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叙实》读后感100字

《忆往叙实》是一本由李幼蒸著作，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忆往叙实》读后感(一)：我只是知道，这本书不装

看了几个评论，才知道国内这个圈子里都是一些混饭吃的猪猡，学识涵养比不上作者，做泼妇状骂街倒是本能。

为了混饭吃说些违心的话可以理解，但没必要做得太过恶心了吧！

《忆往叙实》读后感(二)：哲学八卦还是治学反思？

抱着看八卦的心态却看到了对于治学态度的严肃反思。

李幼蒸固然有其奇葩之处，执拗，敏感，较真，甚至可以说小心眼爱记仇，做人不留情面，跟谁都处不好关系。

然而却于学林私人恩怨背后牵扯出不少君子不齿的真相。对于李的点名批评大可不必一一坐实，但被批评中的案例却是有代表性的。有的海归文凭是靠翻译国内汉语文献交差而混出来的，有的学者不思进取思维僵化学力衰退自甘堕落成为学院官僚，有的导师和研究生在学术市场机制内互相包庇互相利用，有的研究者靠引进某派思想抢占山头浅尝辄止却从此自命为该领域专家，有的主编利用权力霸占学术资源和成果，有的学阀对于其他研究者如不能为其所用必不使活，有的研究院研究所迷信外国认证把“国学”研究窄化为汉学研究，有的海外学人为迎合“国际主流”把传统学术降格为“中国文化ABC”，更有水货长期坚持翻译加评论的哲学研究方法，或如学会召集人醉翁之意不在推进学术的进步而只在赢得学术社交中的名声，或如部分外国学人对中国学人、港台学人对内地学人根深蒂固的傲慢，国内外各种学术乱像不一而足。

且不论李本人是否对于学术至真至诚（我是不怀疑的），至少就他所表达出来的对于学术，更准确地说，对于真理的敬畏与渴慕相当之高尚。特别是当他直白地表达自己对于新一代年轻学者丧失了对真理的信仰，保有的仅仅是“智性的好奇”这种状态的失望和遗憾时，脑中突然浮现出胡塞尔的白纸黑字：“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

李直言自己曾“崇信胡塞尔”。胡塞尔也曾遭遇《逻辑研究》被同事评议认为“研究水平不达标准”的窘境，也曾承受和自己最为欣赏的学生绝交的痛苦。他致力于恢复柏拉图时代的健康理性，一生面向真理、追逐真理，垂老不渝、至死方休。其执着于真理之心，斗山安仰，堪为后世楷模。

《忆往叙实》读后感(三)：ZT一个人的学术江湖（深圳商报）

叶雷

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缺少学者，但缺少独立学人。独立学人有两个标准，一是始终坚守自己的本性，注意的不是别人心里在想什么，而是自己的内心活动是否纯粹；二是始终坚持学术的“真”，即使这种“真”也仅仅是属于作者自己的，不屈从于“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压力。

李幼蒸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独立学人，他身为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不身居任何科研机构，不谋任何商业利益。李幼蒸先生的经历复杂，在上个世纪“反右”运动中，他选择了大学肄业，埋头于北京图书馆７年遍览社科，直到“”开始后北京图书馆关闭。浩劫动荡的十年，他专注于内心，宁静地居家研习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外语、结构主义、电影、解释学、符号学等。“”结束，他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制度化学术环境中抗争了１６年，最终飘学于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最终找到了仁学和符号学的结合之道。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学术的地方就有学术江湖。李幼蒸先生５０年的学术经历，用回忆性的文字一点点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便是《忆往叙实》一书。就如李先生在序言中说的一样：“个人学术经历中的许多私人性观察和体验，既可以作为学术思想的补充，又可以反映人际关系与学术思想方式的密切关联。”《忆往叙实》再现了李幼蒸先生一个人的学术江湖，我们从中可以管窥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学术江湖。

在李幼蒸先生的学术江湖里，有在图书馆自学结识著名翻译家马元德的故事；有杜任之这样的良师益友，一起重建现代西方哲学，享受“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环境；有与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的恩恩怨怨，在写《忆往叙实》这本书的时候，还不忘和李泽厚先生论争，还要谈自己的孔孟学为心术学；有与现象学家泰迷尼卡交往的回顾，也有在德国努力倡导建设新型汉学研究所失败的记叙……

