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是一本由周非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215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012-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读后感(一)：文史知识，尚欠火候

随看随录，逐步添加，编辑也有责任，但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作者。

一、P45，主父偃复姓主父，书中把他说成单姓“主”。就象东方朔误认为单姓“东”一样，“方朔偷桃”便是一例。

二、P50，科举只考四书问题。已经有人论述过，是考虑清贫之士也有参与的机会，扩大录取的范围。古时书贵，若要博览群书才能参加科举，则只有富家子才有机会了。

三、P54，阮籍青眼，现有“青睐”说，史称“青白眼”，书中写成“清白眼”，差之千里矣！

四、P55，引用《道德经》第一章，中间有跳句。在同一引号中，没有省略号，故认定。

五、P127，引《岳阳楼记》：“吾观……”，查原文，应为“予观夫巴陵胜状……”

六、P130，作者指“百无一用是书生”为唐人语，但能找到的是清时黄景仁《杂感》：“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七、P135，引白居易诗“天阴晚欲雪，能饮一杯无？”，记得小时的表述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八、P150，将“可流涕者二”中的“流涕”解释成“流鼻涕”，绝的！

《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读后感(二)：在沉默中灭亡

为什么会发生知识分子的沦亡？作者叙述了从先秦到明清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变化，叙述多于分析，虽然如此，但仍旧不失为一条非常好的思路，发人深省。 作者给出一个坐标——先秦的士，这时候的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与责任心，然而这个时期却发生了士阶层向策士的转向，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沦亡，以纵横家为代表的一批士人追求功名富贵而忘记道义。但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实际上，在不断走向集权的环境里哪有知识分子的容身之处，沉默至少能活下去，沦亡也就成为必然。 与“轴心时代”同时期的古希腊比较后不难发现，雅典属民主政治，文人在公开场合展开论辩，公民依照自己对论辩者的言论支持其中一方意见，在此基础上公开决定自己的国家政治。 先秦时代的中国，文人虽然有齐国稷下这样一个论辩的场所，但也仅限于论辩。士阶层尽管受到诸侯的礼遇，但士发表言论的对象主要是君主，而非公民，所谓诸子百家的大作大都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读物。庄子早就看透，所以尽管楚王重金礼聘，衣食无着的他爱答不理。陶潜终究领悟，所以宁肯自己拿起锄头都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只不过春秋战国诸侯林立，士的意见楚国不采纳可以去齐国，齐国不采纳可以去秦国，……。一旦定于一尊也就只能向统一之后的帝王献策。谭嗣同早就揭穿了古代中国的实情，两千年之学荀学也，两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谓的儒家思想为主不过是儒表法里的假象，法家思想只为人君一人服务。 此后两千年知识分子的沦亡，不过是在集权这一模式下发酵的结果。虽然只为帝王服务，但起初的知识分子仍不失独立人格，君不见汉代朝臣自称为臣，唐朝宰相与君王坐而论道，甚至直言进谏，宋代大夫即使冒犯皇帝也不至身首异处。但随着这套模式的发酵，到了清朝时期就真的伴君如伴虎，士大夫却跪在地上自称奴才，不敢冒犯天威。 纵观两千年来的儒家知识分子，都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所谓心怀天下实际上是服务于帝王之家，因为古代中国政治就是家天下的模式。所以要实现如此抱负，除了学而优则仕、服务帝王家也别无他法。倒是道家人物能够逍遥世外保持独立，但这样的士人又能有几个，有的嘴里喊着自在，心里却还惦记着庙堂，实在可悲。

《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读后感(三)：知识分子是一个什么样的阶层？

作者在本书的序言中阐述了什么是知识分子，指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

从责任的角度来讲，世间有许多违反知识的因素，要而言之，有五种：、1、人类过度的欲望；2、统治者的自私；3、生产资料占有者对利益无止境的追求；4、世俗享受者一味追求感官刺激；5、消极者对生命无视。 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批判，同时要建设。铺设人鱼大自然和谐发展的康庄大道，2、创立人间治理的民主方式，3、建立实现财富增长的合法方式，4、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娱乐享受，5、尊重个人爱护生命的信仰。

评判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要看他探索知识的程度和对人类发展的价值、承载知识的广度和厚度、传播知识的受众面和受众的接受程度、运用知识的深度和效果、捍卫知识的态度和能力。其中，探索知识以独创性最重要。承载知识以建立知识体系最为重要。传播知识以影响力最重要。运用知识以对文明进步和人类幸福的贡献最重要。捍卫知识以是否具有独立的品格最重要。

作者的论述从远古的“盘古开天”文明开始，分别把石器时代的女娲，解决安居的有巢氏，钻木取火的燧人氏，画阴阳八卦的伏羲，农耕文明的神农，青铜时代的蚩尤，创立制度的轩辕黄帝，靠道德感召的尧帝，善于组织管理的舜（其中有描述起居住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及真正意义上创立国家的“大禹”分别作为人类十个进步的阶梯，这些人都被作者称为是英雄级的“大知识分子”。不管是否神话，都很明显的能够看出来这个知识分子阶层其实就是最高的统治者，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他们都是合二为一的。接下来的论述里，作者把夏商周三个朝代比为知识分子的乐园，所谓的乐园就是只知识分子都挤进了王官的序列。而一旦从王官位置上被排挤，被淘汰开始以后，诸子百家变进入了失乐园。

