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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辛与莎士比亚读后感1000字

拉辛与莎士比亚读后感1000字

《拉辛与莎士比亚》是一本由(法)司汤达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页数:27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拉辛与莎士比亚》读后感(一):何以变革?

这几天在翻一本斯汤达写的小册子《拉辛与莎士比亚》,是法国浪漫派发轫时期和古典派论战的檄文。两方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莎士比亚和拉辛,因此小册子的副标题是:1823年的法国戏剧应当遵循谁的道路,是拉辛还是莎士比亚?只看了一小部分,就是浪漫派和法兰西文学院古典派论战的对话部分,不禁感慨良多。

争论的焦点是在今天看来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戏剧创作要不要坚持亚里斯多德的古典三一律?问题是,当双方如此认真地在争论这个问题时,就无法也不应当以轻视的态度对待它,而是要问:古典,守,何以守?变,又何以变?

亚里斯多德为悲剧制定的三一律:时间、地点和情节的整一是为了让观众获得一个对戏剧的“unity”,而这背后则是一个对命运概念的unity,对人与神关系的unity,乃至于对于宇宙观的unity。而19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者不论是否环境已经变迁,仍然死守着这些戒律,是典型的刻舟求剑。莎士比亚的戏剧打碎了完整,到处都是断裂,却真实地面对了问题,试图在新的碎片上建立新的unity。只是这建立已经不是将碎片拼贴起来的整一,而是在碎片间建立起虚线的整一:let it be,let it is what it is。这“一”与“多”之新型的关系,奠定了现代社会之多元与整合的基础。因此这个貌似太过学院派和书呆子气的争论背后是一个整顿现代人心秩序的政治哲学的大命题:如何奠定现代多元秩序之整一基础?或许这才是“和谐社会”最应该研究的哲学基础。

《拉辛与莎士比亚》读后感(二):文学“拿破仑”,“当代”启明星

这本书不是很好读进去。光芒太甚,容易使人晃眼。一晃眼,时代便交叉起来,分不清时代与时代之间模糊而纷繁复杂的交叉。这本书很大程度上照亮了这种“时代的交叉”。

在文学与政治上,文学的服从以及听令主义,就像披在文学身上道具意义的“戏服”。因为拿破仑这个划时代的伟人,司汤达得以解除自己身上的“戏服”。可以说,是伟大的时代创造了拿破仑的伟大,同时这伟大的时代又创造了一个文学上伟大的司汤达。说他是文学“拿破仑”,一点都不过分。

当整个欧洲进入“现代”,并在“现代”中沉沦。司汤达却从中升起。因为误解的阴影,掩盖了司汤达的万丈光芒。这种光芒一直照到“现代”最虚弱的核心部位,并且普光所及于一个干净而纯粹的“当代”。这是司汤达的力量之所以启开19世纪现实主义的原因。而现实主义又披挂上新的“戏衣”,竟然把司汤达看作了一个新的角色叠加另一个新的角色。其实,他是演戏也看戏的人,一旦脱下“戏衣”,他就能以一个“当代人”的身份恢复戏剧的光芒。这种光芒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如此珍贵。

因为法国人1822年对莎士比亚的“捣乱”,才有了司汤达的“拨弄”。这种拨弄,翻搅了更大的面积。所及处,相信拿破仑也会感叹自己有所疏忽却又如此英雄所见略同。这种“拨弄”,带有拿破仑的光辉和威力。似乎是同样的手势。不过,拿破仑沉默一些,而司汤达坦荡一些。这个时代,真是让人羡慕。

即使在今天,司汤达在本书中“拨弄”的地方,以及没有被很好理解的环节,仍然以一种启示之光,照耀着任何一个“新时代”新生时那些羞涩的部位。这片光芒能带来一片清凉的快意,乘着这快意,我们能伸出慈爱的双手,亲自捧起一个“新生儿”。这个时候,司汤达笑了。

司汤达的“笑”,一种被误解而仍然发射光芒的笑。按司汤达的意思,是一种对优越性的感受。可以说,在任何时代,司汤达都是优越的。所以,司汤达的“笑”,是横空掠过任何时代的“优越”,是任何时代质地最精良的“笑”……