在《忆往叙实》中，李幼蒸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现实性的问题，即处于目前的社会文化环境，学术是“求胜”还是“求真”，学术发展与知识分子自我批评的问题。确实，在学术商业化的氛围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求胜”为目的，以名利为归趋，走向媒体，炒作自己。这样导致的后果，一方面打压了以“求真”为目的的学者，另一方面是社会性“道德语言”成为一种另类名利工具，混淆了精华与糟粕、高雅与低俗、解读与创新的界限。

《忆往叙实》是回忆性的文字，或者说是传记性的文字，但它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忆录，或者传记。它的文字充满了思想性、学术性、精神性，所以读起来并不轻松。当然，里面并没有什么深奥的词汇，只要转动一下脑子，读下来还是没问题的。也许，我们并不完全认同李幼蒸先生所谓的“仁学”，但透过《忆往叙实》，透过窥见的学术江湖，我们的受益还是颇多的。

《忆往叙实》读后感(四)：满纸皆是烂芝麻

西闪/文

在我看来，回忆录和自传是特别值得怀疑的一类文字。围绕着前者，几乎总会发生旷日持久的口水之争。而所谓自传，里面貌似刀枪剑戟，仔细一看不过是化妆用品。所以我比较欣赏奈保尔的态度，在他的笔下，既有鸡毛蒜皮的家书，也有直言不讳的回忆。更为可贵的是，他对自己的传记作者差不多做到了毫无保留，哪怕别人写出来的传记让他起了找巫医下咒的念头。

基于相似的理由，我比较喜欢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直率而坦诚；比较不喜欢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自恋而傲慢。可当我读到李幼蒸先生的《忆往叙实》时才意识到，自己对待此类作品的评判标准还是过高了。

我是在读《哲学和自然之镜》（理查德•罗蒂著，商务印书馆）时第一次接触到李幼蒸这个名字的——他是该书的译者。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欠缺分析哲学训练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就是正文之前的那一部分，值得相互参详。罗蒂在再版序言中称李幼蒸为“老友”，说他们二人之间的谈话富于启示性，自己受益匪浅。可是“老友”李幼蒸在译者再版前言中却委实不客气，说罗蒂这个“今日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哲学家”（哈罗德•布鲁姆）论断偏颇、自相矛盾。虽然我认为在别人的著作之前添加这种批判性的前言有些不妥，但李先生仍给我这么一个印象：此乃诤友。

如果不读《忆往叙实》，我竟不知李幼蒸先生是符号学方面的专家，更不会了解，所谓“诤友”，李先生却是别有滋味在心头。

在这本“自传性质的回忆文集”中，李先生再次提到了与《哲学和自然之镜》有关之事。经他披露，原来贺麟先生为罗蒂此书所作的中文版序言也是李先生的捉刀之作。在李先生的描述中，事情原是这样的：贺先生曾经邀请罗蒂访华未果，而李先生之后提出的邀请则得到单位许可。贺先生可能将之前的邀请与李先生的邀请混淆了，故对李先生提出“严肃”要求，让自己的一位后辈学人“徐君”参与接待，并与李一起合译《哲学和自然之镜》。理由是徐君已经着手翻译了。李先生自忖贺乃学术委员会主任，“假如”在职称评议会上忽然说出“他（指李先生本人）连大学还没毕业，还是再考验一段时间吧”之类的话，岂不是前景不妙？所以在拒绝合译的前提下，主动提出代贺先生为罗蒂的书拟序的建议，并得到贺先生的应允。

就这件事情李幼蒸先生洋洋洒洒写了不少文字，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想证明中国学界长期存在着不问真才实学，只问知名度和资历的“封建主义传统”，像贺麟那样的老知识分子们大多不懂装懂，“心安理得地借助年轻人发挥余热”。然而荒唐之处在于，我读到的却是一个世故的后辈学人揣度前辈心思，曲意逢迎，自己不思反省，待前辈逝去又出来翻旧账的故事。

《忆往叙实》里当然也少不了“老友”对罗蒂的评价，读来更是令我诧异。李先生自承，罗蒂是他赴美的第一位学术访问邀请人，之后两人联系颇多。罗蒂待李应算不薄，不仅为李落实了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的访问，李访问弗吉尼亚大学期间又邀其住在他家。在伯林国际科学研究院做客座时，罗蒂不忘推荐“老友”，从普林斯顿大学迁往斯坦福大学，他又为李安排访问学者事宜，罗蒂夫人玛丽还多次提出义务为李的英文手稿润色。然而罗蒂所做的这一切显然在李幼蒸先生看来不过是别有所图，是维持彼此间“历史性友谊”的手段。我不知罗蒂若泉下有知，该做何感想？

