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巴黎》读后感1000字

《流亡的巴黎》是一本由（法）卢瓦耶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4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流亡的巴黎》读后感(一)：流亡不该成为一个借口

流亡是一种痛的病！

德奥知识分子为何会如此轻易地融入并影响强大的美国，而法国知识分子不行。

布勒东和超现实主义让你意想不到的孱弱和强大。

政治没有宽容心，文化一样没有，文化甚至更黑暗。

也许没有什么比知识分子的心更黑暗，但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向往光明的！

《流亡的巴黎》读后感(二)：那年，那些人

艺术家、作家本能地使用具有灵感的语言写作，并不关心其他人是否读懂。

德国知识分子被构想成为社会边缘人，在肉体流亡之前，他们已经在精神上流放。当被极权政府真正驱逐的时候，使命感油然而生。欧洲希望全世界成为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法西斯则希望全欧洲成为大农场，德国独占工业生产。

法国流亡者并未在美国留下后裔。光复之后，他们大规模地返乡；对于美国而言，这是一体化进程的一次失败。美国学术看到人类学、社会学、法学和经济学的紧密相连，倡导通过研究将社会科学的知识连为一体。流亡者回到法国，推广了这一制度。

殖民迁移是宗主国历史和传统在域外的一种延伸，但是侨民有着被本民族集体记忆中抹去的奉献。十九世纪前往北美的移民，或许在数量上堪比前往阿尔及利亚的同乡，却被主流记忆遗忘。

二战，法国甚至真个欧洲，或许只剩下两个出口：奥斯维辛或者马赛。血与火的时代，马赛成为了欧洲的文化之都。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一种地权之上的民族感，与种族血统无关，理论上承认每个人都是国家公民。

被美国接纳的流亡者必定是精挑细选的：钱、一定的声望、在美国友人同事的奔走、大量的精力和一点运气。支持移民的美国城市居民和反对移民的美国农民进行大规模论战，结果是以移民缺乏在美国居留的资金担保，拒绝任何可能造成社会负担的人赴美。

学者援助工作和美国国家利益是一体的，当时美国仍旧是文化弱国。欧洲的崩溃给美国成为西方文化代表提供了机遇。许多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学者只是停留在大城市，方便做兼职补贴家用。

纽约的自由高等学院，公开授课与内部研讨并存。公开授课符合法国传统，有利于推广法国文化，增加学院在政界和学术界影响；后者符合美国传统，有利于学术探讨取得成果。20世纪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之下，美国学术界对各门学科归纳，还有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一体化。

例如，结构主义者将语言学的研究模式引入人类学。列维施特劳斯，据此理顺人类学中亲缘关系的结构。只有整体，才能理解其意义。

被路易十四驱逐出境的胡格诺派教徒，流亡到欧洲各地和信奉新教的美洲。胡格诺派文化水平高，几乎都是资产阶级，渴望知识、思想具有独立性。二战新移民包括商人、工业家、反法西斯政治人物、学者、记者、律师、作家、艺术家。三十年代，加入反法西斯组织或者论坛，成为伟大知识分子的标志。

哥特式建筑拥有高耸尖顶、厚重石壁、幽暗内部、阴森地道，神秘黑暗。18世纪末，哥特小说是西方恐怖电影的源头，多发生在荒郊废弃的古堡。哥特小说与革命与动荡息息相关。一战苦闷与混乱中，超现实主义诞生，海报、广告、招牌在作品中成为令人困惑的物件或者隐喻符号。

身处英国的自由法国成员，拒绝被当成难民，自诩战士。自由法国将去美国的避难者称为在编辑室的纸上谈兵。在美国的戴高乐派设法让美国承认自由法国是合法的流亡政府、代表法兰西民族和法国人民。美国参战前两年，政治氛围对法国流亡者保持警惕，认为他们是不稳定因素。承诺远离政治是接纳移民的前提。

美国坚信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会赢得战争，也不忌惮向专制政体学习手腕。战争信息局和战略服务局，是联邦政府和知识精英的合作，知识精英以专业知识服务战争。

1945年1946年独立知识分子萨特两次访美，不同于其文学，美国对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冷淡，认为这是病态的悲剧论调，属于不景气的欧洲。萨特存在主义认为，我不存在、一切不存在；世界是苦闷残酷的，无论富人穷人都是痛苦的；不能依据个人意志作出选择，人就是不自由的。洪至人（豆瓣ID：hongchao1993）阅读整理摘抄。

