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方法论读后感100字

《史学方法论》是一本由杜维运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7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史学方法论》读后感(一)：无题

文笔很好，有大家气象，既有历史哲学诸如历史是什么的探讨，也有历史写作中的具体方法比如人物传记该怎么写。历史哲学部分胜在汇通诸家之说而成完整和谐的一体，历史写作方法胜在解释了很多其他书中提到该怎么做却从不解释合理性的内容，让人有个感性认识。因为参考书目很多英文原著所以正文许多专业词语都会括弧标上英文，读着还能提升一下学术英语呢！

感觉本书中作者对于道德判断在历史中的地位是观点前后矛盾而不成体系的…大概是因为这本书是作者汇集各家观点而写成。并且本书学术性不算太高。

《史学方法论》读后感(二)：新史学与旧史学

作者认为，新史学趋向于分析，而非叙事，其流于专题研究，而时间色彩淡褪。新史学的贡献巨大，但是过度依赖数字表格和理论模型，所写成的作品没有文章风格，缺乏动人情节，难得读者欣赏。

看来好东西也难得十全十美。

新史学与旧史学各有偏向，似乎可以概括出以下这些方面：

旧史学 —— 新史学

精英 ———> 底层

事件 ———> 结构

叙事 ———> 理论

政治 ———> 社会

制度 ———> 文化

还有呢？

《史学方法论》读后感(三)：光芒不见了，历史仍在那里

前两天看了李剑鸣的《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趁热打铁赶紧看了杜老先生的这本书。整部书反映出杜维运先生贯通中西史学的理想，杜先生努力将中西史学家治史的方法，融合在一起，取其长而去其短，择其精而遗其粕。为了达到此追求，杜先生与1962年和1974年两次赴英国剑桥大学，在那里悉力阅读，抛尽尘世所追逐的虚浮，而达到忘我的境界。

读完此书，我感受最深的不是治史的方法，反而是“历史是什么？”历史既不是往事，也不止于是往事的记录，而是历史学家研究往事的成果，认为它是“研究往事的学术”，应该是极为恰当的了。历史研究不是研究过去，而是研究过去所留于现在的痕迹。

有人看历史如高山，其上寒冷而荒凉，史学家的思想在其间所扮演的像一丝闪烁的光芒，光芒不见了，历史仍在那里。

《史学方法论》读后感(四)：“历史解释”和“历史真实”——读杜维运《史学方法论》

大致翻阅了一遍书。作者之名早已如雷贯耳，而且又是哈佛毕业的老先生。只是看完以后，觉得他并没有解决我对“何谓真实的历史”这个问题的疑惑。在我看来，他的论述中，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攻击，或者说，对“历史相对伦”的攻击，其实感觉两者都是有点“鸡同鸭讲”——对所谓的“历史”定义，恐怕两者并没有达成一致，或者说是在一个话语体系中进行争辩的吧。记得以前大一上世界史的老师和我们说“历史存在历史一和历史二——我们永远无限接近于历史一，而无法达到历史二”（她转述一荷兰历史学家的话，具体哪个，我忘了，嘿嘿，原谅我）。我个人的理解是我们的“历史二”就是“历史解释”，“历史解释”是无法真正还原出当时的“历史真实”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倾向“历史相对”，也就是杜先生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说道他介绍的方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创新，以前读黄永年的《古籍文献……》（忘记名字了）里，已经介绍得相当详细了。我想杜先生说得其实都是作为史学研究者基本的共识和职业道德标准吧，如果这些东西需要一再重申，只能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悲哀！

不过，从杜先生详尽的注释和优美流畅的语言，以及半文半白的文体风格上可以看出他所受到的史学训练的影响以及个人的深厚的学术素养。（N多外文学术著作啊～～～）

由于，没有认真仔细地看过，只是大致浏览了下，可能在理解上存在问题。

《史学方法论》读后感(五)：对史学学习的启迪与深思——读杜维运《史学方法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杜维运先生的《史学方法论》一书。此书是杜先生所著《史学方法论》的修订增补本，其中增加了许多近年来的新观点，其书从初版到现在的增补本，影响可谓深远。其著作中所用观点，多进行中西史学家史学理论观点进行比较、批判、吸纳，也可以说本书是了解西方史学流派和理论的一个窗口。

