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史读后感1000字

《什么是文化史》是一本由[英] 彼得·伯克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19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什么是文化史》读后感(一)：备考而已

彼得•伯克的第二版增补了末尾一章及正文中几处小节，但整体结构、趋势、立场无甚变化。

他的书读多了，就像是一个老师同时开了几门相似的课程，掌握大量文献后进行各种排列组合，辅以具体个案研究材料。

以这样一本涉及芜杂的学界趋势综述而言，蔡玉辉的翻译应该说很好了，文字表述、非本专业的术语、专名前后统一等都还不错。但杨豫的校对依然不能清除个别的偏差。

P17：拉斯金大厦和学院，通译罗斯金。

索引中的人名译法与正文多有不同，一般都是前者错了。

P33：德比的马赛节，应为德比的赛马会。

P69：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应为牛津中国物质文化史大家柯律格。

P97：1993年应为1983年【同时出版《想象的共同体》和《传统的发明》】。

P101：国王的日常起居：最好具体译出起床礼（lever）与就寝礼（coucher）

P102：全书都是戈夫曼，突然出现了港台译法高夫曼。或许是编辑的问题。

P120：舍恩伯格：勋伯格。

P137：“是什么人以大屠猫中取乐？”：估计是编辑对红失误。

P137：“我将讨论最近出版的有关文化的边界和文化的碰撞以及文化史的叙事的著作……”：编辑失责。可改为“我将讨论有关文化边界、文化碰撞及文化史叙事的近著”。

P155：图卢兹—洛特雷克（Toulouse-Lautrec）：这位法国画家的名字不是这样译的，要么劳特雷克，要么劳特累克……

《什么是文化史》读后感(二)：新文化史第三周

1、福柯在新文化史方面的重要影响是什么？

主要是三种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福柯批判了目的论的历史解释。福柯的研究方法则是从“谱系学”入手。这是术语从尼采那里借用来强调“偶然事件”，而不是去追溯思想演进的轨迹或者探究现存制度的起源。福柯还强调文化的非连续性或者“断裂”。他指出了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发生的变化，疯癫一词的“发明”，以及19世纪“性欲”sexuality一词的发明。第二，福柯把分类系统，即他称为知识系统或真理的体制（regimes of truth）,视为既代表了某个特定的文化，与此同时又强制性地形成了那一文化。他自称“考古学家”因为福柯定义历史学家的工作是表层化的，而为了到达思想结构深处，必须进行挖掘。其要害在于指出，这种结构在容纳某些信息的同时又排除了另外一些信息。这就指明了思想结构的独断性威胁，福柯的研究目标确定为对思想控制的研究，包括如何将某些思想话题排除在思想体系之外的方式。第三，福柯所提出的有关权力的强调有密切关系的。所谓权力微观物理学，也就是指微观层次上的政治。他指出“话语实践”建构或组成了言说的对象，而且最终建构或组成了作为整体的文化或社会。“凝视”则是现代规训社会的一种表达。他的《规训与惩罚》一书，对全景式监狱的探讨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看待研究对象的角度起到颠覆。（一共是巴赫金、埃利亚斯、福柯、布尔迪厄四个人产生新范式转换的重大影响，皆来自史学学科的外部，但是每四位理论家的理论家来不及一一概述）

书中的概述虽清晰，但是太过简单。

2、新文化史在政治领域扩大是如何可能的？

在新文化史的未来趋向中我们必须看到作者预计的几种可能性中有一种就是扩大到更多的领域，包括政治暴力和情感。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出现反应了将这两个领域联系起来的需要，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同人群的政治态度或主张以及这些态度形成的方式上。这个术语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政治学家所使用，到80年代末才进入历史学家的话语。在这一领域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林恩亨特的《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我们发现政治文化概念可以用来指整个国家，也可用来指某种群体如妇女。作者对妇女和男人参与的新政治文化的方式做出了仔细区分。还有一个例子是以印度为基地的庶民研究小组创作的集体成果。尤其是1947年以前印度争取独立运动的历史，形成的特色就是重视政治文化，尤其注重能说明“庶民状况”的文化。但是这一领域仍然有很多主题有待研究，因为新文化史学家的主体是研究中世纪和近代早起，但现代的许多历史主题也极具研究价值。