诸子百家时代，是中国文化的文明轴心时代。不但蜂起了有独立精神的芸芸诸子，而且出现了有自由思想的百家争鸣。从战国开始，知识分子便开始了逐步的蜕变和沦亡。由居于士农工商首位的士，逐步蜕变成策士、谋士、进士，其中进士以隋朝发明科举制为标志，从此，士便已经彻底沦亡了，已经只能局限于读圣贤书，谋功名事了。

隋朝以降，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外乎在功名和自由之间进行挣扎，独立精神不断萎缩，直至不见踪影。有痛苦的李白，有固执的严子陵，有迷途知返的陶渊明，有怎么也不肯离开官场的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全才苏东坡，有自我麻痹的柳永，有不得其门而入，自甘堕落的唐伯虎。直至到了幅员3300万平方公里的元代，因为蒙古人不懂得意识形态的专制，才出了如百科全书似的许衡，科学家郭守敬，伟大的关汉卿。按照作者的说法，这个时代或许也算是一个短暂的中兴吧？明朝以八股文为标志，清朝以文字狱和四库全书为标志，知识分子的沦亡加速前进，直到等到1840年外国人来侵略我们，才发现我们不光是在坚船利炮，还是在政治制度，或是在文化方面都不如别人。仍然士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年少时系统学习了传统文化，青年时通过赴日或者是欧美西方国家学习了西方科学哲学的精英，站出来引领这个民族向前走，有提“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有提“全盘西化”的，有提“全面现代化”的。但是没有一个不主张向西方学习。包括否定全盘西化的，仍然义无反顾地选者了来自德国的主义。但所有这些挣扎在功名和自由之间得知识分子，都不能完全说是一个独立的阶层。

沉沦意味着新生，当代知识分子站在先哲的肩上，应该给出更佳满意的答案。我想，要新生，还是得按照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把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模糊，融合到代表中，才能够真正实现复兴吧？

如此，则中国幸甚，中国人幸甚。

《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读后感(四)：士人因何而沦落

本书副题《在功名和自由之间的挣扎与抗争》，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1月版。出版人贺雄飞为本书作序，推崇备至。请看下面的文字：

中国许多史学家所谓的“史学”，其实是对中国历史细枝末节的娱乐化演绎，唯独缺少的是独特的史观和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特别视角。周非先生的这本书则不同，他穿行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仿佛一头闯进古董店的公牛，用它尖利的犄角顶撞了传统的堡垒，不仅是对中国历史的另类解剖，也是用理性的光芒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与沉沦，既是一曲悲壮历史的挽歌，也是一首中国知识分子的安魂曲。

在审读这部书稿的时候，我的内心油然而生出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在功名和自由之间的挣扎与抗争》将使作者名垂青史。

这位将“名垂青史”的作者何许人也？本书勒口的介绍极为简略。网上搜索，可以得到这样的资料：

周非（笔名），本名周飞，生长于长江之滨，少年时代爱读书、思考，喜欢写些古典诗词。上大学学的是自然科学，曾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担任芜湖市发改委副主任8年多），现主要从事文化的组织领导工作（担任中共芜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产办主任），安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建有经教育部批准的“周非文化创意工作室”）。自八○年代起，周非将文、史、哲、经与自然科学贯通起来，从研究、梳理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着手，致力于人类问题的研究与思考，自2007年起，先后出版了《拷问历史》（通过对中国历史上被塑成偶像的十二个著名人物的解读，系统批判了传统道德观与价值观）、《非议历史》（创造性地将中国按文化特征分为十个时代，分析了“智谋文化”和“大一统文化”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诸子百家大解读》（重新将诸子百家划分为八大类，并提出我们应该要复兴哪些伟大的思想和精神）、《中国神话的文化密码》（提出复兴中华文化要从复兴中国神话精神开始）和《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等专著。在文学创作上，写有大量诗歌、散文、小说和影视剧本。

出生地和出生时间等要素仍付阙如，检索芜湖宣传网亦如此。看来他是一位在地方工作的行政官员，而不是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专事研究的学者。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学者而兼官员是主流，是绝大多数，专事研究的学者在历史上则极为少见。但当今之世，这一传统早经逆转，官员而能从事学术研究者成了凤毛麟角。作者处一隅之偏，于公务之余，能博览中外典籍，进而进行深入的宏观思考，是难能可贵的。看看他是怎样梳理和论述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的，应该颇有必要。

