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写下我们》读后感100字

《必须写下我们》是一本由吴越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376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23-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必须写下我们》读后感(一)：文学式生存：言说的自由和生活的自由

此吴越不是彼吴越，但同样履历不凡。她年少成名且经历丰富，不管做新闻记者还是编辑，都能做到业界翘楚，接触的人和事都是圈里最具代表性、最有时代意义、最能反映当代人精神追求的。作为《收获》的编辑，她经手了许多佳作，也曾深度参与作品的创作与修改过程。从书中所收的访谈文字纪录中可以看到，她并不仅是“站在背后的人”，而是以其独到的见解和敏锐的视角，与作者们平等对话。她受邀去采访韩国作家，直言“韩国作家中，我只知道诗人高银，如果能采访到他，我就来”。文学给人自由，也给人骄傲的底气。吴越在对文字的打磨中形成了自己的判断，知道如何从作者们那里找到自己需要的答案。

本书中展示的是当代文学的主流，其中有像吴越一样由当年风靡全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成名的一批青年作者，如张悦然，依然占据着当代文学风云榜。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先锋作家们，以苏童为代表，曾经搭乘影视改编的快车，名震一时，后来也在有意识地改变其作品风格。此外还有非虚构作家、海外文学家，诗人、摄影家、杂技团演员、汶川地震后普通人家的生活……

《必须写下我们》不光是在记录作家们的成长、他们对作品的态度和对文学本质的思考与探索，让读者看到一个内部人的圈子——他们如何沉浸在文学的世界中畅谈文字得失，又如何从彼此的言谈中找到灵感和启发，与此同时，也在展示作者本人以文学家的感触抒写的现实世界。这本书让人去思考写作的必要性，同时避开许多不必要的干扰：生活中有哪些是可写的，故事的素材应如何去编织。

文学不是真空，它对文学家来说，就像吃饭、呼吸一样自然而实在。作家讲述自己的故事、上一代人的故事、身边人的故事，把世界的真相用另一种方式揭示出来。但最重要的是，其中体现的是作家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一种体现自我意志的阐释。

《必须写下我们》读后感(二)：看完吴越《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们》，果断列为枕边书收藏起来

他们给予我的丰富、真诚的答案，一多半呈现在我的这本非虚构集子中，一少半永在我心。——吴越，《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们》

像这本，国外有创意书系，国内有七十二堂写作课，看看也罢。

不过，80后美女编辑吴越，倒是集合非虚构写作的特长，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作家“一网打尽”。

她是著名文学杂志《收获》编辑，曾任《文汇报》首席记者，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取得新闻学硕士学位，业余从事非虚构和文学评论写作！

