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读后感摘抄

《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是一本由郭培贵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页数：59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读后感(一)：潜心力作 继往开来 ——评郭培贵先生《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

2014年6月，郭培贵先生的《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一书， 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书595页，59.5万字，多方面、多角度地对明代选举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首次将明代学校、科举和任官制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实属这一领域的开荒之作。笔者从中获益良多，以下就印象最深者谈几点体会：

一、史料丰富，考证精细

据不完全统计，该书引用古籍文献达400余种，包括天一阁藏《乡试录》、《会试录》、《登科录》、《明实录》、《明会典》、《明史》、《国榷》、《明一统志》、《皇明贡举考》、方志和各种文集、笔记等。为了确保史料的翔实可信，作者对每条史料都进行了仔细的整理与考证，足可见其所下功夫之大、之深。例如，作者在蔡嘉麟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明实录》、《明一统志》和各省、府、州、县、卫志以及《辽东志》、《金辽志》等文献，对明代都司卫所学的设学状况又进行了重新考证，剔除了蔡著“蠡测”而得的“镇夷守御千户所学”、“镇西卫学”，以及实际并不存在的“德州卫学”，得出“目前可以确认的明代都司卫所学只有107所”（第328页）这样一个准确的结论。尤其作者还对明代的设学地点与今天对应地点进行了考证与补充，这就便于读者在阅读时形成明朝设学地点与当今地点对应的准确空间概念。

二、统计、量化分析方法突出

该书针对相关史料，广泛地运用了统计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全书附表34种，分别对洪武时期直隶府、州、县学的设置与前代的沿革、都司卫所儒学的设置、副榜举人的任教情况、儒学教官的学历和升职、各科举人、进士、庶吉士总数及录取率等方面的情况、琉球官生来华留学以及文官荫叙职实例等方面进行了统计。统计表所用篇幅大约占据了总篇幅的半壁天下，所得的数据与之后进行的分析，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史料的使用率，而且加强了研究的精度和深度。如作者统计出“成化元年至嘉靖四十年间全国乡试平均中式率为3.88%，低于同期朝廷规定的5.9%”（第349页），并且“隆庆元年至万历十年间全国乡试平均录取率低于同期朝廷规定3.33%的录取率0.04各百分点”（第349页），之所以出现全国乡试实际平均录取率低于同期朝廷规定录取率的情况，作者认为直接原因应是提学官“往往于定额之外加取”（第349页），根本原因是由于应试士子日益增多和科举功名相联系的官缺相对稳定的矛盾日趋尖锐造成的。又如，洪武时期于直隶及十三布政司所设府、州、县学校主要是重建与创建，两者共1235所，“占设学总数的93.7%，这意味着洪武时期在天下甫定、国力凋敝的情况下，明廷为兴学重教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反映了朱元璋对发展儒学教育给予了最大限度的重视和力所能及的支持”（第240页）。

三、学风严谨，修正错误

在统计明代全国乡试不拘额数录取时期录取的举人人数时，作者指出因为统计时所依据的有些直、省《通志》对洪武初年的举人数严重缺载，所以最终得出的“‘22878’人，还只是一个不足的统计数字”（第377页）。这样严谨的论断恰如作者于书中所言，“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固然是致用，但致用的前提是求真。因此，提高研究的精度，以使研究的结论更加符合或接近历史真实，应是历史学永恒的追求之一”（第65页）。

与此同时，该书对现今学界仍存在的错误认知进行实事求是的纠正，并且对自身的误识进行了更正。如在第二章第三节“明代科举殿试榜数与进士总数”中，作者就针对明代进士榜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崇祯年间“赐特用”一事发生于十三年而非十五年，而明廷对史惇等263人的“赐特用”并非“赐进士出身”，故明代进士榜数应为89榜，而非90榜。又如关于两京之外密云、遵化、永平三处武学始设时间，作者原认为是“至迟到万历元年”（第287页），后作者据《密镇创建武学记》知“三镇武学，自隆庆五年始”（第287页）。

该书还有许多显著优点，如关注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与之进行商榷，杜绝“自说自话”的弊端；注重历史研究能够为现今社会带来的实际意义与启迪；专论“独重进士”论题，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等等。以上，作者的功力之深厚、态度之严慎，由此可见一斑。然金无足赤，该书不可避免会留下些许遗憾，如第二章“科举”专门分出两节来探讨“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和“明代科举殿试榜数与进士总数”，但对庶吉士这个群体却未做更加深入的探讨。但瑕不掩瑜，该书的出版无疑会对明史选举制度研究起到大力的推动作用。