《什么是文化史》读后感(三)：文化史的历史——交织共存、传承发展

“文化史尽管没有本质， 但它却有自己的历史。”Peter Burke在导言中借用 Jean-Paul Sartre 的名言概括了本书的主题：对文化史的历史（即文化史学史）的梳理和综述。各章按时代的顺序讨论过去、 现在和未来文化史写作的主要方法，在对不同时期文化史研究方法（内部和外部）的梳理过程中，对文化史的定义（什么是文化史？）也逐渐丰富和清晰。Peter Burke对不同阶段的文化史都有详尽的论述，但其中他重点要说明的是西方现在流行的“新文化史”，试图解释文化史在20 世纪 70 年代被重新发现的原因，也尝试对这一历史热门分支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预判。

文化史的历史：四个阶段的交织共存

1.经典文化史

Peter Burke将1800 年至 1950 年这段时期称为文化史的“ 经典” 时代，是产生了许多大师和经典著作，形成了“伟大的传统”（借用E. R. Leavis的说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对文化史影响最大的两位大师是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 • 布克哈特和荷兰历史学家约翰 • 赫伊津哈，他们奠定了经典文化史的基础，对后世文化史的发展影响深远。虽然从现在来看他们使用的史料、研究方法和理论假设都需要提出质疑，也受到了批评，但后人总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到营养。

布克哈特于 1860 年首次发表的《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赫伊津哈于 1919 年出版的《中世纪之秋》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

2.文化社会史 ——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 艺术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art)

德国 Max Weber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 1904）

Norbert Elias《文明的进程》 ( The Civilizing Process,1939)

Aby Warburg 远大目标是为整体的“ 文化科学”（ Kulturwissenschaft)做出贡献，尤为关注古典传统及其漫长的转变过程，他的的重要性依赖于他在学者群体中的核心地位（大流散--文化传统的传播与改造（瓦尔堡式话题）、文化与社会间的关系）

3.大众文化史——20 世纪 60 年代的发现

影响最大：爱德华 • 汤普森(Edward Thompson ) 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 ）

”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或 Volkskultur)观念的起源、法国用“ 系列史” （Serial history) 方式处理文本（作者分国别研究不同文化传统的思想）

4.新文化史

对"文化"概念的争议；历史人类学、新文化史两个孪生运动

历史人类学：20世纪60-90年代文化史的实践最明显的特征：开始朝人类学研究方法转向（经济学也有，体现在文化层面）

新文化史：为文化史实践提供的模式；最显著特征：对理论的关注；关注表象和实践（罗歇 • 夏蒂埃认为是新文化史的两个特征）

《什么是文化史》读后感(四)：【平猫爪记】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摘要

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文化史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经典阶段”；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艺术的社会史”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大众文化史的发现阶段；以及“新文化史”阶段。

自1800年至1950年这一时期可以称作文化史的“经典”时代。此时的文化史家们关注的是经典作品（也就是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学科中杰出作品的“典范”）的历史。文化史学家特别关注不同艺术类别之间的联系。他们根据不同的艺术类别与通常所说的“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来讨论这种联系

文化的社会史阶段体现在对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某种兴趣，试图对文化和观念的变迁提供经济解释，把文化当作社会的表达甚或“反映”来研究。大众文化史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在大众文化史学界内部，他们认为自己是对以往的历史研究方法中的缺陷做出的反应，特别是过去的文化史将普通民众排除在外，而政治史和经济史也把文化排除在外。

对于以上三种范式，文化史层面存在相当的反思，“文化”的定义也因为人类学的影响而得以扩张。以前，它一直用来指“上层”文化。后来，它向下延伸，并不断地向下引伸，把“下层”文化或大众文化包括进来了。人类学关注日常生活，关注劳动分工相对不发达的社会，从而推动了“文化”一词的广义用法。正是这种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使得文化史家在上一代人中创造出了他们的时代，亦即“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的时代。

历史人类学时代，扩张的文化概念具有一种不断增强的内在倾向，其中包括对经济现象提供文化的解释。同样，政治领域中的一些变化也越来越经常地获得了文化的解释；人类学家提出的文化概念把曾经平庸的历史学家丢弃的符号学研究与社会历史学家们正在探索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格尔兹）；史学家所关注的微观史学是对某种类型的社会史的反拨（即着重描述总趋势的社会史），是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碰撞做出的反应，是对宏大叙事的失望而做出的反应，主张重视区域文化和地方知识的价值；而西方文明进程的宏大叙事之所以遭到反对，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日益认识到了被它忽视的或有意掩盖的东西，由此引发了史学家对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关注。

