常生活的客体和符号系统相联系，如何使用、 统治或被统治于这个系统的。

第二部《消费社会》，研究的是被纳入消费社会的客体系统。《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试 图把马克思主义政经学同符号学以及结构主义加以综合。不过，在这本书里，鲍德里亚已经 开始拉开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并在接下来的《生产之境》一书中，毅然与马克思主义作了 决裂。

价值的出现只是资本主义在它的政治经济学系统内区分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以后的事情。

在马克思所区分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鲍德里亚又增加了对符号价值的分析。他试图 取消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使用价值被认为是某种非历史性的、 处在历史性的交换系统之外的东西，就好像是交换价值根本不存在一样。他相信，真正的革 命性的出路应该是一种摆脱了一切功利主义律令、陶醉于狄俄尼索斯式的游戏与狂欢能量中 的符号交换。

由此可见，鲍德里亚预设了一条根本性的历史分界线：符号社会与生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分界 线。前一种社会基本上是围绕着诸如送礼、节庆、宗教仪式，同时也包括损毁等符号交换组 织起来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它所希望的仅仅是一 种更为有效且公正的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类型，具有不同的逻辑、价值以 及不同的生活方式。

《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把符号交换同当时的文化革命计划联系起来，将他的反抗理想寄 托于黑人、妇女以及同性恋者等边缘群体的反叛之上，据说这些人能够颠覆种族或性别差异 符码，因此要比仍在政经学符码中活动的社会主义者更激进且更具颠覆性。

呼吁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和全盘革命（1975：130），但是除了对城市涂鸦这种政治抵抗形式 所作的一些反思，他从未明确提出过任何具体的革命观和革命实践。

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完全背离了对政治的反思和批评。

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由工业资产阶级控制的生产时代的话，那么，与此相对立，后现代的类 像时代则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在这一社会过渡的过程中， 符号本身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并建构出了一种由模型、符码及符号组成的新的社会秩序。

借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内爆（implosion）概念，鲍德里亚宣称，在后现代 世界中，形象或类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已经内爆，与此相伴随，人们从前对“真实”的那种 体验以及真实的基础也均告消失。

超真实是一种以模型取代了真实的状态。随着超真实的降临，类象开始构造现实本身。

鲍德里亚的内爆理论所描绘的是一种导致各种界限崩溃的社会熵增加过程，包括意义内爆在 媒体之中，媒体和社会内爆在大众之中。《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媒体信息和符号制造术四处撒播，渗透到了社会领域，意义在中性化了的信息、娱乐、广告 以及政治流中变得平淡无奇。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鲍德里亚的没有指涉对象的幻象世界是将后结构主义对意义和指涉关系 的批判推向极致的产物。

《遗忘福柯》，在此书中鲍德里亚放弃了他从前对符号性逾越政治（politics of symbolic transgression）和”文化革命“的执着，转向更加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和无关政治的理论 领域，并且对批判社会理论中的那些基本概念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还攻击了弗洛伊德-马 克思主义式的欲望理论。

鲍德里亚认为，福柯虽然看到了权力是复杂且多元的，但却未能看到，权利已变得完全抽象 画了，不能再被定位到任何制度中。权力不再是规诫性的，而是漂浮在不确定的符号流中， “它已经形变为符号，并在符号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1987：59）

我们赞同鲍德里亚的如下观点：福柯在对权力作广泛分析时，忽略了对消费、时尚、休闲以 及符号等这些当代权力与社会再生产的关键机制的探讨。而鲍德里亚的贡献正在于提供了当 代社会的替代性观点，分析了符号与类象这些当代文化的内部控制机制的具体运作方式。不 过，鲍德里亚未能注意到当代权力形式的多样性。

福柯的工作也同样可以用来矫正鲍德里亚对内爆的分析。鲍德里亚断言所有的对立和分化界 限都已内爆，而福柯却给我们展示了规诫和权力如何制造了隔离和分化，产生了等级制和边 缘化，并对异己进行排斥。

鲍德里亚认为，强调为欲望松绑，把欲望投资到众多的新客体之上，这种做法只能起到复制 资本主义精神特质的作用。而且他还认为，社会统治恰恰发生在为德勒兹和加塔利所称道的 微观层面上，因此他大声疾呼”要警惕分子！“（1987:36）并警告人们不要去盲目崇拜一 个实际上由模型和符码的领域。