《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读后感(二)：宏观视野下考实与计量研究的力作

郭培贵教授新著《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一书，已于2014年6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书595页，近60万字，是作者继其《明史选举志考论》（中华书局2006年）之后又一部把明代学校、科举和任官制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研究的力作，在不少方面把该领域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令人印象最深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史料翔实、方法多样

据不完全统计，该书直接引用《明实录》、《明会典》、《吏部职掌》、《国榷》、《明史》和各种文集、奏疏集、笔记、方志以及乡试录、会试录、登科录等文献400余种；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对上述文献的史料不是拿来就用，而是对其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与考证，并以可信史料为基础广泛运用了统计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如通过对洪武时期直隶和北平等13布政司所设府、州、县学的逐一考证与统计，得出当时全国共设“府、州、县学1318所”、“平均设学率为91.85％”以及陕西、北平、广西、云南四省创建学校“占全国总数的71.31%”等数据，进而概括出该期府、州、县学设置具有“普及率高”以及“新创建的学校主要分布于北方、西北和西南地区”等特点；指出“这对于明王朝在天下初定之后，对人民迅速普及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教化、‘善俗、安边’和培养统治人才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66-240页）。上述研究方法在该书中随处可见，无疑大大提高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精度。另外，该书在研究制度变迁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相关实态的研究，如对洪武十六年文官荫敘制度，该书就用确凿史实证明其“颁而未行”，从而纠正了《明会典》、《明史》等史籍的错误记载，并指出明代文官荫叙具有“在制度层面的发展上，经历了由宽到严的过程；而在实践上，却留下了由严到宽的演变轨迹”（第491页）的特点。又指出“全国乡试平均中式率为3.88%，低于同期朝廷规定5.9%的录取率”（第349页）等，都是把制度和实态并重研究的很好例证，从而显著增强了该书研究的深度。

二、学风严谨、认识深刻

学风严谨是优秀学术著作的基本特征之一，该书也很好做到了这一点。如其在《绪论》中，分别从55个角度，对自1933年至2013年81年间以中国大陆为主体包括台湾、香港、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发表和出版的主要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总结，自觉将自身研究纳入学术界该领域研究的客观进程之中。又如，该书直接引用国内外研究成果达100余种，凡有征引，必注明出处，显示出作者充分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学术贡献的严谨学风。再如，针对明代选举制度研究中的不同观点，作者总是本着澄清史实的态度，心平气和地予以商讨，绝无武断和盛气凌人的指责。也正因如此，该书在明代选举制度研究的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独到而深刻的新认识。如指出明中后期的官办教育，从长远看，“与其说是培养人才，倒不如说是摧残和扼杀人才；与其说是对当时社会起了稳定的作用，倒不如说对当时社会起了凝固和僵化的作用。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到明后期开始出现由强盛发达转向落后衰弱的迹象”，无疑与此“具有一定关系”（第342页）。又如，指出“科举始终作为专制皇权和与之适应的官僚制度实现统治的得力工具而存在并发挥作用。所以，从根源上说”，造成其流弊和负面影响的更深层“原因应是当时统治者保守、落后的统治理念和专制皇权官僚制度”（第449页）。再如，指出明代文官铨选中所着意追求的客观与公平、选任高级官员的“会推制度中所蕴涵的监督机制与民主因子等，都具有永久的积极意义”（第505页）。诸多新见都值得读者深思与品味。

三、体现了贯通和发展的观点

总结“一个朝代的历史特点，应该把它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里，从大处着眼、从新处着眼、从其历史贡献着眼，才能得出全面、客观的结论。”（第567页）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作者始终把明代选举制度放在中国选举制度发展的长河里去审视，在考实的基础上，分析、探讨了明代学校、科举及任官制度的历史地位、特点及其经验教训，反映了作者通观全局的整体史识。如论述明代学校的发展特点和教训时，指出“自汉代就开始形成的以中央太学和地方郡学为主体的官办儒学教育，经历代不断发展，到宋、元时期，无论是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府、州、县学，其办学条件和制度建设都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状态”（第340页）。“只有到了明朝，才最终形成了健全完备、完全向良民开放，并且与科举制度紧密结合的官办儒学教育体系”（第335页）。再如论述明代文官荫叙的特点时，作者通过与西汉、宋、金、元等朝代的文官荫叙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从“荫叙范围大大缩小”、“荫叙官在官员队伍和明代政治中处于边缘地位”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明代文官荫叙制度在“中国古代文官荫叙发展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第492-493页）。其他如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明代的历史特点等论题，也都体现了贯通和发展的观点。