学习一门学科，就要有本门学科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做指导，这样，我们既可吸收前辈人的理论、观点，以指导我们的读书和研究；同时，我们对前辈人的理论、观点中的不足之处有一个认识，可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避免犯类似的错误。尤其是历史学科，更是需要有一个指导方法或理论。而杜维运先生的《史学方法论》，可谓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对初学者和做研究的历史人员来说，是很好的一部书。

一、 在史料方面

在史料方面，作者在书中提到如何做“札记”、做“卡片”、做“长编”、做“同源史料的比较”[1]以及如何做“异源史料的比较”。让读者深深的感到：治学一定要严谨，一定要对史料追根溯源，才能从异同中发现历史的真或者说是较为接近历史的真。作者对待史料的态度，也值得我们学习，读《新唐书》、《五代史》、《元史》，应结合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汪辉祖的《元史本证》来研究。作者对历史事件不盲从的态度，也值得我们思考。比如一些历史事实“讳之于本纪，而散见其事于列传…”[2]作者举例道，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一般史书记和后世史家都认为是赵匡胤的部下所为，但细考《宋史》，作者发现，在赵母，既太后的记载中，太后闻其儿黄袍加身，脱口而出“吾儿素有大志”，一句得意忘形的话，被杜维运先生从中提出并加以比较，得出：“陈桥驿兵变是计划中之事”。从中我们可以学到如何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而甄别史料，如何接近历史之真。也能看出，面对权威观点，我们应大胆的质疑，小心的求证，以期解读真实的历史。同时，在对待史料方面，作者介绍了归纳法，比较法，综合法等等。并举出大量例证以说明该方法的可行性，值得我们应用。比如“就文献中所出现的形容词，动词以探讨历史人物的个性与发掘时代的精神与思潮，是所谓内容分析法。”[3]“研究个别人物以外，进一步搜集某一时代某些代表人物的作品，加以内容分析,或有可能窥见某一时代的时代精神与思潮，这是内容分析方法更广的层面。”[4]作者如此细致的解释，使我们看了之后一目了然，顿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在对待史料方面，作者还着重阐述了什么是直接和间接史料。“…直接史料最高的一种境界，是当事人直接的观察与直接的回忆，这也是伯恩海姆对直接史料所下的定义，实际上这类史料不常见；其次是指一切与事件有直接关系的史料，无论遗物或记载；同时人第三者的记载，是最低限度的一种直接史料；同时，直接史料必须是第一手的史料，或原手的史料，而不是第二手的史料，或转手的史料，史料一经转钞或编纂，即成为转手的或第二手的，就性质上讲，即降为间接史料，而非直接史料了。”[5]作者所讲的关于史学方法、史料鉴别等方面的知识，通俗易懂，不枯燥，读后又值得细细品味！明白了文学之士与史学家真是大部一样。也明白了有时增减一字原材料即为造伪学到了如何避免抄袭，怎样运用史料，如何使写史的真实性提高，正如杜先生在《史学方法论》所说：“史学家须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一切史文，必有所本，不能凭虚别构。”另外，我们尽量的采用第一手资料，还由于“第一：以第一手数据进行研究更加符合你研究的来龙去脉； 第二：如果你自己产生这些数据，你将准确的知道这些数据如何产生，是否能产生问题，以及将其编码时的任何小缺点。而查阅采用第二手资料时，你会对某些事情为什么会记录下来没有任何概念，由此，你在分析中依靠自己的理解插入的一些意思会没有正当的理由。第三：如果你正在进行的项目是整个评价工作的一部分，那么，很多记分员就希望尽可能地产生第一手数据。……第二手数据只能作为第一手数据产生的补充或第一手数据无法产生时采用”。[6]一切的史料的引用，都要尽可能的采用第一手数据，文章的观点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当然，我们对某一个人物，某一个事件，某一个地区进行个案研究，并不是单纯的在固定的资料中去查找，而是要多方面，多角度的去考察。比如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地形地理等进行研究，不仅仅从方志书籍去寻找，也可以从“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样的诗句中去发掘。同时，也可以从赞美西北风光的诗句中去了解西北。如纪晓岚、林则徐在发配新疆期间所写的诗文，也反映了西北的民风民俗，地理风貌。再比如，对纪晓岚的研究，不仅可通过其编纂《四库全书》这一方面，也不仅从其被贬到新疆这一事件来评论纪晓岚，还要从其被贬到新疆期间其诗文中所反映出的恬淡态度来考察其性格、品质和为人。

