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漕运》经典读后感有感

《明代的漕运》是一本由[美] 黄仁宇著作，三辉图书/鹭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0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明代的漕运》读后感(一)：严谨是一个学者的基本素质

可惜中国学者普遍缺乏。包括这本书的书评，竟敢说漕运之不废，乃"百万劳工衣食所系"，这不可笑，这个观点引自网络穿越小说，这才可笑。

但凡稍微认真看过这书的人，都该记的，劳工是官方征用，并无报酬，连这点基本常识都没有，何必花时间看这种书，又何必写书评。

《明代的漕运》读后感(二)：明代的漕运

非历史专业人士，读完。

业余人士是无法想象，对于五六百年前的漕运体系，可以研究到这个地步，并且得出自己的观点的。

作者必定是阅读了巨量的相关材料，并运用了很多研究方法才能如此。

书中一般是先列观点，再摆论据，有些论据部分看得实在头昏，数据很多很多，这部分未必有趣，但又必须。

个人对图片比较感兴趣，本版的封面其实一张大地图，很有意思，书内也有不少的图片，配合文字阅读，可以增加趣味感，降低枯燥的感觉。

《明代的漕运》读后感(三)：在国内这就是本科毕业论文水平

1. 明朝是个很有意思的朝代，不仅是最后一个大一统的汉族封建王朝，还产生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虽然明朝初期，朱元璋和他的子孙向建立一个一板一眼的呆板机械社会，到了明朝中后期，这种呆板机械还是松动了，产生了鲜活的经济社会新事物。

如果没有满族野蛮人横叉一杠子，以明朝统治者水平，是无法实现老祖宗设想的“世代操一业”的效果的。

2. 关于明朝的研究史料是极其庞杂的，也是比较齐整的。黄博士受制于国外材料收集的困难，通篇引用N手资料，常识性的史实错误屡见不鲜。

3. 想通过漕运探究明代的官僚体系、治理机制、地理经济等水平，就不能一味推测，很多地方是有可靠文字依据的。黄博士的一些观点站不住脚。

《明朝那些事》都比本书严谨。

4. 西方人看待中国历史，想要摸到门径是比较难的。这书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叙述，可以理解。翻译也未能增色，索然无味。

《明代的漕运》读后感(四)：明代漕运需要市场这只手

生于江淮之间，曾经是漕运最为繁盛的地段之一，所以一直对大运河/漕运有浓厚兴趣。

黄先生大名早已听闻，故此找来了这本书来读。由于是博士论文，学术更为规范严谨，资料丰富，对于我这个业余历史爱好者来说，只能很粗浅的阅读和理解了。

本书较为细致地描绘了明代漕运的运行状况，对其中的关节处和利弊也做了充分探讨，很适合不太理解漕运的同学入门，尤其是是对贩夫走卒，劳工徭役的状况描写，很感性。

细节不表，读完我的最大感受是明代维持漕运是一种饮鸩止渴。北方游牧民族骚扰——迁都北京——南货北运的刚需——漕运，这条逻辑看似清晰又合理，但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疑问：为什么一定要漕运才能解决南北通货的需要？

黄的观点是明代严格海禁，古代陆路不畅，只能走内河运输。姑且算作一种解释吧，不过为什么明代严格海禁？这是另一个历史大问题了，黄简单提了一下，认为明人乃至中国人对海洋恐惧排斥。私以为不妥当。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漕运解决了南北通货需求吗？部分解决了，一些大宗的物资，如粮食、木材、金属等，在那个时代，不依赖漕运是不可能成功的。但腐朽的管理制度和不合理的利益平衡策略使它的效率不高，官府的垄断确实在工程方面投入很大，尽可能地让漕运畅通（但其实受到气候，地理，技术多方面制约，漕运并非想象般畅通），但总体看这种垄断并没有真正解决南北通货的需要，除了宫廷得到了供养，军队并没有真正粮草充足，商人更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和行商自由（明代极为歧视商人），老百姓并没有因漕运而获利多少。

漕运更像是政府主导的朝贡体系，物产丰富的南方需要定期定额缴纳供奉，运到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前线，而北方则为南方提供军事保障。有一个细节，由于海禁，日本使团必须登录浙江福建，陆路到达杭州或南京，再从漕运到达北京。当携带着朝贡礼品的日本使团混杂在南人供奉丝绸、瓷器的漕船上时，可能并不能分辨出来，恰巧他们的语言都那么难懂。

这种漕运的“朝贡体系”，就如同真正的朝贡体系一样，从来不是为了解决实际的民生问题，而是出于一种统治需要。因而从经济角度看，它一定是亏损、难以为继的。明代的财富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浪费在了漕运途中。