四、体现了全面和联系的观点

历史是由一系列彼此关系错综复杂且有时间连续性的事件组成。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运用全面、联系的观点，在纷繁杂乱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并揭示其本质特征。这正是该书的着意用力之处：首先，其内容框架涵盖了明代选举制度具有内在联系的各主要方面：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其中，学校方面包括明太祖的兴学重教、洪武时期府州县学以及明代都司卫所儒学的设置、学校教官选任来源与变化、提学制度的发展分期及明代监生的“淹滞”等；科举方面包括各级科举考试的规模及录取率、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明代进士总数与平均中式年龄等；任官制度方面包括明代中后期铨选的“独重进士”、文官荫叙和铨选制度等。其次，把明代学校、科举和任官制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深入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关系，指出“无论是由礼部主持的培养和选拔后备官员的学校、科举，还是由吏部主持的对官员的选任和管理，都是既自成体系，又紧密结合，各自都按照空前严密和完备的程序、条例规范运转”（第2页）。明代“官办教育完全以科举为轴心”（第338页），是“明廷实行科举以及任官制度的坚实基础”（第3页）；科举“完全实现了与空前完备的官办学校教育的紧密有机结合”（第438页）；“明廷举办学校教育和实行科举，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任官提供官源”，而“明代任官实为明代选举制度的落脚点，同时又对明代政治特别是吏治产生直接而广泛的重大影响”（第32、33页）等。

该书还有许多优点，如注重历史研究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又如按照现今通行的英语字母排序法，为《类姓登科考》这部重要的明代科举文献做了一个音序目录，为研究者查阅、使用此书提供了方便，等等。当然，该书也留下一些缺憾，如在宫内设立内书堂对宦官进行儒学教育是明代学校的一大特色，但限于篇幅，该书并未对此作出相应论述。但瑕不掩瑜，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将对促进明代选举制度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读后感(三)：精雕细琢 掷地有声 ——评郭培贵先生《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

2014年6月，郭培贵先生《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继2006年在中华书局出版《明史选举志考论》之后完成的又一力作，全书近60万字，给人启迪良多，突出者有以下几点。

一、视野宽阔、眼光独到，注重整体构建

该书学术视野广阔，眼光独到，重视整体性构建，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发表和出版的相关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提及或直接引用相关论文470余篇、专著100余部，并指出目前研究仍存在“多一般泛论，少精深研究”、“仍需加强对明代选举制度基本史籍的系统考订和研究”、“缺乏从人类发展大趋势的角度对明代选举制度的宏观审视”（第44-46页）等不足。二是指出明代学校、科举和任官制度各自功能和彼此关系：学校是“科举以及任官制度的坚实基础”（第3页）；科举不仅是“学校教育的轴心和导向”，而且“成为朝廷选拔人才、控驭与稳定社会最为有效的工具以及分配政治资源最为主要的依据”（第10页）；任官制度则是“选举制度的落脚点”（第33页）。由此揭示出三者内在的有机联系，并首次对其进行了整体性研究。三是把明代选举制度置于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指出“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不仅集前代选举制度之大成”，具有“高度体系化、程序化”和“形式公平达到空前高度”等时代特点（第1页），“对当时政治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奠定了清代选举制度的基本规模，对中国近现代官员的培养、选拔和任用制度也有深远影响”（第2页）。四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提出了质疑，如人们一般认为科举最为直接的职能就是“选官”，而作者认为说它是“选拔后备官员”似更为准确。因二者虽有密切联系，但实际分属两事：“前者是对具有任官资格者的选择任用，而后者仅仅是为前者提供任官的来源”（第45页）。

