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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解释学导论读后感锦集

哲学解释学导论读后感锦集

《哲学解释学导论》是一本由[加拿大]让·格朗丹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3.00元,页数:32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哲学解释学导论》读后感(一):摘抄

奥古斯丁:解释学的普遍性是内在语言的普遍性而非外在语言的(内在与外在逻各斯之间的距离永远存在)。 海德格尔:批判的事实性的解释学要求此在返回到它自身以及它的可能的自由,其目的是消解或解构此在的这些传统的解释(后者已成了自明的并抵制批判)。理解的前结构是对生存的、前谓语层次的哲学描述,它总是在预先给定的观点中发现自己,这些预先给定的观点引导它对意义的期待。建立理解观念的目的是论证它普遍根植于此在的操心结构来为其确立基础。理解指向筹划,这些筹划包含着我们的可能性。 伽达默尔:效果历史的力量并不会因为对它的意识而减小。效果历史意识:1,指当代意识本身就是由历史形成和建立起来的;2,指意识受到影响是永远持续的。受影响的意识本身有两个意思:1、它要求揭示我们的历史性;2、它意识到任何这样的启示所被给予的限度。 理解包含着将意义应用到我们的处境中的意思。理解是一个持续的对话,它存在于永无止境的召唤话语和寻求一种共同语言的过程中。 语言最本己的存在不是在命题而是在对话中。为了正确看待语言,我们需要承认永远不存在但总是被言说的内在对话。 语言和理解的普遍是指:它们构成了我们的世界——即我们作为有限的在者生活于其中的要素和整体。

《哲学解释学导论》读后感(二):生命中比幸福更重要的是真实。

谨以标题怀念孙仲旭老师。

青年海德格尔的思想还是相对晦涩,我怀疑他是故意的。。正是青年海德格尔的“理解的前结构”帮助解释学将目光投向我们的生活世界:人的理解从来自于其特殊生存的前理解中取得方向。跟随着他的脚步,伽达默尔想保卫的是我们的生活世界和生存的意义,反对罗素式的把语言拆解为公式和命题,这样的语言在生活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德里达的differance的确存在,外在的语言永远也说不清内在语言想要言说的一切,但这并不意味着真理不存在或是一切都失去意义,这种否定交谈(哈贝马斯)和对话(伽达默尔)努力的做法只会导向一种符号学的实证主义,这是一种坏的形而上学。伽达默尔所做的是在尼采的视域主义和实证主义中间找到一条通向真理的道理,对话辩证法告诉我们就算绝对真理难以达到,并不意味相对的真理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更不能否定寻求真理的努力。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对历史的评判就算脱离不了当下的视域,但此在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就,就能够更加接近真理。历史性正是努力去理解的动力。

要注意的是,伽达默尔是反对形而上学的,他主张的事在柏拉图式的对话中寻求意义。解释学的普遍性正是简历在主体的有限性之上的,自笛卡尔之后的启蒙时代试图派出主观性以达到客观性的做法正是回避了最重要的问题。

格朗丹最后将解释学的道路回归到了理性(斯多葛派的内在逻各斯)上,在我看来,虽然抚慰人心,还是不够有力。

《哲学解释学导论》读后感(三):一种视角

信息量极大。格朗丹通过对解释学思想史的梳理,对何为解释学普遍性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解释学的普遍性是内在话语的普遍性,是历史性的普遍性,是对话的普遍性,亦是內指活动与外述活动辩证关系的普遍性。外述活动是康德的世界知识,它只能盘桓在现象界的表层,无法抵达居于物自体的内在逻各斯——斯多葛学派视域中的人类本质。

解释学的发展经过理性主义(从寓意解释回到文本语义,奥古斯丁)、浪漫主义(误解的普遍性,施莱尔马赫)、历史主义(历史主义的解释学循环,阿斯特)的传统(方法论)解释学阶段,以及海德格尔事实性解释学直到伽达默尔对话解释学、教化解释学的本体论解释学阶段。

海德格尔是将解释学上升为生存论的首人,解释寻求的不是现成上手的意义,而是自我解释(操心)的澄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以问答辩证法诠释对话,以效果历史诠释历史性(当下处境的有限性),对话一致,寻求理解与被理解,视域融合。

效果历史原则否定了历史相对主义,对自身处境的关切,刺激着精神与自我的对话与意义的“应用”。解释学不是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它寻求对话与理解,并将语言作为理解的必要手段。它不是怎么都行,而是迫切地要求解释者不断参与,不断对话,不断接近内在话语的实在。