如果比较同时期的中西方，欧洲步入文艺复兴、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则踏步不前，黄和很多中国学者都觉得不难理解。因为中国虽为完整的大国，但内部自然资源分布极为不均，天然就有通商的需要，这种强烈的需求在宋代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满足和发挥，但在明代则极为受限制。它就像一个炸弹，必须释放出能量，明代海禁，这股能量不能外泄，则必须内化，在内部爆炸即为革命，但偏偏明代中期以前，国力还比较强盛，统治者编织了一个足够强韧的防爆罐，让这股力量内化、内耗于无形，国力也随之消耗，漕运就是这个防爆罐上最粗的一道枷锁。

最终东南之富抽干，西北之险不固，东北之患燃眉。

以现代观点看，必须用市场这只手去配置资源，让漕运从官的属性变为民的属性，才能发挥应有的黄金水道价值。

顺带说几句定都。中国定都于北京是正确的，但明的实践说明二都制有可取之处，并不一定会使首都权威分散，我认为当今中国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为陪都，成都/重庆为留都很有讨论价值。

以上信笔由思，偏颇处莫怪。

2016.6.1 清华园

《明代的漕运》读后感(五)：从书中的杨廷和说一下嘉靖元年的大礼议

书中P117页中提到“1522年大学士杨廷和发起一场减少宫廷人员的运动。”1522年在明朝历史上即嘉靖元年，嘉靖就是后来壬寅宫变中险些遭到宫女杀害的皇帝。这里提到的杨廷和减少宫廷人员的运动是依据世宗即位诏书发动的，期间杨廷和因改革受到行刺，未遂。

是年，世宗自立统嗣体系发动大礼议之争，此次争论的核心内容就继承大统的世宗是否要改换父母之争展开，持续三年的继嗣与继统之争在嘉靖三年以世宗皇帝的钦定大礼结束，史称大礼议。

1521年正德皇帝武宗朱厚照驾崩，死后无子。国不可一日无君，当朝大事就选出继承大统的人选，杨廷和以《皇明祖训》“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伦序当立。”得内阁赞成及皇太后即孝宗皇后，武宗生母准许，由其拟发遗照，迎兴献王次子朱厚熜继承大统，即明世宗，嘉靖皇帝。

说起兴献王就得从明宪宗说起，明宪宗即明孝宗朱祐樘、兴献王朱祐杬的父亲，朱祐杬与朱祐樘是同父异母兄，明宪宗四子朱祐杬获封兴王，三子朱祐樘入继大统即明孝宗，明孝宗即后世颇为赞赏的执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其妻孝康敬皇后张氏（即后文张皇后）。在明孝宗驾崩后，其长子朱厚照继位，号正德，就是正德皇帝明武宗。

从这里看，世宗朱厚熜和武宗朱厚照都是明宪宗的孙子，算下来世宗和武宗是堂兄关系。按祖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武宗在无子的情况下，世宗按照兄终弟及继承大统无可厚非。但是同样按祖训只立嫡、不立庶的原则来找候选人的话，要从明孝宗父亲明宪宗嫡子家找后人过继给孝宗做儿子，也就是武宗的兄弟，找来找去，找不到后人。在这条行不通的情况下，找到孝宗同父异母的四子朱祐杬，在平辈排序中，四子朱祐杬仅次于三子孝宗朱祐樘。因此，兴王的儿子是可以考虑过继给孝宗做儿子，然后以武宗之兄名义按照兄终弟及的组训入继大统。兴王去世后，获武宗封谥号献王，即兴献王，兴献王长子朱厚熙出生早夭，二子朱厚熜则被选中继承大统。

朱厚熜要继承大统，必须得自己的父亲是皇帝，这样自己才能算合法的皇位继承人，而朱厚熜的父亲兴献王只是一个藩王，朱厚熜要以藩王身份继承大统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要解决这个身份问题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将朱厚熜过继给自己的大伯明孝宗做儿子，也就是武宗皇帝的兄弟。

换一个爹赢来一个皇位，看似不吃亏的买卖，朱厚熜还偏偏不做了。

朱厚熜从安陆到北京郊区后被要求先行皇太子登基礼后再进京，行了皇太子登基礼就意味着行了过继礼，自己以后再也不是兴献王的儿子，而将是明孝宗的儿子、武宗的兄弟。问题就出在这里，朱厚熜以“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为由拒绝行皇太子登基礼，被朱厚熜拿来做挡箭牌的武宗遗照恰恰是杨廷和草拟的。

后来杨廷和拿出汉定陶王、宋濮王的案例，借着清宁宫失火以天意来说明，朱厚熜必须认孝宗为父亲才能继承大统。世宗则祭出的张璁“继统不继嗣”理论来推翻杨的案例。至此，朝廷上已经分为以杨廷和为首的继嗣派和以张璁为首的继统不继嗣派，世宗皇帝组织廷议大礼，在此期间；杨廷和携其子发动撼门事件。

嘉靖三年，朱厚熜顶住群臣压力没有过继给孝宗，反而将已经过世的兴献王尊为献帝，后追庙号睿宗，而按照杨廷和及张皇后的本意朱厚熜应按兄终弟及，武宗之兄入继大统，相反，朱厚熜以睿宗之子身份父死子继入继大统。

是年，世宗钦定大礼结束长达三年的大礼议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