“新文化史”的范式建立在巴赫金、埃利亚斯、福柯和布尔迪厄的理论之上，它强调对“实践”的关注，如应当研究宗教实践的历史而不是神学的历史等等。“表象”是新文化史中的核心概念，被视为现实（包括知识的、领土的、社会阶层的、疾病的、时间的、认同的各种现实）的“建构”或“生产”，如种族（种族的标志）、阶级（阶级的特征）、性别（性别的偏见）、君主制（君主制的高贵呈现）、个人身份（理想化的自我想象）甚至社会本身（目的性的社会想象）都可能是一种“发明”与“建构”。建构主义反对把文化或社会群体简单地看做同质体，并且与外部世界清楚地划分开来。文化建构提出三个问题：谁在进行建构（个体和集体发明的相对重要性问题）？在什么范围内建构（文化的可塑性问题，有时被经济因素所决定，有时被政治因素所决定，有时被文化传统所决定）？从何处建构出来的（面对传统和现实的内在张力的不断创造）？一言以蔽之，文化是社会现实的表象，它由社会现实所建构，因此我们要关注文化表象背后真正在运作的东西。

顺便讲两句以说明新文化史。新文化史的核心是社会意识如何产生，它要发问的是人们所想和人们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能否将人们所想归因为人们所处的环境。比如一个阶级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而是一种经历，它是一个在某个时期出现的，阶级也不是有直接的经济利益的对立，要认识到这种对立，还必须以过去的经历来体会到这种对立，自在的阶级是不存在的，只有自我意识上的阶级才是一个真正的阶级。这种群体自我意识产生的动力就是“表象”，人们通过一个“表象”（表象也是一种文化，比如某种阶级文化）来产生一个认同群体。我们不能用一个把文化看做一个同质体，它是由各个不同的群体在同一个表象的号召下聚集在一起的。因而我们要寻找两个方面的东西：其一，表象背后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观念（如对一本书的不同接受）；其二，对表象背后的建构性力量。

新文化史有三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文化的定义、新文化史遵循的研究方法、碎化的危险。超越文化转向的尝试体现在布克哈特的回归（高雅文化的接受史或扩散史）、政治的文化史（文化表象背后的政治运作）、暴力文化史（暴力符号之后的规则）、情感文化史等。还体现在文化边界的界定和分析、对叙事多远复杂性的强调等方面。

以上

平猫

2018年10月18日

《什么是文化史》读后感(五)：无论历史学的未来如何，都不应该回到想象力的贫乏中去。

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史学界出现了“新文化史”的新思潮，目前已发展为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之一。正如彼得•伯克所说，“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在这本《什么是文化史》中，伯克总结了文化史发展从经典文化史到新文化史这一段历程，并且对于文化史乃至史学的未来作了一番展望。可以说，本书是文化史的历史。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要明确地解释文化史在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发现的原因，还要解释文化史是什么，文化史学家做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研究。

根据作者的观点，要解释文化史，可以通过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方法，即着眼于本学科内解决问题的“内部研究法”和将历史学家的实践与生活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外部研究法”。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显然是“文化”，然而文化的主题边界在扩大，要定义文化存在困难。因此要解决文化史的定义问题，则可以将注意力从研究对象转移到研究方法上。尽管文化史学家凭不同的方法工作，但文化史学家的共同基础，在于他们“关注符号以及对符号内涵的解释 ”。《什么是文化史》一书对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及方法提供了指引，将文化史的起源、发展历程、与其他领域研究（尤其是社会史、人类学等）的关联、新文化史的一些典型研究以及文化史的未来展现在我们面前。另外，本书虽然叫做“什么是文化史”，但显然它更多关注的是文化史的重新发现，或者说是新文化史方面的问题。“新文化史”的说法来源于林·亨特的同名论文集，而本书可以说是也顺便将新文化史的方方面面作了介绍。

新文化史与大多数其他新趋势类似，是 “对以前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反动 ”。据彼得·伯克所说，“它是对两种史学风格的反动,即在六七十年代影响西欧、美国学界的卡尔·马克思式风格和计量史学风格。 ”新文化史努力去颠覆经济和社会的基础地位，希望使文化超越了上层建筑的定位，关注文化对社会的塑造。从研究方法上看，新文化史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借鉴——考虑到林·亨特等人的法国史研究背景，不难看出新文化史受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第三代）的影响。

