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的社会史》读后感精选

《书籍的社会史》是一本由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书籍的社会史》读后感(一)：軼事非“史”

本書實際上是論文集，作者關注的是中國古代書籍的生產和流通。不同於對著名藏書家的研究，本書關注的是大量存在的普通士人如何獲取書，收藏書，特別是在江南地區。

前兩章主要介紹了中國古代的雕版印刷技術和生產。作者使用了傳教士米憐19世紀初所觀察和記錄的當時中國印刷業情況。接着大致介紹了雕版生產的過程。

接下來的三章講述從宋到清士人獲取書的途徑。第三章談了士人個人獲得書的大致途徑，如贈與、購買等。第四章轉向圖書館式的閱讀方式，從“知識共同體”到私人和政府藏書。第五章介紹了士人共享圖書的方案，如互相抄送等。

最後一章用錢近仁從修鞋匠不斷讀書識字，最後被尊敬接納為讀書人的過程，解釋了文字和讀書在社會生活中的一種具體呈現。

書中介紹了類似宗教組織的惜字會，以及大量關於借書、藏書的軼聞趣事。其中也探討了諸如藏書量，印刷量等統計問題。

名為《書籍的社會史》，但實在稱不上什麼“史”，不過是講稿整理而成，沒有什麼結構和體系可言。僅供參考而已。

作者提到關於中國古代書籍的史料很少。Cynthia Brokaw近十年的研究解釋了四堡地區清初的書籍生產，這種歷史人類學的田野研究確實打開了新的局面，很多問題如書籍的生產流程、價格等已經得到初步解答。該書（2007）後於此書一年出版。

《书籍的社会史》读后感(二)：最好的部分，可能是中文版序言和结尾附录……

读完中文版序言后，相当期待，实际观感则比较一般，可能是因为这两天生病，脑子不大好用，但读完实在免不了有些失望。前三章为基础性知识，理论分析不大多，由于本人完全不懂，所以不好评价，只是尽量记忆而已。后半部分的理论性强些（比如对“知识共同体”的分析），但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在中文版序中，特别提及了惜字会，文昌神崇拜等现象，并似乎要探索其与藏书家藏书方式与观念的关系，所举钱近仁的例子也十分有趣，但最后的探讨浅尝辄止，索然寡味。

收获有几点，一个是中西比较，中国和西方在公共藏书的设立和使用情况上有鲜明的差异，在私人藏书上更是这样。一本犹太著作给出一条箴言，如果父亲的两个儿子，大儿子不肯借书予人，而二儿子喜欢借书，那么父亲的藏书全该借给二儿子。与之对比，国人对家庭藏书的保守性要强的多，借或售卖都几乎是不可忍受的（特别是针对早期情况）

另一有趣的观点是对印本的缺乏与学术的关系，乃至思想家书籍拥有情况与其学术特点的关系的探讨。周氏认为王学学风或许与当时印本书的缺乏有关，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猜测。如果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搞清了一个知名的思想家读过哪些著作，那么这对分析其思想的形成应该很有帮助（只是很难掌握这种资料）

最后的附录梳理了有用的参考文献，也算是比较有帮助了

个人的兴趣还在具有拜物教特征的书籍或文字崇拜上，特别是惜字会的情况——我过去一直认为惜字会是中国持续许久的文字崇拜的一种反映，不过现在看来，惜字会的出现明显具有时代特色。只是本书的介绍实在太少，内容参考性有限。

《书籍的社会史》读后感(三)：为什么一个修鞋匠坚持读书受到士人们尊敬

周绍明先生的《书籍的社会史》，跟以往写书籍史方面的书不同的是，他不是单纯的写“作为知识载体”的书，而是探究书流通过程所牵涉到的人与它的关系----详细考究了书的生产、贩卖/馈赠、收藏这些过程以及所牵涉到的人。他不是单纯的给我们出示数据，而是把我们带到了社会史的范畴去考察，这一点在现有的研究里具有突破性意义。

我想理出他最关心的藏在书籍史背后的问题----士人的社会。

作者在引言里就给我们界定了他要研究的两个层面：空间和社会层面。空间层面，即主要集中研究江南地区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社会层面即主要研究士人阶层---留存下来的书籍的读者群---的读书活动。