《诱惑》诱惑概念曾一度取代了符号交换概念的地位，成为他用来对抗生产与功利世界的最 受宠爱的词汇。他将诱惑视为一种贵族式的”符号和仪式秩序“，用它来对抗资产阶级的生 产理想……此后他的文本更加诡异，更加个人化和片段化，展现为一种由形而上学、讲故事 和撰写梗概等问题混合而成的，讨论当代状况的新文本。

不同于尼采所提出的那种积极的虚无主义，鲍德里亚的虚无主义没有欢乐，没有活力，没有 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凡生于意义者，必将死于意义”“忧郁是功能系统的基本色调，也是 当前的类象、程序化系统和信息系统的基本色调，忧郁是意义消逝模式的固有品 质……”“世界已经毁掉了自身。它解构了它所有的一切，剩下的全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 西。人们所能做的只是玩弄这些碎片。玩弄碎片，这就是后现代”。

他从未对他所假定的那场发生于现代纪元与后现代纪元之间的断裂作出适应的描述和理论说 明，因而也就从未发展出一种能够对他所声称的历史决裂或者断裂作出妥当断代、描述或论 证的后现代性理论。只是再现了当前时期的某些趋势……

《宿命策略》在鲍德里亚看来，客体（大众、信息、媒体、商品等等）已经超越了它们的界 限，逃脱了主体的控制。主体在战斗中丧失了对客体的统治权（迄今为止，主体对客体的统 治一直是一条贯穿西方形而上学、科学及政治的主线）。鲍德里亚建议个人应当向客体世界 投降，学习客体的计谋和策略，并放弃主宰客体的计划。

所谓宿命策略，就是追逐某种行动过程或发展轨迹直至其极限，而且要突破、超越其极 限。“想要消灭一个系统，就必须将它推向超逻辑，迫使它成为一种过度的实践，就像蛮不 讲理的分期偿还一样。……为任何一种毫无意义的荒谬目的而消费”批评：这种策略几乎不 可能对资本产生任何不良影响，而且很明显，也不可能导致体制的颠覆或政变。

可以看出，鲍德里亚其实是将现代科学认为物质是能动的、动态的这一观念推向了形而上学 的极端，把客体拟人化了。当他声称要放弃主体立场时，他其实只不过是将主体的位置调换 到了客体那里。

这小节里，凯尔纳把鲍德里亚骂成了袜子 -__-。而鲍德里亚这一时期的这些学说确实没 办法看下来了。《超政治，超性别，超美学》：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性形式以及政治形式 均已穷尽，并建议人们采取“谵妄的心态”来适应“谵妄”。“超美学”指艺术形式已经扩 散渗透到了一切商品和客体之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种美学符号。“在艺 术问题上我们都是一些不可知论者：我们不再有任何美学信仰，不再信奉任何美学信条，要 不然就信奉所有的美学信条。”“价值的疯狂” “价值的碎形阶段”

首先，鲍德里亚的有关价值碎形阶段的观点严重缺乏理论化。他总是不断地以一种诡异的方 式借用科学隐喻——黑洞、莫比乌斯带、突变理论等——来描述社会状况，可他对这些观点的引 用又很不确当，而且不具启发性。

而且，鲍德里亚的分析是在一种抽象层次上进行的，热衷于一些很不恰当的抽象。矛盾、肤 浅、平庸、抹平了性别、种族、阶级、历史……

鲍德里亚为我们建立了一种综合性的后现代理论——关于一个新历史时代的理论——提供了许 多富有启发性的东西，不过，尽管如此，他的努力最终却令人惋惜地停留在粗浅的理论水平 上，不宜用来说明他认为正在发生着的那些重大变化。

就在鲍德里亚的理论逐渐走向破产之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却进入了一个多产时期。

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一书使得”后现代“一词几乎家喻户晓。利奥塔已经成了猛力攻击 总体化和普遍化的理论与方法，捍卫一切理论领域及话语中的差异性与多元化的一面旗帜。

利奥塔深受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影响，但在他的早期文本中，他却与马克思进行了决裂，并 暂时地转向了尼采的具有高度挑衅性的肯定哲学。美学突出！