司汤达是任何时代的“宝藏”。对司汤达的“掘宝”,是任何时代基本而持久的动作与手势,这种行动,在任何时代都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甚至于仿佛只能出现一个“拿破仑”才能完成……而我们看到,任何时代都在积聚这一力量,呼唤这一力量,以完成一个文学“拿破仑”的启明星所当空照耀的“当代”……

2009.4.20

《拉辛与莎士比亚》读后感(三):用浪漫主义来碰碰古典主义的习惯

原载:中华读书报

http://www.gmw.cn/content/2006-10/27/content_498827.htm

发表时略有改动,这里是原稿。

一八二二年七、八月间,英国潘莱(Penley)剧团到巴黎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巴黎观众对此表现异常激烈:“在开演之前就已经嘘声哄叫、大喝倒彩,舞台上的表演连一个字也听不出了。英国演员一出场,他们就攻之以苹果和鸡蛋;不时叫喊:讲法语!”

结果演出不得不停止。显然,巴黎人并不欢迎莎士比亚。

巴黎人,这是怎么了?有什么理由非要拒绝莎士比亚呢?

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直截了当告诉你:他们太习惯了古典主义了,看不惯浪漫主义的莎士比亚。

所以,莎士比亚一出现,就把法国古典派的习惯给触痛了。

古典派认为,戏剧一定要遵循“地点整一律和时间整一律”:悲剧表现行动必须限制在二十四小时或者三十六小时之内,场景的地点不许变换。由此,法国人才认为“法国戏剧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而且是唯一合乎理性的”。

然而,在一场戏剧中,“三一律”并不是非遵守不可。从莎士比亚的剧作以及法国作家的浪漫主义作品来看,司汤达认为,戏剧的优劣与否,全在于它能否使人沉浸于“完全幻想的美妙时刻”。“完全幻想的美妙时刻”实际上就是看戏时的一种忘我状态,在这一状态中,全身心地投入到戏剧所呈现的世界中,相信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着的。如果一部戏剧能够出色地做到这一点,那么,即便它不遵照“三一律”,也是好戏。“完全幻想的这些短促的瞬间,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比在拉辛的悲剧中遇到的机会更多。”在完全幻想的瞬间之中,“观众的心灵展放开来”,心灵才真正得到了艺术的真正滋养。

古典派还认为,戏剧必须是由亚历山大诗体写就的。司汤达则反驳,倘若如此,戏剧给人带来的愉快仅仅是欣赏史诗的愉快,而不是欣赏戏剧的愉快。

尽管如此,习惯总是根深蒂固的,要摆脱习惯的形式所带来的习惯的愉快,必须求诸于己,深入体会自己的心灵所需。所谓:对聪明人无需多言。因此,司汤达寄希望于年轻人:“他们的心灵对强烈印象具有感受力,戏剧欣赏的愉快会使他们抛开虚荣。”

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二部分的献词也表明了这一点。

老人:“让我们继续下去吧。”

青年:“让我们检查一切。”

十九世纪就是如此。

那么,十九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习惯究竟有多么不可克服呢?

在司汤达看来,这一习惯仅仅是出于“判断一切”的“癖好”:

我到圣雅克路和奥代翁路的文学阅览室,去要了一份阅读最多的图书的书目,原来读者读的最多的不是拉辛、莫里哀、《堂吉诃德》等等,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每年也不过借阅三四本,阅读最多的是拉哈泼的《文学教程》,足见判断一切的癖好在我们民族性格中是何等根深蒂固,足见我们战战兢兢的虚荣心多么需要把现成的观念充塞到谈话中去。

这种“判断一切”的“癖好”意味着,人们不是去“阅读荷马”,而是“重新审定荷马”。尽管,“我们当中没有人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的,认为我们进入的新的生活秩序必然会产生新的文学”,但是,人们把主要精力都给了“判断”,以至于人们无暇重温古典作品,古典主义在他们那里,仅仅是形式上的荣光。

所以,貌似是对古典主义的热爱,实际上是对古典主义形式的盲目推崇,并没有触及到古典主义的精神内核。从根本上来说,古典主义与其所处的特定的时代的精神气质相配,正因为如此,它才有可能凝练为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美学效果。

