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伊斯兰经典读后感有感

《报道伊斯兰》是一本由爱德华·萨义德 / Edward Said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34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报道伊斯兰》读后感(一)：《报道伊斯兰》显然就是装逼之作

《报道伊斯兰》显然就是装逼之作，作者除了想显示自己在传播学的学术身份，看不出他真正要表达什么，中文翻译基本就是英语化的中文，读起来的费劲和别扭令人极不愉快。我看了一百多页，这辈子不会再看这种装孙子书了。《道德经》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於无为，无为而不为。指的就是求学的人其矫揉造作是越来越增加的趋势，求道的人的伪装和矫饰越来越减少，及至最后可以回到童心........

《报道伊斯兰》读后感(二)：面对铺天盖地的网络消息，质疑是求真的第一步

评分:九分；归类:什么是伊斯兰，现状。 萨义德本人无愧于他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他是一个秉持公正之心的独立思想者，对照国内思想界，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张承志和萨义德的有几分相像:都用强烈的文笔抨击现实中的不义，都处于边缘但却都有广泛的支持者，都是“行动的写作人”。 这本书应该算是萨义德的代表之一了，台湾学者写的篇幅颇多的序言为不了解此书及作者的读者提供很好的帮助。 全书从绪论出发，分别以新闻中的伊斯兰、伊朗事件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为标题，详细讨论由西方媒体构建起来的单一苍白的作为西方敌人的“伊斯兰”，这样的构建由偏颇已久的东方学研究、西方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需求、以及苏联解体后大肆渲染“绿祸取代红祸”的砖家共同完成，不仅仅在新闻领域，有关“伊斯兰”的文献资料和书籍档案无一受到了这个可怖而肮脏的建构的影响。

以对东西方具有特殊意义且至今仍然产生影响的九一一事件为例，灾难发生之后，整个西方世界极少有人像在谴责极端分子的同时，也对美国长期在中东地区的不义行为进行了反思，之前炮制出的一个干瘪形象的“伊斯兰教”敌人就这样摆在西方人的眼前，媒体纷纷报道的是所谓落后野蛮的伊斯兰世界对自由民主的西方的威胁，一如他们在过去所表现的那样无视纷繁复杂的现实，而学界则因现实的资金等需要而采取简化的“文明冲突论”的模式来解释种种问题，政府则不惜以“十字军”这样的字眼来强调西方和伊斯兰之间的对立，殊不知伊斯兰世界的多少政权在此前被他们自己称作“盟友”，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为了服务自己国家利益，二十年来，西方在伊斯兰世界向来采取决绝的“打倒一批扶持一批”，而那些被打倒的对象，正是他们的想象中的“伊斯兰”。

韦伯提倡学术与政治要坚守各自的本分，而在实际生活当中，尤其在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世界，政治力量、学术界和媒体水乳交融，共建了他们想要看到一个个虚假的形象，“伊斯兰”这个形象是其中最为突出的。

回到现实，首先要对当下舆论所建构的“伊斯兰”要保持一种自觉的警惕——因为这种建构或许经过多次转手的，其次应该下苦工通过阿语和英语理解何为“伊斯兰”——理解本真是如实申说的基础，再次，诚如萨义德书的建议，要用伊斯兰的本位观审视历史和社会，审视这个时代给我们呈现的一切。这些，是读此书应当树立的一个目标！

《报道伊斯兰》读后感(三)：镜像伊斯兰

已故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是当代最有代表性的伊斯兰学者。在一片占据主流的西方声音之中，他的观点总是稍显另类。例如，反对以色列以所谓犹太人生存权的名义，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反对美国政府自卡特总统以来的中东政策。即便在“911”事件之后他也没有改变意见。萨义德认为，正是美国政府一直以来对伊斯兰的偏见，人为制造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隔阂，二者互不了解，且可能相互仇视，最终为恐怖袭击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和《东方主义》这本偏向理论的著作不同，《报道伊斯兰》一书更像是作者的一个用来回应“东方主义理论”的实例。在前者中，萨义德颇有洞察力的批判指出，西方现有的对于东方的描述，想象及随之而来的批评，充满了源自西方的偏见。其始终是以西方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对于东方的解释中，总是充满了野蛮、神秘、落后、不解，似乎西方文明远胜过东方。这种优越感不仅体现在对伊斯兰的指摘中，也包含在对于远东国家如中国的鄙夷中。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视角造成东西方并不被客观地置于平等地位，而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西方对东方的殖民。