迦达默尔的解释学反唯意志论形而上学,如康德一般高扬主体性,但同时又以对话作为本体论因素,事实上是对西方逻各斯传统的继承。他在实证主义(事实)和视角主义(解释)之间寻找中间道路,即对话本体论,或问答辩证法。在加达摩尔那里,无论向内亦或向外的对话所得的一致意见,均具有实用主义的底色。或许这是迦达默尔借助解释学重返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初衷所致。

施莱尔马赫相信人们可以就一文本比作者理解得更好,迦达默尔则指出人们的理解无优劣之分,只有效果历史之别,因而只会理解得不同,且在参与对话中寻求共时的,并进而是历时的视域融合。

此为解释的视角之一种。

《哲学解释学导论》读后感(四):解释学与历史主义

施莱尔马赫强调理解的困难源于单子式个体难以避免的差异,而非历史现象的个体性,所以诠释学与历史主义的勾连并不始于他。伯克开启了这一勾连进程,但这种勾连更多是说明性的,而非规范性的。真正将解释学的“理解”概念确立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历史主义/历史学的方法论原则,要始于德罗伊森。

狄尔泰在其学术生涯后期,试图以“生命解释学”(前期是“理解的心理学”)建立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独特方法论,从而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精神科学(大致近似于今天常说的人文科学)奠定认识论基础。但这种尝试是失败的,狄尔泰的后继者认为:为精神科学寻求一个普遍有效的方法论基础,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可欲的。相反,精神科学恰恰应该将历史性(即非普遍性)的普遍性作为其本体论基础,而这正是海德格尔在其实际生活的本体论中开辟的进路。换言之,海德格尔通过论证在精神科学中寻求普遍有效的真理的虚妄性,超越了历史主义的问题(历史主义隐含的相对性倾向与追求精神科学普遍有效真理之间的张力)及其推论,即精神科学的方法论。

其后,伽达默尔承续这一进路,反对德罗伊森、狄尔泰和新康德派的方法论解释学孜孜以求的目标(它是由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培育起来的):精神科学在确立科学的地位之前,必须制定适合于它们自己的方法。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明确提出:精神科学根本没有它们自己的方法。由此,伽达默尔致力于为精神科学的知识合法性寻求超越科学性的新基础,同时也就是为解释学的任务寻求超越方法论的新视野。

首先,受赫尔姆霍茨影响,伽达默尔认为精神科学的基础并不是某种“科学性”的方法,而是某种“机敏的实践”。在《真理与方法》的第一卷中,伽达默尔对“审美意识中固有的抽象”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精神科学的基础来自于一种“教化”的人文主义传统,而康德则通过判断力批判将精神科学彻底主观化和审美化,从而导致狄尔泰等人不得不为精神科学寻找某种科学性基础。

其次,伽达默尔反对历史主义追求精神科学的确定性与客观性的主张。历史主义试图通过排除主观性来获得某种客观知识,而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种做法缺乏对“偏见”的省察。伽达默尔提出,通过将历史主义用于其自身,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本体论的前理解结构”。由此,伽达默尔提出,我们不可能摆脱自己的偏见,完全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但同时他又没有陷入到完全的主观性当中。伽达默尔致力于“在实证主义消解自我和尼采的普遍视角主义之间采取中道”。在这里,伽达默尔看到了“历史距离”的作用。他认为,由于“历史距离”的存在,我们才能够区分真偏见和假偏见,进而获得某种判断的确定性。

最后,伽达默尔对于 “历史距离”的察觉导向了“效果历史”这一概念。它有两方面的意涵:一方面,“效果历史”意味着我们当下的意识始终处于历史传统的制约当中;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我们能够不断反思自己的历史处境,进而获得更高层次的理解。

《哲学解释学导论》读后感(五):【转】何卫平:关于解释学的普遍性的深刻沉思——读J·格朗丹的《哲学解释学导论》

【作者简介】何卫平,男, 1958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师从我国著名德国古典哲学专家杨祖陶教授,通英文、德文。现任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德国哲学》编委,《哲学评论》编委,《中国诠释学》编委。著有《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研究》、《高达玛》、《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理解之理解的向度:西方哲学解释学研究》等。主要译著有: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默罗阿德.韦斯斯特法尔《解释学、现象学与宗教哲学:世俗哲学与宗教信仰的对话》、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伽达默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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