所有这些，造就她从幕后走向前台，这也是张悦然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的。

现在，两位女性心有灵犀，果然不负众望，一出手，将“神秘且固执的一群作家”晒在读者面前，用腰封上现成的话：

说没用，读起来受用才是。现在这本书摆在案头，读完之后感到并无虚言！

答案是，美女编辑历时10年，用心书写和采访，结成此书，是为诚意正心之作，不可多得！

数十年前有部电视喜剧《东北一家人》，曾经火爆一个时期，现在刷网剧仍然津津乐道。

本书吸引我的头条之作，正是离我最近的沈阳作家班宇！

标题是“班宇：故事给我自由”，前面配一张班宇穿着厚实的羽绒服，戴着眼镜望着前方，背后是冬季的树林和地面的积雪，黑白分明，标志性的东北人状态。

拍摄者正是作者吴越本人，2020年1月，地点在雪后的铁西工人新村！

那时候，新冠疫情正开始爆发，作者采访是当年4月份，她和班宇的手机聊天信息，班宇小说《逍遥游》的女主角原型去世了。

班宇正是两年前修改的第四稿，后来刊发在2018年第四期《收获》“青年作家专号”，不久就定为头条。

近五年，双雪涛，张悦然，常小琥从此专号走出，正式出道震动文坛。

吴越详细记述了，班宇与《收获》的渊源，成名经历，她飞到沈阳与老班见面采访。

老班带她去沈阳劳动公园游泳池，那是《夜莺湖》的原型。

吴越正是游走在作者虚构故事，然后书写他们非虚构的写作故事。

真高！

老班戒酒了，他前不久在北京连喝两场，摔了两跤，喝断片了，找错饭店，第二天醒来吐了，不知道自己在哪。

紧接着写他们的对谈，在新洪记饺子馆和班宇家中，这些地方常去，新洪记盛京医院附近那家黄了，老班家没去过，他编剧的《漫长的季节》大火。

后来，班宇请吴越吃饭，吴越要吃沈阳鸡架，老班说：那就“老四季”！

东北人和山东人同样好客，班宇唯恐吴越吃不好， 显得小气。

其实他俩，一个作家，一个编辑，面谈出版刊发的事，再在本书中娓娓道来，让读者打破作家的神秘感，仿佛揭去面纱一样，回归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紧接着书里面好多名作家：麦家，双雪涛，张悦然，苏童，倪匡，陈村，叶永烈等等。

不多说了，看完，我果断列为枕边书，收藏起来！

必须写下我们

评价人数不足

吴越 / 2023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必须写下我们》读后感(三)：书评丨班宇：径直走入虫洞

径直走入虫洞

文丨班宇

（本文首发于《读书》2023年6期新刊，现分段为编者所加。）

想要概述《必须写下我们》有点困难，也并非不可能之事，尽管扫过目录，我们便可获得一个隐约的印象——这是关于作家的故事：这一代与上一代的，海内与海外的，位于核心与身在边地的，从事虚构与非虚构的写作者们。如同一块时代的病理学组织，作家和他们的人生故事被裁剪出来，安放在一块小小的、不规则的载玻片上，亟待下一步处置。读者需自行滴入染液，即阅读这些作家的文学作品，使之充分融合、发生反应，进而在显微镜下现出诡秘动人的形状与纹理。

但是，这样的形容仍然不够充沛，与此同时，书中收录的这些篇章也穷尽了近年来非虚构作品的全部形式——人物特写、事件报道、活动速记、对谈问答、小说评论、印象记等，灵活丰富，不妨看作一次非虚构课业成果的集中展示。再者，不谈最后两篇与文学这个题目无关的长报道，之前的每一篇文章里，我们都不难感受到作者吴越对话时的强度与位置，并非谦逊到如同隐身的在场者，只知一味退让；也不是激进乃至冒失的挑衅者，渴求从失控的间隙里盗猎所谓的真实。吴越似乎拥有一种维持平衡的方式，很像她所写的那些杂技演员，自然而机敏，在暗处下过苦功夫，读解能力与反应速度一流，总能与惊险擦身而过，且从不赋予其决定性的结构。在这样一位无法轻视的对手面前，受访者在不经意间便完成了一次交付，当然，她也总能在最恰当的时刻收束动作，轻盈着地，这几乎从未失手。

以及，读这本书时，我也愿将之作为吴越个人的一份生命笔记，一次勾勒陌生性的永恒运动。关于文学，虚构与非虚构，或历史、尘土、幽灵、技艺，再或并肩渡过的劫难。她途经的时间被一个个空间所分割，行在首尔、北京、沈阳与都江堰的街巷，凝神于上海男装店的二楼与都江堰光明街的理发店里，游走在对身份的长期困惑与将之迅速抹平的壮烈变革之间，不同年代、地域的回响在此交织一片，彼此折射。显然，这也是一次确认自身的持久旅程，与作家张悦然的对话里，她曾简短地回顾了自己的生涯：

2016年8月17日，李其纲著《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新书发布会上，左起张悦然、吴越

也差不多在十五年前，我在展览上见过一件名为《虫洞旅行纪念》的装置作品，艺术家将接触式麦克风粘在旁边的上下水管道上，就地收录声音素材，辅以调变，观者可以随时戴上耳机，聆听一段来自异世界的复杂混响。怎么形容那种声音呢？琐碎而细微、幽深而绵长，如同进入黑夜的漫漫旅行，有着一种五彩纷呈的空旷与单调。