从文化角度而言，这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华裔学者刘禾也有类似的观点。在《帝国的话语》政治一书中，刘禾注意到，在中英《南京条约》中，关于babarian(野蛮人)一词的废除使用，成为了中英双方争斗的焦点之一。而其背后则反映了大清帝国和英帝国之间对各想象的不同。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是说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大清帝国将西方为称蛮夷，则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某种“西方主义”式的想象。清帝国直到鸦片战争战败之前，都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四周皆蛮夷之地，蕞尔小岛之英国自然不能称之为“国”。“野蛮人”不是针对英帝国，而是指中华帝国之外的统称。但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兴起的英国不能接受这样的称谓，按照西方外交原则，中、英两国自然处平等地位。因此，马嘎尔尼在会见乾隆帝时拒绝下跪，不得已折中采取了单膝下跪的方式。但无论如何，英国是一个与中国平等之帝国，因此才要废除使用类似蛮夷这样的词汇。话语兴废的背后反映的是国家秩序和国家实力的变化。

可见，无论是萨义德也好，还是刘禾也好，总结他们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如何看待另一个国家总是与国家本身的强弱有关。强者，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看待弱者。因为，他们总是有能力制造规则，并让别人也来遵守规则。这种能力叫解释权。美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文明，解释伊斯兰的“非法”，而曾经强大的中国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规矩，强迫英国使节下跪。然而，现实的残酷一面却是，不同的文明之间总是难于相容。不管萨义德愿不愿意承认，亨廷顿的观点似乎更符合现在的实际，文明之间难以协调。具体到今天的世界，特朗普在那边大喊着移民滚出美利坚，而中东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仍在想着在哪里发动恐怖袭击。这是一个比乱的世界，除非我们能发明一种更为宏大，包容，且被各国所接受的价值观。

《报道伊斯兰》读后感(四)：在金水桥事件报道之后

10月29日那一天，我第一次感到害怕坐地铁，安检的地方蹲坐着一条肥大而油亮的警犬，内城的环线上某一站也关闭了半个通道。恐惧不仅仅来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模糊感，更来自人们基于未知而猜测出的种种传言，连我自己也相信一旦大家猜测的事情真的在自己乘坐的地铁上发生的话，也就再没有见到爱人、亲人和朋友们了。

10月30日晚上，还是在地铁上，本来时断时续的地铁卫视并不吸引人，但忽然开始播报金水桥事件的侦破。隐约觉得车厢里出现了几秒钟的安静，一个大姐嘟囔着：“新疆人，一定是新疆人干的。”再之后电视忽然没有了音频信号，只看得到播音员义正言辞的表情。

后来在微博上“平安北京”发布了事件侦破的始末，10月31日的手机报也没有放弃这条新闻。据说北京警方联合了多地警局，仅仅用了10个小时就把在逃的涉案人员一一拘捕。报道中提及一辆新疆牌照的吉普车，事件的操作者和策划者的名单也不出意外地全部是中间带“•”的名字。地铁上大姐的猜测完全命中。

似乎市民们可以暂且安心下来了。不过不知道这个城市中的“新疆人”们会不会又躺着中枪，会不会被“过度”安检，会不会被警察叔叔随时拦下来深度查验身份证。

我对他们了解不多，最经常的是看到不少“新疆人在”地铁4号线国家图书馆站外卖麻糖、干果和哈密瓜。有两次正好在礼拜的时间经过，看到他们真的放下生意，寻找附近僻静但不一定隐秘的地方完成功课。所谓“切糕”的争端也目睹过，不过那次的结果是一个“新疆人”被打到头破血流，其他“新疆人”忙着送他去医院。距此约两公里的魏公村地铁站，虽然历史上出现过“新疆人”的聚居，而且生意更加热闹，但似乎他们现在没法在那里占到位置。

他们是被成为“新疆人”的一群，这个称呼表面是地缘性的，但在语用的情景中明显不会涉及居住在新疆的汉族、蒙古族或在大众印象中生僻一些的锡伯族和俄罗斯族。专指为何，大家也似乎非常清楚，这些人在外观上很好辨认，有时甚至会因为行业特征被城里的人们直接叫做“羊肉串人”或“哈密瓜人”，不过这样的称呼毕竟可以看到他们从事行业的低端和局限。

这群人在媒体上出现的机会并不多，但总给人深刻的印象。人们总是会在某些恐怖暴力事件的报道中看到特有“他们”特征的名字，紧接着又会看到来自乌市和喀什的“他们”的干部、市民和宗教人士出来宣称自己愿意服从国家法律、增进民族团进……作乱的暴民与淳朴的国民形象交替出现，但明显前者更深入人心。一直到2012年年底，湖南出现一起“天价切糕”事件，媒体中才出现了第三种形象——不老实的生意人，尽管这种形象在民间早已经刻板化。接着不少新疆籍人士开始为故乡和“切糕”正名，但更大的声音则是网路上的娱乐——只要不出现地域和民族名称，任何调侃的手段都可以运用，大家似乎在发泄一股长久以来压抑的恶气，也许“切糕”成为民间热词并不意外。

