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的读后感大全

《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是一本由樊铧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9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读后感(一)：跳出黄仁宇的“陷阱”

大概两年之前，最先读的还是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当时就被黄老先生当年硕士论文中激扬的文字（现在看来黄老先生当年也颇为愤青）所鼓舞啊。

后来书读的越多，对事实了解的越细致，回顾《明代的漕运》书中关于漕运的诸多细节时，发现自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再读到赖建诚先生的《明边镇粮饷》时，丝毫未引用黄老先生的书，不由的有种“不妙”的预感

这几天读完此书才发现作者对黄仁宇的《明代的漕运》说了句大实话，黄老空有吐槽，而无实际（当然这里仅限《明代的漕运》而言）。

看书做事引以为戒

《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读后感(二)：海运兴废，皆为利来皆为利往

抱着对明海禁的疑问读的此书，用了一下午加一晚上草草读就，书的落点很小，解释了明代海运缘何兴起缘何停摆，也解释了我心中很久的一个疑问：江南运送粮食去北京不走海运还要走大运河呢？毕竟河运的成本远高于海运

答案是除了海运有风险外，更多的是一种力量的博弈，大运河带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让国家更加重视治理黄河水患，同时也使得漕运体系的官僚地位重要，改海运看似利国利民，却侵害了不少地区和阶级的利益，而其所带来的好处却是隐形和长远的，因此自然会遭到众多的反对。

作为执政者而言，只要能确保粮食顺利运到北京，海运和河运有什么区别呢，而且走海运还有海盗和海浪威胁，一不留神就可能造成不稳定，水运虽然麻烦，但胜在好控制。而且换成海运，损害了那么多地方利益，得少了多少朋友多了多少敌人？ 在黄河水患堵塞水运时，海运作为替代路线往往被提及和尝试，但一旦水运逐渐恢复，海运又会被海岛侵袭、海难损失而饱受抨击，这导致了明代海运长期被搁置，偶有实行也很快停摆。 这种影响是深层次，他导致了中国海洋力量的大衰退，明代已能造出下西洋的大船，却在几十年后连支像样的水军也没有，面对着小小倭寇也只能被动挨打。 其实当时已有知识分子意识到海运的重要性，故人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拘泥不化，但是利益使然，纵使知道于国于民有利，但侵害了我的利益，我也只能在内心骗骗自己：海运有违祖宗家法，海上风险太大！

《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读后感(三)：读书摘要

从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着力点是在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之间的关系。对于明代海运，前人研究者实在是不多。明代海洋史的研究中，对于学者们吸引力最大的恐怕当属郑和下西洋了，明代的倭寇、海盗、国际贸易、中西海上交通和海禁政策也得到了不少的关注。明代海运在漕运史范围内的研究情形略好，但是数量也极为有限。漕运史研究更加关注的是漕运制度和运河的修治管理，比如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和星斌夫《明代漕运的研究》两本专著便是如此。依作者之见，他们的研究并未超出《明史·食货志》和《河渠志》的规模，他们长于对基本事实的陈述和建立年表，但并未从海运的研究中提出能够加深人们对明代史认识的问题。

作者从“利玛窦难题”引题，“维持这些运河，主要在于使它们能够通航的费用，如一位数学家说，每年达到一百万。所有这些对欧洲人来说似乎都是非常奇怪的，他们从地图上判断，人们可以采取一条既近而花费又少的从海上到北京的路线”。利玛窦难题貌似简单易解，但是若要较真分析解答，其实很难。这个难题不但让利玛窦无法回答，也的确难倒了后来的不少学者。学者们接着他的问题不断在探索。比如，美国著名汉学家牟复礼（F. W. Mote）就发问到：明代政府通过大运河运送漕粮面临着艰巨的工程困难并花费了庞大的费用，难道不存在替代大运河的运输方式吗？明成祖为什么一方面建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远洋船队，另一方面又接受了使用非海运的手段来供给北京呢？牟复礼虽然提出了问题，但作为一个史学大家，回答问题时显得异常谨慎，最终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黄仁宇在其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中试图明确回答类似利玛窦难题的问题。他指出，“明代的管理者采取了农业式的管理进路。就是说，稳定是超越于增长和扩张的。明代人仍然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必须保持它的农业面貌，不能对商业和外国影响妥协。明帝国不寻求向外扩张，同时，基于安全原因，与世隔绝正式它希望的。”黄氏认为明朝人并不喜欢国际贸易，所以禁止沿海交通只是这种闭关政策的一个扩展。他还认为明代的官僚拒绝接受获得有效的商业管理知识的机会，他们缺乏评判一种事业是否有利可图的标准，因此他们不愿改变国家的前景。而这种厌恶创新的态度造成了他们那个时代政治和经济思想的贫乏。黄氏不但认为中国人不愿向海洋进取，而且还将之扩大到了中国人在治国技术上的贫乏和保守。质言之，根本问题在于那个时代的思想惰性。

黄仁宇的论断的确较牟复礼的解释确定得多，但是他却是在没有完全触及明代海运史的情况下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因此，这种结论的可靠性难免要大打折扣、令人生疑了。黄氏的结论显然“有目的论式（telelogical）的嫌疑”。

而樊铧的研究则表明：明代儒臣中并不缺乏这种对海运关注的人才，且有过实行海运的努力。明中期以后，开展海运的提案不断被提出；嘉靖以降，儒臣们尝试海运的努力几乎每朝都有。这就说明了明代的臣民并不是像黄氏所想象的那样不愿改变国家前景。为了回答“明代为什么不采取海运来供应北京”这个问题，作者将之划分为三个子问题：为何明初放弃海运？为何海运屡议而不行或浅尝辄止？为何儒臣会反复提出海运方案？“也许答案并不是本书唯一的学术追求，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或许会启发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行事和思考方式”——这就是作者的写作此书的态度。我想应该是可取的，有时候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比问题本身重要，解答问题的过程比对问题的回答要重要！

为了解答这类问题，作者采取了多视角的研究方式。以往的学者可能就是仅仅从皇帝或大臣中的言论中来探究当时政策的制定，而作者不但注意到了这些，更难能可贵的是把视角转入地方政府层面，倾听来自地方和底层的民间声音。有时候，海运的决策会收到其它政治因素的影响，但也可能会被其它政治事件所利用，陷入时代的政治史语境之中。作者都将这些因素加以整理、分析，层层剥茧，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线索，然后顺藤摸瓜，找出政治人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他们之间关系对政治决策的影响。

从作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海运、漕运政策的变化其实就是一种利益的角逐。永乐年间漕河是在山东等地方为了缓解自身所承担的运输压力的要求下开通的，海运也因此停废。而河运的交通和水系格局一旦确立，地方上就围绕运河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地理格局——这个格局在商业流通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而在水里使用上的实情往往是隐藏在地方历史背后的。在这种格局下，黄河与运河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治理运河是关乎中央经济的国家大事，治理黄河则是关系一地安危兴衰的地方大事。面对这种情况，决策者对运河的考虑就不能仅仅从国家层面考虑了，同时也要兼顾地方利益。若实行海运，则意味着漕运的衰落，漕运的衰落将会导致黄河的不受关注，进而导致黄河灾害的肆虐，危机中下游地区的生活。

最后，作者指出：明代的漕运制度是平衡国家、地方和部分官僚集团利益的结果，平衡的每个环节在当时都是合乎实际情况、可以被理解的。换句话说，当时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是理性的、务实的。通过对海运决策过程的分析，也可以看到明人不乏对治国方法的思索和改变现状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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