二、史料丰富、考证谨严，体现了鲜明的考实特征

该书史料丰富，并体现出鲜明的考实性特征。据不完全统计，全书直接引用包括《明实录》、《明会典》、《吏部职掌》、《乡试录》、《会试录》、《登科录》、《皇明贡举考》、《明史》、方志、文集、笔记等在内的古籍文献达400余种，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认真梳理和严谨考辨。如通过对洪武时期直隶和北平等13布政司所设府、州、县儒学的逐一考证，最终确认洪武时期各直省共设儒学1318所，不仅“普及率高，达到91.85%”，而且“所设学校主要是重建、创建的，两者相加共1235所，占设学总数的93.7%”（第239-240页），结论虽仅寥寥数语，却是作者经年累月潜心考证的结果。该书不仅具有大量的史实考证，而且所下结论也十分谨慎，如在考证出明代不拘额数时期录取举人总数为22878名后，又特别指出由于“有些直、省《通志》对洪武初年的举人数严重缺载”，故这“只是一个不足的统计数字”（第375-377页）。该书还十分重视把制度规定与其实施状态的考实研究结合起来，如通过大量史实确证了洪武十六年文官荫叙之例“定而未行”（第462-469页），从而纠正了《明会典》、《明史》等史籍流传甚广的错误记载；进而又在考实基础上得出洪武、永乐之后，明朝逐渐形成“以阁臣荫叙为核心、以三品京官荫子入监出身为主体的荫叙制度体系”（第473页）的结论。全书体现出鲜明的结论出于考实而又言之谨慎的特点。

三、广泛运用统计方法，提高了研究精度和深度

该书还广泛运用了统计和量化分析的方法，共制大小统计表格34个，占了全书篇幅的一半。在确定统计对象（数据）时，作者严格遵循了“孤证不取”、取材以原始和专门文献史料为主并必经审慎考证以及“充分借鉴今人可靠研究成果”等原则，如通过对各省、直自成化元年（1465）至嘉靖四十年（1561）共160次乡试、隆庆元年（1567）至万历十年（1582）共53次乡试、洪武四年至万历三十二年67科会试考生数和录取数以及永乐二年至崇祯十六年51科二、三甲进士和庶吉士数的统计，分别得出全国同期乡试平均录取率为3.88%和3.26%（第349页）、会试平均录取率为8.17%（第357页）、庶吉士平均录取率为8.64%（第361页）的结论，并指出“各级考试的录取率，尽管从表面上看都是‘考’出来的，但实际上都是在朝廷的控制之下形成的”（第362页）。又如，通过对《皇明三元考》所载永乐二年（1404）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历科会元和一甲进士中式年龄的统计，并参照陈长文关于“明代进士平均少报年龄大致为1.56岁”的研究结果，最终得出明代进士“实际平均中式年龄应为33.4岁”（第437页）的结论。该书中统计和定量分析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显著提高了相关论题研究的精度，而且提高了其研究深度。

四、不断求索、修正错误

该书表现出坚持不断探索、勇于修正自身和学界认识讹误的科学精神，如关于明代进士总数，学术界以往有“24877名”、“24866名”、“24861名”、“24880名”、“2.5万左右不足些”、“24862名”、“24586名”和作者自己的“24599名”等多种说法，其中“24586名”仅有结论而无相应考证，甚至对多科进士数的出处也未注明。该书对以上诸说做了全面检讨，在全面占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每科进士的数量做了逐一考证，尤其是纠正了最新版的关于明代进士统计的专著仍把崇祯十三年“赐特用”263人和崇祯十六年“未殿试”11人统计为进士的错误，最终证实明代88科89榜进士共为24586名的结论是正确的；同时，还得出南直和浙江、江西、福建4直省考出会元和状元分别占全国会元和状元总数的79.55%和79.78%（第432页）的新结论，因会元和状元都是完全自由竞争下的产物，所以这两个数据十分精确说明了4直省的科举优势。又如，学界此前关于明代举人总数有“8万左右”和“102715名”两种统计，该书则统计为“至少103073名”（第379页）并指出前两说之所以致误的原因。又如“明代都司卫所学设置考”一节，利用大量的方志和实录资料，对都司卫所学的设置状况进行了重新考证，剔除学界“蠡测而得”的“镇夷守御千户所学”、“镇西卫学”和实际并不存在的“德州卫学”、“六安卫学”，最终确认明代都司卫所儒学共107所（第286-328页）。另外，该书还专设“学术商榷”一章，对学界在明代选举方面存在的诸多讹误进行了商讨和纠正。

该书还有许多优点，此不备述，而留待读者自己品味。但该书也不可避免地存有缺憾，如其“学术商榷”中《一部重要的明代科举文献——〈类姓登科考〉》一文所列音序目录“T：谭426，檀、谈585”和 “W：万66”（第563页），页码标错，当作T：谭、谈585，檀426和W：万666。又如，若对明代社学另辟一节专门研究，则该书学校部分便更显完整。但瑕不掩瑜，该书的出版必将对明代学校、科举和任官制度研究的深入起到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