二、 史学写作方面

比如人物传记写作，作者在讲到如何写长传时认为“长传人物所处的时代应作细致的叙述。…写一人而及于无数人，写一事而及于一代大事，人物不虚置，事件不孤立，而传记在史学上的地位乃不可动撼。”[7]这样写传，叙及一个人物，应将其所处时代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加以叙述，并将此人物放置于时代背景中加以认识、论述，才能更加真实生动的展示人物之真。这同时也是评价历史人物所应采取的恰当的方法。作者介绍写传记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如何进行取舍，让我们看到了如何辨别有价值之传记资料与取舍家传碑志，实为做学问之真谛！此方法也可以运用到其他的方面。比如研究某一城镇，也可从中受到启发：如何收集所研究城市的资料，从那些方面加以收集，收集那些材料等。另外，写一篇传记如此之不易，我们在研读传记时，必能从中找出反映时代背景，社会生活，人物精神状态等方面的真史料。因此，写传记者的用心，研究者对传记的留心，才能对某一时代有一个更真切的把握。

写史，更应写“柔美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不尽是战争与阴谋的集合体，而是有各个人群所组成。历史之所以得以传承、延续，无数的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突出对他们这个群体的描写。比如，一部中国史，确实应该是文明发展史，民众社会生活史，文化创造、发展、传承史。应该从一般民众的生活、思想着手，叙述历史的演进。作者提到“人群怎样生活，怎样思想，怎样演进，历史以适当的篇幅介绍，历史的价值，就真可连城了”。[8]是的，我们应在关注政治制度史的同时，多关注这些方面，这也是我们今后应该努力去弥补遗憾的方面。

作者认为，写史，还要注意“史学上的纯真精神”[9]，给我们巨大的震撼。作者的论述打破了我们对以往历史的认识，是的，历史不是一部“成王败寇史”。每一朝代在灭亡之际，有时并不是此时君臣太荒唐腐化，而是大的时代使然，是多年的积弊使然。对这些君臣，后世王朝给的不是客观公正的评价，而是歪曲的，掩盖真相的污蔑性的定论。在其统治期间将这种所谓的“定论”强化、“深入人心”，就是现在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历史，这是不公正的。同时，一般历史认为，时人以死报国是愚忠，这也是不公允的。对以死报国之士是应该肯定其精神的。毕竟一朝代存在数百年之久，虽然其制度等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其对一般民众的思想影响却是深远的，他们对该朝代是有感情的，对入侵者是有恐惧心理的，他们做出以死报国的行为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更不能诬蔑他们“顽固不化”，要历史地、宽恕地看待历史的一切。

三、 史学的功用

作者在历史的功用方面也是非常关注的，并提示我们史学有用，而且是有大功用，关键是看从哪些方面有效的利用史学。比如作者举例说“世界的和平，是人类最大的目标，谋求世界和平的方法非一，而利用历史与史学，不容置疑的是最重要的方法。一部包举四海的世界史，能使全世界人类互相了解，而生存于历史之中；一种超越国界的世界史学，是世界史的指导与灵魂，也是人类产生宽恕思想的媒介”[10]。 是的，对一个国家要有所认识，必先了解其历史的发展进程，认识其文明，才能与之和平共处。而不能采取“从中心论”来撰写历史，应该将世界各国放在一个大的平等的背景之下。坦诚的交流，公正的写出的世界史，才会为各国所认可，才能发挥历史的功用，促进世界和平进程向前发展。历史的功用，更是潜移默化的。

四、 结语

当然，在《史学方法论》一书中，也有其不足之处。作者提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时，其观点认为“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若其小恶对历史发展无甚影响，可尽隐去”。而对于大恶之人，如“写及大奸巨恶，如出卖国家社稷，荼毒生灵之辈，不可也不应该称美其细行”[11]。作者这样的认为有些前后矛盾，这样做反而有违作者所倡导的“历史的真”。况且，作者没有对人物进行定量分析，而是采用的定性的分析法。以其主要方面来评价一个人，尽管有其合理性，但却有以偏概全的思想，这是不正确的。而应该对历史人物采取历史的，客观的，定量的分析法进行评价。另外，本书也没有涉及民族英雄方面的论述，这是不妥当的。当然，作者对历史的功用，史学家所具备的品质等问题有较深入的探讨，每章节都有其特点与长处，读后使人深思，此书确实是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一部优秀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