《话语，图像》包含了对索绪尔、拉康、黑格尔、梅洛庞蒂、弗洛伊德以及其他一些理论家 的一系列批判，并发展出了一种新的逾越美学（transgressive aesthetics）和逾越写作模 式。David Carroll的”悖谬美学“（paraesthetics）一词，似乎很适合用来描述这种把美 学与理论对立，用图像、形式以及艺术形象来颠覆理论观点的美学事业。

本书反对那种认为本文与话语优于经验、感官及图像的文本主义看法，主张感官和经验优于 抽象物和概念。在利奥塔看来，读是一种抽象的理性思维活动，寻求隐藏在符号（能指）下 面的意义（或所指），而看却是一种直观的感性活动，它追求视觉的冲击而非隐含的意义。

利奥塔将欲望区分为否定性的、破坏性的、逾越性的力量和较为积极的、肯定性的力量两种 形式。在它看来，爱欲（Eros，生本能）和死欲（Thanatos，死本能）相互交织于弗洛伊德 的无意识理论中。而且，弗洛伊德认为爱欲和死欲总是同时呈现于欲望之中，难分难解。

尽管利奥塔与加塔利斥责法西斯主义式的欲望，但此时的利奥塔却颂扬一切形式的欲望（无 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在利奥塔看来，欲望在弗洛伊德所说的初级过程（受快乐原则支配的、直接的、力比多的、 无意识的本能过程）中，从图像中找到了直接的表现途径。而艺术所表达的则是通过计谋将 自身改头换面、压缩合并、隐喻转型了的无意识欲望。与此相反，话语所遵循的是弗洛伊德 所描述的次级过程（亦即由现实原则所支配的过程），它依照自我（ego）的原则和自我的 例行程序而展开。利奥塔把话语与冻结、凝固、瘫痪欲望流和欲望强度的理论相联系。

德勒兹、加塔利、利奥塔同意鲍德里亚的如下观点：即使是在书面语言中，仍然存在着一种 逃脱了语言和符号之链、深入到强度领域中去的非表意成分。

德博和鲍德里亚分析了欲望如何受到形象之操弄，从而被纳入到商品消费和其他社会顺从模 式当中，而利奥塔则把形象和图像推崇为能够强化生命与欲望流的力量。他倾向于把形象从 他们的实际社会生产过程和接受过程分离出来，并且不加批判地把形象和图像本身推崇为表 达欲望和强度的工具。这种观点忽略了资本主义对形象的利用，暴露出了作者在社会理论和 社会批判方面的欠缺。

利奥塔希望使图像进入到话语之中并影响话语，并且发展出一种绘图式的写作模式：”以言 词作画，在言词中作画“。因此，他推崇富有想象力的、一词多义的诗意比喻，推崇模棱两 可的写作模式，将诗歌奉为各种写作类型的楷模。

”我们试图摧毁资本，并非因为它是非理性的，相反，恰恰正因为它是理性的。理性和权力 乃是同一个东西。你也许可以用辩证的方法将一方粉饰起来……但你无法将另一方也粉饰起 来，无法粉饰它的粗暴、监狱、禁忌、公共福利、社会淘汰、种族灭绝“。《driftworks》

他认为，批判和否定是无限的和无用的，它永远没有止境。”只有不对我自己的无能为力徒 表哀叹，才有可能找到另一条死路，我漫无边际地思考着，而不去确证我的思想是否合理， 正像大海上的一名泅水者因为无力去对抗激流而只好随波漂流，以期发现另一条出路。 “《Pérégrinations》

利奥塔的《力比多经济学》，像德勒兹和加塔利一样，提出了一种肯定性的欲望哲学，颂扬 流通（circulation），流动，强度和欲望能量的释放。接受了一种尼采式的生机论，一种 肯定生命能量之自由流动的生命哲学。此时，他倾向于把前卫艺术推崇为产生强度、引发力 比多效果的最佳方式。

所谓力比多效果，就是指欲望的强化和流动，这一点乃是力比多经济学之核心。他早期的作 品追求的是极端肯定躯体的政治，但是利奥塔后来看到了这一立场的局限，因此转向了公正 政治。