奇妙之处还在于，那些即将到来的声响永远是未知的，若有若无，不可预测，没办法确切分辨它的成分构造，走步声、冲水声、说话的声音、点烟的声音、外面的风声、云朵相互驶过的声音、太阳下落的声音，或近或远，全被纳入其中。就是这样，一截管道连通着宇宙的不同时刻，所有人都是演奏者。这也暗合了我读过此书后的另一个思绪，如果被访对象是演奏者，那么作为采访者与书写者的吴越，究竟是一位听众还是指挥家？以及，我们所共同出演的，到底是一支什么调子的协奏曲？

电影《星际穿越》剧照，该电影在物理学家基普·索恩的黑洞理论之上进行改编，主要讲述了一组宇航员通过穿越虫洞为人类寻找新家园的冒险故事（图源豆瓣）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稍后再谈，我们姑且回到虫洞之中。如果吴越径直进入的是这样一个命定的隧道，那么旅途势必不会轻松：不仅在于时空之路的永不平坦，那些对被访者的好奇、着迷与探寻，根本上源于我们对自身内部陌生性的压抑。而书写，也即在纷繁的噪声之间捡取一条可被理解、可供体认的路径。以及，对于“走回了文学道路”这件事，很难看作一次奥德修斯式的返乡之旅——英雄飘落大海之上，历尽劫难，依靠的是神话这一载体的天然庇佑；我们只能自己发掘一条崎岖的精神小径：与街巷里的白马对视，在呼啸的荒原上扫荡，建造荡在湖心间的那艘小船，驶往历史晦暗不明的披屋，在那里，一根或者几根鱼刺梗在喉部，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上述几个瞬间的意象分别来自吴越与金宇澄、索南才让、双雪涛的采访及她的后记里。金宇澄的《洗牌年代》收录了一篇可谓逸品的杂文《马语》，语句精准，筋骨分明，似娓娓道来的说书人，笔锋遒劲，入景入情，记忆与现实重重叠印，穿梭往返，再铸这匹“高大而温良”之物。在吴越的采访里，起初便是金宇澄母亲的一封信件，记载了她与幼年金宇澄的一次出行，也与马相关：

金宇澄手绘白马之一

铃声骤起，惊异童眸，几笔荡至过去的鲜活世代，在《繁花》之前，于《回望》之际。吴越从金宇澄的父辈写起，惊心动魄地描述了一个家庭如何勉力维系、如何始终“不响”、如何疲惫而孤独地应对着时代之潮，以及那种即使逝去良久，仍不时可知可感的彻骨战栗，而这一切又是如何在写作中完成显影的。字与词的召唤，恰似沉默的白马，在梦境与现实里自由来去，提示着最初的时刻，补全了最后的声明。

在书写双雪涛与索南才让的正文之后，吴越奉上两篇精湛的短评，一篇基于影视改编的维度，一篇谈对其短篇小说的印象，涉及文体特征、故事题材、叙事视角、语言质地等话题，充分展示了一位文学期刊编辑的职业质素。

金宇澄

仅仅这些也还不够，毕竟这不是一本编辑的经验手记。在更广阔的篇幅里，吴越呈现了出色的人物侧写能力，比如全书里我最喜欢的一篇自述，莫过《陈村：上海最资深宅男》。

我第一次读陈村的小说是二十年前，《一天》收录在高中语文的课外读本里。当时我有位同学读过此篇后，深受启发，举一反三，立即在考试时采取同样的句法模仿作文，语调奇诡，通篇确凿无疑的肯定句，“是”和“的”二字布满纸面：太阳是暖洋洋的，作业是写不完的，妈妈是爱过我的，好日子总是别人的，但生活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的。

