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读后感精选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是一本由巫鸿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4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读后感(一)：纪念碑性？

还没有细读，不过把好几个门类挑出一些作品来然后放入一个西方的纪念碑性中，我怎么有点感觉像是在逗西方人玩呢？德国人看见中国的塔确实是喜欢喊monumental，monumental，可中国有纪念碑性这个东西么？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读后感(二)：说点题外话

《中国古代艺术和建筑的纪念碑性》读完，最近大英博物馆展出中国古代绘画珍品《女史箴图》，由于平时不展出，大家纷纷在社交软件晒出，结合看完这本书，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果想了解欣赏中国传统或古代艺术，单凭我们感官或者看展览，可能仅仅只能看个“热闹”，中国艺术（古代）不同于西方艺术，有一条清晰路线，艺术品表现方式也更直接，我们的传统艺术更注重叙事性、讲究境界或者类似有点说教意图的玄外之音，国内美术研究生及从业者也感到西方美术史比较容易学习，中国艺术史却更难，一方面我们的艺术史相关著作就很少，凤毛麟角，比如：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另一方面我们顶尖艺术珍品丢失流亡的多，馆藏留下的少，造成解读不连续。最后就是近代美术史方面的学术话语权都是西方的，用油画的美术理论解读中国山水是不合适的。所以这本书虽然也是用“纪念碑性”的西方语境来解读中国古代艺术，但纪念碑性和古代重“礼”的目的性殊途同归，所以这本书史学意义就不容置疑！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读后感(三)：为了忘却而纪念

实体仿佛一直努力地具象化意义的虚无，从建筑、书画、音乐、文学，既有想要昭示的权力，又有想要获取的名望。每个人想要的意义不同，自然就有不同的实体去呈现。这也是本书所阐释的内容之一，如何去读懂古代的语言。

于是，让我们再放飞一下思绪。奢侈而无用的事物总象征着权力，一个人的葬礼总是一群人的狂欢。学生问我为什么很多人的效率并不是那么高？我想除了真正能力不能及的人，还有部分是否也是通过不积极作为，来展现谁来决定如何做事(展现权力);另一方面，网络关于一个人的离去，而呈现出的狂欢势态，或许也是社交的一种。

书中的文字，越往后越显得悲凉。关于送葬的男女，关于正反的文字，关于透明的石头，关于另一个世界的遐想。我们对生死的态度，始终受到轮回的影响，除了共情，还有突破时间的心境，仿佛人人都是一座烂柯山，功名利禄转眼空，繁华和衰败都在一念之间。在此刻又想到《妖猫传》里的花萼相辉楼，充盈情感则熠熠生辉，一旦抽离，又回归断壁残垣。

关于佛与儒的融合，方术与儒的对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冒险家，在书中领悟现世之所以存在的缘由。

文字都是粉饰过的文字，只有木与石沉默不语，用死者的眼光看待生者，用另一个世界的眷念来爱这个世界。

仿佛这一生过了两世，将这短暂化为无穷。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读后感(四)：作为所谓科研作业的读书笔记

巫鸿的《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久负盛名，作者兼具国内外治学经验，又有传统史学、艺术史和人类学研究背景，方能写出这种大气而不落窠臼的作品。大家的书往往语言精准清晰，不会故弄玄虚地卖弄概念或是文采，因此对普通学生来说并没有阅读障碍。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这本书从内容上并没有具体涉及北齐墓葬和建筑艺术，但它的意义在于提供概念性的方法论，教我们从宏观的历史和地域视角来看待北齐墓葬从形制到装饰细节的文化因素。特别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原华夏文化的本初形态和魏晋时期的剧变，从而更好地理解研究涉及的北齐艺术遗迹。