阅读之后，有如下感受：

一、这本书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宏观扫描之作，然而其结论尚值得推敲。作者固然比较清晰地理出了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蜕变过程，即：从士到策士，再到谋士、进土和名士，而且不仅阐释了知识分子的功能和精神追求，还揭示了他们的痛苦和迷惘，以及在功名和自由之间的挣扎与抗争，并在潇洒之后自甘堕落；同时还揭露了两千多年来，统治者对思想异己的残酷镇压和无情打击，以及通过“焚书坑儒”和“文字狱”，把他们从“百家争鸣”弄到噤若寒蝉，直至彻底沉沦与堕落，大多沉溺于“酒色温柔乡”与“白日梦”，直到由歪门彻底拐入邪道；与此同时，中国的学术思想也一直在衰退，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从儒学到理学，从“格物”到“致良知”，从经世致用到我注六经，再到对经典的舍弃、篡改、伪造和歪曲，不仅没有新思想的影子，连基本的底线都没有守住。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自然是揭示了历史的真实。但按作者的分析和论述，似乎到了清代，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整体沦亡，这一结论恐怕难以服人。因为事实上，直到民国时期，甚至直到1957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中仍有不少勇于担当、敢于直言的杰出之士。只是经过了“反右”和“”，这种传统才被最终彻底扼杀，连“名士”也不复存在了。

二、作者的宏观扫描，特别是对中古以后的扫描，还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指出尽管中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的若干发明创见早于西方，但却没有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元明以来的许多宝贵的创见没有形成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样的有重大历史意义和作用的思想解放运动，乃至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也只不过是对西方文化的“复制”，而没有成为真正的复兴。其原因，既有知识分子本身的历史文化局限，更有社会政治制度的强有力制约。

三、作者对人们一向忽视的元代给与了特殊的观照。认为“这个朝代文化成果最辉煌灿烂”，这个时代具有“空前绝后的开放”，因而形成了“昌盛的文化”，出现了“‘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许衡”、“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和“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关汉卿”，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文化高峰。显然，这是突破了儒家道统的局限，而以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在内的“大文化”概念观察这一段历史得出的结论。与“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历史观迥异其趣。

四、虽然行文中不乏妙语警言，但通览全书，仍时时可以感觉到作者的文史功底明显不足。当然，以作者所涉足的这样一个宏大范围，对所有内容都有精深的研究自不可能。但如果知识储备仅仅是读过若干本通史或通论（当然这是必要的），而没有对涉及的主要著作进行过基本的研究，显然也是不够的。最低标准，对涉及史实的判断不能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之上，而且内在逻辑不应出现抵牾。例如，既然确定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史的坐标点（第一章），就不应把孔子、孟子当时说过的一些夸张语言作为大话、谎话和马屁话，把屈原的《离骚》作为牢骚话来批判，并作为知识分子“沉沦与堕落”的论据来使用（第五章）。何况作者把孟子所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理解为孟子是以“王者”自命（页125），也是违背原义的，因为孟子只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名世者”，他之所以期待“王者”出现，是认为王者要平治天下，就一定会重用他（舍我其谁）。再如，把孔子曾任“中都宰”解释为做“鲁国国都的市长”（页13），纯属望文生义，因为“中都”即现在的汶上县，从来没有做过鲁国国都；又如，把孔子说的“执鞭之士”解释为驾驶员（页122），也很可笑。孔子教学生的六种本领中就包括了“驭”，显然他是不会把驾车作为低级的职业看待的。他所说的“执鞭之士”，其实是市场上的管理员。又如，他把古代的驿站径直称为“邮政所”，把驿丞称作“邮政所长”（页169），也欠妥当。因为驿站是古时专供传递文书者或来往官吏中途住宿、补给、换马的处所，就其功能而言，更接近于当今的政府招待所。此外，不知道主父偃的“主父”是复姓（页45），把孔子办学说成到了将近七十岁时候的事（页64），把督造长城的蒙恬误作“蒙田”（页111），多次把张仪误作“张横”（页40），把章学诚说成“清末明（应为“民”）初”人（页172），把《录鬼簿》的作者钟嗣成说成贾仲明（页191，其实贾仲明只是做了一本《录鬼簿续编》，而关于关汉卿的记载见于钟嗣成《录鬼簿》）等等，都暴露出文史功底的薄弱。

另外，本书印刷校对也颇粗疏，几乎每一页都可以发现错字或漏字，这就不仅是作者的责任了。出版人对此书既如此推许，为什么不加强校对，把这些错误消灭于出版之前呢！此前读过该社出版的书已若干种，大都校对颇精，不知本书何以如此。

但总体以观，这还是一本有较高思想含量的书，至于能否“使作者名垂青史”，似不应过早断言。全书的脉络所反映的历史观，基本上还是九斤老太所谓“一代不如一代”。事实上，我们的古人有见于此者代不乏人，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一再地要“复古”（在某种意义上，“复古”与“复兴”是近义词）。今天人们要致力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也离不开对古代文化的重新梳理和解读。至于能否“复兴”，还先要看看当今的知识分子是怎样一种状态。新文化运动被作者说成是对西方的“复制”，但那时有担当、有建树的士人毕竟不胜枚举；而现在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个不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能保持独立思考的，就笔者所知，不过吴敬琏、茅于轼、资中筠、周有光等数人而已，还都已垂垂老矣。靠那些心态浮躁、热衷名利、只会人云亦云、拍马颂圣的知识分子，“复兴”云云，岂非说梦？也正因如此，周非这样的官员学者才更显可贵，他毕竟在“在其位谋其政”的同时，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思考。

2012年12月2日读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