毫不意外，老师打了很低的分数，他不太服气，拎着这篇《一天》前去理论，半晌，沮丧地回到座位上，我们问他情况如何。他说，老师跟他说了三点，第一，即便是优秀范文，如此模仿也无非流于表面，况且这篇过于怪异，不太可取，最好的也许只有一句，“饭盒里装的是白米饭和金黄金黄的咸带鱼”，色泽分明，如在眼前；第二，还是要多读一读余秋雨，比如《文化苦旅》这本，通天纬地，苍凉深邃，可谓感人至深，又有文化又很艰苦；第三，陈村是谁啊？

如果能够穿越回到高中时期，我很想把吴越的这篇文章交给老师读一读。那样的话，想必他也会对这位“资深宅男”心生羡慕，一个天真、自在、活泼之人，一位总有办法全身而退的逃脱大师，始终满怀正义、东张西望，所有的热闹都与他有关，又与他无关。我不知道采访进行了多久，但在这篇生动的自述里，我确实很愿意去想象吴越当时是在如何发问，又是怎样去捕捉那些言语的瞬间。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她的文章或与陈村的照相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还原出的不只是事件和经历，还有笼罩其上的那一抹神韵。

陈村

除去这一层层温馨的光晕，至少有两次，我在书里也见识到了寒光初现的凌厉时刻。其一来自吴越与李黎的对谈，这一篇里，她的身份从采访者变为被访者，谈话的主题虽是“非虚构写作”，从中也不难读出吴越的文学观念与价值标的。以及，我自此也完全记起了与她探讨某一篇小说时的情状——她总能抓住小说内部作者最无能为力的那一部分，也许是无法或不愿说清，也许是不敢或不能完整面对，原因不重要。总之，一旦被发现，吴越便开始了她的“死缠烂打”，逼着作者和自己一起把问题想得更明确一点。当然，这会使小说有一个质地的跃升，但过程也绝不轻松。

读这篇时，我发现吴越不仅对待作者如此，对自己也是追问不休——在模糊而容易触怒的未知地带，她敢于去思考、判断和表述，逼着自己把话说清，踏出更为清晰的印迹。比如，她谈及“非虚构”的主观性与作者倾向，即使提供了一个关于星空、寒夜、绿光和烘干机的伤感瞬间，也不妨碍在最后指出“非虚构写作不是、不可能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事实的某些认知的一类写法”。谈非虚构写作的定义与范畴时，她也勇于为此划定特征与界限，“新闻性”“个体性”与“文学性”—这些乍看起来似有所指的大词，细想过后，也是含混而无法自圆其说的所在。

事实上，最精彩的部分来自她对于每一条原则的读解，有历史的依据，也有演变出来的种种特质。由此，我想到，在很多时候，她也是凭借着这样充沛、饱满的理由来与作者沟通的。即使在她阐述过后，我也总会产生一刻放弃这篇小说的念头，很想借用张楚的歌词，“我们也只能表现得这样”。这显然也不太行，用吴越的话说，毕竟“本质上，我们都听从了文学的召唤，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自己钻入的虫洞，自己选的路，无法放弃，只能缓步。

2019年9月20日，上海光的空间书店，双雪涛《猎人》分享会，从左至右：周嘉宁、双雪涛、金宇澄、吴越

第二次的寒光闪现于最后一篇《重返光明街》，尽管对于吴越而言，二〇一四年发表的《杂技四十年》也许更具代表性，标志着她“从写报道到非虚构的初始摸索”，但我更想谈谈这篇——二〇〇八年五月，四川都江堰的一条窄街上，一位患有白血病的四年级女孩经历了那次地震，此时距她确诊已有三年，这个上午，她从成都化疗回来，由于老师的援救，她并未因此受到身体上的损伤。不过，灾后世界，哀声一片，需要援助、安抚的百姓无数，没什么人顾得上这位患病的女孩了。女孩的父母四处奔走，准备再要一个孩子，以取脐血来救治女儿，可命运却依然在捉弄这一家人，次年，弟弟出生的两周之前，女孩不幸离世。事后得知，新生儿与故去的姐姐血型不同，无法相配。