为何李先生对罗蒂如此不满？待我读到《忆往叙实》的下一章就明白了。原来李本有机会到斯坦福研究所工作，而推荐人里的那位“西方朋友”却采用了“明助暗损”的作法，使得他的项目申请功亏一篑。那位与李先生在学术上渐行渐远的西方朋友是谁呢？李先生没有明说，但并不难猜。问题在于，李先生指责的所谓“明助暗损”的作法是什么呢？原来是“西方朋友”建议斯坦福研究所把李先生申请的“比较伦理学研究项目”转予一个汉学家过目。而众所周知，那些可恶的汉学家是“多么讨厌懂得西方现代理论的中国学者”。

为此时隔多年，李幼蒸先生的怨怼依然郁结于胸。在书中他这么写到：“可抱怨之处在于，他完全可以拒绝担任推荐人。但他接受了，而到时竟然‘顺便’破坏了此事。当然不是说申请失败原因即在于此〔这是无法证明的〕，而是说他的作为证明了他的‘心迹’在于此。”老实说，读到这段话，我有些庆幸自己没有李先生这样的“老友”。

事实上，猜测、猜想、感觉等极为主观的词语在这本名为“叙实”的书中并不少见。而在评判与他人的交往时，李先生不是觉得别人“以……自许”或者“以……自居”，就是感到对方的打压、挖苦和讽刺，这真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态。

不止于此，李幼蒸先生在回忆他要感谢的人时也不乏诛心之论。譬如他讲到了对他多有襄助的华裔哲学家王浩。李先生曾翻译过王浩先生一篇旧文，王先生觉得不满意。李去信讨教，王回信无须改正。李便就此兀自猜测了一通，自觉尴尬，二人就少了来往。后来李到美国，偶遇王浩和一位同行女孩。王向女孩介绍说：“李先生英文非常好。”而李先生的感想竟是：“我听出来，这是挖苦话，原来王浩对我还未‘释怀’，以后我也就想不到再与他联系了。”

本还想就《忆往叙实》中的诸多细节多谈一些，却发现李先生在后记里已将《忆往叙实》定性为“一个‘独立学者’在全球学术强制度化时代，对国际人文学术现状所进行的‘反应’和‘反省’”，将自己在学界遇到的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上升为围绕着真理进行的路线斗争。如此逻辑，我再评论下去不就成心理学的案例了吗？

最后还有一点感想：一定要加强锻炼，争取长寿。这是贺麟先生、罗蒂先生等人的最大失败。相反，像书中形象也甚负面的李泽厚先生，是否如李幼蒸先生所宣称的那样“不懂装懂，利用他人，里外两面”，已是一种“历史的残余”，我看还说不定。因为从《忆往叙实》这类回忆录看得出来，有的人认为，“真相”往往掌握在长寿者手中，谁活得长，谁就是赢家。

不由想起李幼蒸先生应该相当熟悉的伽达默尔。那位活了102岁的德国哲学家也写过一本回忆录，名叫《哲学生涯：我的回顾》。在那本书中，哲学家是一个多么值得尊敬的形象。

《忆往叙实》读后感(五)：zt一个学者与他的时代及同伴(南方都市报)

编者按

在不同的读者眼里，同一部作品会呈现出大异其趣甚至截然相反的面目。著名学者李幼蒸先生的回忆录《忆往叙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下两篇稿子，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解读了这本书，前后参看，别有意味。

看时代 一部特殊的学术史

中国百余年学习西方文化的镜像

在中国大陆的1959年至1977年，有几人能自由读书，而且是读西方现代哲学原著？在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的百年大潮中，有几人真能入乎其内，甚至纵横多个领域，而又能出乎其外，和西方思想家过招，进至于批评？最初在网上看李幼蒸先生的《忆往叙实》片段时，这两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中，不觉欣然而喜。另一方面，我看到了过去之偶像的黄昏，又不禁油然而悲。

李幼蒸这个名字，并不为一般读者所熟悉。但是作为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理查·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通论》等书的中文译者，他在专业学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只是他的这些书似乎属于不同领域，他崇尚跨学科的自由研究，开风气之先却又多年大隐于市，如今虽是国际符号学会副会长，却只是独立学人一个。