《流亡的巴黎》读后感(三)：【一些摘录】

【难民】

这个词最早指被路易十四的宗教政策驱逐出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

法国的现代历史起始于大革命的动乱年代，因而，传统上法国对流亡的评价不高，认为其在出逃与背叛之间。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一种建立在地权基础上的民族感。

【知识分子】

流亡的知识分子在苦难之下往往会有自恋倾向，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保有者，因而形成了一种文化批评的观念，而这也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形成的原因之一。

【布勒东】

反对萨特的“行动文学”，他认为艺术不应带有目的性。

曾策划出版黑色幽默文选，未果。

狂热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认为超现实主义和萨德对18世纪末期哥特文学的评价一样，反映了时代的动荡不安。认为艺术作品永远是对现实最好的阐释，但又不能是原样复制。必须

保持距离。

认为1870普法战争所结下的果实——兰波，尼采是法兰西精神的最佳体现：爱好冒险，追求卓越精神。

【圣埃克絮佩里】

他厌恶戴高乐自命为法国的正统代表。

性格带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包含人道主义精神和对未来的信念；另一方面，将国家的衰落与战败的不可避免抱有宿命式的悲伤感，充满了牺牲情怀。

充满了流亡情结，认为纽约的流亡知识分子只是冒充英雄，留在法国的才是圣人。

不承认自己是为第三共和国的民主而战，同时以战士的姿态反抗肮脏的政治世界与知识界对他的评判。

【自由高等学院】

加入的条件不是法国国籍，而是会说法语。

【列维施特劳斯】

在他看来，在纽约的超现实主义者就像是巴尔扎克时代巴黎的浪漫主义者，尽管带来了另类的艺术理念与价值观，但其终将被大都市的汹涌人潮与新陈代谢所洗刷。

1945-1948，担任自由法国驻美使馆文化参赞，这期间认识了雅可布森，并从他那里得到了结构主义的启发。

学术著作中的诗意和忧郁的美感收到了超现实主义者将游荡作为艺术态度的影响。

结构主义强调无意识，排除历史政治因素的影响，寻找文化中的不变因素，从而对纳粹的人类优劣学提出了学术上的批判。

【公共知识分子】

为政府机构提供咨询，让学者的写作风格有所转化，变得更为简洁易懂，从而促进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壮大。

【V】

作为胜利符号，最早来源于1941年1月14日的BBC广播节目，却在法国沦陷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

【EX-】

往返于欧美大陆之间的许多轮船都有“EX-”的前缀，流亡的气氛十分浓厚。

【萨特】

萨特的存在主义，在大多思想正统的美国人看来，实在是有些病态和放肆。

【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都有一通文化艺术乃至政治领域的野心，都认为艺术与生活密不可分，都以一本刊物作为团体结构，只不过前者相对更加紧密。尽管二者的基础截然不同，

但互相竞争在所难免。

超现实主义者高谈阔论不务实际的形象，难免让美国舆论把其与法国战败联系起来。

【战后】

美国输出大众文化产品，法国则将其上升为理论知识，再回到美国，就成了令人尊敬的高雅艺术品。

战后的法国，原有的精英阶层因支持维希政府而名誉扫地，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由此崛起，大量吸收美国的大众文化。

《流亡的巴黎》读后感(四)：《流亡的巴黎》：法国人在纽约

尽管我很乐意，但还是没有采用诸如“流亡”等更为醒目的文字标题，这并不仅仅是出于同义重复的考虑，更多是我想表明一种态度，一种对“流亡”这个词汇谨慎而警惕的态度，即在现代世界里，流亡的可能性已逐渐萎缩。从这个词汇的根源意义上来说，流亡最初的原因大都是政治上的受难，非政治流亡的历史算起来非常短暂。现代世界中并非没有政治压迫和驱逐，但即使具有这种政治上受难的条件，随着迅捷的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发达，流亡的地缘政治因素和话语情境都没有形成疏离性诱因，流亡所导致的乡愁也变得微乎其微。至于非政治性的流亡，即现今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颇为流行的“精神上的流亡”，脱离了政治受难的语境，面目难辨，我怀疑它更多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故作姿态。