作者首先指出，他的研究摒弃了传统的思路，不把古代遗物按质地分类，而探讨它们之间历史的和概念的联系与互动，同时将质地、形状、装饰和铭文作为礼制艺术的四个基本要素，而不是把形状和装饰作为主要标准。这种思路很有启发性，特别是在后文涉及石制建筑的讨论过程中，更是开拓了艺术史研究的新视野。北齐墓葬也都是石制的，流传至今的文物多是画像石、石棺等。按巫鸿的研究，石材并不是中原华夏地区惯用的材料，虽然中原也有石头，但在建筑上的应用更像是随着佛教一起从西方传过来的：“石头的所有自然属性——坚硬、素朴，尤其是坚实耐久——使其与‘永恒’的概念相连；木头则因其脆弱易损的性质而与‘暂时’的概念相关。从这种差异中产生出两类建筑：木构建筑供生者之用，石质建筑则属于神祗、仙人和死者。石材一方面与死亡有关，另一方面又与不朽和升仙联系。” “在汉代之前，来自东北地区的齐、赵和燕的方士游行各地，广泛传播有关东海中蓬莱仙岛的神话。作为他们频繁活动的一个结果，人们对不死之地的求索也多是指向东方。然而西汉初年到西汉中期的人们开始越来越注意西方。对不死追求中的这一新的焦点与国家的统一，及其随后向西部的扩展密切相关。”我们之前认为石棺这一墓葬形式已经很中原了，但这样说来，使用石材的这种风气在中原存在的时间也并不长；而波斯和粟特贵族都是用石棺葬的，那他们在中原的这种丧俗到底是自己民族的传统还是中土华夏的影响呢？是不是粟特人也因石头的特殊寓意而选择这种墓室建材，希望获得不朽？他们的民族、宗教传统中是怎样看待死亡和来世的？在各种针对性专题研究中，讨论的中心无非是画像石上的祆教神祗和异域风情，但是墓葬所反映的生死观却并未被说破。中原地区身居高位的祆教徒抛弃、或者部分抛弃自己传统的天葬习俗，不使用纳骨瓮这种看似简陋的肉体归宿，而葬在雕刻着宗教画面的石室中，是否也表明他们对死后世界有所期待？而他们生活在中亚地区的祖先是否也有这种期待？对死亡的解释和对死后世界的安排，在我看来是每一种宗教和信仰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之一，也是普通信徒最关心的问题。但在祆教中，这个问题或是被我们忽视，也有可能被整个宗教体系直接略过。在这里，由墓葬所引起的对生死观念的探讨，应当成为对在华胡人群体精神世界考察的一个话题，也应该是当时汉人思想中值得发掘的方面。

另外，石阙这种建筑结构也开始在汉朝之后出现在墓葬中，同样出现在了安阳出土的北齐石棺床组件中。班固在《白虎通》中概括到：“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这是带有权威、礼仪性质的建筑，而且应该来说是绝对本土的产物。为什么一个胡人可以在墓葬中使用？是说明这个胡人的地位极高，还是说明当时礼仪已经不是十分严格，导致阙的使用没有过多规定？在初期的讨论中，我们已经不难发现，这些胡人在北齐王朝中受宠的原因无非是做“恩倖”博得君主一笑，或是作为胡人团体内部的首领，按理说并不足以享有石阙。那么这是否可以说明当时的北齐社会“礼崩乐坏”，处在不同民族、不同阶层杂处的混乱状态之中？而墓葬作为严肃礼仪建筑的威信是否已经下降？所以，尽管我们一再感慨胡人墓葬规模之大、雕刻之精美，也只是在生产力和工艺层面的欣赏，或许并不能从传统意义上解读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实际分量，反而窥伺出这个王朝的“离经叛道”。

除开专项研究之外，这本书带给我的启发与惊喜是难以言喻的。本科三年来，我在无意识间看过许多关于宗教、礼制与国家权力的专著，对于国家权力的形成和维持方式一直有自己的看法。本书中的“纪念碑性”在汉朝之前指的就是国家权威，是需要通过“巫术”——在这里就是中国传统的“礼”——来确立和维持的。最早以礼器用途出现的艺术品就是这种权力的实际载体，其复杂的制作工艺和特殊选材保证其“浪费”并“吞并”生产力，获得“纪念碑性”，其目的并不在于描述客观事物，而是企图构建起人神之间的交通渠道——人神交流的垄断便是王权的形成；后来皇帝的“明堂”建筑作为阴阳五行学说的具象化产物，也是在“礼”的大范围内使皇帝统治保持合法性的工具。以前看的书从制度方面勾勒出了这条逻辑主线，而本书则用实物说明了国家权力的运作和巩固。从汉朝开始，“纪念碑性”从国家、宗族的大范围缩小到个人的局限中，帝王墓葬取代庙堂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政治与宗教礼仪含义大大加重，其设计开始模仿死者生前的居所并勾勒来世或者升仙的场景。这是一个个人意识上升的时代，而这种微妙又精彩的变化，也是过去未曾关注的。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读后感(五)：学术要对话，不要“科索沃” 　作者：黄振萍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9-09-01 08:46:55

《中国古代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美)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68.00元。

自晚清西风东渐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的形式完成了由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转变的近代化过程。之后，中西方学术的交流进程并不顺利，融合与碰撞交错，要使学术达到无古无今、无中无西的境界之路，似乎还很漫长。改变外在形式容易，要实现中西方学术的相互理解与对话却是难上加难，世纪之交的一场学术论争印证了这一点。

这场学术讨论的焦点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于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在随后的3年内，有8篇文章对此书进行讨论，基本上是尖锐批评，甚至批评得体无完肤。所以北大李零教授形象地称之为“学术科索沃”。这次讨论当然不是如同科索沃轰炸那样一方彻底胜利，巫鸿发表了他的答词。抛开具体论争结果，这次论争所反映的意义确实很大，由此可窥见中西学术的现状及走向。可惜那次世纪末的讨论并未有太多中国学者参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语言的障碍，现在中文版的出版无疑会使论争缺席的一方发出更多声音，这是值得期待的。