在官方媒体之外，他们对于大众似乎也是陌生的。离开“民族文学”的范畴，他们的曝光率就很低了。曾经做编辑的时候，选过一篇关于小孩子通过收藏小物件来保存童年回忆的稿子，然后校对组组长忽然过来找我，指着画着圈标记了删除的故事主角名字对我说：“这里怎么可以出现‘维吾尔族小姑娘古丽’，一定要只留下‘小姑娘古丽’，不然我们可能会有麻烦。”她没有再详细说会遇到什么麻烦，但校对组一贯谨慎，不过在我看来常常谨慎过了头。文字中并不出现族籍，的确是出版方的安全化处理，但也让“他们”没法进入大众的视野。

无论哪个层面的媒体，对维吾尔人或穆斯林的描述都是缺位的，他们也更无法在大众层面自我表达。他们如何生活？他们如何判断？他们如何表达？作为“大众”不得而知，只好猜测，甚至自卫性的恶意猜测。

《报道伊斯兰》读后感(五)：真相不会自己说话——短评《报道伊斯兰》

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Allen·F·Davis和Harold·D·Woodman的著作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Modern American History中，有一句醒世恒言，“我们经常说的‘让事实说话’没有实际的意义，事实不会自己说话；历史学家们用自己特定的方法使用事实，因此是历史学家而不是事实在说话。”读过爱德华·萨义德的《报道伊斯兰》之后，我想我们也可以说“真相不会自己说话，媒体和记者都用自己特定的方式使用真相，因此是媒体和记者而不是事实在说话。”

也许赛义德在书的名字中就已经泄露天机——“报道（covering）即遮蔽”。两个表面意思相反的事物同为一词，这种矛盾正是人的矛盾性的具体体现。主观的人类对客观的真相总是孜孜以求，但又无法摆脱主观的本性，这就使得人们，尤其是一部分新闻工作者在这一悖论之下，往返于主观与客观之间。无论是西方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歪曲报道，还是萨义德对这一现象的鞭笞挞伐，都是这二者之间的穿行，只不过是方向不同。而又因为人与人、媒体与媒体之间对主客观的需求不同，导致有些人和媒体愈加接近真相，而有些人和媒体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练就了越来越强悍的意淫本领。在萨义德看来，那些喜欢丑化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媒体和记者，无疑就是这后者，他们只为满足自己而掀起一次次高潮，自己乱叫却丝毫不顾忌别人的感受，因为他们知道，真相是个哑巴。

全书最主要的内容便是萨义德对这种刻意歪曲事实、丑化伊斯兰的报道所进行的连篇累牍的抨击。论述的精密、例证的丰富、言辞的犀利令读者只得屏息凝视，并使读者时不时地在心里对那些西方媒体和记者不满，区别可能只是作者表现出的是知识分子的怨怼，而我们则在心里一遍遍地咒骂道,“这该死的西方媒体！”诚然，当今的西方社会中，对于伊斯兰世界的认知态度，大多是由媒体的相关报道（遮蔽）和所谓专家学者的所谓研究“铸造”的。而这种认知，似乎往往伴随着恐惧，他们很不幸得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更不幸的是，这种恐惧已经成为思维定势，也就是说，他们患上的还是不治之症。不可治愈并不是由于病理的原因，而是他们很享受当这样的病人，不配合治疗。而萨义德则无疑是一位执拗的医师。

读过大段的抨击之后，如果我们只认为萨义德是个怨妇，就大错特错了。即便是在9·11事件之后，“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他依然勇敢地站出来，苦口婆心地希望西方世界能够摒弃这一思维定势并试图去寻找一条弥合分歧﹑化解矛盾的道路。高尚的人们将为此洒下热泪。

有人批评萨义德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可是与西方那些媒体和记者的民族主义色彩相比，我却认为赛义德会相形见绌。作为一位巴勒斯坦裔﹑深刻了解伊斯兰世界同时又生活在西方的知识分子，他的奔走呼号，恰恰体现出他的良心与担当。

萨义德也许是位好“医生”，但他毕竟不是神医。这本书的不足之处可能也就在于过多的描述“报道即遮蔽”这一现象，除了抽象层面上提出一些愿景外，作者并没有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思路和具体做法，传达了一种不甚乐观的情绪。书中还提到，阿拉伯人甚至是萨达姆都通过收看西方的电视节目来了解阿拉伯世界的进展，这令人深思和忧虑。我们也不能仅仅指责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而不去审视伊斯兰世界自身的确存在的一些问题。把自己打造地更好﹑更优秀，才能堵上别人的嘴。这可能才是解决问题的应有之义。靠自己的行动来赢得他者的尊重，而不是幻想着西方世界那些媒体和人能够自愿地摘下他们的有色眼镜。

真相不会自己说话，所以自己更应该为自己代言。

诚如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伊斯兰世界内部的人以及真正了解伊斯兰世界的人，任重，且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