这部自传性作品固然不乏朝花夕拾的趣味，但一些章节对贺麟、李泽厚、甘阳、倪梁康、理查·罗蒂、伊格尔斯、陈寅恪、钱穆、傅斯年、牟宗三、余英时、张光直等人或直接或间接地作出批评，有这种必要吗？西学专家，怎么又要提倡孔子的“仁学”，阐发《论语》？更何至于有香港、台湾、华裔汉学的水平皆不足道而未来新学术将发轫于大陆的近乎“非常可怪”之论？

如果把《忆往叙实》看作一部特殊的学术史，不仅仅是个人在特殊时期的学术史，而是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当作中国百余年学习西方文化的一个镜像，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一个侧面以及今后反思的基础，则《忆往叙实》的出版，可当阮元所谓“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之语。

跨学科、跨文化进行研究

李幼蒸先生是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李蒸之子，他的幼年是在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中度过的，青少年时期喜欢看美国电影和西方小说，1957年决意从大学退学，走向哲学。从1959年开始，在北京图书馆自学五门外语，研读西方现代哲学。期间，在家自学。1978年进中国社科院哲学所，1982年后多次出国访问，1994年之后旅居海外。这样的一种成长经历，最为特殊的是在社会运动的时期，居然能持续自学西方现代哲学理论，并在之后迅速和西方现代学术接轨，紧追西方的学术前沿。在大陆的同辈人中，其所经受的磨难，也是绝无仅有。

但是在大陆之外，港台的学术环境应该是相对宽松的，不少人都有机会留学西方。留学者中虽不乏佼佼者，不少人在推进儒家、道家学术国际化方面也很有成绩，可是进入西方现代学术理论前沿的人却似乎并不多。这个现象值得深思。李先生能紧追西方的学术前沿，得益于他早期的学术准备和多种外语的训练，因此在70年代末，他能将解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四个领域作为重点研究领域。这不仅避免了在单个方面追踪西方现代学术的后继乏力；而且因为所究为西方现代学术发展的大本大原，是故在与西方同行切磋时，能不遑多让。

李先生的同辈和民国时期或更早的学人、留学生有一些不同，就是时逢中西方古典学术退潮，而西方的现代思想理论勃兴。留学者如果缺乏宽广的现代思想理论准备，受限于现代学科条分的体制，恐多只能毕其功于一门，不但很难进入西方学术前沿，而且后继乏力。因此反不如作为独立学人的李先生，能够自由介绍、翻译、学习各家学术思想，能够跨学科、跨文化进行研究。

可惜，有李幼蒸先生这样特殊经历的学人太少了。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学者之中，能同时在几个领域紧追西方现代学术思潮的学者也很少。因此，李先生的经历，或许是特殊时代、特别人物的合成结果，难以复制。但是，这个经历可以提醒我们的民族文化政策制定者和有远志的学人，如何让中国的学术水平快速提升。

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

李先生的特殊经历还提醒我们，在中学尤其是传统经史之学方面，海外学者虽多得风气之先，善于借用西方新理论，但是因为新理论本身的脆弱性，并不足以改变研究范式。在解读材料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上，内地研究者的功力要扎实得多。因此，在李先生看来，要让中国学术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就必须以沉淀之后的内地学人为本位，中西结合，使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

学术本为天下之公器，苟得人心、事理之所同然，本无所谓中学和西学之分。求真是学术之目的，苟得其真，也无所谓中西之别。然而李幼蒸先生的独特经历使他体察到，学术的求真动机，早已经被学术效果歪曲了，商业化逻辑取代了真理性逻辑，利代替了义。李先生说：“80年代最难以忍受的两种人事经验是：西学青年的普遍私利主义和海外华人的势利主义。其后海外十来年又陷入另一套人事磨擦：我一向视为品位较高的西方学界，原来其自利主义不落人后。”为了安身立命及稻粱之谋，可以选择简易的门径，乃至可以放弃真理，背弃仁义。学界虽然尚有少数有心求道者，却势单力孤，不足以激浊扬清。由此形成的一种奇怪的产业链，就是各学科均大量翻译、学习西方最新的学术理论，不加批判或劝百讽一，孜孜求其于中国之用；却无人愿意顺西方现代学术流变的途径追根溯源预流其中，登堂入室，抄戈执盾，叩问其合理性与适用限度等等。所造成的后果是，西方永远处于话语权之中心，中国永远居于臣仆之地位。

《忆往叙实》是促使作者将传统学术引向心目中的现代化的见证之一，它读起来比学术专著要轻松很多。故此书对学界所可能有的启发效果，恐怕不让于作者的那些学术专著。而突破偶像崇拜，乃至质疑李先生本人的观点，也自然是值得期待的一种效果。

□李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