他引了一个修鞋匠钱近仁的故事：钱生前热爱识字读书并不以此谋生，临死前被士人善终，死后被安葬在象征高社会地位的墓地里。这个故事在书本的开头被引用而埋下伏笔，书的结尾呼应了开头，用整本书论述解答这个故事背后的社会因素：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个儒家伦理和士人理想主导的社会，通过科举将儒家对读书的倡导与政治力联结，拥有读写能力的人在非士人中广受尊敬。同时儒家思想的倡导，似乎让读书识字成为一种社会和道德标杆，认为识字“可以使一个人理解道德，按道德行事、会提高一个人清晰的推究道德原理的能力”。到清代士人对文字的崇拜甚至带有宗教性质，如民间惜字会的成立和文昌崇拜，整个社会对文字怀有敬畏之心。在这样的社会风尚之下，钱近仁不用识字读书来谋生，也不是什么藏书家，却被士人推崇，是因为他身上有着对识字读书的勤奋、诚实和敬畏等最纯粹的情感，也就是高道德的代表，正是士人们自身已被追逐仕宦、社会声望和商业所“折衷的精神趣味”。所以读透这个故事，我们就能更容易的理解读书识字和藏书在封建社会士人阶层受到狂热追捧的现象。

这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出版而成，多处观点还不成熟，比较艰涩的部分在于作者的举例与论述略分散，造成论点不集中，给读者的阅读归纳带来障碍。

《书籍的社会史》读后感(四)：“文”、“物”之间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一书非常深入地考察了明清时期书籍的生产、流通过程，书籍不再作为“文”的载体，其本身“物”的一面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同时，这种新的研究取向也突破了版本学的传统做法，以物质文化视角更新书籍史研究范式。

毫无疑问，作者做了极为扎实的档案搜集及考据工作。但是个人读后感觉，严谨的量化分析的做法起到的效果或许适得其反。作者深入比较分析了历代官方藏书中手抄本与印本的比例，发现在印刷术已然成熟的条件下，手抄本的数量相较于印本仍然占有优势。这个结论可以说有力地挑战了读者对技术发展史的“线性进步”想象，可见新旧技术之间绝非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在真实的历史现场存在着多元共存的丰富可能。

然而如豆友“napsol”所言，这种研究方法本身潜藏着“幸存者偏差”：书籍在入藏之时就已然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只有那些有价值的书籍才会传诸后世。由此可知，现存的书籍名录并无法向我们展现历史时期书籍世界的真实面貌。然而，作者的发现已然可以拓宽书史研究的想象空间：虽然手抄本未必在书籍的社会生产中占据优势地位，但可以确定的是：大量重要文本的复制选择了人工誊抄而非效率更高的机械印刷。我们可以推想：手抄并非简单地复刻文本，其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文化意义。

本书另外一个重要结论在于：在元明的漫长时段里，书籍缺乏是许多读书人共同面对的窘境，很多时候唯有四书、五经以及极少数的基本典籍可读。可以想象，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得相对缓慢，很有可能要归结到书籍的短缺，资源的贫乏必然会制约知识生产的水平。

今天的读书人和艺术家尤其需要克服文本和图像的过剩状态带来的无方向感，然而在古代的知识语境和视觉语境中，真正的考验来自反面：如何克服文本和图像的匮乏。

《书籍的社会史》读后感(五)：藏书与读书

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我觉得对文献学或者书籍史感兴趣的同仁都可以读一读。他有很多非常好的分析和议论。

比如说，书中认为明清藏书家实际上是一个小圈子。书籍的确能够流通，但仅仅是在小圈子里面流通。大概讲求一种藏书实力的对等吧，或者说平等。当然这种行为或许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藏书家之间、读者和藏书家之间，借阅或者抄写之后不归还原本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私家藏书，基本处于死水状态。只有像黄宗羲这样第一流的大学者才能够有可能流连于几大藏书楼之间。当然，这里也是利用的关系。黄这样的大学者来到我的藏书楼，真是蓬荜生辉；如果黄这样的大学者能够对我楼中的藏书感兴趣，写下一二题跋，那实在是荣幸之至。我的藏书楼不就能声名远播、名头愈响吗？

所以其实很可惜，大量的好书其实被这些藏书家们垄断。问题是，藏书家不是学者，甚至目录都需要请人编写。这样的宋元旧本，真的只是困在不见天日的牢笼里。即不是艺术品、更不是书本，没有任何作用。因为除了目录上有记载，没有人见过实物。

昔日钱谦益不愿借曹溶藏书。待庚寅大火，绛云楼化为灰烬，钱方有悔悟。倘若当日肯借出藏书，或尚有抄本存世，不至于一片乌有。

今日的一些事情不是也和那时候很像吗？全国无数的图书馆的所谓“善本”不能示人、或不愿示人，着实是对文化事业的大打击。图书馆当然有很高水平的馆员。可馆员才有几人，面对烟如昊海的古籍，怎么能够穷尽呢？不如早日开放，以撰写跋语或提要一篇作为条件（长短好坏均可），这样才是于书籍传播大有裨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