在他看来，鲍德里亚将符号交换置于生产之上，这种做法乃是基于一种把古代社会理想化的 怀旧情绪。《后现代状况》萦绕于鲍德里亚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是”对已失去的有机社会的天 堂般的幻想。“按照利奥塔的看法，鲍德里亚犯了一个同马克思及其他激进现代理论家相同 的错误，“幻想有一个世外桃源”。

欲望之于利奥塔，就像劳动之于马克思。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创造了一个世界，自己却被异 化了，然后又要在革命戏剧中通过斗争来寻求解放。以此相类似，在利奥塔看来，欲望将其 自身投入到客体世界之中，为此遭到异化，然后又需要在颠覆性和解放性的爆发中经由斗争 来寻求解放。由此可见，《力比多经济学》似乎使利奥塔陷入了一种天真的自然主义——欲望 的一切表现、表达和效果，无论善恶都受到肯定，不加区分。后来，他用语言转向和公正伦 理取代了这种无道德标准的自然主义。承认这个文本太过于武断，是发展一种力量哲学的一 次失败的尝试，主要是修辞性的……

“人们不可能践行一种美学政治。同样，寻求强度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以其作为政治基础也 是行不通的，因为存在着非公正的问题……”告别了微观欲望政治，从此再也没有向这些观 点回归。

《多神教的启示》，利奥塔认为一切话语都是叙事性的，对于多神教来说，不存在特权叙事， 不存在关于真理或宏大历史叙事的元理论。因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启蒙理论都是历 史性的叙事，是关于历史过程的故事，它们本身并不是历史的基础或真理。

《公正游戏》，公正只能是局部的，多元的，暂时的，随着论争对象和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变 化。每一种公正都是按照同它相关联的某种游戏的具体规则来界定的。

《论弱者的力量》主张通过介入霸权话语来推翻霸权话语之规则、原则和观点。譬如，他建 议我们在所从事的任何领域内制造悖论、谬误推理，或是指出霸权话语中的困境，以此来搅 乱、困扰并瓦解霸权话语。利奥塔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走向了自由改良主义。

利奥塔坚持认为，不存在凌驾于其他一切游戏之上的语言游戏，没有特权话语……每一种情 况下，公正都是一种暂时性的局限的判断……在任何时候，异议、怀疑和挑战都是被允许的， 否则出现的就不是公正而是恐怖了。”

焦点更多集中在对现代知识的批判以及对新知识的呼吁上，而不是集中在对后现代社会或文 化形式的分析上。

在利奥塔看来，现代知识有三种状况：为使基础主义主张合法化而对元叙事的诉诸；作为合 法化之必然后果的使非法化（delegitimition，宣布自身合法性的同时宣布异己话语、规则、 标准、形式等为非法的做法）和排他；对同质化的认识论律令和道德法律令的欲求。

利奥塔置歧见于共识之上，置分歧和异议于一致和共识之上，置异质性和不可通约性于普遍 性之上。

在《歧异》中，利奥塔放弃了语言游戏概念，转向了哲学，发展出了一种“语法哲学”。“ 从那以后，我意识到，‘语言游戏’概念中暗含着一个把语言当作工具箱的游戏者，因此重 蹈了西方人类中心论常有的傲慢自大的覆辙。相反地，‘语法’这个概念则意味着，所谓的 游戏者是由语法来设定其具体位置的，这些语法的呈现要先于任何意向”

利奥塔试图把主体从其理论删除掉，鲍德里亚类似。而福柯、德勒兹、加塔利则试图生产出 新的主体。

他认为，在奥斯维辛事件之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借口来宣称人类本是一个整体，宣称普遍性 是人类的真实状况。相反，群体的碎裂化和利益的相互竞争才是后现代的真实状况，因而论 争（agonistics）将成为当代生活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肯定歧异乃是 公正的首要法则，以此保证了所有的声音都能说话，都能进入到社会论证领域。

然而，难道利奥塔后现代理论不也是预设了一种设想社会从先前阶段向一种新阶段过渡的大 师叙事，一种总体化观点吗？如果这是这样，那么后现代这个概念不就同时也预设了某种大 师叙事和某些总体性概念吗？这岂不正是利奥塔及其他后现代理论家反对和摒除的那种认识 论做法和理论上的傲慢自大吗？

尽管他试图拒斥普遍性的认识观点和道德观点，然而他的批判性介入却恰恰又预设了这种批 判观点（例如对总体性之战）。

在我们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去阐明、批判地讨论、拆解、甚至重建和重写社会理论的宏大叙 事，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禁止，把其驱逐出叙事领域。