每个时代都像一片土壤,有其各自的出产,古典主义属于古典时代。

19世纪,“从一七八五年到一八二四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从我们有史两千年以来,在习惯、思想、信仰中,都发生了空前的革命性的急骤变化。”

古典时代过去了,这片土地正要绽放自己花朵,它被称为:浪漫主义。

热爱古典主义决不能作为否认浪漫主义的原因,而提倡浪漫主义也并不是要蔑视古典主义。司汤达用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恺撒的军队曾经攻打我们的先祖高卢人,后来人们发明了大炮的火药,难道因为这个理由恺撒就不是伟大的统帅了吗?我们认为,如果恺撒在世,也许他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军队军队也要有大炮装备。卡谛纳或卢森堡,因为有了炮兵工厂,所以三日之内就把牵制罗马军团达一月之久的一些要塞攻克下来,难道因此人们就可以说卡谛纳或卢森堡是比恺撒更伟大的指挥官?照这样推论下去,弗朗索瓦第一在马利尼央,也许会有人对他说:不要使用你的火炮,恺撒是没有大炮的,难道你自信比恺撒还要本领高强?

所以,司汤达才会断言:

在拉辛看来,悲剧不可能按照另一种方式去写。如果拉辛今天还活着,而且敢于找新规则创作,他肯定写得胜过《伊斐日尼》一百倍。他会使观众泪如泉涌,而不是只引起赞赏敬慕,有点冷冰冰的感情。

进一步来说,作为习惯的古典主义,根本不是真的古典主义。它仅仅表现为舞台上的“优美诗句”与“优美舞步”,及由此而引起的“赞赏敬慕,有点冷冰冰的感情”。通常,为了符合古典主义,一句朴实的话都要用亚历山大诗体表达出来。比如,亨利第四说:我希望我的王国的最穷苦的农民至少在礼拜日能吃到炖鸡。用诗体表达就变成了:

总之我希望:在标志着休息的日子里,

住在贫苦村庄里一位勤劳的主人,

多亏我的善举,在他那不太寒酸的餐桌上,

能陈列几盘专为享乐而设的佳肴。

——《亨利第四之死》,第四幕。

必须强调的是,司汤达批判古典主义者,是为了让人们对古典主义有真正的认识,不是去重新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古典主义,惟其如此,也才能体会到浪漫主义到来的必然性。

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在他们死后一个世纪,不去睁开眼睛看,不去模仿自然,而只知抄袭他们的人,就是古典主义者。

此外,我们从司汤达的讲述中也体会到了古典主义作为形式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的角色。

司汤达曾经三次随拿破仑一世大军南征北战,之后,由与意大利烧炭党人关系密切,不能不说他深谙政治的力量。他知道在共和的理想覆灭之后,古典主义的形式是复辟的波旁王朝最美丽的衣裳。

司汤达告诉我们,“我的朋友中有一位是图书馆馆员,他为不失去他这个职位,只好表态表示拥护古典派思想……”

还有不太妙的“检查制度”:“请看《安达卢西亚的熙德》这个剧本,里面不过是用手杖打了国王几下,于是也不能通过。”

由此,也不难看出法兰西学院“挺身而出”抨击浪漫主义的原因了。“在一个存在着反对派的国土上,法兰西学院在事实上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政府从来不允许属于反对派的具有伟大才能的人士进入学院;可是广大公众是永远固执己见的,公众对于部长所收买的高贵作家们也很不公正,于是,法兰西学院就变成他们的残废军人养老院了。”

所以,巴黎停演莎士比亚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个小小的审美习惯问题,实际上它涵盖了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美学、戏剧等诸多问题。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作为思潮,不是文学的专利,它是各自所代表的时代的全称。

正是在这个理解基础上,司汤达才说:“浪漫主义者决不隐瞒这一事实,即他向巴黎人建议的是世界上最为困难的事情:重新考虑习惯的问题。”不过,司汤达更强调每个人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心灵,让自己的心灵来指引自己。

一本书并不能改变读者的心灵。鹰隼从不飞到草坪上去吃草,欢跃的山羊也不以鲜血为食。至多我只能对鹰隼说:到大山那个地方,那里可能找到肥美的羔羊;我可能对山羊说:这里岩石隙缝里有最好的欧百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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