当然，区分是不是真正的“精神上的流亡”状态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不存在政治上受难，但他依然处在一种流亡的状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卡夫卡和贝克特。对这些作家来说，他们虽然没有被政治所放逐，但却被生活本身所放逐，这是一种比政治受难更加难以体验的悲惨的疏离性状态。在《流亡的巴黎》一书中，作者艾曼纽•卢瓦耶还提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他的情况更为复杂。首先是因为阿多诺的部分犹太人背景，在纳粹上台后，逼不得已远离德国踏上流亡之路，这是他的政治诱因。但当他在美国生活期间，因为文化背景上差异，让他对美国文化的低俗和平庸深恶痛绝，这种格格不入的状态又有被生活本身所放逐的意味。阿多诺的这个例子在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中特意作为知识分子流亡的典型被提及。而且卢瓦耶和萨义德不约而同的都在各自的文字中提到了阿多诺的那本《道德的底线》作为流亡精神的最佳诠释。萨义德提到其中的一个“完美地掌握了流亡者的意义”的片段：“严格来说，在当今居住是不可能的。我们以往成长传统居所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每一个舒适的特点都以背叛知识为代价，每一个庇护的遗迹都以家庭利益陈腐契约为代价”，而在生活之外涉及知识分子的写作时，阿多诺说“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了居住之地”。“阿多诺把知识分子再现为永恒的流亡者”，萨义德这样总结说。

但从实际来说，流亡则是一种远比知识分子笔下描述更加复杂的情境，至少卢瓦耶在《流亡的巴黎》一书中所传递给我的信息是如此。因为在现今世界种流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流亡状态又没有更加清晰的梳理认识，才让我们对流亡的认识如此盲目和乐观，仿佛这个词汇释放出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创作的原动力，一种流亡的乐趣，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一种更为雅致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正因为如此，当今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摆出一种“自我放逐”姿态的人越来越多？

卢瓦耶描述的是二战期间，在1940年到1944年之间，一大批法国作家和艺术家离开沦陷的法国，前往自由世界的文化之都纽约避难的历史。这个流亡知识分子群体的独特性在于，他们是法国知识分子，他们的行为都会被打上独特的法兰西文化的印记。在璀璨的法兰西文化中，流亡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负面的评价存在，介于出逃与背叛之间。在卢瓦耶的分析中，这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一种建立在地权基础上的民族感，人民、民族的概念完全与国家领土融为一体，理论上承认每个人都是国家公民。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流亡成为了一种不够爱国的表现，甚至成为反革命的同义词，尤其在1940年代，法国沦陷，更需要一种民众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来维护法兰西文化和国家尊严，这个时刻知识分子群体的流亡被蒙上的背弃祖国的阴影。尽管在随后的流亡岁月中，有很多学者比如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和戴高乐将军等都认为这种逃亡不但不是背叛反而维系了法兰西文化在另一个国度中的传承，保存了法国的实力，是爱国的一种表现。但对于那些留在国内加入抵抗运动组织的人来说，流亡在外的法国知识分子产生的不仅仅是一种乡愁，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负疚和罪恶感。这方面的代表是哲学家西蒙娜•薇依，她因为没有遭受到其他人的苦难而感到万分自责。在纽约生活对她来说无比的痛苦，那种流亡等于背叛的固执念头一直折磨着她。她后来的悲剧结局已被我们熟知，在伦敦生活期间严格按照国内敌占区的同胞们的食物配给量领取食品，以此来分担生活在法国本土的人们所经受的磨难，最后死于饥饿。

薇依的例子算是一个极端典型，她凸显了当时流亡在外的法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焦灼和无力状态。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宁愿选择做更多的工作服务于远方的法兰西。这是法国知识分子的独特性所在，与德国流亡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绪并没有随着远离祖国而淡化，反而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他们的法兰西特性。这也是为何在二战后，大多数流亡在外的知识分子都选择了返回法国，而那些德国知识分子则大都选择在美国定居，融入新的生活。当然，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具有道德批判的意义，只是源自各自不同的文化特性而已。但颇为吊诡的是，选择返回的知识分子他们发现已经不能融入到战后的法国了。萨特曾在战后发表文章指责那些流亡者在战后才出现在自己的国家，窃取了革命果实，因此他们应该“加倍的负罪”。类似这种道德的上的指责让流亡者如锋芒在背，那种刚到纽约时的格格不入的状态仿佛又出现了，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是在自己的国家和土地上。他们不得不进行一次更加隐秘的流亡，在自己的生活中，维持一种缺席的在场或者在场的缺席，一种真正的精神上的流亡状态：流亡从而成为了他们生活的隐喻。

思郁

2009-6-18书

流亡的巴黎：二战时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法】艾曼纽•卢瓦耶著，张文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