在“如此普通和平淡的一条街”上，一抹过分锐利的寒光，先是挑开了一个祥和之家的脊梁，接着朝向大地的嘶吼之处奔去，于倏然的裂隙之间渐渐上升，最后化作一道青冷、淡漠的天色，永远地悬在这条街道之上，悬在每一位生者的头顶。灾难与创伤或可远去，思念却不可抑制，无分昼夜，伤口低语不休。即使迎来了新生，也完全可以想见这个家庭的全部历程，焦急、叹息、痛苦与希冀，以及被迫置换出来的卑微愿望，全部历历在目——甚至不能被称为是缩影，无论对谁来说，那都是极大的不公与不敬。它只能让我们一次次地往返于此时与彼刻，一个或者一群人悲愤而无力的心间，于那道天色的凝视之下。而在这座千疮百孔的事件废墟里，在这篇报道所有的可说与不可说之际，我们又该如何安放自己的位置？

文章的结尾我读过多次，摘录在此，也愿我们记得曾与何人同在：

最后，有必要说说我和吴越的初次见面。

二〇一八年夏，我的小说发表在《收获》的“青年专号”上，清华大学组织了为期一周的青年作家工作坊，邀请同期作者共同参与。我当时尚未见识过任何的文学活动，觉得很新鲜，心怀忐忑，前去赴约。作为编辑，吴越也从上海飞来参会，见面后，我们互致问候，氛围友好、亲切，我甚至产生了一种之前在音乐节上与异地网友见面的幻觉——极为兴奋，却不明原因；似有千言万语，却也没说出什么来。

不过，这种美好的相逢之际，我的内心却隐隐生出几分不安，没有缘由，无非一种严寒地带培育出来的生活直觉。果然，次日午后，我与吴越一同走在曲折的小径上，两侧是杨树与北方的旧楼，和睦、安静，雨后的风轻轻吹过，使人沉醉。当此心旷神怡之时，我忽然意识到似有不妙，连忙紧走几步，吴越不慌不忙地出现在我的身侧，以一种无法回避的真挚语气，不留情面地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我早已忘了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不重要，反正我这个人平时也不怎么说实话，大概是蒙混过关，不过也为自己捏了把汗。

现在，让我们把时针迅速拨到二〇二〇年的一月份，吴越忽然跟我说，准备来沈阳采访，我听后颇觉诧异，一时不知所措。那段时间，我正位于一个有点困难的写作情境里，不知她如何对此有所感应。多说一句，吴越确实是我认识的人里相当敏锐的一位，用张新颖在“前言”的话来说，这种敏锐“落在或抽象或实在的问题上，落在具体的人和事上，也落在细节上”。总之，抵沈过后，我们友好地吃了顿饺子，她来到我家，先是对地热这一取暖设施表达了充分的喜爱，然后端坐在位，展开心灵之拷问，这就有了本书开头的那一幕。

实话来说，那也是我说实话最多的一次，毕竟彼得·汉德克有言，“我是凭借不为人所知的那部分自己而活着的”，抱歉，我还想活命。但我认为吴越也一定可以理解，如她在“后记”里对采访者的记述：“他们给予我的丰富、真诚的答案，一多半呈现在我的这本非虚构集子中，一少半永在我心。”

我希望我也有一部分能存于她的心间，尽管这有那么点一厢情愿。回到之前提出的问题里，听众还是指挥家，好像也并不重要了，我们的这一部分可以自由地交付给任何一方，只要她比我们自己更值得信任。至于这一章到底是什么样的乐曲，我想，在我和吴越踏上小径的那一刻里，未来的音符已在逐一降临，尽管有些旋律尚不完整，也不妨碍去感受它的艰辛与美妙。

此外，我还想记下一组仅存于想象之中的对话，来自我接到文稿的第一个瞬间。我盯着那些灵动的黑白文字，如在闪烁，如在雀跃，如吴越正在对我坚定地说着：必须写下我们！我答道，啊，必须地。

2020年1月班宇在沈阳，雪后的铁西工人新村。（吴越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