“后”这个术语把他卷入了一种历史性的、序列性的话语当中，它暗含了一种大师叙事，一 种总体化的历史阶段划分和一种历史性的、序列性的思维方式。后来一些文本中，利奥塔承 认“后”也许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字眼……

某些后现代理论家（如罗蒂）提倡一种较为重视上下文关系的认识论，主张从具体的任务、 目标和主题中推演出人士标准。这种“概念的实用主义（conceptual pragmatism）”与利奥 塔强调语言游戏多元性是相一致的，但是，它能允许宏大叙事，同时又能允许局域化叙事。

利奥塔思想的根本问题在于太片面，太独断。还有缺乏社会理论及广泛综合的社会分析和社 会批判。

《关于后现代主义》：我的设想是创建一个中介概念，建构一个模型，他既扣合于而且又能 描绘出一整系列的不同文化对象。然后，把这个统一体或系统同晚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现实相 对应。

在几位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家中间，杰姆逊是少数几位将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一种广泛的文化逻 辑，并将之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联系的理论家之一。

认同鲍德里亚、利奥塔、克罗克与库克的看法，认为……根本性的断裂，我们已经步入一种 后现代状况。不过，杰姆逊坚持认为，只有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后现代主义才能得 到最好的理论化。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一种新的美学风格，而且更是一种新的”晚期资本主义 逻辑的文化发展“阶段（《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代表作）。

按照杰姆逊的说法，后现代主义代表了大量的文化变迁，其中包括：高雅文化和低级文化之 间的坚固界限已告瓦解；现代主义作品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完全认可和改变利用，丧失了批判 和颠覆的棱角；文化几乎完全被商品化，从而失去了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的批判距离……

不同于利奥塔，杰姆逊认为大师叙事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在暗中以寓言形式茁壮成长， 形成了“政治无意识”。他还驳斥了后结构主义者的反因果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这种理论 认为任何社会与历史后果都是随机性的），并采纳了一种阿尔都塞式的多重决定的社会总体 模型。此外，他把历史看成是以阶级斗争一以贯之的叙事。

杰姆逊声称，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对应着一种文化风格。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 现代主义乃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这三个阶段在文化上的相应表现。

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一书中，杰姆逊声称：”一般而言，各个时期之间的彻底断裂 并不会导致内容的彻底改变，而是导致一定数量的重组：那些在先前阶段或先前系统中处于 从属地位的特征现在占据了主要地位，那些……支配地位……从属地位“。

杰姆逊的主要精力放在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新的空间迷失问题上，在这种空间迷失中，主体 丧失了图绘城市空间的能力（凯文·林奇在《城市的形象》一书中对此做过描述。城市中的 人们因为城市的庞大和道路复杂，难以为城市和自己定位。但人们又可以根据此前的经验， 在头脑中为自己想象一个类似现场图的东西，以此来为自己和周围环境定位）。为此，杰姆 逊推崇一种能使个体图绘出他在社会和世界中的位置的空间政治，呼吁一种新的”认识图绘 “（cognitive mapping）。

不过，杰姆逊并未明确说明，为什么构成后现代政治之“根本性组织要务”的应该是“空间 问题”，而不是福柯系谱学重要成分之一的历史记忆的重构？并且，也没有为后现代空间提 出任何具体的图绘策略。后现代空间也许未必就比先前的现代空间更难图绘。

杰姆逊认为，缺乏总体概念，政治斗争将注定不是沦为改良主义（仅仅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 某个孤立方面），就是再度生产出压迫性的力量。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并没有将他陷入 教条的工人主义，而是将他导向一种联盟政治，这种联盟政治有点像各种新社会运动之间的 后现代式的相互拥抱。然而，究竟如何建立和参与这样的联盟，杰姆逊并没说明。

由于杰姆逊试图去跳河后现代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在他的著作中还存在着更深层次 上的紧张关系。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把后现代主义定位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文化逻辑，又采 用后现代观点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理论化为一种形象的、类象的、片段化的、拼凑式、精神 分裂式的文化。可是，这些后现代立场有时并不相容于甚或有损于他的马克思观点。

他的著作很好地说明了一种折中的多视角理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有些视角彼此不容，紧张。