到底什么文化史？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回答。作者借萨特的格言，为文化史下了这样一个断言：“文化史尽管没有本质，但它却有自己的历史。 ”文化史，或者说新文化史的意义何在？或许在于它对先前研究中未被重视的部分的给予的关注。它弥补了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所缺乏的想象力（史料提供给我们的毕竟只是历史上的“点”，描绘连续的历史需要的不仅仅是分析归纳的能力，也需要想象力）；语言转向的影响使它更关注语言本身和修辞，发掘了被忽视的符号；它超越了过分简单的研究，努力还原文化的复杂本质，关注多元文化，将单数的“culture”变为了“cultures”。

恐怕永远没有某种史学研究方法是完美的、通用的，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也有自身的困难和局限性。作者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没有主张、而且实际上也并不相信文化史是历史的最佳形式。 ”并且，在《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他也说“新文化史存在三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文化的定义、新文化史遵循的研究方法、碎化的危险。 ”

比如针对《屠猫记》的批评中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可否允许历史学家从某个微小的事件中得出有关整个民族特性的结论 。”仅仅通过一份文本、一份有关屠猫的文本，能解释那些学徒的思维吗？能解释当时整个法国的思考方式吗？意图以碎化的历史建立系统的世界观可取吗？确实，与其抛弃那些民间故事，倒不如尽力解读其中的信息，但我们需要警惕这里是否存在着过度解读的嫌疑。

另外，这种研究方法用在一些完全不同的文化上是否适用？我们或许需要在承袭其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其他文化的特点。这本书的许多地方，都让我忍不住联想中国历史是否可以用这种方法研究，比如关于“表演文化史”，伯克提到了所谓“舞蹈史 ”，将舞蹈与政治、社会联系起来。这里确实让我联想到中国古代的舞蹈与政治的联系，孔子说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这里突出的是季氏僭越礼制而用了周天子的舞蹈编制，不知是否与伯克提及的“表演”类似。阅读史似乎是最能借鉴于中国新文化史研究的，书中也简单提到了国外学者对我国阅读史的研究。但在这里有一处不太恰当的翻译。

《什么是文化史》一书关于阅读史的部分有这样的翻译：“……最近一项对中国晚清书籍和士大夫文化的研究讨论了书籍的传播以及传播的失败，其中引用了这样一句格言：‘借人以书非明智之举，借书又归还亦非明智。’ ”正如之前有篇书评中指出的，应该是“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且不论“痴”、“瓻”的问题）这句格言。伯克所提到的研究，根据注释应该是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或者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后者已经有了中译本，即《书籍的社会史》 。我从中找到了这一句的出处，确实应该是“借书一痴，还书一痴 ”，并且此书中关于这个格言有明确的注释。显然，“借人以书非明智之举，借书又归还亦非明智”这种翻译是生造出的“格言”。虽然这个问题不太影响对上下文的理解，但这就值得警惕，用新文化史研究其他文化时的语言障碍必须克服，比如研究中国的学者，无论是否以中文为母语，都必须对中文有很深入的了解才行。一种语言毕竟很难完全翻译成另一种，也许不同的两个词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都变成了同一个词，比如在一篇访谈中，伯克回答历史学与科学时提到：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所说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历史学是wissenschaft 但不是Naturwissenchaft ，在英语中这两者不易区分…… ”（其实在中文中更不易区分，因为毕竟英语中历史一般属于humanities，就不是某种science，而中文里，“人文学科”和“XX科学”经常被混为一谈。）。语言本身的障碍更提醒了我们使用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时应该结合具体历史真实，关注文化间的区别。

在书中还有一些其他小问题。比如其他地方明明还写作“伯克利加州大学”，在第74页却突然出现了“伯克利加洲大学”。还有第69页的“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其实翻译成柯律格大家更熟悉。若能力足够，显然阅读原版会更好些。

总体而言，本书中论及的文化史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通过“文化”内涵的变化、被忽略的新材料以及旧材料中的新问题），有别于传统的、以及跨学科的新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以后的研究者同时也应该警惕新文化史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研究对象进行改进，为文化史、历史学的未来提供更多可能性和有价值的研究。新文化史的思潮或许难以持续，乃至于文化史的时尚也会衰微，但无论如何，史学的新观点都应该被重视，史学的自我完善都不能停止，正如伯克所说，“无论历史学的未来如何，都不应该回到想象力的贫乏中去。 ”

（作为懒人。。。难得写这么长，因为主要内容都是之前自己上课写过的读书报告直接复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