巫鸿在《中国古代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中抛弃了以往那种以媒材和艺术门类为基础的分类路径，不把美术史分割成若干封闭的单元，试图弥补三代铜器(以及玉器、陶器、漆器等器物)与汉代画像(以墓室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为大宗)之间的断裂，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宏观的历史发展脉络有迹可循。在具体着眼点上，巫鸿选择了从不同种类的礼器和礼制建筑的复杂历史关系中寻找中国古代美术的脉络，特别拈出“纪念碑性”一词作为统率全书的关键。巫鸿将“纪念碑性”视为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三个主要传统(宗庙和礼器、都城和宫殿、墓葬和随葬品)所具有的重要宗教和政治内涵里的核心精神，认为此三者在体现“纪念碑性”上有传承关系，这种传承体系伴随着中国物质文化发展中材料、工具的发展，也通过形制、装饰、铭文的发展最终汇成一个可被定义为“礼器”的宏大、完整的艺术传统。

不过，巫鸿强调他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生造的中文词，因为这个词来自西方的传统。纪念碑(m onu-m ent)是古代西方艺术史的核心：从埃及的金字塔到希腊的雅典卫城，从罗马的万神殿到中世纪教堂，这些体积庞大、集建筑、雕塑和绘画于一身的宗教性和纪念性建构，最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视觉形式的追求和为此付出的代价。这个传统在欧洲美术和知识系统中根深蒂固，大部分西方美术史家都难以想象其它不同的历史逻辑。所以，巫鸿还是遵循这个词的西方传统，认为“能够最直接、最迅速地引导读者反思古代艺术的本质，以及不同艺术传统间的共性和特性”，从而成为本书的主要基础。

巫鸿选用的这个词无疑还是让人觉得不那么“中国化”，不那么能反映中国古代艺术的特殊形态和历史逻辑。这其实是中国学术自近代以来的普遍处境，而巫鸿所遭遇到的，正是中国学术在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尴尬处境和艰难突围。其实，巫鸿在书中的主要分析对象是礼器以及宗庙、都城、墓葬的礼仪性质，也许“礼教性”是个更符合巫鸿原意的词语，正如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断———“礼教构成了中国的一般精神”，鲁迅等五四思想家对民族性的反思也都落脚于传统礼教，礼教所代表的社会生活秩序、礼教所彰显的对社会民众的象征性特点，已经包含了“纪念碑性”所代表的内涵。

尽管巫鸿从西方中心立场出发采用了“纪念碑性”这个词，他还是遭到西方学者的强烈批评，尤其是形式主义美学家的批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贝格利否定青铜器装饰的宗教礼仪功能和象征性，也拒绝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形式演变中的作用。这是一种来源于奥地利形式主义美术史家亨利希·沃尔夫林的思想，认为美术史必须排除对形式以外因素的过多探索，否则就会失去这个学科的纯粹性和必要性，这种“无意义”理论提倡最力的是原哈佛大学美术史系教授罗樾，而贝格利正是罗樾的学生。

西方学者有这种想法一点不奇怪，因为中西方社会历史发展有着非常不一样的脉络，导致中西方考古学也有着不同的源流。中国的考古学，尤其是从商周以降，基本都是历史考古学，而美术史是历史，是在基本历史架构中研究物质性的(或者是带有视觉性遗存的物质性)，所以它与考古学的基础是一致的。正如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序》中说的，现代人不理解古人的思想和文字，是“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现代之深故也”。所以，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理解比如放置在深厚的历史传统中去理解，必须结合美术史、人类学和社会学等进行跨学科解释，这恰恰构成了对西方形式主义美术史学派的重大逆反和挑战。

王国维认为，学无中外，学无古今，学无新旧。的确，人类的思想智慧结晶应该没有那么多的藩篱和桎梏，“南海北海，心同理同”。由巫鸿著作引发的中西方学者的讨论，表明现今中西方学术的沟通和融合还处于非常不够的地步，双方更多地是表达自己的立场，而不是从学理层面的互相吸收和借鉴，正如田晓菲的评论中所指出的，已发表文章中种种有意无意的“误读”，实际上反映了不同作者的自我文化认同。中文世界的学术原创力亟待提高，这样就能从自身的深厚传统中汲取养分，对“世界学术”的贡献也就越大，而西方学术则应抛弃偏见，这已经使他们往往把个别现象本质化，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从而妨碍了学术的进步，延缓了人类共同的“世界学术”的到来。

●延伸阅读

《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下册)，(美)巫鸿著，郑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版，7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