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沿着激进的多元民 主路线，将后结构主义理论应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对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他们批判了那种为社会历史、主体等概念建构了普遍或先验本质的本质主义观点，批判了基 础主义试图把理论建立在一个稳固基础之上，由此来建立体系的做法。

拉克劳与墨菲认为，马克思主义展现出一种“一元论的渴望”，试图抓住历史的本质和深层 意义，这种历史可以通过劳动和阶级斗争概念来理解，其逻辑具有铁一样的必然性，沿着一 个严格的进化阶段序列自行演进。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成了生产和 阶级问题。

他们建立了霸权概念的谱系学，揭示了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如何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含义。 尽管社会的日益分化碎裂说明了工人阶级之统一性的传统信仰是虚假不实的，但是，“霸 权”却一直被用来围绕阶级概念将社会再整体化。因此可以说，霸权和本质主义逻辑是密不 可分的，因为后者设想了隐藏在种种社会领域之后的深层本质，并将工人阶级本体化 （ontologizes）为历史地真实地、普遍的主体。

不过，尽管这样，拉克劳与墨菲仍然认为霸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一旦霸权摆脱了 本质主义，并在后结构主义背景中得到重新阐发，他就可以成为”左派进行政治分析的基础 性工具“（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193）。就能够理解社会现实的多元的、复杂的、多方决定的性质；就能掌握新的 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社会运动；就能对这些运动所具有的历史可能性——为实现激进民主创 造条件——表示赞赏。

深受德里达与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语言观点的影响，拉克劳与墨菲认为社会是按照话语规则形 成的一个非稳定的差异系统。不过，尽管拉克劳与墨菲拒斥作为一个稳定封闭统一体的社会 概念，但他们也拒斥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者所主张的不确定性理论，反对将社会领域撕裂为彻 底不连续的片段。他们认为，这种理论其实是本质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种“元素的本 质主义。

为了调和这些概念，他们引入了“节点”（nodal points）一词，用以说明意义和认同只具 有暂时的稳定性。例如种族和性别认同。

拉克劳与墨菲在以下两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决裂：首先他们拒斥狭隘 的“工人主义的”社会概念，反对……其次，他们拒斥社会主义的革命概念，反对把社会主 义看成是同过去的千禧年式的大决裂。尖锐批判所有“国家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指责他导 致了科层化以及对个体的压制。按照他们的概念，社会主义并不是同资本主义过去的完全决 裂，而是“民主革命的一个内在的发展阶段”（Hegemony and……:156）。

拉克劳与墨菲正确地看到了自由民主话语对于激进政治的必要性，因为它能提供一种可用来 表述和捍卫个人及团体之需求与政治要求的语言。譬如：为了引发进步的社会变革，“权力 的概念就是不可或缺的，而社会主义本身却无法为我们提供一种合适的替代语言（Bowles and Gintis 1986）”。

像哈贝马斯一样，他们也相信现代性具有解放性的一面，并且自认为他们的著作是在深化西 方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不同的是，拉克劳与墨菲批判了启蒙理性的普遍主义观点，并采 纳了地道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观点。

为了消除理性主义者（如哈贝马斯）的恐惧，拉克劳指出：对本质主义的拒斥并不一定会导 致虚无主义，或导致对”全球解放“这一理想的放弃。相反地，它将使我们意识到策略-话 语之运作的复杂性，而当我们肯定和捍卫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自主解放、彻底批判等价 值时，这种复杂性已暗含于其中了。《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72。一 旦剥夺了这些进步价值在上帝、理性、历史规律等神话中的虚构基础，就必须在一种实用主 义的背景中，借助合理论辩与推论性策略的非武断力量，才能使这些价值得到捍卫。在拉克 劳看来，这些价值（例如民主和自由）可以在实用主义的语言游戏中得到辩护和合法化。这 一观点接近于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的观点。

他们著作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就在于指出了后现代理论并不需要人们放弃对自由、民主、群 众性政治斗争等现代政治价值的信奉。但理性和启蒙价值必须祛除它们的普遍主义和本质倾 向。

正如艾伦·伍德和诺尔曼·格拉斯所指出的那样，拉克劳与墨菲系统地误读了马克思和马克思 主义。他们把这与第二和第三国际理论家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